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如今，创业者喜欢通过众筹的方式，向社会募集创业资金。其实，革命与创业一样，同样需要大笔的经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首先要请客吃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革命经费筹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作为革命大佬，创业者孙中山就是一位筹集资金的高手。那么，在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一共收入了多少钱呢？这个问题似乎一直还没有人统计过。

　　左二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投身革命前，本来是个医生。据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考证，1892年7月23日，26岁的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正式开始行医。有说孙中山是以开办诊所来为革命做掩护，也有说他在开办诊所前的五个月闲暇时间，曾创办过报纸，并鼓吹革命。

　　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开办诊所的经费是借款而来，曾先后两次向澳门镜湖医院药局贷款，第一次是2000银元，第二次是2200银元，合计4400银元，约合3168两白银。

　　而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又获得了人生第一笔捐款。据雪珥《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一书载，澳门行医的孙中山与在澳门经营博彩业的香山县老乡刘学询相识，两人相谈甚欢。据刘学询的回忆录《总理史实访问记》记载，“总理(指孙中山)与刘相见，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据刘学询的儿子刘启言回忆，两人因看病相识。刘当即向孙赞助1000两白银，同时，刘学询游说自己的10家店铺与澳门绅商共同出资3万余两，赞助给孙中山。从此，刘学询成了孙中山的大金主。

　　刘学询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就如此豪爽，完全可以推断，很可能是因为政见问题投缘，因为刘家询不是简单的商人，而是有极大政治野心的革命家。这也说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早已有之。

　　后来，刘学询与孙中山深度合作，不断资助孙。刘启言曾回忆说：“我父亲经济上对孙中山资助很多。他资助了共计三十几个电汇款项，数目从五千到五万不等。每笔款子他都保留了存根。”如果按平均每笔2万，共30笔来计算，那就是60万两白银。根据刘学询的革命轨迹可知，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心灰意冷，隐居杭州西湖，从此少有露面。由此可以推断，这笔钱绝大部分是在1900年以前资助给孙中山的。

　　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还曾有劫持赌款的行为。据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对刘学询的采访，1895年，两人密谋广州暴动，期间，孙文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打算劫持闱某上缴的赌款，而刘学询并没有反对。具体孙中山是否真的行动，具体劫持了多少钱，目前尚无史料可查。不过，或许可以推断，这笔赌款自然不是小数目，至少是1万两以上。

　　有一种说法是，孙中山的第一笔革命经费来自义和团运动期间李鸿章赞助的5万两，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是非常不严谨的。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于1899年，此时仅刘家询就资助了孙中山至少60余万两白银。再者，李鸿章根本没见过孙中山，资助他革命的可能性很小。据黄宇和考证，孙中山有两次机会见到李鸿章，一次是1892年，孙中山刚刚毕业时。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曾试图引见孙中山等优秀毕业生给李鸿章，但因广东官员阻挠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即1894年孙中山毅然上书李鸿章，孙希望由盛宣怀推荐，能当面会晤李鸿章，但最终没有见到。因此，说李鸿章资助孙中山5万两经费基本是子虚乌有。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孙曾北上天津，寻求帮助，又折回上海，后又从上海赴美国檀香山。这一路也曾得到别人的资助。据孙中山的外甥孙，杨连合回忆，在此期间，有个叫谭虚谷的朋友，在烟台做生意，曾资助过孙中山。但具体资助数额，不得而知。事实上，谭虚谷与孙中山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而是老乡，且还是表兄弟，因为谭虚谷的母亲与孙中山的母亲是堂姐妹。谭虚谷也不是普通的生意人，而是烟台的一方富豪。谭虚谷的女儿谭庆芬在回乡探亲时曾透露，父亲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官方的宣传稿写道：“他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革命甚为得力。”怎么才叫“甚为得力”？恐怕没有20万两，说不过去。

　　孙中山结识的大富豪，还远不止刘家询、谭虚谷这两个，其中一个叫张静江的富豪在经济上给孙中山的支持同样“甚为得力”。据相关史料记载，1902年，时任一等参赞的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途中，与孙中山相遇。此时的孙中山已经相当有名气。张静江承诺首先资助3万两，让孙到自己开办的，位于纽约第五街566号的通运公司领取3万两白银。临别时，张静江还答应孙，将继续大力支持，“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据说，张静江还留下了电报汇款暗号，以A、B、C、D、E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元。孙中山当时将信将疑，后来派黄兴等人到纽约去取钱，果真拿到了3万两。孙中山大喜，真是喜提贵人。后来他又测试暗号汇款，同样奏效。又一位大土豪从此成为孙中山的“提款机”。

　　孙中山曾坦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主持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仪式，在活动中结识新加坡富豪陆佑。孙中山游说陆佑，希望他支持革命事业，并承诺革命胜利后，“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不知是被孙中山的精神感动，还是被孙承诺的利益所诱惑，陆佑最终还是捐了款。但具体捐资多少，尚不得而知。

　　除了大富豪的慷慨资助外，孙中山募集资金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发行股票、债券。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成立初期，各会员捐资5元入股。

　　次年，香港兴中会发行“银会股票”。据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一书载，兴中会募集宣言是这样说的，“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可认一股至万股不等，每股收银十元港币。待革命成功后，凭此“银会股票”，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孙中山还承诺，“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此次活动共募集1.3万港元。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创建了同盟会。或许有了兴中会的募集资金经验，同盟会期间，孙中山等人将这种金融形式甚至发挥到了极致。同年12月，同盟会便开始在越南西贡发行“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 每张面额1000港元，实际只收250元。承诺分五年向持券者偿还本金与利息。此次收益不得而知，据说比较少。一位名叫黄启祥的越南卖豆芽菜华侨小贩居然也资助了1000港元，后期又不断资助数千元。

　　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发行“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 每张面额100元，总收益约为1.14万港元。

　　到了1911年9月时，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筹饷人员更加大胆，直接在北美等地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分别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以券面金额半价售卖。同盟会承诺，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币券可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此时，孙中山正辗转美国南北各地，四处募集捐款。温哥华致公堂购买1万元港元，加拿大华侨总会捐助7万港元。

　　同时，同盟会还鼓励百姓捐款，捐款五美元以上者，双倍发给金币券。捐款1000美元以上者，未来将享有经营一切实业的优先权利。此次发行债券的总收入约为10.64万港元。

　　从当时的国内外氛围来看，几乎所有华人都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孙中山团队在世界各地不断游走、演说，号召大家投入到拯救中国的行动中。身处外国的华侨最容易被打动，纷纷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这个中国的“大救星”。 1895年，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受孙中山的精神感召，毅然将家中的商店和农场全部卖掉，支持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南洋商人陈楚楠为了支持孙中山，甚至长期挪用与哥哥合股公司的公款，导致公司破产，兄弟不合。据统计，同盟会募集的各种资金中，华侨的钱达79％。

　　或许晚清被洋人欺负太甚，也或许被满清奴役时间过长，总之，热衷革命的大有人在，倾家荡产追随孙中山的人非常多。孙中山投身革命早期，他的发小杨鹤龄，不仅将自己的家产奉献给孙中山，还游说七妹夫吴节薇，为孙担保，助其贷款1440两白银。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曾是美国檀香山茂宜岛的首富，在创业艰难期间，为了支持孙中山广州起义，贱卖自己牲畜，筹款6000余美元。在兴中会成立时，孙眉出钱出力出人，算是对兄弟的鼎力支持。据统计，1904年，孙眉破产前，共资助孙中山75万美元。

　　在所有追随孙中山的人中，要论最铁心的非宋耀如莫属。此人便是宋庆龄的父亲，后来的孙中山岳父。二人相识于1894年，正是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期间。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欣赏有加，从此便开始死心塌地追随孙。宋耀如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为孙中山筹建兴中会、同盟会，还四处帮助筹集巨款，甚至连自家也差点破产，“倾家捐输钜万”，最后连女儿也嫁给了孙中山。

　　除了国内富豪、外国华侨、亲戚朋友外，还有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例如日本影业公司的大老板梅屋庄吉。1895年，梅屋庄吉在香港认识孙中山，许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据日本中日历史研究专家，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公司账册的统计，发现其援助孙中山的资金远远超过10亿日元。另据梅屋庄吉家族的史料统计，梅屋庄吉家族共投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总资产额高达2兆日元，即2万亿日元。

　　鼎力相助的还有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同样为了孙中山而沦落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他曾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是没有可以养活妻儿的钞票。”类似这样热心的日本友人，有记录可查的不下二十位。如犬养毅、头山满、平山周等。

　　日本政府也被孙中山感动了。1907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既不愿得罪清政府，也不愿得罪孙中山，便赠送其5000日元（有说是7000日元）。另外，有老板铃木久五郎主动向孙中山捐赠了1万日元。孙中山给章太炎的《民报》留下2000日元后，便离开了日本。章太炎大骂孙中山太抠门，不够意思。

　　孙中山犹如一个创业者，他成立的“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前景非常不错，钱景同样可观。卿美兄仅仅统计了辛亥革命前夕的资金筹集情况，至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不再本文讨论之列。从1892年到1911年的19年间，从澳门镜湖医院的3168两贷款，及刘学询捐助的第一笔资金1000两白银，到1911年9月，同盟会在北美募集的10.64万港元（也有说是15万港元）。其中最大一笔，自然是来自梅屋庄吉家族的2万亿日元的投入。这笔钱很可能包括辛亥革命以后的资金，为了方便计算，总额减半，计入辛亥革命前的资金。

　　根据清末民初的汇率，7两库平银约等于10日元、5美元。如果按此计算，梅屋庄吉家族辛亥革命前资助的1万亿日元就等于7000亿两库平银，5000亿美元。这个数据太过夸张，因为创天价赔款记录《辛丑条约》连本带息赔款才只有9.7亿两。1899年，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有1亿两，1908年才突破2亿两。也就是说，所谓梅屋庄吉以“兆”计的资助应该是不真实的。如果按日本教授中村义根据梅屋庄吉家账册的统计，10亿日元折半为5亿日元，估算为辛亥革命前的资助，那么，5亿日元就等于3.5亿两白银。数量也有些多，但人家的账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也不好推翻。

　　辛亥革命前，“孙文革命股份有限公司”在近二十年的时间，招兵买马，买武器、买弹药，办报纸、办杂志。领导班子世界各地游说、募捐，着实开销巨大。如果仅仅梅屋庄吉家族就资助了3.5亿两白银的话，那么，孙氏公司募集的经费就是天文数字了。如果以总额10亿两计算的话，19年间，每年平均是5263万两，每天则14.4万两。具体是多是少，或许很难说清。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革命确实是极度烧钱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