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权力巅峰一步之遥的属羊人（下）：袁世凯
李鸿章临逝前口述遗疏说：「环顾今日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李死后，慈禧即命袁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总督为清朝地方最高级长官，其职掌综理军民事务、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世称封疆大吏。
直隶总督的权位更是重中之重。曾国藩、李鸿章曾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可以说，直隶总督一职把晚清左右政局的四个属羊人拴在一起了。
袁世凯由此青云直上。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于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到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
小站位于天津与塘沽之间，昔为淮军驻所，淮军散后湮为废垒。1895年，由军机大臣荣禄、李鸿藻奏派，袁世凯扩练驻小站的武定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人任各级军官，并引用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
这些人在清末民初大都成为军政要员，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小站练兵是晚清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氏一生事业的基础。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等要职。在此期间，袁氏通过办理新政，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北洋军政集团。
北洋集团权势的扩张，对执掌中央权柄的满族亲贵集团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满汉大员权力之争日趋剧烈。皇室亲贵指使御史弹劾袁氏权高势重，将步曹操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第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袁被调离北洋，赴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并令回原籍养病。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又被革命军攻占，载沣慌忙起用袁为湖广总督，兼办剿乱事宜。但袁世凯不若曾国藩、李鸿章，可以「麾之即去，呼之即来」。当年载沣放逐袁氏，理由是足疾不利于行，而今载沣要他当湖广总督，袁便以「足疾未痊」力辞，不愿出山。
朝廷再三催促，袁氏就提六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与此次事变有关的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从袁所提条件看，即知他内心不愿与革命军打硬仗，又要把实权揽在自己手里。前四项条件意在缓和革命党人与一般民众的敌对情绪，以谋求妥协。但他的妥协，并非替满满皇族打算，而是为自已留条后路。在袁氏看来，倘若用武力扑灭革命军，日后革命党绝不会放过他，对他有害而无利。一旦革命被扑灭，满清皇族未必还会倚靠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噩运随时会降临他的头上。
而如果留著革命军这股势力，既可以示好于革命党人，又可以使皇族不得不倚重于他。「养敌自重」于他最为合算。此为一方面。
另一方面，若不把军权揽在自己手中，又恐革命军势力过于扩张，从而不接受他的调停，朝廷也不会受他的操纵。以故五、六两项条件不可或缺。
第二项条件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废止现行的亲贵内阁，把权力转移到他所能控制的责任内阁上来，并使摄政王的权位归于无用之地。在袁氏看来，内阁总理大臣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至于革命党是否妥协，满清皇位能否维持，都无关紧要，反正实权总揽在自己手中。
对袁提出的六项条件，载沣起初很不愿意接受，但载沣不接受，袁氏就不出山。南下讨伐革命军的都是袁的旧部，他们正拥兵观望，消极怠命，使陆军大臣荫昌指挥失灵，无所作为。
皇族亲贵皆为一帮八旗子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载沣也是一筹莫展，到头来只得答应袁的奏请，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召荫昌返京。也就是答应了袁的两项条件，只字不提其余条件。
袁接电后电奏谢恩，除了几句空话外，再无具体表示，仍悠然垂钓于养寿园，静观其变。
辛亥年10月29日，北方发生太原新军起义与滦州屯兵事件。次日，南方又发生昆明新军起义与南昌新军起义。
载沣为此一改顽固态度与迟疑不决作风，一连颁发四道上谕，答应袁氏其他各项条件。袁世凯这才离彰德南下，与荫昌交接完毕后，进驻湖北前线。
北洋军攻占汉口后，袁氏即进京组阁，迫使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与袁氏宣誓效忠共和，作为推选袁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袁世凯则借革命军的威势，逼迫宣统帝退位，并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4年底，袁世凯以为做皇帝的条件已经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出大造舆论，声言共和制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做了83天的皇帝梦，结果登极大典未及举行，圣旨未曾出宫门一步，就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是在1915年12月12日那一天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次日上午9时许，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袁世凯身著大元帅戎服，站在御座旁接受众人的祝贺，见年长位尊者便援手搀扶，故作不敢当的姿态，而内心却极其受用。
不知什么缘故，御座竟放在御案前面。由于通知是当日上午8时下达的，大伙刚上班，连衣履都来不及换，有的穿军服，有的穿便服。少数人行跪拜礼，大多数行三跪九叩礼。动作亦参差不齐，行礼后照常上班，与平时无二。
前来朝贺的有政事堂和政府司局长以上、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吏，还有京城附近闻风赶来的地方大员。
朝贺仪式搞得如此仓卒草率，出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先说国外，原先鼓励袁称帝的日本国突然改变态度，转而反对。英国本不赞成，现在则出面干预。10月28日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俄两国公使朱尔典与库朋齐斯会晤外交总长陆征祥，小幡劝告袁说，目前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无论何处苛有事态足以妨害和平与安宁者，均应极力阻其发生。中国实行帝制，将立即「惹起意外之扰乱」，成为「危险不安之域」，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莫大的不幸，即或日本所受之影响亦不可估量，东洋之和平亦「因是陷于危殆之虞」。
小幡代表本国政府询问中国政府是否「自信不致发生异变而得平稳实现帝制」？日本国「决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于未然，而固远东和平之基础」。小幡同时声明，此举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英俄两国公使也作相同之劝告。
袁世凯对三国公使的劝告看得并不严重，以为只要解释清楚，便可迎刃而解。所以事后命陆征祥答复说：近来本国「国民之主张变更国体者日益增加，国内有实力者亦多数附和，因是结合益固，风潮益激。若专以力压制，且有妨害治安之虞，政府何敢负如斯重大责任。故唯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所通过之法律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俾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
至于变乱问题，袁答复说，政府「再三电询各省文武官员能否保持地方秩序。各省复电，每谓苟从民意解决国体问题，则各省皆可负地方治安之责。然则实行变革，断不致发生事端」。
法国公使旋即亦会晤陆征祥，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劝袁世凯中止帝制。
日本国政府对上述答复不满，特令小幡再至外交部质询帝制事，谓前此答复未言明延期与否，要求明白答复。中国外交部答以政府并无急谋变更国体之心，请勿误会。
11月9日袁世凯又派员至日、英、俄、法使馆作口头解释，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11日又让陆征祥请四国公使到外交部面谈，除说明延期实行帝制外，特郑重声明：万一在本国有突出意外之事变发生，「无论何时，本政府之权力，足随时消灭之」。
次日义大利也加入劝告行列，使4国劝告变为5国，问题更加严重。袁找英国公使朱尔典帮忙，朱尔典趁机伙同俄、法两国公使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为英、俄提供武器。为此日本向英国发出强硬声明，英国连忙加以否认。袁世凯亦让外交部声明并无其事。总而言之，慑于外交方面的沉重压力，袁世凯不敢再刺激列强，故朝贺仪式也不敢大事张扬。
再看国内，袁氏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和反对，全国群起而攻之。帝制活动尚未公开时，孙中山就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非法攫取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地，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帝制活动公开后，中华革命党积极在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北京、四川、陕西、湖北、福建以及东北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之外。他本以为，重建专制政治是摆脱民国政治危机的唯一手段，也是摆脱外交危机的唯一手段。但个人的经历使他只可能熟悉君主集权制的运作方式，而不可能了解民主政体下的君主立宪制的确切内涵。如梁启超所言，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
袁世凯对于民主共和制的怀疑，非但没有随著中华民国的建立而消除，反而随著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政治危机的加剧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他再次认定，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向袁氏发出推戴书，「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帝」，遭袁「劝还」，但对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这一点却没有表示异议，仅声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自问功业，既未足言」。
15分钟后，第二封推戴书呈交政事堂，其中列举了袁氏六大「功勋」，请求他「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基」。次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声称接受民意，变更国体，并声言严惩对抗帝制的党派：「因思屑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谣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因种之莠民。在国为逆一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俱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著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终于亮出了专制独裁统治的底牌。
恢复帝制，在袁世凯眼里也是摆脱外交危机，特别是摆脱日本控制的不二法门。
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俨然成了东方的霸主。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消息一经传开，迅即激起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无比愤慨。正式谈判于2月2日开始。谈判秘密进行，日本以支持袁称帝引诱在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为此中方提出修正案，日本谈判代表寸步不让。谈判一时陷于僵局。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它们在华权益表示强烈不满，纷纷予以抨击。国人的反日浪潮亦日趋高涨。日本见状，遂提出二十一条的最后修正案，其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又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预落空，又怕得罪日本，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由，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在5月8日召开的紧急国务会议上，袁世凯除了向与会者通报有关情况外，还提议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5月14日下达全国的「总统密谕」告诫国人，应引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并称从此当「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
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并没有涉及国体变更问题，尽管日方从交涉一开始便承诺，只要中国承认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从此「便对袁总统能遇事相助」。
列强对帝制的怂恿、推动始于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及扩大（以下简称「欧战」）。当时列强各国的外交使节没有一个对袁氏称帝表示不赞成的。
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如坂西利八郎、有贺长雄等人在推动帝制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日本首相大畏重信也向报界发表谈话，吹捧袁「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类似煽惑性的言辞促使袁本人相信：「日本朝野都赞成中国帝制，拥护他做中华帝国的皇帝」。
日本怂恿袁称帝的动机可从「黑龙会备忘录」窥知究竟。黑龙会是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扩张的右翼社团，成立于1901年，以中国东北、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及朝鲜为扩张活动的主要对象。该会1914年10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对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局势作了一番分析：
「吾人必须看到，东、南洋，尤其中国大陆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不言而喻，德、奥失败之后，俄国必将取代德国主掌欧陆之霸权，若干年内，它在西方将无后顾之忧。一旦战争创伤医愈之后，它必将立即转而向东方扩张势力，不至夺得中国大陆之霸权恐难罢休。英国将趁其新胜之余威，愈益加紧扩张，并掌握其在扬子江流域业已扶植起来的势力，不许他国染指其间。法国亦必从云南方面向中原地区驶进，力图多方扩张其权利。在此情况下，吾人必须深刻注意到，英、俄、法的联合势力不仅将压制欧洲全土，亦必将波及中国大陆。」
《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就变更中国国体对于日本在中国和远东地区扩张的意义，有极为详尽的分析：
「盖以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种政体之间，在伦理道德基础上存在著根本的差异；在制度与法律等方面也是背道而驰的。在此不同的基础上，而欲谋日本对中国的指导，使中国取法于日本，实现日中协作，共同处理亚洲问题，实是方枘圆凿，格格不能相容。因此，我日本如果真想改造中国政府，实现日中协作，维持远东永久和平，树立国家百年大计，必须趁此时机改变中国之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此乃改造中国之根本要义」。
日本与袁世凯积怨甚深。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政变，袁世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袁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国。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1914年制定的对华外交方针第一条便是：使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人肃清以往对日本的怀疑和不信任，以使之对我信赖为根本目的。
欧战爆发后，德国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对袁世凯施以笼络，投其所好，力劝其长子袁克定赴德治疗足伤。德皇威廉二世还宣称，将在财政、器械上给予袁政府大量援助。后又传言：「中国皇帝登基之日，德奥两国首先承认」。
出于同样的缘由，沙皇俄国也表态：「若中国举袁为皇帝，俄国必承认无疑。」
欧战前德俄皆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强国。为抵制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势头，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一度倾向于德俄两国，而这正是日本政府不愿看到的。
英国在列强推动中国帝制的博奕中表态最晚。该国最初对袁氏称帝「不甚赞成」，担心实行帝制引起中国社会动荡，从而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当发现其他列强普遍对中国帝制持赞成态度时，英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成为推动帝制最力的国家。驻华公使朱尔典利用他同袁本人良好的私人关系，力促其「行君主立宪政体」，并称实行这种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且系根本解决办法」。
上述情况使袁世凯相信列强各国都支持他称帝，不料朝贺一结束，日本公使即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公使，联袂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袁政府「缓改国体」，并声明「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这就使袁世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日本是列强中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又是唯一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实行帝制的国家。为此，北洋政府委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等大勋章颁赠天皇，以谋求日本对袁政府镇压反帝制力量的支持，并助其扭转国内日益恶化的局势。具体地说，周自齐赴日负有两项使命，一是与日本洽商借款，「期能解决北京财政困难」，二是「许日本以七项权利，以换取日本对中国帝制的赞助」。
结果，周自齐特使尚未抵达东京，便接到日本政府拒绝其入境的照会，理由是中国的帝制已经妨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如接受特使则暗示承认中国帝制。
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由首相官邸各大臣签字的决议案：袁世凯已因帝制在中国国内「威信扫地，民心叛离」，而日本对帝制采取的方针是，「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到帝国的力量，以奠定中日亲善之基础」。
鉴于袁氏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已成「帝国达成上述目的的不可回避的障碍」，「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
日本政府该阶段的主要策略是：借帝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危机，从而迫使袁世凯下台，并另行在中国扶持亲日势力。这种先怂恿，后拆台，以便混死摸鱼的外交手段，显然是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始料未及的。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