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懷念胡波？一年過去了，胡波的電影開始為人所知，他的名字被拿來用作各種醒世恆言。我們懷念他並非是因為他和影視圈令人矚目的衝突，也並非那些私人恩怨，而是我們清晰地知道他跟我們是如此不同——儘管在每個人內心都可能從未相信過這種理想主義。但我們仍然被這樣的人所吸引——尤其是他身邊的人，這種影響直到今天仍在持續。胡波曾多次對人說：拍電影就是屈辱，就是窮，就是忍受。至今，也沒人知道他為什麼自殺，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胡波並非死於貧窮。

採訪並文 | 陳楚漢 莫南

編輯 | 王天挺

導演阿巴斯說：「有的人用缺席影響世界。」胡波正是如此。

他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簡稱「《大象》」）在俄羅斯、波蘭、法國、葡萄牙獲獎，在歐美髮行；在剛剛結束的第55屆金馬獎上，獲6項提名的《大象》最終奪得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劇情長片2項大獎。

今年西寧電影節上，導演貝拉·塔爾發文悼念：「他總是那麼忙，也許他知道時日不多，他的生命是一根兩頭同時點燃的蠟燭。」

在FIRST電影節的首映現場，談到胡波，《大象》男演員章宇背身而泣，他說：「大象是胡波這樣被沒收了工具的人，開墾世界的方式。」

第一次試鏡，胡波就對章宇說——他後來因為出演《我不是葯神》里的黃毛為人所知：我不為錢、不為電影節拍電影。章宇不信，心想：「很多人說那話的時候可能是真誠的，他只是沒有那麼了解自己的慾望。」胡波又說：「我想要的一個表演，是之前所有中國電影裡面都沒有的。我要拍的，不是以往所有類型的中國電影。」他的語氣平淡、篤定。這種話章宇聽得多了，他看了胡波一會，說：好啊。

胡波身高1米89，說話帶有山東人的粗聲粗氣。與人交流時，胡波極其專註，不玩手機，盯著對方的眼睛。他話不多，語氣平淡，但帶有一種內在的不可修改。

之後，胡波用行動履行他的諾言。胡波逝世一年後，章宇說：「他起碼讓我知道了，哦，這世界上真的有這麼純的人。反觀我自己，我只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俗人。」

牛肉版面與電影學院

即使在北京電影學院（以下簡稱「北電」）這座以特立獨行聞名的藝術殿堂里，胡波也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

入學前，胡波的事迹就在電影學院流傳：他從家鄉山東一路逃票到大興安嶺，就為了看一眼葉子上的霜降。入學後，胡波的傳聞就更多了：有人說他和合作的所有製片人、錄音師都鬧翻了，還有人說他頭髮亂七八糟，就穿大棉拖和拉鏈帽衫，並且一年四季不換衣服。

外人看來的離奇，在北電只算是常態。畢業答辯時，出現過兩位導師爭執不下的場景：一個人說這個學生的論文我看不懂，所以不能讓他過；另一個說我看不懂，所以我讓他過。2010年，導演系錄取了13個本科生，他們都回答了「以下有色金屬中哪一種原子數最多」「5元人民幣背後是什麼圖案」這種問題。胡波也在其中。

但這時還沒人知道，為了考上北電，胡波需要跨越的障礙。

2004年，胡波中考落榜，去了一學期學費4500元、交錢就能上的齊魯私立學校。 他在小說《大裂》這樣描述自己的學校：「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學當天的軍訓卧談會，大家談的是城郊嫖娼的經驗。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軍訓當天的卧談會，大家談的是哪一天能開始去城郊嫖娼。」這並非編造。胡波的高中同學王凱說，暢談嫖娼經驗的兩個同學，後來都因打架被開除了。

決定考北電前，胡波沒有把學業放在心上。即使父母為了他上學、專門搬到了學校對面的小區，他仍天天遲到。他不愛洗頭，「天天頂著個大油頭，頭髮又長，像鏟子一樣」，上課就睡覺。他讀韓寒，愛寫文章，曾把文章給語文老師點評，老師不置可否。回來他就說：這老師沒文化。在當時，學校門口常年有低年級學生打架，高年級圍觀，住讀生們每天翻牆去網吧。胡波那一屆學生，沒人考上一本。

但也在高中，胡波愛上了電影。他有一天說要考北電，王凱說「然後突然不說濟南話了」，因為「考電影學院要說普通話」。高三，胡波去北京蹭課，買了幾麻袋電影光碟回來看。

但連續兩年，胡波都落榜了。最後他去了山東傳媒職業學院，這是一所距離濟南市區二十多公里、周末教學樓不開放的大專。他待了4個月就退學了。

直到第三年，他才考上了「電影藝術的最高殿堂」。他是2010級北電導演系年齡最大的本科生。

夜奔

考上北電是胡波一生中少有的「看見光」的時刻，電影是他完整表達自己的希望。

但就在胡波考入北電的前幾年，正逢韓國導演崛起。韓國電影通過模仿好萊塢，在低迷的亞洲商業片市場中異軍突起，又不乏李滄東、奉俊昊、朴贊郁這樣的藝術片大師。這與胡波兩位主任教員的口味不謀而合，他們偏市場、接地氣，拍過《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和《潛伏》這類大熱劇。

胡波就學期間，導演系也一改注重藝術片的教學策略，大一到大二，導師布置的作業都是翻拍經典類型片，直到大三，學生才能拍自己的劇本。

但胡波追求的是更純粹、小眾的藝術片。大一拍作業，大家都拍得不好，胡波也一樣。但有的人已經能看出差別。「他的作業是看不懂，我們作業是傻逼。」胡波的同班同學袁仲說。

大一時，胡波拍過一部短片《黑鐵》：在小飯館裡，女店員和男食客面無表情地看電影，店員面前放了一根戳訂單紙的長釘。一個女人走進來，點菜時，她拿著服務員的筆不願歸還，店員幾次催促無果。這時，一個中年男人進店，吹起口琴。突然，服務員把女顧客的頭往釘子上一戳，「噗」，扎出一地的血。女顧客點完菜，眼睛裡扎著長釘子，滴著血，往回走。吹口琴的男人伸腳絆了她一跤，女人臉朝地倒在血泊里，釘子扎得更深，其他三人繼續面無表情地看電影。影片結束，一句台詞也沒有。袁仲到現在都不知道胡波想表達什麼。

對他另一部片子《偷喝牛奶的人》——片子里的人都作著撞人逃逸、偷喝牛奶、踩碎玻璃、肆意謾罵親人這樣或大或小的惡，氣息冰冷絕望，導師評價：胡波，你這拍的是什麼？但導師也對全班說：出去後，你們班13個人拍戲，12個都拍同一部片子，胡波是拍另一部。

胡波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只遵守自己的時間。表演課他偶爾不來，對要求抓緊時間排練的導師說，今晚來不了，因為要上徐浩峰的選修課。當導師問「排練重要還是選修課重要」時，他回答「浩峰老師的課，上一節少一節」。導師氣得奪門而出。多數時候，他一個人在宿舍，在電腦前埋頭寫字或者玩《英雄聯盟》。

有一次，胡波和女友在薊門裡吃麻辣燙，學院老師看見了。第二天上表演課，老師開玩笑說：一直以為胡波多麼不接地氣，多麼大師，這不也有世俗的一面嗎？

甚至在大四拍畢業作品《夜奔》——一部為了拿學校12萬贊助、妥協的模仿韓國商業電影的作品時，他還是因為不滿意學校指派的錄音系學生，得罪了錄音系所有的老師。他自己找了電影學院一名叫做甄帥的研究生。「他是一個電影瘋子，跟他合作就是在跟一個瘋子做他心中最接近理想的事。」《夜奔》有一段斧頭在木頭上拖動的情節，聲音要補錄，胡波專門去找了斧頭，租回拍片的房間，帶著甄帥補了好幾次。「沒有幾個導演肯親自跟這些。」甄帥說。

起初，《夜奔》在學校大受歡迎，胡波很高興。不過，他遲遲沒收到拍攝尾款，校方說他劇本不好、版本過長。胡波跑去找同學陳晨。陳晨形容胡波「天生有一種老逼想要踩一腳的感覺」。他說，拍畢業作品時，胡波拿到的器材是最爛的，「為什麼？沒有買煙」。陳晨就帶了兩條煙去取器材，拿到了最好的設備，「我們那屆所有人都送了」。

陳晨手把手地教他：「你現在出門，給某老師買兩條中華煙，塞給他，不要說話，出來。」胡波照做，不久尾款就到了。

儘管胡波為《夜奔》做了很多商業化、類型化的妥協，但它仍不為兩個導師所喜愛，《夜奔》和另一部實際上他拍的、沒掛名的電影都被按下，沒能送獎。甄帥說，胡波對導演系的態度是「以後成名了回導演系潑屎去」。

不久，胡波就徹底否定了《夜奔》。2017年，胡波在簡歷里只寫了一部作品：《到科爾多瓦》。那是他本科時的一部短片，講的是一個得了絕症的中年人決定出門走走，卻坐上了通往科爾多瓦的列車。回顧自己的大學生涯，胡波說：「我直到畢業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電影，想著考了這麼多年學圖什麼呢。」

那段時間，他什麼也不幹，搬個小馬扎，坐在宿舍，拿瓶二鍋頭，吆喝同學，「別他媽看電影了，別他媽寫了，來來來，喝喝喝」。

大裂

畢業之後，有公司看中《夜奔》，找胡波拍片，帶點軟色情，但是個「正兒八經的長片」。當時的電影業遠不如現在火熱，有片可拍已屬難得，但胡波還是拒絕了。

他把《夜奔》視作自己投降的產物，決心繼續等待拍藝術片的機會，如果沒有，他寧可不拍。所以當他的同學為了生計都接起廣告、宣傳片、網路大電影時，胡波卻回到了那個「安全的出口」——文學。2011年底，他寫起第一篇長篇小說《大裂》。「拍電影是很麻煩的事，需要的條件也非常繁瑣，通常都拍不起來，那拍不起來的時候，總不能閑著吧。」他說。

那是胡波最拮据貧困的時期，他需要找母親要錢生活。2016年，胡波給一個富二代學生剪了個7分鐘的片子，拿了7000元，他對范超說——他和胡波是大學同學，兩人從第一部短片就開始合作——這是他全年掙的最大的一筆錢。「我那次說，你現在打工嗎？他說實在不行就跟家裡要。他覺得家裡還能（給錢），40歲之前還能熬一熬。」范超說。

胡波搬到了北京東五環外——能節約一千元房租，閉門寫作。租房時，他還被黑中介騙走一筆錢。胡波效率極高，他要求自己短篇必須在一天內寫完，中篇不超過一周。來京7年，胡波拍過9個短片，寫了幾十個短篇小說、三部中篇小說、一部長篇小說、兩部電影劇本和一部話劇劇本。

胡波嘗試往嚴肅文學發展，但他使用的方法和他的社交一樣不知所云：他把小說直接投到各大出版社、文學雜誌的公開郵箱，然後靜待迴音。

當時，華文天下的編輯王抗抗特別缺選題，有一次她隨意翻郵箱，看到一篇名為《大裂》的中篇小說，風格奇崛，畫面感極強，讀完後她很疑惑，「這麼流暢的一篇小說肯定有什麼（反響）」。上網一搜，果然，《大裂》在台灣得了大獎，不少名家都高度評價，但作者「胡遷」在郵件里隻字不提。

「他有自己的傲慢，他不把這些東西寫出來……就是希望人家發現他，是通過他的文字。」王抗抗說。

胡波的文字和電影一樣，風格鮮明，充滿自我表達，不乏戲劇衝突。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他的作品文字晦澀，主題灰暗。台灣得獎前，胡波曾把作品投過多家出版社，都沒人要。得獎回來後，馬上有人搶著簽。

之前，國內一家著名的純文學雜誌確定要發他的文章了，結果被一個更有名氣的作者替掉。胡波很生氣，他對編輯說：現在沒有人好好寫字了，純文學生存都會越來越窄嗎？編輯曾想讓《大裂》參與國內的文學評獎，胡波說：你們去折騰吧，我之前就弄過這個事，沒戲。

《大裂》出版後，單向空間策划過一個胡波和王小帥對談的活動。因為王小帥沒時間，胡波一個人的話，單向空間不想做，便不了了之。

圖書網站的人勸胡波多去社交，「這個圈子，找一個有分量的人做推薦，會比你把東西弄得多好（都要有用）」。當某個喜歡《大裂》的作家舉行新書發布會時，胡波就被推著，帶上自己的書，「去社交一下」。回來後，問他怎麼樣，他說：「老師人都特別好。」

「你加他們的微信了嗎？」

「我忘了，沒加。」胡波趕緊補充，「但是，廣東菜特別好吃！」

胡波逝世後，單向空間給胡波辦了一個分享會，作家綠妖回憶起胡波的這次「社交」：

席間，胡波很沉默，「他的沉默又不是那種新人、可以忽視他的存在，他的氣場又很強大，然後我們就很尷尬」。人少時，胡波的確把自己的書送給了在場的作家們，但人一多他就不送了。綠妖禮節性地問胡波要書。胡波說：「我帶了，你會看嗎？」

胡波在意公眾的評價，但又不希望自己被公眾看見。最開始，胡波的微博名叫「胡遷.」，胡遷也是他的筆名。《大裂》小有名氣時，粉絲從100漲到500，他就把名字改成了一個很奇怪的昵稱，誰也找不到。同時，他很得意地對編輯說：「我微博漲了十倍的粉，都是忠粉。」

與此同時，胡波未曾放棄電影追求，他在寫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劇本。寫小說時，胡波一律用筆名「胡遷」；拍電影時，他就成了「胡波」。這兩件事就像他人生的兩條軌道，軌道上運行的是他的小說和電影作品，軌道中間是他在現實中的一切見聞。

冬春

畢業兩年後，胡波終於等到了拍攝自己電影的機會。2016年，他的劇本入圍FIRST青年電影展（以下簡稱「FIRST」）。

台上宣講時，講到一半，對著近百家製片公司、資方，胡波僵住了，十幾秒沒有說一句話。在《大裂》序里，王小帥回憶說：「他一開口就暴露了他在背稿，他的眼神對著前方的虛無背了開頭的一小段之後，眼睛突然看向台下的聽眾，然後就頓住了……後來的宣講這個人嚴重跑題，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漫無目的地描述希臘神話上，而且就這個希臘神話也沒有講清楚。」

胡波沒有獲獎，但王小帥的妻子劉璇讀了他的劇本，並推薦給王小帥。當王小帥讀到劇本時，他頓住了，「整個故事和文字竟然散發出一股迷人和離奇的氛圍」。他和劉璇名下的冬春影業決定投資胡波的第一部長片。

得知消息後，胡波非常興奮，他找到范超，說自己拿了60萬投資。胡波說：「王小帥也是拍文藝片出來的，被賞識了，我操，我太高興了，給我錢，拿自己的作品拍。」

那時，胡波得知另一個好友在做網路大電影，他說：小帥老師拍這麼多年電影，都沒碰商業片，你可好，這一畢業就弄網大。

2016年8月，胡波開始籌備《大象》，王小帥監製，劉璇做製片人。《大象》除了攝影師範超和一名演員，其他全是動用王小帥的資源請來的，胡波也沒有導演費。

即便對於一部藝術片，60萬的預算也太少了。當時一部網路大電影，預算通常也在200萬以上。為了節約成本，所有主創都被要求無償工作。在《青年導演的死亡》中，胡波自述：「公司鼓勵我發朋友圈免費招美術和其他組員，導致該項目在電影學院美術系畢業生中成為笑柄。」

半年籌備期，劇組工作人員換了好幾波，胡波看中的演員也黃了，都是因為沒錢。「整個製作、演員不給錢，主要演員是3000塊錢每個人。這個錢我都說不出去。」 後來離職的一位劇組人員說。胡波看中一位平均片酬30萬的男主演，演員說給3萬塊就來，但劇組就是給不起。最後，彭昱暢接下這個角色。

初次見面，章宇和劇組工作人員聊，胡波就在旁邊盯著他。「我當然知道導演會觀察演員，但我沒見過那種赤裸裸地、直勾勾地盯著你……感覺他的目光在脫你衣服。」章宇說，「他眼睛太有特點了，特別透，你看不出他在想什麼。」

所有與胡波見過面的人都沒法不注意到他的眼神。聊天時，胡波會直勾勾地盯著對方——作家黃麗群形容為「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緊攥的彈珠」，對剛認識的人來說，「那種冷靜的沉默會讓正常人尷尬到無地自容」。

後來章宇以《我不是葯神》里的「黃毛」出名，他說，演繹「黃毛」時的眼神，就是受胡波啟發。

面對零片酬的窘境，章宇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一分錢都沒有，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我只能給自己一個答案，我不能錯過這個劇本。」他說，「氣質太獨特了。」

胡波與冬春關係的轉折，發生在項目籌備兩周後。有一天開會，人到齊了，胡波來了，說不拍了，拉上范超就去吃飯。餐桌上，胡波說，有人私下告訴他，王小帥這部片子在外頭要了200萬。

從這天起，王小帥在胡波心裡從伯樂變成惡人，他說：「他們缺這一點錢嗎？他們把這點錢給我用作籌備，用作他媽的拍戲，我他媽不用被人罵，不用被這麼多人挖苦。」起初，胡波與王劉夫婦相談甚歡，胡波去冬春開會，夫婦倆都會請他吃公司附近的老北京涮鍋。為了拍完電影，胡波沒有和王小帥決裂，但他的理解變成了「這幫人拿著我的錢請我吃飯，應該的」。

井陘

井陘縣是石家莊市的一個礦區縣，靠近礦區的地方，見到的所有店鋪都和生老病死有關：醫院、殯葬、婚紗店、餐廳，招牌是黑底紅字。靠近井陘火車站是一座熱鬧的橋，橋底有一條幹涸的河流。河道堆滿了垃圾，河道口流著斑斕的髒水。

礦區成群、參差落差、老式樓房的獨特礦區景觀，加上華北冬天的霧霾天，使得不少藝術電影都在井陘取景。在井陘賓館，那些大眾陌生的藝術電影名，前台服務員都能娓娓道來：《村戲》《刀背藏身》，還有胡波的《大象》。

事後，當爭吵從技術問題升級到人情臉面時，有一點已經被忽略：《大象》全片充滿陰暗、仇恨、暴力、畸形，還有母女仇恨、校園暴力、高中師生戀等等，使它註定只能待在「地下」。加上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更消滅了在技術上通過剪輯規避審查的可能。

比如《大象》開頭，父親怒斥兒子，恨不得他去死——親人摯愛間互相憎恨，在胡波的作品中屢屢出現。

「當時，我身上的錢已經用完了，不能繼續留在北京。我跟母親說，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沒錢住在這兒，母親告訴了父親，父親讓我趕快去死。」（胡波小說《婚禮》）

王小帥唯一一次干涉劇本是結尾。胡波的結尾偏魔幻現實主義，對比之前做實的劇情：幾伙人想逃離家鄉，去遠方看一眼，客車歇腳時，他們遠遠地聽到象鳴的聲音。王小帥想改成客車被警察攔下了，男女主們以為警察來找他了，其實是來抓另一個重案犯。

「王小帥想表達的是什麼呢？這個人雖然看起來非常的悲劇，但是周圍有更大的悲劇其實你不知道。這個就很實嘛，就很第六代，就很土嘛。」范超說。

胡波找好了群眾演員，排練了調度和走位。坐在趕往拍攝地的導演車上，他和范超聊起兩種結尾，想了一會兒，平靜地說：不按他那個拍。范超問：得跟王小帥說一聲吧？胡波說：「不用跟他說，就那麼著。」

在片場，製片方給出的創作意見，胡波「一條都沒有採納」。他並不頑固、死板，事實上，作為導演，胡波非常懂得最大化現有拍攝條件，拿到想要的藝術效果。他學生時代的作品，幾乎所有取景都在學校周邊三公里以內，但拍出來，同學都認不出。拍《大象》前，他在井陘呆了幾個月熟悉環境。拍攝時錢不夠，沒有專業製片組，做不到清場、攔街，加上不想要人眼高度的視角，胡波別出心裁地採用了大量的仰視、跟拍鏡頭，「平拍的話街上會有很多人盯鏡頭，會穿幫」。這也造就了他的電影語言。

胡波不能接受的是帶有雜念和功利心的創作。章宇曾問胡波為什麼不拍網路大電影，胡波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篤定：「我只要為錢拍過一次東西，以後我的鏡頭裡面就會透出那個痕迹。」

對於胡波來說，純粹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本能，他只有這一種創作方式和態度。章宇曾對胡波說：你丫就是一個賭徒，大象每一個鏡頭都是賭出來的。因為在現實的制約下，胡波不得不放手一搏，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藝術效果。

《大象》的高潮是一個20分鐘的長鏡頭，胡波拍了兩天，都是趕在黃昏時拍。第一天，拍了一會兒就沒光了。第二天，時間緊張，劇組馬上要轉場。拍最後一遍時，所有人都提心弔膽，擔心過不了。在鏡頭後，胡波念著：老天爺，你賜給我一台火車吧。

這時，火車進站，恰到好處。

在《大象》里，胡波傾注了自己所有的天賦與才華，他對生活的註解，他對愛情的猶疑，他的文學追求，他一生的努力和掙扎。我們能看到無數他真實經歷的痕迹，比如，當他從那所「J市最差的高中」畢業後，齊魯私立的高中部就解散了。《大象》里，同樣是學校要倒閉了，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知何去何從。

胡波創造了《大象》，而《大象》也吞噬了胡波。拍完後，胡波對劇組說：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工具。

開機25天後，《大象》順利殺青，時間、預算均未超期。通常，殺青既是電影拍攝的結束，也是導演和製片方正面衝突的開始。在這之前，為了保證拍攝順利，製片多少都會讓著導演，就像呵護一個即將高考的學生。之後，導演和製片將無所顧忌。一位在場的劇組工作人員說，在接風宴上，劉璇當著全劇組的面，大罵胡波改通告單，而「胡波一直閉著眼，也不說話」。

潮牌

因為一場一鏡的拍攝方式，胡波很快剪出了230分鐘的初版，但這種時長在院線極難拿到排片。他也剪了兩小時的短版給王小帥看，失去了原有的長鏡頭美學和「一天」的時間設定。王小帥很滿意短版，某電影節也很看好。

但胡波鍾愛的仍然是長版，他偷偷把電影拿給廖慶松和貝拉·塔爾看。廖慶松是台灣著名剪輯師，給楊德昌、侯孝賢做過剪輯，貝拉·塔爾更是大師中的大師。兩人都喜歡長版，這堅定了胡波本就不甘的心。

在與王小帥的理論中，兩人逐漸發生口角，並升級為互相的個人攻擊。在一份被證實過的微信截圖裡，王小帥聲稱胡波的長版本「很糟很爛」，並建議他去看醫生。

在胡波的微信聊天記錄里，他與王小帥、劉璇的關係在3、4月還算正常，他和劉璇會聊一些輕鬆的話題，比如喜歡什麼樣的貓。5月中旬後，兩人有半個月沒說話，6月，胡波連發了三段長消息給劉璇道歉，但沒有被原諒。

6月，冬春給胡波寄去律師函，要求解除導演合約，剝奪署名。同時，胡波無法進入素材室，失去剪輯權。胡波拖著不簽。

7月底，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來華授課，胡波去了。拍攝過《都靈之馬》《鯨魚馬戲團》《撒旦探戈》的貝拉·塔爾，被譽為「20世紀歐洲最後一位電影大師」。他也是胡波的偶像，胡波曾對朋友說：「見過貝拉·塔爾，我可以死了。」

回憶初見胡波的情景，貝拉·塔爾說：「胡波的眼神里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強烈個性，中國有數百名電影人申請與我合作，但我知道，就是他了。毫無疑問！」

電話里，貝拉·塔爾對我們說，230分鐘的《大象》「perfect」（完美），任何想要把它剪到兩小時內的行為？他連說了6個「stupid！」（愚蠢） 16歲時，貝拉·塔爾拍過一個吉普賽工人寫信給匈共高層想要離開匈牙利，因為「再也不能忍受，沒有工作，沒有食物，一無所有的生活」。

課程最後一天，胡波終於鼓起勇氣和偶像聊天，他邊說邊哭，說「貝拉·塔爾對於他是這輩子最重要的人，比他爸媽都重要」。

與偶像貝拉·塔爾導演相處了八天，這於我如同幽暗森林中的奇遇，那種感受如導言中所說：

「一種深沉的感動攫取了所有人。他們從黑暗中生還。」（《牛蛙》序言）

在FIRST與胡波相識後，導演江博銘覺得自己「不用拍長片了，電影語言能更新點了，我可以踏踏實實掙錢去了」。他說：「文藝片大部分都是屎尿屁，農村熊孩子、方言、老三線，活了三十年還講文革，就這種傻逼玩意兒有什麼好看的。沒有人在現代上有任何的突破，還整方言，為了電影節，為了騙獎。」但胡波不是，胡波就拍真實的所見所想。

剛和冬春鬧翻時，少年意氣的胡波想拿錢把電影贖回來。范超回憶，這時王小帥告訴胡波，買可以，要300萬，「光監製費就200萬」。胡波驚了，雙方不歡而散。

7月，袁仲接到胡波的電話，胡波說：「操，真他媽就讓他們憋死了嗎？」袁仲勸他：這個事不像你拍畢業作品、給學校送兩條煙就能解決的，你必須去和好。

這年夏天，袁仲載著胡波去山裡騎摩托車兜風。回來路上由於騎得太快，胡波掉到山溝里了，人沒事。在溝里等待救援時，胡波思考起活著的意義。後來他在短篇小說《大象席地而坐》里寫道：「假如沒有地溝我就會從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滾下去，當時他擔憂地跑過來看我。我有點混亂，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是衝下懸崖，還是安然無恙，對這一生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

胡波還求助過許多只有一面之緣的製片人、影評人。9月中旬，胡波邀請台灣製片人黃茂昌來家觀看《大象》，黃做過《路邊野餐》的台灣發行，胡波希望《大象》能在海外售賣版權、回收成本。黃誠懇地告訴他，「放映可能也就是幾十萬人民幣。就算得了金馬獎，《八月》也才500萬票房」。而且，「新的電影法也不允許（沒有龍標去參展）」。

常年與青年導演共事的黃茂昌，能感覺到胡波有著青年導演們普遍的糾結。「一方面希望人家看到他的才華，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鄙視現在（主流）。所以他也一再強調，說他的東西是新的，已經過了模仿的時期。」

2017年下半年，胡波的作品比原來更黑暗、絕望、下沉了。小說《牛蛙》的最後，整座城市都被大糞淹沒了。常有讀者質疑胡波的作品太過消極，他的回應是：這已經是他美化過的，現實比書和電影還要黑暗，「（不美化）根本看不了」。

范超告訴我，有公司對《大象》感興趣，但冬春又把價格提高到350萬、400萬。有一家曾保證把片子撈出來，胡波信了，但他低估了王小帥多年來在電影業的耕耘，其實這家公司和王小帥有更大金額的合作。幾番較量後，胡波自知不敵，與王小帥、劉璇的聊天中，他的語氣已近哀求，提出冬春可以剪輯參展上映的短版，自己只想保留一個長版給自己。冬春拒絕了。

「（胡波）覺得自己在這個局中是一個小丑，看不見天日。」范超說，「這麼幾番，就徹底被降服了。」

所有人都勸胡波擱置《大象》，先拍下一部電影。胡波也試做了，他委託FIRST幫他處理與冬春的交涉，並簽下新片片約。貝拉·塔爾還與胡波聊過新片籌備，這是許多青年導演夢寐以求的機會。

一年後，重返西寧電影節，貝拉·塔爾寫道：

他贈書給我，上面寫給我的獻詞是「教父」

媽的！

我為自己沒能保護他而內疚。羞愧。

但是，你該如何保護一個長久地處於暴風眼中的人呢？

他不接受世界，這世界也不接受他。

但酒後，胡波還是忍不住破口大罵，語氣里儘是悲憤和絕望，「覺得王小帥要毀掉他」。胡波曾多次對人說：拍電影就是傷害，就是屈辱，就是窮。我們至今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自殺，唯一確定的是，胡波並非死於貧窮。

在微博上，胡波抱怨螞蟻花唄都還不起，兩本書「總共拿了兩萬的版權稿費，電影一分錢沒有」。事實上，《大裂》《牛蛙》出版後，有不少電影公司聯繫華文天下，希望買下胡波小說的影視改編權，出價遠高於版稅。胡波沒有答應，他說：我寫出來就寫出來，我已經表達了我要表達的東西了。自殺前，新片6萬元的編劇費已經打給他，新書稿費也即將結算。

胡波心底自有一股傲氣，但精神上的持續折磨和羞辱，比物質拮据難忍得多。生前最後一段時間，胡波讓朋友們推薦潮牌。范超聽到的第一反應是「這不是他」，問胡波為什麼，胡波說：「我不想穿得那麼窮，誰都過來罵我。」范超沒搭理他。

10月5號同學聚餐，胡波真的穿了一身潮牌。他戴了頂漁夫帽，脖子上掛著小骷髏，穿著一雙板鞋，一條肥牛仔褲，很乾凈，「沒那麼潮，但一看就不是他平時穿的」。

聚會上，胡波說自己在淘寶上買了條繩子，掛在走廊，還把淘寶截圖發給朋友看。但沒人相信，因為他新簽了FIRST，狀態很好，而且他常把自殺掛在嘴邊。

晚上回家，胡波和朋友一涵通宵聊天。醉酒中，胡波說，自己很痛苦，特別恨王小帥和劉璇，想要報復他們。第二天，他又說要往前看。這種情緒在胡波身上一直反覆。

兩天後，一涵問胡波要不要組織影評人看《大象》，胡波推辭了，說要忙下面的事。這天胡波剛剛寫完一個話劇劇本，第二部電影也開始籌備。他很高興，酒都喝得很克制。

生活給了胡波希望，但又一次次落空，而且落到比他原來待的更臭、更骯髒的糞坑裡。他說：「我一想到有什麼東西會變好，就會非常傷感。

胡波導演思考劇本 圖片 | 潘圖

黑洞

10月10日，胡波對朋友說要去看海。晚上9點半，他和劉璇約見面聊《大象》，那是他微信上最後一條消息。11號，一涵給胡波發信息，沒回，12號又發。一涵和胡波住同一個小區，就隔條馬路，晚飯時，他看到胡波家的燈亮著。

一涵越吃越覺得不對，他拉上女友，7點，兩人走到胡波家，門鎖著，敲門無應。一涵邊打電話，邊順手推開了門右邊的樓梯間，看到了一堆雜物，以及吊在樓梯扶手上的胡波。他雙腳懸在台階上，離地十幾公分，依然穿著一件帶拉鏈的帽衫、藍色牛仔褲，拖鞋掉到地上。人已經僵硬了。

客廳沒有傢具，平時胡波席地而坐，一柜子書，牆上和床頭掛著塔可夫斯基的肖像。很快，警察、法醫來了，胡波的簽約公司來了，劉璇也來了，她指著現場的酒瓶對民警說：這小子酗酒啊。

遺物里找不到與冬春的導演合同，胡波想過打官司，但他早把合同扔了。08級北電本科生大海說：這件事根本不在於合同。「咱們又不是好萊塢，這倆人杠上了，就是誰牛逼。杠到最後，胡波就用他的生命再拿回來。」

這個意義上，胡波的確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胡波逝世後，冬春承諾把電影版權和收入贈予他的父母，而電影的過審、參展問題，也因為他的死亡，變得順理成章。

還在上大學時，胡波就跟范超說，可以接製作精良的廣告，但不能接電視劇，因為拍劇會形成慣性，丟掉拍電影的心氣。胡波剛去世時，有導演找范超拍電視劇，范超說「真的不能拍」。後來他還是接了，一個3億成本的新劇。2018年元旦下午，北京的一家咖啡廳里，范超愣了一會，自問：「（胡波）會怎麼看我？」

「純粹，可能不是一種品德，而是一種天分。胡波的這種天分強烈到令人生畏，強大到像一個黑洞。我們可能終其一生也看不到裡面到底是什麼，但我們知道，我們和世界的能量曾被他汲取。」10月18日，胡波追悼會上，北電導演系系主任王紅衛致辭。

這天，八寶山下著細雨，來人多是胡波的大學同學和老師。

2010年初，導演系入學考試。早上筆試，考生觀看王全安的《團圓》，看完不吃中飯，直接去考場，3個小時寫一份影評，問題包括「如果你是導演，你會怎麼拍」「你覺得這個片子最好、最差的地方是什麼」等等。

晚上面試，考生們剛坐好，導師們拋出第一個問題：「如果你發現你女朋友是雞，你怎麼辦？」

袁仲當時就懵了，「我操，分手，碰都不會再碰」。接著導師問：上午的《團圓》你們打多少分？袁仲打了95分，說這片子有好有壞云云。有人打了60分。

後來袁仲被錄取了，入學後，老師說：那個片子多傻逼啊，誰罵那個片子，誰就能考好。

面試的最後一個問題，導師們讓考生在在場所有競爭者里選一個最適合做導演的。

有人指了胡波，說：感覺他像大師。

（一年多來，王小帥、劉璇夫婦謝絕了幾乎所有關於胡波的採訪。在寫作本文過程中，我們通過各種途徑多次聯繫二人，迄今亦無回應。其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表示不便接受採訪。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晨、袁仲為化名。）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