GQ報道 | 胡波：一個自殺者的傳說
昨晚，第55屆金馬獎將最佳劇情長片、最佳改編劇本授予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導演胡波的母親上台接受了獎盃。執委會主席李安在公布最佳劇情長片獎前說：「我真的很想抱抱這位母親。」
一年前，《大象席地而坐》的導演胡波在北京自縊去世，年僅29歲。《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長片，也成為他最後一部電影。在金馬獎的舞台上，胡波的母親只說了「感謝」，表現得很克制，但他曾經的夥伴，攝影師範超和主演章宇已經哭得難以自止。對於公眾而言，胡波的名字正在變成一種符號，承載著各懷心事的人們的胸中塊壘。
胡波去世後，作者採訪了二十餘人，包括他的父母、朋友、鄰居、同學、師長、劇組同事。斯人已逝，每一個自殺者都會留下秘密與傳說，但他的作品中的熾烈表達，他性格中令人動容的特質，在他短暫一生所面臨的內外困境之外，引得人們時時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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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王磊在家裡做好了飯菜，想叫胡波過來一起吃飯。他們是新認識不久的朋友，是同行，聊天又投契，經常聚在一起。胡波是個單身漢，自己獨住一套兩居室，每天要麼在外面吃飯，要麼叫外賣，冰箱里堆滿了各種速凍食品。自從兩人搬到北京五環外的同一個小區後，王磊就經常叫胡波到家裡吃飯。
微信不回，電話不接，王磊決定去胡波家裡找找看。他有胡波家裡的鑰匙，因為胡波老是忘帶鑰匙，就放了一把備用的在他那裡。推開門，沒有人，家裡也沒有什麼異樣。王磊又給另一個朋友打電話，想問問兩人是不是在一起，他邊說邊往外走，順手推開了樓道里的消防門，看見了掛在那裡的胡波，他對著手機說：「胡波上吊了。」
白色的繩子系在16層通往17層的樓梯扶手上，一直向下垂到通往15層的空間。這棟樓總共18層，一梯兩戶，平時很少有人走樓梯。胡波的對門當時沒住人，王磊過來時還碰到中介帶人去對門看房，但都沒有人發現。王磊馬上報警，警察和救護車趕來後，胡波當場被證實已經去世。
消息很快傳開，不少同學和朋友趕來，警察封鎖了現場，大家都聚集在樓下。屍體被裝進白色袋子拖上車帶走，有人忍不住小聲抽泣，大部分人沉默不語。
胡波死後第二天，FIRST影展發布訃告，向這位年輕的導演表示了哀悼，並說，「警方現場勘驗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隨後，警方出具的屍檢報告證實，胡波的血液中沒有酒精或者藥物。胡波的父母從家鄉濟南趕到北京，拒絕了解剖屍體及進一步檢查的提議。
胡波自殺的消息傳出後，網友們找到了他的個人微博。這是一個只發過132條微博的賬號，大部分留言數量只有個位，但在10月12日之後，首頁的留言數量猛增到4000條，其中一條微博的轉發數量將近1萬次。那是2017年9月3日，胡波寫道：
這一年，出了兩本書，拍了一部藝術片，新寫了一本，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幾個月寫封信過去人回「噁心不噁心」。今天螞蟻微貸都還不上，還不上就借不出。關鍵是周圍人還都覺得你運氣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個朋友喝酒，喝了一個月，他教我呲妞，費老勁了也沒用，某個關鍵時刻從面前橫穿一輛超跑，他說：「開這個就分分鐘的事兒了」。真給力，畢業那年，去接那個狗逼恐怖片拍，現在我也改裝個排氣筒橫穿馬路了。之後的幾年還得攢錢，把自己第一部電影版權買回來，兩輛超跑錢，以拍藝術片的收入來看，不去販毒很難做到。
接下來拍下一個電影，弄下本書，看起來忙得跟曬鹹魚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飯就得在家煮速凍水餃。
之前在南京先鋒書店遇到一個師弟，我說你不要拍電影，也不要寫作，人覺得我在害他。所以為了不害人，我覺得即便想做跟藝術有關的工作，美術和音樂就比較好，起碼能裝點下自己，自我感覺好點兒，哪怕去跳跳舞呢。
當那些人拍著網劇寫著商業片劇本胡吃海喝換車旅遊的時候，走過來說你運氣真好啊真羨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鑿子和斧子。
什麼都不能做，哪兒也去不了，還得收「噁心不噁心」的這種回復。MMP你才噁心呢你個文盲。
一個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著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時。不是因為那會兒「千里之哀」了，是意識到這句話時，一切都已不可改變，早些年即便知道這個道理，也不會信，現在哀也沒雞毛用。三月份在劇組時就聽說了好幾個自殺的，當時還沒覺得什麼，等我自己的電影在半年後沒了才發現，都他媽完了。
人年輕時挺好，什麼都不信，等歲數大了，信什麼都沒用。
留髮之後也開始掉頭髮，同時佛珠子，大金鏈子，茶具，都準備好了，就差一個契機了。
當時，這幾乎是關於胡波本人生活的最豐富的敘述，許多媒體報道的焦點集中在胡波的經濟狀況上，暗示胡波自殺可能是因為不堪忍受「生活困窘」。胡波迅速變成一種符號，承載各懷心事的人們的胸中塊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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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里的馬戲團有一隻大象，它他媽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歡坐那兒，很多人就跑過去，抱著欄杆看，有人扔什麼吃的過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以一個人的獨白開頭，有點沒頭沒腦。這是一個看起來30歲左右的男人，瘦小，留著似乎是九十年代的分頭，嘴裡銜著一顆煙，嘴皮乾裂。他坐在一扇窗前，旁邊躺著一個半裸的女人，但灰暗的畫面和傾斜的角度，讓人感覺不到半點情慾的成分。男人和女人在說話時，眼神完全沒有交流，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自說自話。
女人：「你快滾吧。」
男人：「我晚上再走。」
女人：「不行。」
男人：「為什麼？」
女人：「我得去單位交報告，下午可能要開會。」
男人：「你點煙，有時候會沾上嘴唇的皮，然後煙蒂上會有血，看見了嗎？」
女人：「所以呢？」
男人：「因為你剛才沒給我水啊。」
女人：「我真得走了。」
電影並沒有交待兩人對話的來由，導演也不急於向觀眾解釋，兩人發生了什麼。胡波把鏡頭推進，臉部特寫佔據了畫面的大部，他用這種方式讓觀眾直接體會人物的心理。荒蕪的世界，冷漠的人們，理解難以達成，這種氣質在影片里一以貫之。
男人名叫於城，他和自己哥們的女人上床，被發現後哥們跳樓自殺。但在由他主導的偷情故事中，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意，他甚至都不願意和女人一起收拾殘局。到此為止，他似乎什麼都不在乎，什麼都不害怕，一個無名之輩，身處無名之地。但在之後，正是由他串聯起三個人發生在一天之中的「失去」和「逃離」的故事。
韋布，高中生，他的好朋友被污衊偷了校霸的手機，韋布為好友出頭卻不小心把校霸推下樓梯，讓人受了重傷，隨時可能死去。在眾人的圍追堵截中，韋布逃離了學校。
黃玲，韋布喜歡的女孩，她和酗酒的母親生活，在學校，她和教導主任有一場秘密的師生戀情。但她無法從任何一個人身上獲得慰藉，戀情變成了眾所周知的醜聞，這個城市沒有了她的容身之處。
老金，韋布的鄰居，他蝸居在自家的陽台上，女兒女婿以買學區房為由，想要把他送到養老院。陪伴他的只有一條老狗。老金和追堵韋布的混混發生爭執，膽小怕事的女婿把老人關在門外，老金只能去漫遊。
一連串的生活瑣事，讓三個人都變成了各自生活中的局外人，他們只好逃離。在逃離的一天中，他們一直在失去。
韋布回家準備逃亡時，發現自己積攢的壓歲錢被賦閑在家的父親拿去。他想去找奶奶躲一躲，卻發現奶奶已經在家裡獨自死去。為了湊夠車費，他把自己心愛的球杆押給了老金，隨後又親眼撞見了黃玲和教導主任在一起。他不滿朋友被污衊偷手機才打傷了校霸，後來朋友卻承認自己確實偷了手機。就連他好不容易湊夠的車費，也被換成了票販子手裡的一張假票。
黃玲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迅速傳播開來的醜聞，她的母親仍舊只會謾罵，戀人為求自保獨自離去。面對找上門來的教導主任的老婆，她無所適從，離家出走。
老金被家人關在門外，陪伴他的老狗被另一隻狗咬死了。老金找到那隻狗的主人，卻被他們當成訛錢的羞辱一番。
在這一天的末尾，三個局外人終於登上了開往滿洲里的大巴，他們想去看看，那頭席地而坐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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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節剛過，胡波帶著劇組一行人到達河北井陘，簡單的開機儀式過後，就開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攝。
井陘位於河北省西部，與山西相鄰，這裡曾經遍布大大小小的煤礦，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煤都」。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煤礦資源逐漸枯竭，遺留下很多塌陷的土地和開裂的房屋。胡波選中井陘，還因為這裡的霧霾，冬季尤其嚴重，天總是灰濛濛的。胡波心目中的《大象》，就是那樣的色調。
但劇組抵達後，井陘的空氣質量明顯好轉，每天都是大晴天。為了捕捉想要的色彩，胡波只能搶拍。早上5點多起來，拍到太陽出來之前，然後下午3點多再出工，拍到黃昏，只有這兩個時段的光線是晦暗的。
劇組工作人員告訴我，製片方冬春影業給的拍攝時間總共只有30天，後來又減到了25天。時間緊急，胡波還決定全部用長鏡頭完成拍攝，更不容許出錯，胡波就利用白天的時間反覆排練。等到開拍時，他總是緊緊跟在監視器後面，經常一路小跑，這樣發現錯誤才能及時更正。
和他對光線的要求一樣，胡波希望演員的表演也沒有任何「色彩」。影片中，於城的朋友跳樓自殺，朋友的母親趕來事發現場，站在樓下抬頭看自己的兒子一躍而下的陽台。劇本里，母親當時只有一句台詞，三個字：「太高了。」一開始，演員說這句台詞時帶著哭腔，被胡波糾正了好多次，他要演員沒有任何情緒地說出來。胡波說：小貓小狗死了，你會這麼難過，但是人死了你不要那樣說。
這是胡波第一次做長片導演，劇組成員也多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拍攝時總會遇到問題。
有一場關鍵的戲，原本應該在井陘火車站拍，但被火車站管理人員制止了。這場戲既不可能刪，也不可能改，胡波就帶上劇組成員，跑到石家莊火車站去偷拍。他們把攝影機裝在包里，跟在演員後面，不光拍下了演員的規定動作，還拍下了演員與現場售票員的真實對話。這種操作其實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所幸胡波成功了。
更大的困難來自胡波和製片人劉璇的博弈。採訪中，我得到一份標題為「青年導演的死亡」的文檔，是胡波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世後，從他的電腦里找到的，寫作日期不詳。胡波在裡面提到說：
開機後，公司對我的拍攝方式進行嚴重干擾，每日監視我所拍攝的素材，並通過威脅「隨時都可以換導演」來讓我妥協（一般其他電影製作的情況是，只要按時沒有差錯的完成，公司就不會提出意見，現場事情繁雜壓力巨大），我均沒有聽取他們的建議，最初靠造假場記單來掩蓋，他們發現已經在一周以後，換導演會影響製作，所以作罷。
拍攝第四天因為受到大雪天氣影響了工作進度，公司不問前因後果以「每天拍不完該拍的就換導演」威脅我。並在後續製作中與製片主任一起多次矇騙我「場景有問題了不讓拍了」，我均是在滯後幾日才知道是為了省錢。
拍攝到中後期，製片人又突然來到劇組，對拍攝計劃指手畫腳，嚴重影響劇組工作節奏，其認為我制定了不合理的拍攝日程，但當時我已經在規定日期內完成了百分之八十電影內容。
2017年3月14日，《大象席地而坐》順利殺青。接著就進入後期製作階段，剪輯、調色、配樂，一切順利的話，胡波馬上就將擁有自己真正的處女作。
胡波很快就完成了剪輯，對於他來說，這不是難事。早在開拍前，他就打定主意，《大象席地而坐》將是一部全部由長鏡頭連綴而成的影片。一場戲一個長鏡頭，只要長鏡頭拍好，把素材放在剪輯台上搭好就是全片了。
《大象席地而坐》的監製王小帥，是屢獲國際電影節肯定的著名導演，也是最早發現胡波的才華並支持他拍攝自己作品的人之一。在他為胡波的小說集《大裂》撰寫的序言中，王小帥這樣寫道：
然而年輕也是一把雙刃劍，刺向這個世界的時候也容易暴露自己的軟肋……劍的一面是未被污染的想像力在年輕的血液里馳騁，荷爾蒙和精液的味道又濃又足……就像一個年輕人夜夜勃起的生殖器，隨時都興緻勃勃。劍的另一面也正像這隻隨時都興緻勃勃的生殖器，充滿了驕傲的生命力卻一時找不到格鬥的對象，所以有時候他要自己解決它。
不同的採訪對象向我證實，《大象席地而坐》從搭建劇組到敲定場地，都得到了王小帥不少的支持。他認為，胡波計劃用長鏡頭拍攝全片的做法風險太大，對於一個沒有任何長片經驗的年輕導演尤其如此。看到胡波仍然堅持，王小帥又提出，至少要增加一個備選的常規機位，以防萬一。等到電影開拍後，這個保障方案也迅速被胡波放棄了。為了趕進度，胡波決定調動劇組一切資源，拍出他想要的《大象》，沒有備選，也沒有退路。
「剪完了」，只用了十來天的時間，胡波就宣布。王小帥和妻子劉璇興緻勃勃地去看，看完後，他們告訴胡波，根本不行，必須重新剪。
胡波覺得為難，但還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重新剪輯出一個約2小時的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劇本設定的發生在從早到晚一天中的故事沒有了，胡波珍視的長鏡頭被剪碎後重新拼接。冬春影業的一位前員工回憶說，王小帥和劉璇看過2小時的版本後，覺得「終於有樣子了」，讓胡波按照這個思路繼續完成剪輯。就在這個時候，胡波不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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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時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被王小帥和劉璇否定後，胡波自己也對影片的質量產生了懷疑。他還是不甘心，於是將影片寄給一部分專業人士觀看，想要聽聽他們的意見，其中就有廖慶松。
廖慶松，人稱廖桑，台灣著名剪輯師，和侯孝賢長期保持合作關係，近年頗受好評的《踏血尋梅》、《八月》、《二十二》等影片的剪輯工作都出自他手。
2014年，胡波到台灣參加金馬電影學院時認識了他。
《大象》劇組的場記瑤瑤說，2017年5月初，胡波交出2小時的剪輯版不久以後，收到了廖慶松的回復。廖慶松對胡波4小時的版本表示讚許，這讓胡波很興奮，一下「證實了他的直覺」。
胡波馬上找到劉璇，提出想要重回4小時的版本。劉璇明確拒絕了胡波的要求，但還是讓他繼續配合完成後期工作。
5月28日，正值端午假期，王小帥、劉璇請大家吃飯，席間胡波又提出了重回4小時版本的請求。王小帥再次拒絕，胡波當場反駁道：你這不就是在干涉我的創作嗎？
劉璇騰地站了起來：你把話說清楚，誰干涉你創作了？你想一想當時你那個項目在FIRST，誰理你？沒有我們理你，你能有今天嗎？！
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回憶說，劉璇「罵了很久很久很久，所有人都驚呆了，王小帥也沒有站出來制止她，胡波也沒有回應，一句話都沒有回應」。 關於這個細節和其他諸多問題，我曾多次聯繫王小帥和劉璇求證，但都沒有得到回復。
端午節的這場飯局，以胡波提前離場告終。那晚過後，胡波跑到冬春影業的辦公室，想把素材偷偷複製出來，但被劉璇發現了。劉璇沒收了胡波的鑰匙，鎖上剪輯房的門，對全公司說：這片子我不做了，如果這個片子入圍任何電影節，我就拒絕，我不去！
胡波開始積極聯繫其他電影公司，希望能找到人把影片從冬春影業手裡買回來。影片的預算是90萬，實際花費73萬，冬春開價350萬，其中「王小帥的監製費就是200萬」。有從業人士對我說，對於王小帥這樣級別的監製而言，200萬元並不算多，但這似乎讓胡波感到難以接受。
我所簽訂的導演合同中，前期製作費為九十萬，整個拍攝過程公司不考慮質量只考慮省錢，導致大量場景和演員不能按照導演要求來選擇，這樣製作成本控制在了七十三萬，依靠損失成片質量莫名省下百分之二十的製作費，這些錢省下來幹嗎了呢？省下的十七萬也沒有用於後期製作。
整個過程我最困惑的一點就是，如果目的是省錢，那八月份為什麼要說服我拒絕另一個公司來這裡拍攝這部電影？不拍不就一分錢不用花嗎？
進入後期階段後，公司不認可我最初的剪輯版本，通過長達半個月的羞辱與打壓，打擊我自信心，之後我用了兩個月時間剪出他們所認可的版本。
在五月底，我將兩個版本對比後認為後者沒有體現我所拍攝電影的本意，向公司提出用最初的版本，但他們不給任何迴旋餘地，拒絕我的要求，同時提出「拿來三百五十萬，你拿走這部電影。」我知道製作費只有七十三萬，詢問「為什麼是三百五十萬？」，他們答覆說「因為監製費和公司運作費用」。（胡波，《青年導演的死亡》）
沒有人願意接盤。半個月後，胡波對一位朋友說，他準備重新找冬春影業溝通：「裝孫子，不然片子就沒了」。他向王小帥和劉璇分別道歉，並表示自己將全力配合完成2小時版本，「唯一的想法是保留一個導演剪輯版」。
王小帥回復說：「如果你以二個小時是為配合我們的話，請你不要配合了，因為我尊重導演，但不尊重一個導演的痴念。你不怕丟人，我還怕呢。」
劉璇回復說：「明天就會給你發律師函。已經一而再再而三了，請你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你自己做事不負責任，恕我們也不能再奉陪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
6月27日，冬春影業向胡波發送違約行為溝通函，「提出損害賠償請求」。幾天後，冬春影業向胡波發送第二次溝通函，直接要求解除導演聘用合同。
解除合同後，除電影劇本的署名權歸於你之外，現在已經生成的所有電影素材、剪輯工程、劇本其餘著作權等電影相關物料的著作權、收益權及所有權歸於製片方冬春。（冬春（上海）影業有限公司，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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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把一種油膩的虛偽當作所謂的複雜真實性與生動，不接受人際勾連為核心的規則，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後記）
在電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每個人都和自己身處的環境格格不入，他們無法從任何一個人身上感受到溫情，所以他們逃離。在逃離的一天里，他們能夠憑藉的東西，只有一個擀麵杖，一根撞球杆，一支棒球棍。
一間幽暗的房間里，韋布用膠帶一層一層地纏著擀麵杖。他咬斷膠帶，狠狠揮舞了幾下。上學路上，韋布對朋友說：「我爸以前用這個審犯人，不留傷。」他決定用這跟油條一樣的擀麵杖為朋友出頭。
逃離的韋布沒錢買車票，他拿出自己珍藏的撞球杆換錢。那是一根公爵，上面刻著WB。韋布在路上碰到自己的鄰居老金，準備向老金開口借錢，碰到了糾纏老金的大白狗的男主人。韋布拿起磚頭，想要保護老金，被男人一腳踹倒，站起來，又一腳踹倒。
老金從口袋裡翻出一小摞鈔票，遞給韋布，他不要韋布的撞球杆，但韋布還是硬塞給了他。後來，韋布的撞球杆意外地變成了老金打贏小混混的武器。
教導主任的妻子找到了黃玲家，隔著門破口大罵，教導主任什麼話都不敢說。黃玲抓起棒球棍，朝著主任的肩膀狠狠掄過去。
面對無情的世界，胡波的主人公選擇了暴力。他們認死理，一根筋，不願轉彎，不計後果。但暴力無法解決問題，所以他們願意相信，在遙遠的滿洲里有一隻席地而坐的大象。他們無力改變現實，只能選擇遠方的奇觀作為微弱的希望。
在北京，胡波經常騎一輛白色的小摩托車，右邊的後視鏡早就被撞沒了。從他租住的小區到市中心，經常需要走機場高速，胡波騎著這樣一輛摩托車，速度能達到120，有時候甚至到150。
對於胡波的自殺，他的幾位高中同學，都覺得並不意外。在他們的印象里，他總是特立獨行，「上吊也是夠標新立異，像他」。
那時他天天頂著個大油頭，頭髮又長，像鏟子一樣。總有老師特別欣賞胡波，但也有老師特別討厭他。高中第一節體育課，他和體育老師吵了一架，之後三年沒上體育課。他寫過一篇文章交給語文老師，想讓老師點評一下，結果回來後對同學說：這老師沒文化。數學課老師嫌教室太亂，說不想聽的可以出去，胡波就和同學去操場玩去了。
他愛睡覺，有個綽號叫「睡神」。他家裡為了他上學，搬到學校附近，也就200米的距離，但他還是天天遲到。
他辦過一期主題是「中國文化」的黑板報，偏偏把黑板中間的一個「性」字突出放大，變成了「中國性文化」，現在想起來還讓人忍俊不禁。
有一陣子，胡波喜歡看韓寒，看《萌芽》。上不喜歡的課，他就看小說，晚自習的時候寫小說。後來，他不知從哪裡搞來一台相機，先是給同學拍一些非主流的照片，後來還拉著同學們拍過一個短片。短片講的是一個身體有殘疾的男孩，每天坐在窗邊看別人在樓下玩，有一次他扔了一個紙飛機，被另外一個男孩撿到了，然後把他從樓上背了下來，和大家一起玩。
上高二時，胡波突然對同學說，從今天開始，他不說濟南話了。同學問為什麼，他說他要考北京電影學院，現在就要練習普通話。高三時，他去北京蹭課，買了幾麻袋電影盤迴來看。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間干過幾天婚慶攝像，又從山東的一個專科學校退了學。2010年，他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時候22歲，是班裡年齡最大的學生。
在北京電影學院，大一，胡波氣得老師踹過桌子，大二，氣得老師離開教室。畢業時，他拍的短片被老師批評太藝術，讓他模仿韓國人那樣拍商業片，他照做了一個，一家電影公司看過後直接邀請他做商業片導演，但他拒絕了，他對自己的妥協感到煩怒。
他總是記得，在網吧通宵看《十誡》、看《紅白藍》時的震撼，他決心創造一種新的電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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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冬春的矛盾激化後，胡波在家裡喝了二十多天的的朗姆酒。2017年7月，他到西寧參加青年導演訓練營。在那裡，他見到了自己的偶像、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拍攝了一部短片，得到貝拉·塔爾的肯定。
返回北京後，胡波的精神狀態明顯好起來。他跟很多人說，事情過去了，接下來他要準備新的工作。他甚至有些鬥志昂揚，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將來王小帥去參加哪個電影節，他也去參加哪個電影節，他要用作品壓倒王小帥。
那段時間，他忙著和出版社聯繫，出版第二本小說《牛蛙》。FIRST已經確定投資他的第二部長片《天堂之門》，並且提前向他支付了6萬元稿費。他重新開始寫作，除了小說，還在寫話劇，這是全新的文學嘗試。他發瘋一樣地工作，感覺自己已經「從黑暗中生還」。
與此同時，FIRST還在幫忙斡旋他和冬春之間的關係。9月底，FIRST組織了小規模的電影放映，請一些行業人士觀看《大象席地而坐》，希望有公司能夠接盤。但胡波的朋友告訴我，電影放映一場後，被劉璇阻止，不得不換到另外的場地。
2016年7月，我帶著《大象席地而坐》（當時名為《金羊毛》）的電影項目參加FIRST西寧影展的創投會，回京時有一家公司聯繫到我，同意按照我所申請的三百萬人民幣預算投資電影，冬春影業的劉璇女士也在同一時間聯繫我。
當時我以為冬春影業的核心王小帥導演一直在做藝術片，所以對其完全信任，劉璇女士以「投資你電影的那家公司做商業片的，以後肯定會干擾你創作」為理由說服了我。
之後，以「立項需要劇本版權協議書」為理由，讓我簽了版權轉讓合同，再之後，以「新導演經驗太少」為理由強制性簽了沒有定剪權與演員選擇權的合同（當時劇本版權已經被他們全部拿走，沒有了其他選擇，原因是我個人的，對行業認識不清，電影學院也從沒有教學生要提防前輩）。
這樣，這部電影啟動，同時啟動的還有另一位青年導演的電影。我最初的要求是三百萬製作預算，四十五個拍攝日，公司在簽第一份合同之前沒有否定我的要求，隨著一份份合同的落實，每一份之後均沒有任何選擇，這個項目最終只有幾十萬預算，二十五天拍攝日。
事實上當把劇本版權無條件簽出時，這部電影整個製作就開始不受導演控制的縮水，而最初促使我放棄其他公司更為良好條件的理由是「不干擾創作」。
至今，我仍無法了解到這部電影的融資狀況。去年九月份，公司鼓勵我發朋友圈免費招美術和其他組員，導致該項目在電影學院美術系畢業生中成為笑柄，這種不正常的免費招人狀況只適用於個人籌拍電影，但從公司的合同，到流程，已經是標準的電影製作流程。
絕大部份主創幾乎以零片酬來參與這部電影的製作，我靠去年夏天得到的獎金撐過下半年，但因籌備期無法進行其他工作，之後也沒有任何收入。但整部電影的流程不是獨立電影製作體系，從融資到宣傳均屬於商業行為，同時公司強制要求零片酬來拍攝劇照與視頻的兩位工作人員簽訂版權轉讓合同，均被拒絕。（胡波，《青年導演的死亡》）
10月8日晚，胡波自殺前四天，他和一位朋友約在望京的一家酒吧喝酒。那天胡波穿得特別整齊，一件毛茸茸的灰色衛衣，天藍色背心，新球鞋，戴著頂漁夫帽。
胡波一邊埋頭吃雞翅，一邊對朋友說：「我最近在寫戲劇的間隙買了很多潮牌。你看，這樣別人就看不出你是幹什麼的了。像我以前，老穿得黑黑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個落魄作家。誰都能過來說你一嘴。煩不煩啊……」
兩人從晚上一直聊到凌晨，從電影、戲劇聊到寫作、生活，從貝拉·塔爾聊到《百年孤獨》里的奧雷里亞諾上校，最後還是聊到死亡。
「以後我的墓碑上要刻一個弔死的人。」胡波說。
「墓志銘上寫什麼？這裡吊著全宇宙最孤獨的人——嗎？」
「反正活著也沒什麼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樣，寫作，拍電影。但創作本身是去經歷幾何倍數的痛苦。」
閑談間，胡波還問起朋友最近在忙什麼，朋友答說在休息，胡波就一邊笑一邊說：「你等著啊，過兩天我給你找點事兒干。」
四天後，胡波上吊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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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去世四個月後，我到濟南看望他的父母。正值寒冬，他們租住的房屋裡沒有暖氣，客廳里雖然放著兩台電暖器，但還是感覺很冷。胡波生前養的一隻白貓被帶回來了，在房間里走來走去。
這套房子臨近濟南高鐵站，胡波的父母告訴我，當初選擇在這裡租房，就是為了方便胡波去北京上學。朝北的一間卧室是胡波的房間，裡面陳設簡單，寫字檯上放著胡波的遺像。
胡波的母親精神尚佳，夫妻倆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她還要張羅找新房。她聽別人說，胡波養的貓值8000塊錢，如果真值這麼多錢，她就把貓賣了。「7000我也賣。6000我也賣。」後來，這隻貓還是寄養在了胡波的一個朋友家裡。
兩位老人不願意多談胡波的過去。既是因為害怕回憶傷心往事，也因為那時《大象席地而坐》的後續事情尚未確定，他們擔心和我的交談會影響電影版權的交接和收益。他們不願意再追究任何人的責任，只希望後半生能有個指望。我連續去了幾天，他們最終還是拒絕了我的採訪。
現在，電影版權的問題終於解決了。在金馬獎頒獎禮上，《大象席地而坐》的版權歸屬者是楚延華、胡永振，胡波的母親和父親。冬春公司的前員工說，王小帥主動要求放棄監製署名，最後，連同劉璇、冬春影業的名字一起抹去了。
去年過年的時候，胡波在家沒待幾天，就去井陘拍《大象》了。臨走前，胡波還和父親說，讓他提前準備好時間，至少6個小時，下次回家好好和他聊一聊。那是胡波最後一次回家。
胡波的父親對我說，他至少看了四遍《大象席地而坐》，就是不明白：電影里的人為什麼都不笑呢？
回到北京後，我重新翻檢胡波手機里的100多張照片。以前，我只注意到，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小帥、劉璇的對話截圖，一些合同文本、往來信函的照片，或者就是他的新書封面、扉頁。只有3張圖片和他的作品沒有任何關係，那是一篇文章的截圖，講的是作家沈從文的經歷。
我在網上找來了這篇文章，裡面有一段寫道，沈從文初到北京，寫信給文壇大佬們希望得到賞識，其中有一封信寄給了郁達夫，兩人因此相識。郁達夫去見沈從文，看到他大冬天躲在一間沒有火爐的小房間里取暖。後來，郁達夫請沈從文吃了午飯，還把身上的零錢都交給了他。臨走時，郁達夫對沈從文說：「我看過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寫下去。」
我忽然想起，《大象席地而坐》里是有人笑的。影片末尾，韋布、黃玲、老金都登上了開往滿洲里的大巴車，那時已經是晚上。大巴車在中途停下的時候，韋布下車，獨自走到荒野中，踢起了毽子，慢慢地，黃玲和老金也加入進去。他們圍成一個圈，一起踢毽子。█
（文中王磊為化名。部分細節取自水鬼和王凱的紀念文章，特此致謝。）
初稿 2018年2月26日
二稿 2018年11月18日
PS:這篇文章在GQ報道公眾號發出來以後引發了許多人的共鳴，我在後台看到了一些讀者的留言，無奈、憤慨、咒罵的都有。或許離開需要勇氣，但留下來的人更加值得被珍惜，希望中國的藝術工作者都能有飯吃、有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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