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丨眾生皆苦，沒有人是甜的
2018年12月17日更新：
這篇文章發表近一個月了，雖然點贊的不多，但我知道看過的不止這十幾個朋友，因為已經發現被多個平台抄襲，涉及簡書、百家號、微信公眾號（部分已舉報下線）。有全文照搬的，有砍掉一半的，有摘取段落的，這其中無一人和我聯繫。目前為止，我只收到了一名知友發來的請求轉載私信，並表示同意。我很開心有這麼多平台看得上我的文章，但還是麻煩各位要點兒臉。我的授權不收費，只是辛苦各位轉載之前和我打聲招呼。如果您實在社恐，不想和活人交談，那也麻煩您在自己的平台上註明原文作者。浮躁時代，功利為首，煩請給予原創最大的尊重。以下為正文原文。
《大象席地而坐》，一部四個小時的劇情片因為導演胡波離世而備受關注。有人說，這部電影是因為導演本人的「番外故事」才得以被眾人誇讚，就像曾經「一跪成名」的《百鳥朝鳳》；也有人說，胡波用自己的死亡實踐了電影所表達的源自生活的絕望，他值得被稱讚，更值得被悲嘆。在此，我不想贅述胡波導演離世的種種因由，也不想討論這部電影的藝術價值，我只想聊聊電影中的人物，和他們各自的絕望。
在全市最差的高中里，韋布、李凱、黃玲都在苦苦掙扎。
在畸形家庭中成長的黃玲與教導主任曖昧不清，在緋聞視頻瘋傳之際，她選擇逃離；同樣缺少家庭關愛的韋布，在一場意外中身陷囹圄，隨著一連串的反抗無果之後，他也選擇逃離；受到校園霸凌的李凱，一心想掩蓋被欺辱的事實，可最終依然把槍口對準自己。
黃玲和韋布的絕望讓人窒息，他們帶著原生家庭的傷痕逃離，但原生家庭是每個人都逃不過的浸染。心理學家弗蘭克·卡德勒在《重建自我》一書中曾說，
「生命中最不幸的一個事實是，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重大磨難多來自家庭，並且，這種磨難是可以遺傳的。」
黃玲遭遇的第一個重大磨難便是父愛的缺失，而母愛也隨著母親常年酗酒被消磨殆盡，青春期的她變成了一個得不到愛的孩子，所以才會把教導主任對她些許的好當作愛。而韋布，和暴躁父親的關係日漸崩壞，又繼承了母親的軟弱，他連反抗都帶著怯懦。
《歡樂頌》里有句台詞說，「一個人的家庭就是一個人的宿命。」這並不意味著要把成年後遭受的所有不幸都歸責於原生家庭，而是在每個人的成長曆程里，原生家庭都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力。
影片里的另一個主角於城，在家中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存在，因為大家更愛他的弟弟于帥。但當于帥出事時，他不得不為之奔走，否則就會被母親罵「不要臉」，被全家唾棄。似乎他的存在只是為了讓弟弟更好，所以成年後的於城，沒有自我。
當然，原生家庭帶來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黃多多的大氣、懂事，都源自黃磊和孫莉對女兒寵而不溺的愛，而黃孫夫婦數年不變的感情讓多多在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這也保留了她內心的童真。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不是每個孩子都像黃多多那樣幸運。
英劇《梅爾羅斯》中，卷福飾演的帕特里克從8歲開始被父親性侵，同時又被父親威脅說，如果敢說出去，就殺了他和媽媽。直到父親死後，40歲的帕特里克才有勇氣向母親吐露心聲，可換來的卻是母親一句雲淡風輕的「Me too」。
也許對父母來說，帕特里克的出現根本就是個意外，沒有人關心他，沒有人在乎他。所以成年後的帕特里克吸毒、自戀、精神分裂，甚至有自殺傾向。
而黃玲、韋布、於城，他們的出現對他們的父母來說，或許也並沒有那麼重要，甚至是個累贅。所以黃玲的母親才會對她不管不顧，乃至譏諷她出去約男人；所以韋布的父親才會對他惡語相向，乃至全家人都輕視他；所以於城的母親才會只關心於帥，而對他肆意打罵。
他們都是被原生家庭拋棄的孩子。
沒有人在意他們經歷過什麼，大家只會說，黃玲勾引教導主任，是個婊子；韋布是個慫包，可以隨意欺辱；於城腦子有病，故作高冷，一事無成。
探討原生家庭，並不是要為個人的頹廢和失敗找借口，心理諮詢師武志紅說，
「我們在談論原生家庭並非是在怪罪家庭，而是在尋找個人成長的原因，同時，我們都可以對此做出改變。」
也就是說，只有在承認原生家庭的影響之後，才有可能進行自我救贖。但救贖，多難啊。
《梅爾羅斯》里，40歲的帕特里克在父親死後，自以為已經走出了那段陰影，才有勇氣向母親說出自己被父親性侵的事實。但當他得知母親從頭至尾都是知情者時，耗費數十年修補好的心理防線再一次崩塌，他的一生註定要背負著來自父母的恐懼，他逃不開宿命。
英劇的例子可能過於極端，可原生家庭的影響力從來不容小覷。高曉松在《奇葩大會》上說，自己直到40歲以後才漸漸擺脫對原生家庭的不滿，真正走了出來。而黃玲、韋布、於城，他們還年輕。
黃玲和韋布去滿洲里看大象，去尋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或許，他們最終會與世界和解，與自己和解，他們是幸運的吧。而李凱，就沒那麼幸運了。
在李凱的故事裡，都是校園霸凌的傷口。
他被于帥拍下了尿尿的視頻，因此偷了于帥的手機。在整個影片里，我們看不出李凱成長在怎樣的家庭環境中，但可以想見，他必定是信任父母的，否則，他不會在韋布向他求助時，選擇把消息告訴韋布的父母。但在學校的遭遇，李凱並沒有對父母說，因為內容太過羞恥，觸碰了一個青春期少年的底線。
李凱本以為偷了手機就沒人能知道他的事，但當於城嘲笑著對他說「你就是那個尿尿的小孩」時，李凱絕望了。他沒有守住自己的底線，他朝自己開了一槍。
沒有人會在意那段視頻對李凱的影響，他們只會說「至於么」。就像在現實中，面對許多被霸凌者的例子，他們也會說：「至於么？」
2016年，GS雜誌與QAF中文站聯合製作了一部校園欺凌紀錄片《傷痛》，受訪者有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也有旁觀者，唯獨沒有施暴者。借用片中一位受訪者的話，
「真正的施暴者不會記得這些事情，只有被欺凌者才會記得，因為曾經的經歷對被欺凌者造成的傷害是無法磨滅的。」
在受訪者描述的經歷中，被欺凌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性侮辱，有惡作劇，也有言語謾罵，故意排斥，但無一例外的，他們的老師都未曾重視，更有甚者，與施暴者為伍。
回到電影中，于帥是校園霸凌的施暴者，而李凱、韋布，還有許多其他不知姓名的學生，都生活在於帥的欺凌下。教導主任對此不僅全然知曉，甚至還會調侃被欺辱的學生。對他來說，這所全市最差的學校里都是全市最差的學生，學校要拆了，他要去新學校了，而這些差生們長大後都會去賣烤串，所以學生們的遭遇與他毫無瓜葛。
紀錄片《傷痛》里，所有受訪者都提到「老師的作用」，他們說，如果當年老師肯為自己說哪怕一句話，對受害者而言都是莫大的鼓勵，但老師們沒有。老師們和施暴者一樣，嫌棄那個被欺辱的孩子，在孩子的父母提出轉班時，老師們不得不用「誰班上人少就去誰的班上」的理由安置他。老師們覺得這些受欺負的孩子性格有問題，精神有問題，心理有問題，家庭有問題。他們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一個孩子為什麼會被欺負。
值得慶幸的是，紀錄片中的受訪者在長大後都放下了那段傷痛，他們原諒的不是當年的施暴者，而是多年來活在陰影下的自己，他們放過了自己，但施暴者永遠不值得被原諒。可惜，電影中的李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學校就是整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經歷的一切挫折都會讓他們幻想成年後的生活。也許成年後，離開學校這個圈子，就會有選擇美好的權利。
但成年人的世界——混雜了物慾的世界——只會更醜惡。
電影中的另一個人物——老人王金，在半隻腳已經踏進棺材的年紀，被兒女逼迫著賣房、住養老院，因為兒女要給孩子換一套學區房。現在，全家五口人擠在王金的老房子里，可王金寧願睡在陽台，也不願去養老院度過凄涼的晚年。但他沒有和女兒直言，只是以養狗為借口。
兒女，太習慣對父母索取。就算自己已然成年為人父母，就算憑藉一己之力真的沒辦法承擔高漲的房價，就算想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好的成長環境，我們就該榨乾父母嗎？
女兒從來沒有真心聆聽過父親王金的心裡話，只會在與父親相伴十數年的狗死了之後說，「死了也好，這樣就可以安心去養老院了」。王金對她而言，只是一個可以隨意汲取的資源庫，在榨無可榨時，就棄如敝履。
總是天真地以為，在歷經世間苦痛之後，歲月會對年邁之人溫柔一些，可世界從來冷酷，不管你是牙牙學語還是步履蹣跚。
老人王金在自己的狗被咬死之後，曾去對家討說法，但卻被誤解為訛錢，他被年輕人侮辱，被謾罵，被輕視，可王金想要的，不過是一聲道歉。在他被意外捲入韋布的逃亡計劃時，這個退伍老兵被街道混混們圍堵，被威脅，被推搡，可兒女卻避之不及，只有不諳世事的外孫女迎上來叫「姥爺」。
王金也逃離了，即使他在中轉站對韋布說「離開並不能改變什麼」，可他自己還是選擇離開。或許他想看看那頭大象在那兒坐了那麼久，有沒有看到一絲世間的善良與希望。或許和韋布、黃玲一樣，他也期待著遠方的大象能為自己糟糕的生活帶來一絲改變。
可那頭席地而坐的大象，真的代表著希望嗎？
《大象席地而坐》改編自導演胡波的同名短篇小說，在小說的故事最後，胡波這樣寫道：
「等我貼著它，看到它那條斷了的後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噸重，能坐穩就很厲害了，我幾乎笑了出來，說實話我很想抱著它哭一場，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氣真大，然後一腳踩向我的胸口。」
大象並不自由，它哪兒也去不了，只能坐在那兒等待死亡的降臨。而看到它的人，也並未得到救贖，他們被壓倒在生活之下，死在大象腳下。
不管在哪兒，生活都是一個樣。
所以王金對韋布說，「你能去任何地方，可以去。到了就發現，沒什麼不一樣的。但你都過了大半生了，所以之前，得騙個誰，一定是不一樣的。你懂我的意思嗎？你不懂，你在想別的。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那個地方，你想那邊一定比這兒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兒的問題。」
電影並沒有像小說一樣以悲慘結局收尾，導演胡波還是給了觀眾希望，也給了韋布、黃玲、王金一次選擇的權利，可胡波自己卻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願天上的那頭大象不再坐在原地，而是載著胡波在燦爛星空中徜徉。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