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起源之南方人群向北方迁徙 后石家河时代 煤山文化 印信台遗址 谭家岭古城 O3-F377下扩张时间和支系 2016年有哪些重大发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高清组图: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颖睗h两百多人数据，O1在这两个地方是比O2a-M95+O2*M268还要多的，也比N还要多。
北京和东北三省汉法医两千多人数据O1也是整体O2-K18和N是旗鼓相当的，
只有在山东汉两千多人数据中O1是比O2-K18和N少。
南岛的O1是不少，但有三分之二是M110和M119*在大陆华东沿海是基本难找的类型，就是在汉族中也难找的。剩下三分之一的P203主要是以B388支系为主。
更早的话大致同意LZ的意见，O3从川滇北上，过长江后分两路，一路继续向北后沿黄河东进，一路过河后沿江东进，当然也应该包括未过江就东进的，O1沿海北上，O2在两者之间，
为什么O3能占领中原并繁殖出大量人口，个人过去认为是个很偶然的因素，因为O3在最西边，这样他们更容易渡过长江，而中下游江面很宽，水又很深，冬天又不结冰，O2和O1北上到这个地方只能望河兴叹了，可能长江中游还好点，所以尽管O1比例在江南异常得高，但在北方还不如O2多
目前来看O1分布和爆发方式和其他类型没有可比性，比较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在汉族中O1支系少F492，F4084*，F5498这三支占9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CTS3085支系的，除了F492外其他三支主体估计爆发时间也是在3-4千年左右。
汉族南方汉族O1中，华南西南中南地区看过的超过2000多人法医数据，O1支系中F492一般占当地汉族数据中5%-8%左右，在几个地区中F5498支系相对比F4084*多点，由于F5498和某些F4084*支系在17-STR上不好区分，估计F5498在这些地区占当地汉族数据3%左右的比例，F4084*在2%左右。
在华东地区的汉族O1，看过的当地汉族超过6千人法医数据，F492比例超过当地汉族数据10%，一般在10%-18%左右，其他主要应该是F4084*支系的估计在数据中能有3%-5%的比例。
在北方数据中，华北的河南汉看过有4千多法医数据，河北汉数据比较少才两百多人数据。F492在数据中的比例是3.6%-6.6%左右，F4084*和F5498应该是各超过1%的比例，在河南汉其中一份超过千人的数据中还有一支超过2%的CTS3085的近代爆发的支系。
在西北汉看过的上千法医数据中，F492比例在数据中有2.8%-3.5%左右，由于有的F4084*和F5498从17-STR不好区分，一起算的话在西北汉的比例在1%左右。
看过的山东汉的超两千法医数据，F492比例在数据中一般是1.5%-3.8%左右，F4084*和F5498应该有1%-2%左右。
东北汉看来的一千多法医数据中，F492在数据中比例在2.8%-3.2%左右，F4084*和F5498应该都超过1%的比例。
中早期汉人包括的类型，应该是在3-4千年内爆发的支系，而且是在南北方都有一定量分布的应该就是早期汉人类型，按这种分析汉族O1的三大支系F492,F4084*,F5498都是符合这种标准，要不然不可能在三四千年内分布到南北而且都能达到一定的量。
以河南几组千人以上数据来看F492比例在3.6%-6.6%左右，按现有户籍人口1.04亿来算相关人口应该在375万-686万左右，而华东浙江几组数据F492比例在10%-18%左右，按户籍人口4700万来算相关人口应该在470万-846万左右。两者之间人口差距不见过有很大。
陕西数据目前还没看到有超过百人以上的数据所以无法比。
和两者相关地区，上海看过的数据F492比例在13.3%左右，按户籍人口1450万来算相关人口有193万左右，河南北边的河北数据F492比例在6.6%左右，按户籍人口7200来算相关人口有475万左右。
由于人口基数的差距华东两省市的F492相关人口总数，还不如华北两省的F492的相关人口总数。虽然频率看上去差距很大，但实际相关人口也是相当而已。
我到不否认O1与禹夏的关系，但是F492和禹夏的关系我不能确定，然后再隔一道的周人就更不敢确定了。
周人宗亲分封基本在中原，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但是O1高频分布地区整体都不在周人密集分封区，以历史而言不能接受O1和周室的关系。
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O1并不在于他们的具体支系，而是表明了这个地区是O1的分布区，而现代O1高频区也基本是这个分布区的辐射扩散，所以以现在并不充足的分子学数据，相信汉族O1支系也是在这个区域产生的，这是概率使然。
华东O1是汉族O1高频的成因，但是华中O1则与华东存在差异。华东是由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实现的扩张基础，然后在江淮得到最大化。但是太湖地区的O1由更早华南O1迁徙过来，这样对于华中地区则存在两个辐射向，一个是华东辐射，一个是华南辐射，华南辐射更多是非汉族O1支系。
吴国主要在浙江、江西和江苏的经营，这本身奠定了江西O1高频基础，而湖广和巴蜀则是由华南和江西辐射的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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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国时代山东的N系比例比现在高得多，中原黄河流域人群南下不仅有河南的，还有山东的，以及皖北的。你怎样看待河南山西从古到今M系比例降低的问题的？
我觉得我这个帖子可以和guwei0001的《5500年前的大范围文化变迁》一帖形成互补！
按照guwei0001的列举，似乎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族和汉语雏形的建立，也就是中原先商时代甲骨文之前的汉语，江汉的屈家岭文化北向扩张，对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形成了重要影响。还有东北亚O2b的成因难道也与这次屈家岭文化扩张有关？
长江文明在青铜时代之前都是优于黄河文明的，在5000多年前，有一拨南方向北方扩张的潮流，楼主列举的是从长江中游向被扩张的影响，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时在向北方扩张，这波南方扩张潮是不是可以看成新石器早期南方人群向北方迁徙之后的第二波扩张潮，这波潮流改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O2人群比例。
蜀国、楚国、吴国和越国都是前青铜时代长江文明的继承者。
我猜测黄河下游地区在新石器中晚期受到了西边的压力，原本我认为是正西边，现在看来可能是西南边的压力，也就是西南的屈家岭文化和南边的良渚文化扩张都对原来海岱的大汶口文化产生了压力，因而出现了O2的逃避人群。
其实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扩张潮和中东的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兴盛是同时的，在纬度上长江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是同纬的。
由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原来被我们忽视的江汉地区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很多读者被郭静云竟然的视野和想像力说震惊，但是在她和许宏的辩论中我倾向于许宏。也就是郭静云将江汉的文化构建了超出大家想像的夏国史，我还是倾向于夏是在中原建立的。
即使并不同意郭静云的观点，但是郭静云观点的基础也就是江汉文明对于华夏文明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这个基础可以和她的观点进行分割，而这个基础则是郭静云对于中国史学界最大的贡献。
蜀国、楚国、吴国和越国的辉煌之前更多的是本土文明的积淀，而非传统史学观点中是单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前青铜时代，长江文明一直在给黄河文明输入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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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粗略比划一下。假设部分F5,F46北上和当地原土著混合，常染比例是2:1,若Y的比例和常染一致，那么O3在北族的比例就是66%。
在中原的人群O3三大支的比例能否有这么多呢？很困难。
因为这时中原不但有O3三大支，还有O1,C3南支，N，O2*，O2a，M7，以及各种O3小支系。这样一来，O3三大支在北族中的比例很可能比在中原还高。北族进入中原，中原的O3三大支不仅没有比例下降，还会有所上升。
他的原话是不认同O的东南亚起源说，然后岭南一线没有O，应该是指岭南以南吧，不然也没必要用线字 至于岭南本身当时是否有O，这个不好说，当时的岭南好像也是澳美人种？若如此，也可能没什么O，岭南可以争议，东南亚我觉得问题不大，O毫无疑问是后来的当时O肯定分布广泛，哪儿都有，不同支系分布不同（毕竟都一万多年前了），如果位于南方，可能多数支系在东南沿海 ，这可以解释一些早期分化的支系如M188，O2b（O2首先就是分化出O2b和其他O2支系，除了O2b外，其他O2支系都有相同的共祖）的分布状况
中南半岛山韦文化与和平文化是岭南中石器的扩展或延伸，我认为是属于O系的，早在1.5万年前已向中南半岛发展，而且1.5-1.0万年前都是连续的，认为南迁晚，主要还是出在年龄估算上。
湖南、江西的这些遗址都比较晚了，以前还认为是1.2万年的，后来测了又说达到1.8万年。 两广的很多遗址都是两三万年以上的，而且多是些鹅卵石制砾石石器，与新石器时代有承袭关系。O系人进入湘、赣应不会太早，最早估计也不会早于2.5万年前(极限)，而之前应生活于岭南(两广)。然而父系单倍群和体质的对应并不是很紧密。C可以是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D可以是尼格利陀人种和蒙古人种；E可以是尼格罗人种或高加索人种。
凭什么认为O只能对应蒙古人种？某些早期的O系分支完全有可能是类尼格利陀或类澳美。
可别忘了O系在东南亚和巴布亚还有很多K系兄弟。那些O的兄弟k其实都是和O并列的，虽然人数少的多。
为什么那么多k都不能占据完尼各利陀人种和澳美人种的谱系，还需要O去跨越蒙古利亚人种和尼各利陀人种甚至澳美人种？
其实常染的情况狠清楚了，最初的南亚蒙古利亚人种不光有O，还有c3南支，以及f2。现在尼各利陀人种以及澳美人种中的O是他们历史时期南岛化的结果。
末次盛冰期结束后，南方的O系人群开始向北方大扩张，其中O3兵分两路，从川北和江汉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而O2的大本营是江西，O1的大本营是浙江，所谓大本营是值新石器早期的北迁的起点。能否成为定论？
我也来个无责任猜想
1，M117的爆发点在湖南和湖北的西部（常德，荆州，襄阳一线） 2，M134xM117的爆发点在河南的西部，它跟M117爆发点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很接近的，这与两者系统树上的亲缘关系相一致。 3，002611的爆发点在鲁中山地的北沿，或者在太行山东麓。 4，O1及其下游在浙江省北部，这一点估计是争议最少的。这些爆发点有一个共同点特点就是它们都处在中央大平原边缘的山脚和地台，最能塑造这种模式形成的可能就是洪水。可以设想某天一股巨大的洪水将低地平原的村落和人口席卷一空。此时居住在平原边沿山脚处幸免于难的半山民们借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首先霸占了洪水退却后裸露出来的肥沃土地，并以此为资本迅速扩张了自己的人口，塑造了现在我们所见的基本格局。
在人口爆发后，M117的一支沿汉水逆流而上，到达汉中，并进一步进入甘陕，在西北再次扩张后奠定了M117分布靠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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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个无责任猜想
1，M117的爆发点在湖南和湖北的西部（常德，荆州，襄阳一线）
2，M134xM117的爆发点在河南的西部，它跟M117爆发点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很接近的，这与两者系统树上的亲缘关系相一致。
3，002611 ...
鹰爪 发表于 2016-9-26 12:03 http://ranhaer.s47-56.myverydz.com/images/common/back.gif
从目前O1下游分布来看不可能是浙江北部起源和爆发的，浙江的O1比例虽然高但是多样性少，目前来看浙江汉4451人数据O1比例也才23%，听说这是浙江北部数据，还有组浙江汉201人数据O1比例是17.5%.就算是浙江汉4451人数据O1比例也才23%，和福建闽南汉超过40%的M117没法比，我怎么没见人说福建是M117的起源爆发地呢？
如果O1是浙江爆发起源地的话那么多样性会不少啊，但是目前来看浙江O1有97%都是P203，其中F492占比84%，F4084占比13%，而F492中估计大半都是F656，目前来看F656共祖时间可能在2800-3000年左右，只能说浙江O1高只是F656这支在浙江爆发的很成功。目前来看浙江周边地区也是差不多，南通汉1082人数据13.9%左右的O1但是其中80%是F492，上海汉517人数据17.4%的O1其中F492比例也占80%左右，从目前中通来看华东地区的F492支系F656占大半左右。
目前来看O1下各支系分布，M110基本分布在南岛国内非常少见，看过国外分析菲律宾和印尼支系最近共祖是6500年左右，在南岛国家有10%的比例。M119*目前来看应该叫O1a3比较合适，也是基本分布在南岛，比例在8%-10%左右，最近共祖目前还没说法不过估计和M110差不多。
B388是南岛P203特有支系在南岛中比例应该在10%左右，看过国外分析菲律宾和印尼支系最近共祖是在3500年左右。
以上三支是南岛特有支系，我估计有可能是M110和O1a3是一起南下的所以在中国基本没有同支了。而B388和大陆支系F78分开是6100年左右，估计是走另的线路比另外两支晚点南下的。
西南少数民族支系，YP345和Y18196这两支在云南傣族，贵州水族，湖南侗族，湖南和东南亚苗族，广西壮族，在以上民族都有分布是这些民族O1的主流支系，估计和汉族的F4084*分开6千年左右的支系了。以上两个支系基本在汉族没有分布我只在云南汉中发现有一定分布。CTS8902这一支目前在云南傣族和广西越南京族中有分布，和汉族F492支系分开时间是7700年左右。 而汉族O1支系目前来看应该四支，F533应该在汉族有8%左右，其中F492占大头估计有90%都是。分布目前来看北方基本在3.5%以上，河南河北都有汉族数据是超过7.5%和7.2%的，辽宁汉也有5.6%比例的，就算是山东O1比较少但取样12市7百多人数据也有3%的比例。西北汉基本都是有3.5%以上的比例。最高频区出现在长江中下游，从重庆来看由于没汉族数据用重庆土家族197人数据来看也是能达到10%的，湖南汉310人数据也有超过10%的比例，南通上海浙江都是比例超过10%以上的。福建台湾汉目前来看也是超过10%的。再南的广东汉比例是在6%-7.5%左右。云南汉和四川汉比例都是能达到6%的比例的。在南北少数民族中壮族，满族，蒙古族，回族都有3%-4%的比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锡伯族，鄂温克，达斡尔，都有这个比例。
F4084*目前来看是O1汉族中的第二大支系，南方比例应该在3%-5%左右，北方比例有1%-2%左右，在汉族平均应该有3%左右，在韩日这一支比例也应该有1%以上，目前来看下游应该分两个支系，CTS701和K644*,从STR来看爆发时间应该在3-4千年左右，当然要以后有人高通了才能知道最近共祖时间。
F5498目前来看分布应该比较西部，估计南方整体应该有2%左右是有的，北方可能比例少估计有0.5%左右吧。最近共祖时间由于看来的STR数据比较少不好估。
CTS3085也就是以前的中国大多标的M119*，但实际上他是P203的兄弟支系，和南岛的M119*不是一支，目前这一支估计在北方有0.5%左右，北方比南方多。
还有一支F4084比较早分开的支系，L594.2这一支目前主要分布韩国有1%以上比例吧，日本也有一定分布不过比韩国少估计是韩国过去的。
目前来看O1主要分这十一二支， 华东地区目前是F492比例最高地区，一般超过10%。目前知道的法医样本，江苏南通汉1082数据比例是10.3%,上海汉517人数据比例是13.7%，浙江汉4451人数据比例是19.3%听说是浙江北部数据。台湾汉有480人数据比例是11%。
中南地区目前知道的土家族197人数据比例是11%，湖南汉310人是10.3%，湖北数据目前还没有STR数据估计也会超过10%的。
华南地区广东汉885人数据比例是7.5%，广东汉150人数据比例6.6%。
西南地区云南宣威汉145人数据比例是7.5%，成都汉100人数据比例是5%。
西北地区甘肃汉722人数据比例是3.3%.宁夏回族115人数据比例是3.5%.
华北地区北京汉246人数据比例是3.6%，山东汉734人比例是3%。河北石家庄汉152人比例是7.2%，河南汉1100人比例是7.5%。
东北地区，黑龙江牡丹江汉859人数据比例是3%，辽宁汉310人数据是比例是5.6%. 按目前长城沿线古代几千年前的人骨结果来看多数据遗迹N系占50%以上的比例，但是到了现代N在这些地区只有5%左右的比例了，但是中国其他地区一般都有5%左右的N.只能说明有大量N向南迁了，目前来看人类一直都是在迁移的，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差别大的很。 换个思路，如果F492是由于楚国扩张起来的类型怎么样，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中原地区不管因为战乱饥荒等什么原因减少，都不会改变F492所占的大体比例。除非F492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族群中，比其他Y类型有更多的存活机会。所以你的说法在逻辑上是很难成立的。
其次，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南宋以后的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大部分土地还是沼泽，还有很多沿海地区尚未成陆。汉代的《史记》中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证明当时很多地方还是瘴气和湿气弥漫的沼泽。三国时期，东吴政权还在把刚平定的越人土著用来充实农业生产人口，这能说明吴越地区当时的生产力高出中原? 中原战乱加上历史时期的北族南下肯定会降低比例啊，以河南大样本量O1最高10.7%比例乘以10700万的户籍人口得出相关人口，对比浙江大样本量O1最高23%的比例乘以4750万的户籍人口得出相关人口，两地相关户籍人口只是相当而已啊。
一千多年至两千多年内的战乱肯定会对才形成三千年左右的F492后期各地的分布比例产生很大的影响。 说得很对，我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南方人一定要攀附中原攀附华夏。华夏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只是北方来的征服者而已，百越壮侗苗瑶才是南方的原住民才是我们的本源。我敢说南方汉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常染已经证明的很清楚了。 而且根据最近几年的古代遗址基因检测和论文，古华夏族还真未必是像我们大家一贯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南方民族。二里头和偃师的遗骸检测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至少有一部分夏商时期的古华夏人是比较接近东北亚民族的。
在没有大数据的情况下，要确定O1-F492+是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还是有难度的，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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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那来的消息古华夏族是大家一惯认为是纯粹的南方民族，我一向在分子人类学听到别人的宣传是黄帝是西来的，所以古华夏族是西来的。不过我听考古界许宏的说法是早期中国说是四千年前中原无王者之气，四周文化逐鹿中原东西部碰撞造就了中原文明的崛起，说明早期华夏就是混合来的族群，说是东西南北那一边单一来源的说法都是不客观的。
O1a源自南方应无疑义，但是O1a1a1则未必，真有可能诞生或首次爆发于华中某地~ O1a是个很大的范围了，目前不知道为什么M119的瓶颈会那么长有15000年，下游三个支系最近共祖是13600年。没有像原O2和O3有不少两万多年的兄弟支系，我估计有可能是兄弟支系万年前分布在黄海大平原，一万多年前温度上升造成海平面上升发生严重的海侵，分布在这一带的兄弟支系就全部灭绝了。也就造成了M119瓶颈时间长，早期兄弟支系都灭绝的原因。
而就目前来看汉族中F533和F4084*，南北都有大量分布，而且爆发时间又是在两三千年左右。如果没有在三四千年前参加过逐鹿中原的支系估计不会有这种分布，而且关于南北分布不平均的问题，就目前我了解两三千年爆发的支系目前还没那支是南北分布平均的，有的话那位大师可以列出来。 本来华夏就是三四千才开始形成原型的，我估计只有南北都有一定量分布三四千年内爆发的支系，是参于逐鹿中原早期华夏类型。所以说早期来自那并不重要。
在「古汉人」形成之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也有可能哦，猜测O1a沿海北上之后向内陆渗透一般也会选择河道、湖泊，因为我们华东的太湖、（原）丹阳湖（大泽），以及长江沿岸都是O1a比例高的地方。
逐鹿中原本来就是3-4千年这个时间跨度，F492上游CTS2458最近共祖是在4千年左右，目前来看CTS2458非F492的支系在汉族可能有1%左右，而F492估计形成时间4千年最近共祖3千多年。F492应该算是在逐鹿中原中壮大的。 我个人是不相信所谓夏王朝的存在的，被有些人大吹特吹的二里头，其直接势力范围有多大，能算得上一个王朝？何况二里头来自煤山类型，而该文化葬俗和石家河一脉相承，古人视死如生，葬俗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
二里头的源头文化确有石家河的影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许多，否则征服者怎么会在葬俗这种大问题上改就亡国之俗呢
但按照很多人的说法，碾子坡并不是先周，因此究竟如何，尚难定论 不管怎么说，
二里头的源头文化确有石家河的影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许多，否则征服者怎么会在葬俗这种大问题上改就亡国之俗呢
但这与我们看到的考古现象不一致，如果我们抛弃这些晚出的文献，只能得出石家河北上，并且是二里头源头的结论 而且需要注意，河南龙山文化似乎极少用鬲，煤山类型更少用鬲，王湾的鬲也不算多，二里头早期也基本没什么鬲。二里头三期的鬲据说来自晋中游遨。 相反当时北方的文化普遍用鬲，商周先民都用鬲，夏家店也用鬲，朱开沟文化也用鬲，与河南以及东方南方的文化大异其趣 看了下时间，二里头三期和偃师郑州商城时间能重合上，断代工程也认为夏商之交在1600BC前后，所以此时可能已经是北方殷商南下影响的了夏商之交可能更晚一些，当然这个不影响结论，二里头本身和东方以及南方的关系更大一些。
而且我不认为现在一味贬低长江流域文明的做法，实事求是，就应该承认，二里头的前身煤山确实有可能是石家河北上的结果。
当然后来文献出现三苗在江淮间为乱，上古圣王击败三苗的说法，对于这些晚出的文献不可轻信，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承认长江流域文明的影响不能光看碳十四年代，这个年代上下有误差的。从偃师商城最早的大灰沟里有二里头四期的陶器来看，偃师商城与二里头四期有重叠。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二里头四期人修筑的。偃师商城建成后不久，二里头也应该走出二里头文化序列，进入二里头第五期，一种有浓厚二里头文化色彩的二里岗文化。
当然我个人是相信商人崛起的时候是征服了河南的一些有势力的部族，但我不相信商之前有一个王朝，商人征服祝融八姓的韦顾昆吾我还是相信的，
至于二里头是什么，是不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我则不相信，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强盛的部族，从南方而来，但并不存在统一王朝 上古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以前YINGCHUAN不是举过很多例子吗，比如我，就有和藏缅同源的，也有和南方同源的予ra，我认为这些都是南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和当地仰韶文化混合，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人群西迁（不管岳石文化人群是否外来，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之间人口锐减是事实，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西迁进入河南），这些人相互混合形成了汉语，汉语的形成地点就在龙山时期的河南。商人的祖先则并不在其中，他们征服了这些讲汉语的民众，自己也成了汉语的使用者，并因为商人的扩张而扩张，商人扩张到关中，汉语也传入关中，并被周的先民采用
我觉得也不要忽略北方民族对汉语族形成的影响。二里头虽然文化上可能接近东方或南方，但母系单倍群聚类分析显示他们最接近的是现代山东辽宁汉族，西北汉族，和内蒙东部蒙古族。偃师的母系也比较偏北。至于父系单倍群，倗国测出了Q，临沂晋墓测出了C3，大堡山也测出了N和C3。这些证据都说明古华夏族是南北混合民族，甚至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北方成分，而不是纯粹的南方民族。大溪文化三大类型，三元宫、关庙山、油子岭，自前大溪文化就有区别。3个类型可能说不同的语言。
湖南的三元宫类型发展成为苗瑶的祖先，油子岭发展成为夏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汉藏语之外，苗瑶人常染、语言都接近汉人，很可能两者本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区，后来分化为不同的民族。 还是过去的观点，苗瑶和汉确实是很接近的，相比其他民族，但双方分离这个时间点恐怕未必是在石家河，而是更早 对夏和石家河的关系将信将疑，雅言又叫夏言，若如此现代的汉语应该属于苗瑶语族才对，而且二里头的母系特色是D5较多，这个特点既不北也不南。 我的意思，苗瑶和汉自前大溪文化始语言就开始分化。因为距离近所以一直有接触，到石家河时代的差距远没有现在那么大。 当年还没有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汉族的形成要晚得多。苗汉类似很可能是因为后来汉族同化了不少中原华东或长江中游的三苗人群，而未必是两者有共同的起源。 关键是这里说的是石家河和二里头的关系，而不是石家河和夏。毕竟并不存在二里头等于夏的前提 另外苗瑶的形成应该是晚于石家河的。就是说二里头或者说当时的中原人，你们提供的文献里不是认为当时的河南大部分包括王湾三期都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吗？若此为何没有对当时中原的语言和血统产生重大影响？有重大影响，所以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 从K12b来看，北方汉人的东南亚成分没有低于20%的，包括四分之一蒙古族BUGZ也在20%以上，而外蒙古人的东南亚成分为0，哈萨克人的东南亚成分几乎为0.但这些民族的东亚成分却很多，多于西伯利亚成分 母系方面，背景是屈家岭、石家河不断北迁。根据经验迁入的男人会比女人多，可能存在男女不对称现象。待Y测出来，自见分晓。 存在几种可能： 1、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是由北边迁入的原汉人融合当地大溪文化形成的； 2、汉藏语源自汉水东岸，藏缅人祖先从这里迁徙出去； 3、屈家岭、石家河说苗瑶语，而他们的北迁没有改变当地的语言。如果是1、2, 这样中原的汉语是由多个层次的汉藏人群复合形成的。 二里头也有不少B4，M7，F啊，现代河北人父系，常染和河南人差别不大，但母系D4就多了不少，可见母系可能更有稳定性我说的D5不北不南是和二里头临近的地区对比，倒是有点东，因为D5的高发区在苏鲁豫交界处。
从古DNA来看，蒙古国的母系也很稳定，父系嘛，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了。河北的MT特点是D4特多，但是河北人父系和其他北方中原汉人是很接近的，常染也基本接近关于苗瑶、汉藏的关系，贴过一篇文章提出，两者远古同源关系。那么同源的地点是在哪里，分离时间是？ 至于，汉与苗瑶的常染接近，是早期同源造成的？还是后期接触造成的？ 我的看法，苗瑶也是由苗与瑶混合而成的，至于苗的y，最早应该是以M7为主，后期逐渐混了许多其他类型如002611、F888、M95等。汉与藏谈不上发生学的同源（或者传统观念的线性树状同源），但是二者的确共享一种可称之为『原羌』的成分，仅此而已。 汉族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融合了许多族源成分，其中毫无疑问East Asian是主成分，而恰好华中一带的土家苗畲也是这种为主成分，因此这几个民族相互接近非常正常，不接近才不正常吧（至于西南地区的傣族也接近，这个倒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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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Lipson改变观念，提出地区民系血统的矩阵关系观念，我看就符合历史的真相，与之前李葆嘉提出的『东亚语言的语网观念』，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新石器时期O2-F444人群文化属性的推论 - Y染色体/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藏缅系的 N2(N1d-F2930)的来源问题。根据目前的数据，可以认定 N1d-F2930(即Poly所称的N2)是汉藏语人群的奠基者父系类型之一，其重要性（如果一定要排列的话）仅次于 O3-F5。其次，目前大家普遍认可F5对应仰韶时代诸文化人群的观点。那么，是什么样的古代人群在仰韶时代以前兴盛、并被后世的仰韶人群所融合，从而成为汉藏人群的奠基者父系类型？ 就我所知，除了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人群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选项。查看老关台文化最初的几个遗址的报告，存在与平底筒形罐很接近的陶器，同时也栽培粟。由此，我推测，老官台文化人群可能是以父系N1d-F2930为主的。在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人群可能也是从山西及其周围地区扩散而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粟的驯化追溯到山西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之中。加上N1c2a1-F1154与N1d-F2930本身也有亲缘关系。我们知道，山西的下川遗址出土了最早加工食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粟同时出现在甘肃东南部、河北南部和河北北部，而山西正处在这三个地点的中心地带，是一个驯化粟的理想的候选地区。
O3-F377下扩张时间和支系。O3-F377的共祖年代约为4千年。HG00451，HG00436，HG00613DE 的共祖年代约为1.9千年。树形你可参考 yfull。
通过微基因数据等现有数据来看目前来看F492的兄弟支系F81*和Y13984主要分布在山东至江淮一带，这一带是F81支系下游支系是丰富的齐全的，共祖时间是在3700-4600年间，F81可能和山东龙山文化相关。而浙江数据不少暂时还没有测有F81*和Y13984，占半的是F656最近共祖才2100年。
M117、M134我在2007、2008年已经提出不可能走藏缅西线，而是从湘西大致沿著南水北调中线沿著边山北迁，你们现在才发现不走西线，比我晚了差不多十年。
磁山之前好像测得有O1吧，红山牛河梁测得是有O的，且母系是N类如N9a、B之类，这些应是原先的底层，父系N及母系D4、M8a、G、M10之类是后来才混进来的。兴隆洼出土的碎石猪头龙，红山的玉石猪首龙以及兴隆洼的居室葬都表明来自O系原始越人，如玉文化见于良渚大汶口等，居室葬见于湛江遂溪的鲤鱼墩遗址。他们跟父系N有关，又要闹笑了，说到底，还是那个共祖年代作怪。还有辽西的小河沿、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纹，都表明其与湘西高庙以及汤家岗文化等有渊源。贾湖、裴李岗、后李等与湘地彭头山文化有渊源，前者是从南方北迁的文化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认可，怎么会跟N系、北方原先的细石器采猎族有关？细石器狩猎族与陶罐类农耕族原先就是截然不同的、不互混的，怎么可能搞乱搭配？让细石器狩猎族去搞粟种植。说的是山东F492多样性而非F81，你有山东CTS409样本么，不能说某一个下游单倍群比例高，它的多样性就低。而且假如F81是从江淮扩散的，F492还留在山东的概率就比较低，而且CTS2458*共祖年龄也不高，看上去只是F492的兄弟支系，也就是说，最初分化的时候CTS2458*在北，F492在南
F656现在共祖年龄2100年，从这个时间来看，应该和汉初江南崛起的世家大族有关，虽然相比F316，个人相信F492和F656以后或许能提高一些，但F656离吴泰伯仲雍年代还差得远从微基因来看能大概知道分布情况，微基因样本主要来自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地方工作的人。
目前我知道微基因测出的O1a样本有38例，M119*和M110各有一例，M119*应该是来源福建，M110还不清楚。P203*有一例来源自广东。F5498是有三例样本来源自西南一例应该是F5498*，还有两例分别是来源自河南和湖南的都是F5498+M101支系的。F4084应该有6例，分别华东的有3例，西南有两例，北方有一例。而F81*测出有四例，四川，江苏，安徽，山东，各有一例。
F492目前来22例，华东9例其中7例是F656还有2例是F492*，这些样本来源自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南方5例F492全是F492*，这些样本来源自湖北湖南广东。北方7例F492有6例F492*一例是F656，这些样本源来自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内蒙。还有一例在义大利应该是F492*。
跟据目前YFULL两例还在估算的F492新样本来算，F492最近共祖时间下个月应该会提早几百年左右。从F492最近共祖才三千年左右来算F492多样性高的地方估计很难找，而且目前来看非华东数据都是F492*为主，只有多测高通样本才知道具体下游。不过目前清楚的是华东高比例的F492以F656为主，从现在数据看江南只是F656非常兴旺，但其他地区F492只是他的兄弟支系，而非江南迁入，虽然STR很相似。
是的。如果F209不曾扩张的话，（不考虑汉族在晚近时期的扩散）崤山以西的F444的整体比例是很低的。
或许我认识有误。最初驯化和栽培粟的人，有可能是两群居住地临近的人。以N1c2a1-F1154在北，F444在南。又或者，N1c2a1-F1154最初驯化了粟，而F444才是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栽培粟的人群。N1c2a1-F1154在汉族人群中的比例不低的。可参见Poly的《The dichotomy structure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N》。
此外，我们实际上非常缺乏华北诸省的大样本量的细测数据。我推测，在山西和内蒙古中南部，N1c2a1-F1154的比例应该会比目前知道的要高。448del的整体年代不高，所以朝鲜族中的448del不太可能是继承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滨海边疆区的土著，而是另有更晚近的来源。
就目前所示，C3-448del，C3-M48和 C3-F1918的下游在最近几千年内扩张的支系是据对的主流。但是整个C3北支之下也存在很多的早期的分支，在环鄂霍次克海区域（北海道至勘察加半岛之间）特别是如此，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阿伊努人中的C3，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下游分支。然我闻整个L666只有不到9000年的共祖，且其兄弟支系P43为西伯利亚土著支系（与萨摩耶德语族有密切关系），以短短九千年前共祖而形成如此巨大差异的两支，似乎不甚合理，我颇怀疑整个L666都是起源自西伯利亚，似乎更为合理一些
且即使山西内蒙古中南部该单倍群比例更高些，焉知不是来自后来的北人入侵呢？因为确实有些北人似乎是该支的吧，未必皆是汉人固有。不过如今该支包括其下游M128分布确实比其他N北支偏南，不知何故，我收集了诸多中亚突厥游牧民的父系数据，亦未发现该支存在，倒是其兄弟支系P43是能够发现的，确实有些奇怪我的疑惑是以一个旱作农业的发明者地位，如今的比例确实不太匹配，应该更多一些方才合理。F3918来自鲜卑人的可能性极大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从谱系树上，F3918实际上和美洲的C2关系更近一些，而和星簇以及M48等支系关系远一些，但是鲜卑和蒙古都是蒙古语族的群体，而蒙古（以及族类相近的其他蒙古语族居民）在回鹘崩溃侯的扩散以北支而言却是星簇支和M48F3918在中亚突厥游牧民中目前所知的主要是TORE，哈萨克TABYN以及吉尔吉斯钦察。TORE不好说，TABYN和钦察都是突厥起源，应该是突厥兴起以后遗留在草原上的F3918已经突厥化了，到新的一批蒙古语族扩张的时候，已经是突厥人了阿依努人的C2可能和尼夫赫人是一支的，但尼夫赫人的C2似乎也没有细测的样本，尚不知其支系情况从我所知的树形来说，实在很难看出F1154曾经是农业人群的迹象。况且其九千年前的近亲P43出现在属于游牧人群的巴泽蕾克墓地中，确实很难将其与一万至九千年前的农业人群联系起来。
如果N-L666与粟作农业有联系的话，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粟作农业产生产生后不久，其所生活的地区即发生了巨大的气候变化，一部分人放弃了农业生产，回归到早期的狩猎采集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对应P43），一部分南下继续从事粟作农业（对应F1154）。同时这次气候变化也形成了一个瓶颈期，消灭了得益于粟作农业而出现的大多支系。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地区的F46人群刚好位于新的粟作气候带上，促成其接受了粟作农业并形成了一个簇状的扩张。这个气候变化很可能是8200年前左右的降温事件，也与F46扩张的时间基本一致。如果能在考古上发现这一迹象，则是极好的证据。最近有在写一篇涉及 C3-F3918的文章，可能数个月后能正式发出来。「F3918来自鲜卑人的可能性极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美洲的C3b-P39确实是F3918的早期亲缘分支，在计划的论文中也有涉及到。
Ilum?e2016这篇文章在计算N系下游分支的年代的时候，使用了「a relaxed lognormal clock」模型，而不是常用的匀速突变模型。「a relaxed lognormal clock」模型假设突变速率按对数模型的曲线变化，因此会计算得到偏小的年代。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在突变速率模型的选择上，不应该抛弃「匀速」的模型。总之，Ilum?e2016计算的年代是偏小的，L666应该会超过1万年（但很可能不会高于1.3万年，需要通过具体的计算来验证）。关于该点我要再提一下，为什么我会认为M407可能是偏东一点的地方融入蒙古语族的，当然首先有朝鲜韩国父系数据的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蒙古的M407似乎与一个很重要的部族联系在一起的，该部族即弘吉剌，而该部族实际生活地域相对于其他蒙古语族诸部族是偏东南的（实际上弘吉剌人和其他蒙古人一起走出额尔古捏坤的传说可能是后构建的，实际上未必如此）回鹘汗国崩溃以后蒙古高原部族论文三篇 - 文化人类学综合区 Gener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那么以弘吉剌人生活的地域，他们假如恰好是某支被同化的M407部族就是非常合理的КУНГИРАТЫ В ВОСТОЧНОМ ДЕШТИ-КИПЧАКЕ В XIII-XV ВЕКАХhistory and genealogy kungirat in eastern Dasht-i-Kipchak in the XIII-XV centuries根据该文，十三和十五世纪的东部钦察荒原（dasht-i-kipchak)的弘吉剌人至少分为三支，而哈萨克人的弘吉剌则来自其中的一支（来自一位叫囊古贷的诺颜，他一生主要的业绩是多次对俄罗斯人和切尔克斯人的劫掠），但是哈萨克人的M407和蒙古人的M407关系还是有些略远的，我颇为疑心也许早期蒙古的M407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游牧民族常常有强烈的瓶颈，哈萨克人只有一支，那么蒙古的M407也只有一支似乎也不是过于奇怪的事情我们小组已经有人写了一篇关于 C3d-M407的文章，可能数月后能刊出。对于蒙古语诸族的早期历史而言，M407是一个关键的父系。
我有分析过一组哈萨克弘吉剌特部的C3-M407的STR数据。多样性高，有多个独立分支，更接近始祖类型。相对而言，其他蒙古语人群中的M407处在边沿的位置。因此可以认为弘吉剌特部中的M407是整个蒙古语族群中的M407的扩散中心。偏题了。回到 F444的话题。豢龙氏在75#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假说。在Poly的关于N的数据中，其实汉族中还存在一定比例的 N1c-F1206/M2013+，F3163-。这是比F1154更早分化的支系。 根据吉大方面的测试，单倍群N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人群的最主要的父系。但不知具体属于哪一个下游支系。
总之，N1c-F1206的早期分化还是很复杂的，汉族内部的N1c-F1206的多样性还很高。目前几乎还没有得到研究。还有待更多的测序数据和分型数据。------------------------------- ------------------------------------------- --------------------------------------------
以前提到过，石家河晚期受到中原龙山文化侵入，所以虽然一段时间内和良渚在技术文化水平层次上超过中原地区，但对中原的影响，特别是血统上可能没有各位想的那么大，不知道各位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 煤山的葬俗是跑不掉的，石家河的北上也是跑不掉的，至于北方汉人20%以上的东南亚成分当然也是跑不掉的，除非认为这些成分是中原固有的（即仰韶等文化本来就有那么多的东南亚成分），否则只能是南方的某种文化带来的，至于汉语的南方成分，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和藏语等语言有较大的区别 至于说中原人的南下，这当然是存在的，后来的湖北地区崛起的芈楚就是中原南下的，没有人会反对。芈楚本在中原北部，还和三千多年从阿尔泰南下的鬼方氏有过密切接触（商人也有，上甲微中兴所依靠的就是河伯之师，河伯者，鬼方氏大宗主也）。芈楚南下应该是气候干冷化的情况下受更北方族群的逼迫所致（殷商崛起的大背景也在于此，车马器的传播也在这一环上），当然祝融八姓受山西等地族群的影响，也用起了鬲，和二里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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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xsm.com.cn/news/diyi ... 0160823_181502.html从陶器看陕北地区考古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 通过考察龙山时代陕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之间陶寺文化的交流状况，笔者经过研究发现，陶寺文化早、中、晚3期之间的陶器组合存在很大区别。具体来说，中期以后突然大量出现的各种形态的鬲改变了早期的陶器组合。 关于这些鬲的发源地有几种说法，可能性最大的是老虎山文化所在的岱海地区以及晋中北地区。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地区的文化因素影响到晋西南地区，才使临汾盆地出现形态各异的鬲，特别是临汾盆地以外不出土的肥足鬲。从形态来看，这种鬲应该是在陶寺文化内形成的。 但是，在神木新华遗址的报告里可以看到和陶寺文化晚期的肥足鬲类似的鬲，以及陶寺文化特有的圈足罐，这些现象可能表示在这一时期临汾盆地对陕北地区存在著影响。而且，鬲这类炊器的传播一般表示地区之间人的移动，说明两个区域之间曾经有过比较直接的交流。 陕北地区和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之间虽然有著密切的关系，陕北地区的主要陶器器类在陶寺文化中没有发现，瓮棺葬的葬制也与后者不同，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有限的。不过，暂且不谈交流的局限性，上述陶寺文化晚期的陶器传播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这种现象是否和陶寺文化晚期的暴力现象有关，是今后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 本站记者：对于陶寺遗址今后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王巍：另外，对陶寺遗址同石峁遗址的关系，陶寺的衰落是否同石峁人的到达有关等等问题进行探讨。从年代来看，这两个遗址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石峁的兴盛正是陶寺的衰败期。陶寺的衰落是否和石峁的军事征服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
【专家说陶寺】王巍：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前的观点认为陶寺晚期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城内部阶级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缘家族掌权的矛盾埋下了祸根，早期的后人将中期统治推翻。现在，随著陶寺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大家认识到陶寺晚期社会动荡可能内因不是主要的，外来入侵可能性更大。
http://www.sxrtv.com/content/fai ... 1434008558814.shtml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著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直口肥足鬲、单把方格纹鬲、圈足瓮、粗柄豆、铜齿轮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见几何纹壁画、大型墓葬都有侧置壁龛盛放随葬品等现象。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著二者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出临汾盆地。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石峁是座什么城？
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
凯风网山西频道_凯风网 ... 41105_2061364.shtml
同学：您刚才讲了陶寺遗址晚期遭遇了政治性报复，那这个政治性报复是谁实施的呢？
专家：2012年随著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横空出世以及在黄土高原黄河两岸同类石城的陆续发现，给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线索。 它们兴盛的时代在陶寺晚期，最南的遗址已与陶寺遗址接壤，而这些遗址出土的肥足鬲、、遗存与陶寺出土的同类遗存相近，诸多现象使我越来越倾向于陶寺最终应该是被来自石峁的族群所灭
实况 | 「陶寺遗址进校园公众考古系列活动」首站之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五中-南昌圈圈网
中原最早的征服者，神木石峁，陶寺的征服和毁灭者，如果按照石家河被中原毁灭，因此血统影响不大的逻辑，那么陶寺也被石峁毁灭了，陶寺的血统影响会大吗？而石峁的军事性质比什么王湾三期明显多了。何况商周都用陶鬲，连南迁的楚人都用楚式鬲，是不是北方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先是南方人北上，后是北方人南下，当然中原的主体性还在
如上面引用所显示的，随著这几年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包括何驽先生在内的学者已经认同了石峁人的入侵是陶寺毁灭的原因
张国硕先生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则认为陶寺毁灭与夏人有关，亦可备一说，然而在我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惟其提到陶寺晚期鬲的盛行代表族群变迁确有道理，而以上诸家都认为陶寺毁灭是因为石峁，我也没有不同意见。陶寺晚期的鬲应该是和石峁有关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一）--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潇湘文化专题网
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30多年来，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产生了诸多认识和争议。如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初，有学者认为它是夏文化［1］。随后，李民先生发表不同看法，指出陶寺遗存与尧舜时代文化有关［2］。1990年以后，刘绪等先生以及笔者都明确否定陶寺文化为夏文化之说［3］。近年来，「陶寺文化非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部分原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的学者也转而认为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4］。目前，有关陶寺文化族属的争论重点集中在唐尧和虞舜上，主要有「唐尧说」［5］、「有虞氏说」［6］和「尧舜说」［7］等三种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研究上，简单化、单一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不能笼统地说陶寺文化就是某某时代、某某族群的文化遗存，更不能简单地说陶寺遗址就是某一族群或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纵览有关材料不难发现，陶寺文化事实上可分为早、中、晚三期［8］，延续时间比较长，至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群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总体上看有著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生了大的变异，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一族群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文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合的角度，对陶寺文化不同阶段的性质与族属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对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应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范畴，为其晚期阶段［13］；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整个陶寺文化(类型)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前者是后者文化发展序列的「顶峰」或「文化水准较高的阶段」［14］，这些观点很值得商榷。从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确实含有斝、釜灶、夹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晋南地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常情况下，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其前身。但这些研究者似乎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共性，而淡化甚至回避了其诸多差异性。据长期从事晋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先生统计，陶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共发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种26件，包括矮领深腹瓮、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壶、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质单耳罐、单把罐形斝、折腹斝、深腹斝、矮把豆、彩绘壶、彩绘龙盘等；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种8～9件，主要是夹砂单耳罐、釜灶、小口折肩罐等［15］。这一统计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小同而大异」。对此，何驽先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约占1798％，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变体因素约占787％，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约占2472％，其余的摒弃因素约占4943％。并把变体因素平分，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则多达7809％［16］。
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相信人们是很难把它们归入当地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之中的，而「陶寺文化」的命名［17］被学界最终认可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为：非当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续发展，以新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融合了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来文化。
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现当与某一政治实体的迁移、入居有关。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18］。此现象符合外来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并不是陶寺遗址自身长期发展的积累，这也符合外来文化的特点。陶寺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遗存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段［19］。关于这类遗存，有人甚至认为年代更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类型或西王村文化［20］。虽然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基本上还是接近的，即介于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或者说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价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这就是说，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遗址所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存在著明显的缺环。
由此可知，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至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来源情况，目前还不十分明了，尚未发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其直接紧密相关。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东方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21］，但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
。
从目前考古与文献材料综合来看，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此有三方面的证据。
一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和陶唐氏尧的生活年代接近。关于陶唐氏尧生活的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二三百年左右，如翦伯赞等先生曾推定唐尧的年代为公元前2297年［22］；李民先生依据《孟子·尽心下》、《史记·三代世表》等古史文献，推定尧舜时期应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之间［23］。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高天麟等先生曾认为其上限约当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24］；1991年发表的陶寺文化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1900年之间［25］。这些数据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涵盖了一般认定的尧舜时代的年代区间。近年主持陶寺考古工作的何驽先生依据第一手材料，结合相关文化遗存研究成果，综合分析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了说服力较强的看法，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100—2000年，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26］。若此判断无误，那么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与陶唐氏尧所处的年代是大致对应的，皆为大约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
二是文献所载陶唐氏尧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陶寺文化早期的社会性质相一致。所谓「尧舜时代」，应是指史前时期以尧为代表的陶唐氏、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等族群生活的年代。学界往往把龙山文化的年代与尧舜时代相联系。尧舜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与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称作「雏形国家」阶段［27］。文献记载中的尧舜时代社会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属定居的农业经济，已组织兴建大型工程；私有制产生，刑罚出现，社会等级形成，统一的决策机构开始建立，最高权威出现，战争接连不断，但尚未出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政体［28］。这个时期推行墓穴浅而无坟堆的葬俗；使用陶器、彩绘器、木器和漆器；音乐发达，以龙为图腾之一［29］。而陶寺文化早期的先民过著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建造宫殿、城垣等较高的技术；早期墓葬大、中、小类型的差别，说明等级制度已经存在；流行竖穴土坑葬、掘穴浅、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说明当时埋葬无封土标志；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生产出大量陶制生活用品，能够制造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和漆器，大墓中出土有彩绘木鼓(鼍鼓)、石磬(特磬)和陶异形器(陶鼓)等乐器，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特征十分接近。此外，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30］，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是陶寺遗址所处的晋南临汾一带是陶唐氏尧的重要活动地区和尧都平阳所在。《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尔雅·释地》郭璞注冀州：「自东河至西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之东的今山西省境西部，古代也称为「河东」。《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本唐尧所居。」从上可知，冀州之范围应主要在今山西境内，是唐尧生活的地方。文献还记载唐尧统治的中心在汾河流域。如《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后帝」(尧)时，「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是因」是说唐尧之族群因袭实沈居于「大夏」。大夏之地望，《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在汾、浍之间。」此外，一些文献又记载尧的活动中心在「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下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水经注·汾水》曰：「(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史记·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面，今平阳故城东面也。《城记》云尧筑也。」《史记·晋世家》记叔虞居唐「在河、汾之东」，《正义》说：「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县。」平阳，春秋时为晋羊舌氏封地，战国时为韩邑，秦汉置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与襄汾县相邻，陶寺遗址在其范围之内。
相对于早期来说，陶寺文化中期文化因素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异，且明显受到南、北两个方向文化的影响。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大墓。如陶寺遗址早期、中期有著不同的茔域，其中早期墓地位于早期小城外东南部，而中期贵族墓葬是被围在中期小城内。又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随葬品以实用陶器群和木、陶、石质礼器为主，有鼍鼓、特磬、土鼓等；而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随葬品，如ⅡM22则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其丧葬习俗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陶器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新出现了绳纹罐、圈足盘、双耳折腹盆、素面斜腹盆、单耳杯、单耳小罐、圈足盆、浅腹豆、高领圆腹小罐、带环状捉手的陶垫等器物，这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单耳和双耳的作风与来自于南面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属于河南(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36］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说明三里桥类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曾经分析陶寺遗址的文化因素，认为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三期)，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呈衰落趋势」，而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则方兴未艾，占据主流地位」［37］。另外，
陶寺文化中期新出现了陶鬲，这种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变化。鬲的来源，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晋中、晋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是重点考察区，因在山西石楼岔沟出土了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鬲，其时代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38］，有学者认为双鋬斝式鬲最早产生于晋中地区［39］。若此判断不误，则陶寺文化中期又受到来自北方晋中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
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发展的结果，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这时的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应较为复杂一些，不能仅仅仍以「陶唐氏文化遗存」一言而概之，而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有证据表明，晋西南以及相邻地区尧舜时代居住的族群是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关于舜族群的居地，虽然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但其曾分布于今晋南地区、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最大。李民先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确指出有虞氏舜族群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在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舜都蒲坂也在永济［40］。舜与尧曾是同时代人，并继尧之后担任「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其族群分布区域应与陶唐氏相距不远。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位于晋西南与豫西西部，北与陶寺文化地域相邻，又与文献记载有虞氏舜的活动区域十分接近，因此有学者曾考证认为三里桥类型即为有虞氏遗存［41］，这是很有道理的。
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的主要原因应与有虞氏舜的强势进入有直接关系。文献有舜夺取尧之「帝位」于平阳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孟子曰：「(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水经注·汾水》引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晋州，《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当然，《尚书·尧典》等文献又有尧「禅让」于舜的记载，但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所谓的「禅让」并不真实存在，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42］。因此，有虞氏舜以武力手段进入陶唐氏尧的腹地——平阳并取代尧之「帝位」应是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典》记载舜继尧之位后曾经「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的「在」字，《尔雅·释诂》云「察也」，观察之意。「璇玑玉衡」涵义有二说：一谓星名，即北斗七星，玉衡是杓，璇玑是魁；一说谓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无论哪一说，显然与观察天象有关。「齐」，为排比整理。「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泛指星辰。「望」，即望祭，为祭祀山川之礼。「类」、「禋」等也为祭名［43］。意思是说舜观察天象，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举行祭天仪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和各种神祇。而陶寺一带东有塔儿山、西有汾水等山川，遗址内发现有年代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且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这些现象与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从考古学上来看，若认同三里桥类型为有虞氏遗存，那么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诸多三里桥类型文化因素，正说明有虞氏族群曾北上影响临汾盆地文化的发展，并直接导致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从年代上来说，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于陶寺早期的年代，这与有虞氏舜继陶唐氏尧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结合上述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毁弃，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有著不同的茔域，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丧葬习俗迥异等现象，以及舜曾都「平阳」、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虞氏舜最终取得了对陶寺地带原「尧都」的控制权。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已非单纯的陶唐氏文化遗存，其族属除了陶唐氏以外，至少还应包括有虞氏舜之族群。
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与晋中、晋北地区使用鬲的族群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在尧舜时代和夏代，今山西境内居住著多支以陶鬲为炊器的族群，其中之一便是周族。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在定居陕西周原之前，周族最初曾生活在今山西境内［44］。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中的联裆鬲来自于晋中地区，周族中一些著名的氏族最早都居住于今山西境内［45］。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周族始祖弃(后稷)是「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的重要成员，与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族群联系密切，其居地与这些族群当不会相距太远。
《史记·周本纪》称尧「封弃于邰」。据《左传·昭公元年》郑子产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这里的「台骀」即有邰氏，亦即周族先人。「宣汾、洮」和「封诸汾川」，说明邰地当在汾河流域。准此，则先周族群在尧舜时代应活动于今山西境内某地。关于有虞氏与周族的关系，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说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矛盾，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当与这一事件有关［46］，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加以考证。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二）--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潇湘文化专题网三 陶寺文化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临汾盆地的广大地区。除陶寺遗址外，还发现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洪洞侯村［47］、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重要遗址。陶器制法包括手制、轮制和模制。陶质以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灰陶次之，仍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磨光黑陶，出现少量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但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篮纹数量大大增加，方格纹数量也有所增加。器形的种类基本同中期，但釜灶和夹砂缸绝迹，新出现陶甗。盛行陶鬲，种类较多，有直口肥足鬲、单把鬲、双鋬鬲、高领鬲等，其中双鋬鬲最多。斝有圆腹圜底盆形斝和敛口折肩釜形斝两种。新出现深腹簋。还有单耳罐、单耳或双耳平底或三足杯、粗柄或细柄豆等器类。
从年代来看，陶寺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接近或已经进入夏初纪年范围之内，其年代应与禹、启时期甚至太康、少康时期相对应或接近。有学者研究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大体与夏县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分为相对早晚的两段：早段年代相当于禹时期，晚段年代相当于夏启时期［48］。
与陶寺文化中期情况相似，陶寺文化晚期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主要表现在陶寺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文化遗存中充满了暴力色彩；外来文化因素增加明显，各种形式的陶鬲完全取代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说明当时有拆毁城墙的行为。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遗迹单位常堆积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如夯土块、白灰皮，说明这个时期曾有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的行为。一些陶寺文化中期的墓葬被有意破坏，从墓坑中央挖大扰坑直抵棺椁部位，或坑套坑地挖下去，这不像是一般的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政治报复行为。如陶寺文化中期墓葬ⅡM22，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扰坑ⅡH16打破，该坑从墓北壁中段打破墓室，直捣棺室，毁坏棺的上半部分，棺内有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和残余的随葬品，坑内有扰乱的人肢骨残片和随意抛弃的5个人头骨［49］。类似的毁墓行为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2002年发掘的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沟(IHG8)出土有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一具被暴力残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两腿叉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50］。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
从文化性质上来看，尽管陶寺文化晚期已跨入夏初纪年范围，但其仍然不属于夏文化的范畴。近年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基本共识。而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之煤山类型经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另外，文献中关于禹和启以及夏族的记载也主要集中在豫西地区。因此，分布于颍汝河中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应是先夏文化，煤山类型晚段和新砦期遗存很可能是禹和启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51］。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陶寺文化晚期与煤山类型、新砦期遗存虽然有一些联系，但文化面貌却迥然有别，与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更是衔接不上；而与当地固有的陶寺文化早期、中期虽然有一定的变异，但整体上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的延续发展。
虽说陶寺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夏文化也不始源于晋南地区，但禹、启时期的夏族却控制了今晋南地区。在尧舜时代，鲧和禹是分布于今豫西地区的夏后氏的代表，其族群势力很大，如王湾三期文化在后期时已经扩大到整个豫南地区，其影响已达湖北北部。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禹继舜之后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之首长。因陶唐氏尧、有虞氏舜等族群皆分布在晋南地区，陶寺一带的平阳为该联盟的政治中心，那么禹继舜之后任联盟首长，也理应「就职」于陶寺一带。对此，文献中有明确反映，如《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此「夏」应为夏禹，说明夏禹与唐尧、虞舜一样，也以山西一带的「冀州」为联盟政治中心所在地。《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则具体指出夏禹的「都城」除了位于豫西的「阳城」之外，还包括晋南的「平阳」和「安邑」。平阳即临汾一带的陶寺，「安邑」在夏县境内［52］。此记载看似矛盾，实际上道出了夏禹曾经控制今晋南广大地区的历史事买。
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的原因当与夏后氏禹对有虞氏的政治颠覆活动直接相关。据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与有虞氏舜通过武力取代陶唐氏尧一样，来自夏后氏的禹也是通过武力手段才获得「帝位」的。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可知，早在舜时期，来自夏族的鲧由于治水不力，遭到惩处，被舜「殛于羽山而死」，这就埋下了夏后氏对有虞氏仇恨的种子。继鲧治水之业的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不敢」二字，虽然说明夏禹的敬业精神，但也暴露出夏禹惧怕治水不成功而受舜惩罚的心理。从另一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禹控制晋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当地原有势力的强力抵抗。文献中有「禹避商均」的说法，如《孟子·万章上》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世本》、《史记·夏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禹时来自有虞氏的商均势力相当强大，禹不得不暂时避让于阳城。随著夏后氏禹之军事、政治势力的逐渐增强，最终战胜了有虞氏商均的势力。陶寺文化晚期发生的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遗存中充满暴力色彩等现象，应该是夏后氏禹与有虞氏发生争战，胜利者禹对失败者有虞氏的报复行为所导致的。
在夏族控制晋南的过程中，夏文化对该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部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夏族文化因素也随之在晋南地区显现：如陶器纹饰中，陶寺文化晚期绳纹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而方格纹数量却逐渐增加；陶器器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轮制陶增多；浅盘高圈足豆、甗等河南龙山文化典型因素出现。此外，河南龙山文化中广泛流传、本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盉、鬶等陶器在陶寺文化晚期中见到。
陶寺晚期陶鬲流行，完全取代当地传统炊器——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习俗的重大变化，也意味著居民族属结构的部分变化，应当与某些使用陶鬲的部族文化的强力影响有关。文献记载禹即「帝」位，周族仍任「后稷」之职；夏启时期，周族首领接受夏王朝的统治，仍然活动于晋南一带［53］，因而陶寺晚期遗存的族群可能还包括以陶鬲为主要炊器的周族。
李新伟：石峁遗址的新发现引起学界轰动，显示出北方势力很强盛，可能曾和中原发生很多利益的冲突，对中原造成压力，是促成早期国家在中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赵辉先生：石峁城址的发现令我们感到需要重新审视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关系、态势。首先在文化面貌上看，这个时期是北面的文化向南影响更大，而不是以前估计的那样南面影响了北面。在靠近渭河谷底的一些客省庄二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蛋形瓮、单把鬲之类的北方地区的陶器，还有窑洞。陶寺遗址中期以来也突然出现了大量肥足鬲之类的北方器形。原来认为红色彩绘的黑陶瓶罐等陶寺典型因素，其实在石峁发现众多，反不如认为是后者对前者的传播、影响。陶寺大墓中挖构壁龛，是很奇特的现象，现在也可在石峁找到同类，说不定也是源头。原来已知陕北地区有很多山城，又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大城，规模一点也不亚于陶寺城址，宏伟的石砌城门和两重城墙、城中心以石墙层层包裹著的高耸的皇城台、精美玉器、大批量杀殉祭祀现象等等，都意味著在社会发达程度上，北方也不亚于中原，反而暗示著北方社会对中原的压力更大一些。还有迹象表明，陕北石峁文化和齐家文化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见于陶寺的铜器技术，或许是经由石峁东传而来的。把这些现象综合考虑，就令人不由得推测中原社会的变迁，北方是个重要的参与者。当然，这还只是个大趋势，内中细节，还有待大量考古工作来解答。 对长城地带这个「北方」，环境考古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使得我们已经知道了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中原关中地区文化向北扩张和龙山时代晚期北方文化掉头南下，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地区环境好的时候，或许接近中原地区，两地文化上曾经是「一家人」，经济上都是比较粗放的旱作农业，至少也是以旱作农业为主。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比较接近也是有原因的。与这个陕北加上晋北燕北和中原的这个大北方相比，长江流域就不同了，是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更加清楚，分了好多等级，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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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河套地区曾经对关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带来过强烈影响，而不是相反，则是学术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项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很长时间里，有关中原、关中地区和河套地区的文化关系上，学界一般将后者视作被动的方面，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终受到相对忽视。但石峁古城所显示的龙山时代北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所以，石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意义也促成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的「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立项。其实，这项研究还涉及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过程，即直到秦帝国建立之前，华夏集团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复折冲就是在这一舞台上展开的。龙山时代，可谓是这个长达两千年历史过程的开端。 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受到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影响，有东南亚成分不奇怪。 可以通过常染来分析东亚早期历史南北的消长。蒙古和通古斯这些地区的人东亚成分也较高，但几乎没有东南亚成分。可以认为新石器早期的北方人是基本没有东南亚成分的。南方成分可能是随著新石器中晚期长江流域文明的扩张被带到北方的，亦不排除更晚近的影响（比如秦征服巴蜀对巴蜀地区原住民的同化，秦汉对百越的同化将百越原住民北迁，还有据说南北朝的僚人最北曾经迁徙到山西一带）。 但青铜时期之后北方文明逐渐变得强势起来，历史时期基本是北人南迁居多。 因此，我认为不要片面地强调南人北上，汉族这样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很难用单一成分来概括。汉族是南北成分皆有的民族融合体。 汉族在汉朝形成，夏族从二里头算起也有3700年，怎么算晚近？ 不论是夏族还是汉朝人都跟现代汉族不是一回事，当时根本就没有汉族的概念，而且现代汉族也融合同化了很多其他成分，特别是南方的很多地区到宋明时期才逐渐汉化。 僚人是现在部分壮侗语族群祖先，蛮人是部分苗瑶语族群祖先，濮人是部分南亚语族群祖先，这些应该都是比较正确的，越有百种，应该包括上面一些支系，比如僚人大概就与骆越有关 当然南方汉族肯定有不少少数民族汉化的，但如果认为全都是或者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汉化恐怕也未必是事实，从版友统计的F316分布来看，南方，包括四川，F316不比北方少多少，尽管F316扩张时，这些地方恐怕都未必是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盘 从商周王朝的起源以及鬲器的传播看，贝塔2，CTS335，F152，L1360，F4249等等F46支系都是长城沿线（包括晋中以及河北部分地区）分化的，因为那个年代只有这里才可能有簇状分化，而中原的土著族群（我认为以M117和部分F11支系为主），当时则看不到簇状爆发的迹象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首先，sahaliyan在本帖提到两个观点，第一，苗瑶语是南亚语与其他语言影响下形成的。第二，这个形成的地点是在长江中游。这两个观点个人都同意的，以前看到论坛上也有一些认为苗瑶实际上就是在汉藏和南亚影响下的中间产物，这应该能取得不少人的共识，所以从荆楚往上石家河屈家岭到大溪甚至更早可能就是从最早南亚语逐渐受汉藏语影响逐渐形成苗瑶语并且最终发展成为汉语楚方言的过程，分歧主要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苗瑶语形成的时间，个人以为应该不会很晚，因为南亚语族群的南下时间应该是比较早的，早于南岛语族群南下的时间，这个时间点他们选择南下可能是因为北方已经发生引起他们震动的事件，此外也很难想像当时南亚语能从长江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当然这不是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汉语与南方语言相似的地方来自于南亚语系，关于这一点有些不同意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南亚语或者苗瑶语相比壮侗语与汉语更接近呢。很多人都察觉汉语有一些接近南方语言的成分，但究竟与哪种语言更接近，其实早期人们的观点既不是南亚语也不是苗瑶语而是壮侗语，几乎全盘搬用了汉语数词，苗瑶就不那么相似，南亚语则完全不像，其他部分辞汇也有类似情况。我们知道国外语言学者一般不主张把苗瑶和壮侗划入汉藏语系中，但有个例外就是Shafer把壮侗语划入汉藏语系内，而且与汉语划在一起，而把藏缅划为汉藏语的另一支，显然他当时是认为汉语与壮侗语是非常接近的。后来随著壮侗语与南岛语的联系被发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能与汉藏和南亚共同影响形成了苗瑶类似，壮侗可能也是汉藏与南岛影响下形成的中间产物。所以不排除大家所见的汉藏语南方成分的来源有可能是壮侗或南岛语 当然，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汉语南方成分是由苗瑶语而来的，但是汉语后来强烈影响了壮侗语，使它与自己看上去显得非常相似，这就好比汉语后来可能强烈影响了藏语使得藏语看上去与汉语更相似从而使得Van Driem把汉语与藏语划在一起而把缅彝语支排除一样。究竟哪种原因个人并不清楚，只是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 总之，个人观点偏传统，古代广义上的中原分三大块，黄河中上游是华夏汉藏，长江中游是苗蛮南亚，黄河下游东夷可能既有阿尔泰也有南岛，但再往南到长江下游无疑是南岛，此后南亚语区域在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苗瑶语，南岛语区域逐渐形成了壮侗，当然华夏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脱离原始汉藏而向后来汉语发展，所以这个过程中各方都有影响，但如果为了迁就汉语中的南方成分而夸大石家河的影响，比如认为常染能占到2/3个人是不相信的。汉语毕竟是一种汉藏语 而且如果认为石家河对现代汉族血统有很大影响的话，不妨讨论到底传入了哪些成分。对mt没有研究，直接说Y了，几乎首先可以排除绝大多数的F444，N北支，应该有一些F845，但F845从之前数据看占不到C3南支一半，而且F845也有可能是某个时候从北方迁入的，N南支和M117应该有一些，但大多数人应该会承认这些支系主要是和仰韶相关，排除了这些以后，还剩M119，002611，南亚中有多少这两种成分，当然按照有些人说法，苗瑶会有一些002611，但像M95和M7，即使在华中汉族中也是不多的，所以个人并不相信石家河对汉族血统影响很大的说法 常染方面：
如下图，柬埔寨人有高频的淡紫色，我们知道这种颜色代表南亚人种成份，而汉族部分靠右边的应是北方汉，这种淡紫色基本缺失。再看华中附近的几个民族土家、苗、畲族（源自华中）都是高频的浅棕色，这几个民族可能同样来自大溪系统。那么屈家岭、石家河北上当然只能带去浅棕色成份，怎么可能带去南亚人种成份。而一部分南方汉确实有不少淡紫色成份
，这应该是南下到华南混入的。有人看到的只是南北汉平均结果，就敢下论断。 蓝色成分的影响横跨汉藏、苗瑶、侗台、南亚四大语系，四大语系之间有关联本不足为奇。
东南亚成分目前在北方汉人中没有低于20%的，混合这么平均，很难想像是晚近进入的，只能认为是早期进入，我的猜测是石家河以及更早的屈家岭的北上，当然是不是良渚等集团也有影响，我没把握，另外韩国人有10%左右的东南亚成分 汉藏和华夏是两回事
华夏是克里奥尔，部分汉藏人和东夷人以及南方人（石家河？）和极少是北方人混合形成的叫做华夏，地点我认为是在河南，没有参加混合的则还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
至于石家河是啥，汉人的父系很混杂，有些如O2星等等究竟什么来源也没人清楚，O3下有些小支系积累起来比例也不小 这是我画的一张东亚早期各语系的分布图，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绿色ST：汉藏语系
蓝色HM：苗瑶语系
黄色AA：南亚语系
粉色TK：壮侗语系
橙色AN：南岛语系
红色J：日语系
紫色K：韩语系
棕色TU：通古斯语系
灰色M：蒙古语系
浅蓝色Y：叶尼塞语系
浅绿色T：突厥语系
黑色IE：印欧语系
东南亚成份=dai/2+Malay
这样日韩的东南亚成份普遍在3~5%之间。
只有日韩才是东亚人种。 论坛网友的E11结果：
计算公式
东南亚成份= dai/2+malayhttp://http://www.ranhaer.org/attachments/forumid_48/16121923419b5b009753843198.jpghttp://www.ranhaer.org/attachments/forumid_48/16121923481d36ff6ca9ec3e6d.jpg
一篇已故的樊力教授关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及衰败有代表性意见的文章，其中关于华夏与苗蛮集团在中原碰撞的过程及相关考古线索是这样描述的：
长江、黄河中游间的广阔地带是三苗和华夏两大文化板块碰撞区, 从考古学文化考察, 这里发生过三次激烈的大碰撞。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曾一度强盛。庙底沟期各文化类型间的一致性明显加强, 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在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古城址。有研究者推测它为黄帝时代的古城。另有证据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在此背景下, 豫西南仰韶文化势力已达随枣走廊一带, 对汉水之阳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晚期遗存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滠水下游的一些遗址中, 豫西南仰韶文化晚期因素占一定比重, 表明它曾一度沿滠水南下直抵长江畔。这是苗夏两大集团文化间的第一次大碰撞,
与黄帝「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墨子·贵义》)相对应, 这也就是黄帝「南至于江, 登熊、湘」(《史记·五帝本纪》)和「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庄子·天运》)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这次交锋华夏集团稍占上风。
但好景不长, 由于屈家岭文化的迅速崛起, 在前文谈到的大背景下, 积极拓展疆域,不但恢复了原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域, 而且继续向北推进, 很快席卷了豫西南和豫南原仰韶文化分布区, 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两地的仰韶文化也就随之消亡了。在禹县谷水河、洛阳王湾、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和西山等遗址均发现屈家岭文化因素, 说明屈家岭文化的影响曾一度达到黄河之滨。西山古城恰恰在这个时候遭到废弃,这大概不会是巧合。这是苗夏两大集团文化间的第二次大碰撞。在这一回合较量中, 苗蛮集团以绝对的优势占了上风。华夏集团失地、弃城, 一度退到了黄河边。考古资料表明,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强盛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偏晚阶段持续到石家河文化中期。此间, 豫西南和豫南一直为文化的载体三苗族所占据。
在两地屈家岭文化遗存中, 显现出了一些地方特点。我们对以豫西南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遗存作了渊源分析, 发现所谓地方特点实际上是原豫西南仰韶文化的孑遗因素。而主体因素实际上就是以石河古城为中心的屈家岭类型的因素。显而易见, 原生活于此的华夏族(仰韶文化的载体)的一部分居民并没有离开家园, 而是以某种方式留在了原地, 与自江汉平原北上的三苗族的一部分一同生活在这块原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其文化逐渐融合于后者, 从而形成了屈家岭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以什么方式共存于一域?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前文提到, 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这里发现了为数较多的乱葬坑。在下王岗遗址屈家岭文化的一筒形坑内, 弃置了一男一女两个成人和两个小孩, 骨架扭曲较甚。在八里岗遗址的同期灰坑中也经常发现弃于其中的人骨架, 最多的有3具;在一个石家河文化早期灰坑中, 人骨架的腹部位置还保留了一枚石镞, 此人可能因此而死于非命。这些死者的身份不难猜测, 他们很可能是被征服者中的一员。可见文化的碰撞与民族间的征服是相伴而生的。人口和土地的丧失对华夏集团是致命的打击,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它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一蹶不振。
相反, 对于获得被征服地区人口和土地的三苗来说, 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使其注入了新鲜血液, 导致了空前的强盛。
在东方, 大汶口文化在经历了其向西扩张的全盛期后, 迅速收缩和衰落, 其本土亦受到来自良渚文化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压力, 在龙山文化鼎盛之前, 东夷系统亦处于低谷时期。而此时即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到石家河文化早期, 三苗族及其文化空前兴盛和繁荣, 一度雄踞中原, 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夷、夏两大集团。这种优势到石家河文化中期才得到抑制。
石家河文化在中期后走向了衰落, 其势力逐渐退出了伏牛山———大别山以北地区。从考古学文化上考察, 主要是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压力。这时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的各文化已经崛起并逐渐强大起来。在文献中则反映为尧舜禹对三苗的大规模不间断的战争。
舜是东夷族人。(《孟子·离娄》:「舜……东夷之人也。」)禹也很可能来自东南方。可见, 黄河下游东夷族的一部分融入了华夏集团, 使其强大起来, 不但遏制了南方文化的攻势, 而且开始用兵江汉, 拉开了第三次苗夏文化大碰撞的帷幕。关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文献记载颇多, 已有研究者从历史文献角度将战争大体分为尧时进攻、舜时相持和禹时全胜三个阶段。
文献记载尧征三苗的主要作战区域是丹江及其左近地区即伏牛山以南的唐白丹流域, 包括豫西南和鄂西北部分地区。这里东、北、西三面被山地环绕, 南面向江汉平原敞开, 西北通过丹江河谷与关中沟通, 东北通过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缺口与中原相连, 是联系江汉平原和关中、中原的交通要津,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 这里主要有丹江流域的乱石滩文化和唐白河流域的八里岗四期文化两类遗存, 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包括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在内的外来因素的影响, 尽管时代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相当,但文化性质发生了转变, 已不属于石家河文化系统。
换句话说, 石家河文化在晚期阶段已退出了这一地区。这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汉学堂从书》辑《六韬》)的结果, 与「迁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和「放子朱于丹水」(《竹书纪年》)等事件有直接关系。此后, 二里头文化占据了这一地区, 到楚兴起之前, 这里一直处在中原文化的控制之下。
占领这一地区等于夺取了进攻江汉平原的桥头堡, 江汉平原的门户从此敞开了。舜时主要是对三苗的腹地用兵。按文献记载, 先是禹征三苗不克(参见《尚书·大禹谟》), 进而是「舜舞有苗」(《战国策·赵策》), 最后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物训》)。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但使三苗遭到了削弱。在江汉平原, 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埋葬习俗 的改变, 瓮棺葬盛行等。石河城的废弃也在这个时期, 很可能与相持阶段双方大范围的拉锯以及「舜却苗民, 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有关。华夏集团最终胜利是通过禹对三苗的最后一击实现的。两湖地区遭受了一连串强烈的自然灾害。
「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 犬哭乎市。夏冰, 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墨子·非攻》)首先是大地震, 「日妖宵出」可能指夜间的地光。「龙生于庙」和「犬哭乎市」应是大震前蛇、犬等动物的异常反应。「地坼及泉」亦为大地震的伴生现象。此外还有「血雨」和「夏冰」。前者可能由龙卷风招致, 后者应缘于冬季延长,气温下降。有研究表明九星地心会聚事件可能是诱发这类群发灾害的主要原因。
按有的研究者推算, 在公元前2133年12月26日有一次能够导致地球冬季延长气温下降并诱发其他自然灾害的九星地心会聚事件。它接近石家河文化14C年代的下限。该年或随后的一个年份大概就是三苗遭灾的时间。
三苗因遭受可怕的天灾人祸力量衰微, 禹乘机发动了荡除三苗的战争。「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历为山川, 别物上下, 乡制四极, 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墨子·非攻》)自然灾害和华夏族的进攻使三苗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人夷其宗庙, 而火焚其彝器, 子孙为隶, 不夷于民。」(《国语·周语》)大概除一小部分溃入偏远山地外, 大部分沦为奴隶。
当江南城头山城等三苗的最后堡垒最终遭到废弃的时候,石家河文化也就彻底衰亡了,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后期即夏王朝建立的前夜。三 苗文化到此划了一个句号。此后,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两湖地区近乎文化真空, 土著文化极其微弱, 文化发展链条几乎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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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勤：荆楚故事——从石家河谈起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凤、虎 石家河的玉器精美绝伦，鬼斧神工，怎么说都不过分。1955年在石家河城外的罗家柏岭发掘的一件玉凤，团凤造型，也有人称为天下第一凤，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太超出人们的认识了，以至于当时发表的简报称是西周的。湖南孙家岗出土的一件玉器，透雕凤的那件，也是出乎人的想像。石家河遗址新出土的一件玉虎，造型太成熟了，几乎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刘国祥先生说是「中华第一虎」。那天我到石家河发掘现场，正好在清瓮棺，我忍不住就打了一下下手，这个虎形玉器是当时我亲手清理出来的。后来把现场拍的照片给大家看，有的人说是西周，有的人说是战国。后来给张绪球先生看，张先生问是谁发掘的，我说是我现场亲手清理出来的。他追问是出在哪里，我说是在瓮棺里。他又问有录像吗，我说有。他走了又转回身来，跟我补了一句，你一定把录像给我看看啊。先生的严谨与执著令人敬佩。当然，后来我不用给他看录像了，随后所出的玉器造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谭家岭出土的神秘头像，我觉得它是受到了良渚的影响。仔细观看，其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子有鹰钩的味道，可以说，纵目、獠牙、鹰钩鼻，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文明时期神权人物和巫师的形象所继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谭家岭古城南垣缺口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谭家岭古城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0、厚约1.5米，环壕宽约30、深达9米，城垣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据层位关系与遗物特征分析，谭家岭古城早于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可能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本次发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在谭家岭遗址东部除揭露出屈家岭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发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5座，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240余件玉器。
谭家岭出土的玉人头像
石家河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表现在同时期的影响力上。在同时代，石峁和陶寺遗址都出有石家河的玉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玉笄，是谁影响谁仍有争议，但这不要紧，至少说明它们之间是有交流的。我主张是石家河影响西朱封，因为石家河发现这么多，而山东只是一两件。当然，石家河出土的陶鬶是受山东影响，这个我赞同。但是，这恰恰表明是一个互动，这正是我马上要讲到的。石家河文化这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影响周边的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时期出土过一个玉龙，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龙，外型与玉猪龙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牙璋，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石家河仅仅找到了两个，是汪家屋场出土的，地点在沙市，属于石家河文化体系范围内。可以说，石家河时期有几个大的文化圈，如石峁、陶寺等等，它们各自形成了一个相对共同体，并且各个共同体又互相吸收，这一时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包括石家河文化共同体，也可以称石家河文化圈。观察这个时期的文化，还发现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以大墓为中心的布局开始形成，如肖家屋脊的M7，出土器物非常多，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墓；如瓮棺的W6，也是在墓地布局中心。需要说明的是，M7是石家河时期的，不是后石家河时期。这个墓有个特点，一共有四个鼎，为什么要放四个鼎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现在尚无法解读古人的意图，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我知道盘龙城也有四个鼎，西周早期的大墓，如叶家山、鲁台山都有四个方鼎，这是不是有关联，是不是有传承？值得关注。
方向明先生说石家河没有钺，它确实没有良渚文化中那么发达的钺，特别是我们说的后石家河时期。但是，石家河文化出土了石家河时期钺的图像，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羽冠持钺人像，它代表军权、统治权也好，甚至代表神权也好，至少反映当时人们的社会状态，拥有权力的人是持钺的。特别是这个人物头顶的羽冠，我理解，它应该是通天神器，表明这个人物是有沟通上天的能力。
央视拍了一部百集的《中国通史》影片，第五集已经播出，采访石家河时，我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羽冠持钺人物，我认为他既有权力又能通天，或许他就是这个地方的王或者统治者的形象。
我还是要提一下肖家屋脊的M7，随葬品共有103件，石钺仅有一件，发掘报告列为生产工具，打磨光滑，而且钻孔处有朱砂痕迹，值得关注。
关于钺的功能，郭家庙春秋曾国墓地出土曾伯陭钺，上面有「用为民政」等铭文，表明钺的主要意义是治理国家的象征，尽管相隔千年，但是对我们理解钺的功能还是有借鉴意义。
比较巧合的是，今年谭家岭玉器还没出来的时候，张忠培先生来看印信台出土的文物，他兴致盎然地拼陶片，坐在凳子上，慢慢拼，竟然拼出个小玉钺。这个玉钺特别小，有3厘米，但它确实是个玉钺，它的时代跟钺的图案的时代是差不多的，还是后石家河时期，我们期待石家河考古队的权威公布。总之，我们不得不思考后石家河到底有没有钺，是不是暂时还没有发现？
进入后石家河时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确实有了很重大的变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瓮棺的大量出现，但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什么？是战争还是其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发现了煤山、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器物，说明它们受到中原或者山东地区的影响，这个没有疑问（会不会有一点本末倒置？）。
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人创造了石家河的玉器？我们注意到发掘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发现了同期的玉料，这表明玉器是本地生产的。那么，生产玉器的后石家河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试图联系文献，联系历史文化来思考。这在文献上有「禹伐三苗」的记载，同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武力的征服，另一种是德服。思考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整个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
它跟陶寺和石峁是有不同的背景的，石峁现在发现了大量的石城，防卫性质比较明显。而石家河周边有17个城址，大一点有70万平方米的，再小一点有20多万平方米，城址呈半月形分布。我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区间，城市的级差划分应该是鲜明的。石家河城是中心，其它都是卫星城，或者是二、三级聚落。要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什么是后石家河人。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禹伐三苗之后，石家河就被废弃了。我一直都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既然我们在后石家河时代，文明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比如玉器文化。在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城继续往外扩张，像肖家屋脊、罗家柏岭，全是在城外，它是呈不断的扩张之势。这一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思考。
第二种观点，在后石家河时代，大量的玉器出现，但同时有大量形制各异的陶制艺术品存在，有很多可爱的人或动物的陶塑，简单说，陶艺术、玉艺术是不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我倾向于有关联，都是对艺术的关注。这个观点成立，在后石家河出现大量的玉器艺术品就可以理解，只是用料发生了变化。（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这个很正常）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玉器是祭天地以及神权这些严肃的场所使用的，而陶塑艺术品是普通人群在祈祷丰收庆祝丰收等场所使用，有一定道理，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为什么玉器题材与陶塑题材不完全一样。还要补充的是，目前掌握的材料，邓家湾出土的陶塑艺术品，在石家河时期晚期、后石家河时期都有发现，说明石家河、后石家河之间有传承。现在许多观点都是认为后石家河和石家河是割裂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战争又来了另一批人，我认为不那么简单。因为在后石家河没有看到明显的战争遗迹，战争是否还没到这个地方来，就在外围解决了，这都是我们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回想文献中的禹伐三苗，有武力，也有德服。虽然文献仅是参考，但是，我想谈判和平解决，或者小打、大和谈，甚至只是交流活动能力的增强，它文化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是从石家河谈起，那也简单谈谈后面的故事。盘龙城遗址，主要是南土与中原文明的互动。曾国是周代中央王朝经营南方的一个代表，通过考古建立了曾侯世系。叶家山墓地、郭家庙墓地等都有重要发现。郭家庙墓地还出土有石家河的玉蝉，其玉器中有凤凰图案，这是否是后代对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和传承，值得思考。
除此之外，谈到曾国，不能不谈到著名的金道锡行，这个大家很熟悉。
铜是解读南方与中原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线索。我们最近正在发掘的一个地方叫和尚垴，是西周早期的冶炼遗址。江西的铜岭，虽然属两个省，实际上都很近，那里找到了商代的冶炼遗址。和尚垴也有特别丰富的冶炼遗存，包括有很完整的文化层信息。提到和尚垴，我就想到了叶家山。叶家山的曾侯墓专门出有铜锭，这么高级的一个墓里，居然就放两个铜锭，说明铜的重要。当然，关于铜锭的性质，也有货币等其它说法，但我认为主要还是铜锭。铜绿山发掘了墓地，十分重要，它让我们看到至少春秋早期楚国人已经占领并经营它，楚国拥有了铜矿，逐渐强大起来。为什么讲到铜？因为在邓家湾出土了石家河遗址的铜片，这也是长江流域最早的铜，那么石家河与铜矿到底有什么关系？另外在印信台还发现了很多孔雀石。这都是值得关注与期待的。
在石家河时期，不仅是石家河一个文化的贡献，包括同期的中原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以及有260万平方米的宝墩遗址，都相对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一个文化圈。这一时期，在这几个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下，文化圈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很多文化符号、文化元素都形成了相对的共识体，并且被后代所继承。
石家河、石峁、陶寺、宝墩这几个大的文化圈的相互作用，对中华文明形成产生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想说的观点。石家河古城跟其它的城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它是一个大城，是一个文化高地，在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文化圈。当然，后石家河时期和石家河时期之间的关联到底如何？后石家河是否能找到孙家岗那样的土坑及规模更大的墓葬？值得深思和期待的地方依然还有很多。
（注：本文是根据方勤先生在「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经演讲者审阅，图片来自演讲PPT）======================================================================
关于guwei0001提到的后石家河文化，网上看到有些考古学者是这样理解的： 暗合「禹伐三苗」传说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_长江网_长江日报_武汉晚报_武汉晨报_电子报_数字报 本报讯（记者万建辉）古史传说中的「禹伐三苗」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大事件，考古专家昨日表示，我省近年多处考古新成果与「禹伐三苗」事件暗合，反映出当时长江地区文化与商周中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昨日，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在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讲座，题为「三苗与南土——湖北重要考古新发现解读」。他说，「三苗」是中国上古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称「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以南一带。商周时期，长江中游的南方，在甲骨文、铭文和史籍中常被称为「南土」，这一称谓，暗含著中原文化审视南方的视角。
他指出，长江中游的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属于同一谱系，目前已经得到考古学界的证实。「而进入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面貌为之一变：大量精美玉器出现，瓮棺葬流行，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可以说，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不是谱系的延续，而是谱系的巨变，意味著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
方勤通过PPT展示了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玉钺等玉器图片，还有凤、虎和神秘人像玉器等，均为近年天门谭家岭遗址出土，属于后石家河玉器文化的一部分。
考古表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向中原、向北方传播的迹象，南北文化认同在那时初步形成。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激荡期，也是国家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良渚文明衰落，以石卯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出现，文明达到新的高度。
方勤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交流至陶寺、石卯甚至龙山文化的西朱封遗址，成人瓮棺的埋葬方式在中原龙山文化亦常有出现，这些都表明在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特别是禹时期，已经进入国家文明的前夜。
禹伐三苗，是指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对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进行讨伐，「三苗」亦即南方地区，更准确地说，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为中心的聚落。而石家河文化面貌突变，大量出现龙山文化因素，专家认为当是与「禹伐三苗」有关。
金门方言（蓝靛瑶） M117 32% M134 39%
畲族还有F444下面的KM3031 有一半类苗瑶成份的傣族不光有 CTS1642 还有CTS5063 ，还有F444下面的CTS53
我上面引述方的原话「进入后石家河时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确实有了很重大的变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瓮棺的大量出现，但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什么？是战争还是其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发现了煤山、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器物，说明它们受到中原或者山东地区的影响，这个没有疑问」特别指出，方此处的理解可能有一点本末倒置。
很明显，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主体已经北上，与河南当地文化混合形成新的强势文化（比如二里头文化早期），老家可能是附属地了（可能类似楚国的中后期模式）。后来可能老家的『藩王』造反，当然会有镇压，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镇压并不惨烈~
也可能是石家河北上，因为煤山的葬俗是石家河的，因为北上，有些河南龙山文化的器物南传也是可能的。石峁也有很多陶寺的器物。而且关键是我们看不到发生征服的残酷战争暴力的证据，而我们很明显能在陶寺看到这样的残酷暴力你应该去看一下煤山类型的形成过程在来下结论。豫中地区在大河村文化就深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随著屈家岭、石家河的北上到煤山类型实际上和后石家河文化已经趋同了。煤山文化可能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联，不过考古上还是视为两个文化，所谓征三苗应该就是指考古上的煤山文化乱石滩类型在汉江流域取代了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自此北方势力自枣园文化后重新控制汉水流域一直到楚国兴起。
大溪南部的三元宫、汤家岗是苗瑶。北部的关庙山、油子岭是藏缅？主要还是葬俗让我难以理解，虽然说葬俗可以改变，但以古人的精神世界，我还是觉得葬俗的重要性应该更加得到重视比如石峁是仰身直肢，南北向，墓口小而底宽，所以我认为石峁可能是周的先人但此时车马器还没有传入中原，车马器在中国的传播顺序是内蒙古1500晋陕1400殷墟1300，车马器的传播也许和M120的南下有关大溪文化如果有藏缅或者早期的M117，估计也有可能是由汉水上游的李家村来的
所用器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过河南中南部密布过石家河文化是无疑的，那煤山文化受其影响也不奇怪啊。我记得hercules说过，平顶山人的常染色体很接近土家族，而平顶山就是石家河文化出南阳盆地后影响的第一站。既然密布过石家河文化，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肯定对早期汉语和早期汉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血统上的影响是不可能少的。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商周时期的人群迁徙冲淡了河南的石家河血统，但是今天河南人的常染依旧是偏南的，比山东人要南，这是总结了很多网友的个人结果得出的结论
不过河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李家沟文化是筒型罐文化，看来河南最早还是华北人的地盘，后来被南化了。汤家岗一系是湖南彭头山发展来的，应该是苗瑶，油子岭这一系有可能是和戎狄非胡一样的情况，是一个非苗瑶非汉藏的，已经消失了的语族也有可能。
我认为M117 F444最少是横跨仰韶、大溪的。如果傣族的F5F444来自藏缅，常染上应该会显示出来。实际上傣族常染分析看不到藏缅成份，甚至精确到每个个体都是这样。yayul kenneth的分析都是如此。那你认为石家河的语言是来自哪里？我看到的资料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还是算一脉相承的。湖北土著吧？如果认为湖北湖南土著不同，苗瑶来自湖南的话，那么湖北自有其本来居民，应该是另一种或者N种语族。似乎如果以母系反映其底层，湖北湖南江西三地的本来底层似乎是不一样的。
F5是M117的大支，所以讨论M117其实主要是讨论F5，按照目前树形和年龄，F5分化于7300年，差不多三四百年后仰韶和大溪相继兴起，因此个人认为F5横跨这两个文化是不大可能的，当然，其中或许有交流，个人认为主要从仰韶到大溪，从李家村沿汉水向下或者从关中沿丹江向下应该是重要的途径，在屈家岭文化兴起北上以前，南阳盆地的仰韶文化因素可能是这样来的。但即使大溪以后屈家岭和石家河有F5，也不应该超出仰韶原产地，所以关于F5其实是仰韶大溪二选一的选择题，个人倾向仰韶
巴国原在湖北，被楚国排挤入川。另外从成语下里巴人来看，楚国底层是有相当多巴人的。土家语究竟什么来历不好说吧，反正确实有这么一种语言存在，似乎属于汉藏语系，也就这样了，记得有人曾经指出楚人称虎是土家语？或许楚国确实有土家底层。土家族无论是常染还是文化上，应当都是更接近苗瑶，而不是藏缅，只有语言上例外
E11各成分遗传距离，有点意思，东中国成分和日本成分非常接近（0.021），这似乎是很难区分的两种成分，即使日本人也有很多东中国成分但另一方面东中国成分和傣族成分也很近（0.026），但傣族成分和马来成分又很近（0.027）
鄂伦春成分和日本成分最近（0.033），其次是东中国成分（0.035），但其与马来成分的距离比与彝族成分的距离还大
距离比例还不到1：2.即使以1：2来计算，那意味著在制作聚类图时（南北轴坐标）：1%的西伯利亚往北拉的距离=和2%东南亚往南拉的距离，二者可以相互抵消。 举个例子：
甲（3%西伯利亚，70%东亚，27%东南亚）
乙（1%西伯利亚，76%东亚，23%东南亚）
甲乙两人在南北坐标轴上的位置，会非常接近。
实际上，乙甚至还在偏北一些，因为（东亚和西伯利亚的距离/东亚和东南亚的距离）没到1/2，所以2%的西伯利亚成分往北拉的距离还不如4%的东南亚成分往南拉的距离。 对于亚洲东部的蒙古人种来说，
K12b的西伯利亚成分就是北方成分，东南亚成分就是南方成分
从南北对称的角度，如果从西伯利亚成分来衡量北，同样可以从东南亚成分衡量南。
东亚和东南亚的距离0.032， 东亚和西伯利亚的距离0.052，
距离比例还不到1：2.即使以1：2来计算，那意味著在制作聚类图时（南北轴坐标）：1%的西伯利亚往北拉的距离=和2%东南亚往南拉的距离
如果某人，
甲（3%西伯利亚，70%东亚，27%东南亚）
乙（0%西伯利亚，80%东亚，20%东南亚）
那在聚类图的南北坐标轴上，乙会比甲还偏北。
因为，3%的西伯利亚成分把这人往北拉的距离，还比不上7%的东南亚成分把这人往南拉的距离 从语言上，汉语，白语，土家语，依次是三种语法结构语音结构最偏离藏缅语的。
从地理上，汉语，土家语，都在汉藏语系的最东缘。
以印欧语系为旁例，土家族不可能是遗传上最藏缅的。 汉语有相当多非汉藏成分，这是语言学的共识
白语可能是上古汉语分化出去的一支，实际上白蛮的形成和南中大姓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土家语情况不详 这种常染分析的问题之前已经说过了，因为拿日本和藏族这种混入了距离差距大的族群作标杆，所以这个标杆与中原农业人群的距离相比真正的东北和西北农业人群要来的远，于是中原农业人群中看上去与这些标杆相近的成分就少 大地湾比7300要早，校正过的数据应该比8000晚一点，大概7800左右，磁山8000，裴李岗8200，大概是这样，
裴李岗以后可能还会提高不少，但裴李岗本身应该也算黄河中游的区域范围内，至于F5是否从长江中游迁到仰韶，有这种可能，但也可能很早，在仰韶或者大溪以及F5分化之前几百甚至几千年，这种情况下讨论哪里贡献大已经没什么意义，还是应该从F5分化的时间来看，从这个时候开始F5才繁殖出大量的人口从血统贡献的角度，还是黄河中游比长江中游大，
类苗瑶的影响比藏缅的影响大多了。比如福建的william，藏缅成份很少，那么他的M117大概率是来自蓝色成份，natsuya的F444同理。
大地湾农业起源7300年前，比华中的晚多了。
这种常染分析的问题之前已经说过了，因为拿日本和藏族这种混入了距离差距大的族群作标杆，所以这个标杆与中原农业人群的距离相比真正的东北和西北农业人群要来的远，于是中原农业人群中看上去与这些标杆相近的成分就少
大地湾比7300要早，校正过的数据应该比8000晚一点，大概7800左右，磁山8000，裴李岗8200，大概是这样，
裴李岗以后可能还会提高不少，但
裴李岗本身应该也算黄河中游的区域范围内，至于F5是否从长江中游迁到仰韶，有这种可能，但也可能很早，在仰韶或者大溪以及F5分化之前几百甚至几千年，这种情况下讨论哪里贡献大已经没什么意义，还是应该从F5分化的时间来看，从这个时候开始F5才繁殖出大量的人口
这个可以算遗传距离
比如E11的遗传距离，东中国成分和日本成分是所有成分中最接近的，但你要注意，常染并不是树状的，所以不能做成分化树，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成分和鄂伦春成分的距离是0.033，日本成分和彝族成分的遗传距离是0.033.你看有大量西伯利亚成分的鄂伦春成分，其遗传距离和日本成分竟然和一般被视为东亚成分的彝族成分一样。但是傣族成分和马来成分的遗传距离是0.027，日本成分和其遗传距离却是0.043，比和彝族的距离还远。同样，傣族成分最接近的是东中国成分，其次马来成分，但东中国成分和马来的遗传距离却也比其和彝族的遗传距离远。另外虽然东中国成分和日本成分最近，但东中国成分和彝族的遗传距离小于和鄂伦春的遗传距离再看雅库特，这是一种基本纯粹的西伯利亚成分，但他和南方诸成分的遗传距离是不一样的，最接近鄂伦春成分，其次日本成分，其次东中国成分，再次彝族成分，再次傣族成分，再次马来成分。一般认为彝族成分比东中国成分北，但你看无论鄂伦春成分还是雅库特成分都更接近东中国而不是彝族，但彝族成分又确实比东中国成分北这说明什么呢？常染不能做树，都是复合的，尤其是占汉人主体的东中国成分尤其如此，很多汉人的东中国成分都超过50%了，一般的也在40%几，这个实际上还是一种复合成分你说的不错，我的思路确实只是一种简化，但个人觉得有正确的可能性因素存在，关键y-D人群是什么样的性质。
个人尝试解释一下你提到的问题，鄂伦春虽然和日本共享一些古东北成分，但鄂伦春没有绳纹人的y-D，所以日本人的常染和绳纹人拉开了距离，但彝族是什么情况呢，虽然他的y-O人群相比鄂伦春可能与日本分离得更早，但它可能会有一些y-D人群的影响，他们的D和日本的D虽然分化的早，但地理上的分离可能也晚，于是距离还不算太远，所以综合起来彝族和日本的距离反而接近了，就是说，这种遗传距离的计算本来也是一种过程的简化，虽然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可能是原本各自由相似但不同的材料沿不同路径组装起来的，直观的说，朝鲜半岛有不少小眼睛，但明显感觉日本和中原人的眼睛都相对大，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绳纹人的眼睛比较大，而中原也有其他大眼睛来源的人，比如西北或者南方，因此中和在一起反而显得日本和中原人相似，外貌上也是如此，明显感觉弥生人和绳纹人的复原相貌和中原相比很不同，但感觉现代日本人却与中原相对接近，虽然仔细看还是有明显区别
其他问题也是一样，傣族作为壮侗，在东中国和马来之间，这是正常的，彝族有y-D人群影响，这是他和其他人群距离远的原因，但他和东中国共享汉藏，于是接近，所以这样能解释。你下面那一段所说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分析中K取2是不能很准确反映情况的，彝族中的y-D人群不仅和中原y-O人群遗传距离差距大，和北方y-CN人群遗传距离也大关于汉语中的南方成分，重新看这张图，苗瑶中高频的浅蓝色，和南亚中的红色在汉族中比例都很少，所以如果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是南亚或者苗瑶，那么他们对汉族血统的贡献是不高的，如果是藏缅则另当别论，南方有些M117确实可能是本土的。另外汉族中有不少南岛高频的绿色成分，所以，壮侗可能是汉藏和南岛的中间产物，而汉语中的南方成分有可能与壮侗有关，可能来源于东夷，历史上东夷与华夏的融合相比长江中游地区也更早
东夷可能是东中国成分（东中国成分中有些成分是南方的，有些则偏北）
石家河可能是傣族成分以及部分东中国成分仰韶可能是彝族成分和部分东中国成分（因为东中国成分是复合成分，所以其中有些可能有仰韶的贡献）当然还有日本成分，不知道是什么。而且有些东中国成分也可能和日本成分一样，既不是东夷，也不是仰韶，也不是石家河从常染来看，傣族成分融入汉人相当早，日韩都有傣族成分就是明显的证据但傣族成分又不可能来自东夷，原因也很简单，在日韩的傣族成分比例不高，而前往日韩过去只有一条路，从辽东过去，而前往辽东，有相当部分是从山东去的，山东不是东夷吗，或者至少保留得东夷成分比较多些。因此认为东夷是东中国成分是非常合理的，东中国成分和日本成分最为接近也是合理的
北族没有傣族成分（锡伯族等民族可是有10%以上的东南亚成分的，但依旧没有傣族成分）可能意味著即使是K12b中的东南亚成分，有些也是很可能比较早就北上的（东中国成分应该是有部分是K12b中的东南亚成分，甚至彝族成分也有少量），但他们影响的范围是东北地区，而不是蒙古高原，因此蒙古国和哈萨克的人群东南亚成分比较少个人认为：壮侗不是汉藏和南岛的中间产物，而是大陆原始南岛（Y-原O1、mt-R9F原配关系）和前南岛（Y-原O3，mt-B4原配）的混血后代。而汉藏是前南岛（Y-原O3，mt-B4原配）和古亚洲（对应常染的黄色成分，Y-C&少量D，mt-M）的混血后代。东夷，假设这个族群真的存在过，而且对应大汶口文化人的话，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是大陆原始南岛混杂少量古亚洲的混血后代。
鉴于Y-原O3和mt-B4两者都有偏西南高发的特点，因此所谓的「傣族成分」极有可能主要来自前南岛人群的常染成分。这样来看的话：大陆上的新亚洲成分就有东部和西部之分，东部成分就是原始南岛的绿色成分，而西部成分就是前南岛「傣族」的深蓝色成分。而原始南亚语人群后来形成了南北二分，偏北的是华中苗瑶的浅蓝色成分，偏南的是南陆孟高棉的红色成分。
这样的话，李辉的「百越一元二分」的观点，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其实百越人不是被汉族迫害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该是远古的东西二重起源最终混血融合为一体的格局。再看台湾原住民常染的话，可以发现主要以前南岛的蓝色成分为主。鉴于台湾原住民的父系是O1更多，那么只能认为前南岛成分更早扩散出去，而原始南岛文化人在晚近时期才开始扩张和同化进程。所以台湾明显被O1覆盖，而较远的大洋洲仍保持土著的原O3父系为主。
你可能没看过原文，
苗瑶高频的浅蓝色是有深蓝色特化来的。所以，我把这种深蓝色成为原苗瑶、或者类苗瑶。大溪、屈家岭是深蓝色的类苗瑶（原苗瑶），而不是特化后的现代苗瑶。
石家河可能是傣族成分以及部分东中国成分
仰韶可能是彝族成分和部分东中国成分（因为东中国成分是复合成分，所以其中有些可能有仰韶的贡献）
当然还有日本成分，不知道是什么。而且有些东中国成分也可能和日本成分一样，既不是东夷，也不是仰韶，也不是石家河
从常染来看，傣族成分融入汉人相当早，日韩都有傣族成分就是明显的证据 但傣族成分又不可能来自东夷，原因也很简单，在日韩的傣族成分比例不高，而前往日韩过去只有一条路，从辽东过去，而前往辽东，有相当部分是从山东去的，山东不是东夷吗，或者至少保留得东夷成分比较多些。因此认为东夷是东中国成分是非常合理的，东中国成分和日本成分最为接近也是合理的
北族没有傣族成分（锡伯族等民族可是有10%以上的东南亚成分的，但依旧没有傣族成分）可能意味著即使是K12b中的东南亚成分，有些也是很可能比较早就北上的（东中国成分应该是有部分是K12b中的东南亚成分，甚至彝族成分也有少量），但他们影响的范围是东北地区，而不是蒙古高原，因此蒙古国和哈萨克的人群东南亚成分比较少 个人认为：
壮侗不是汉藏和南岛的中间产物，而是大陆原始南岛（Y-原O1、mt-R9F原配关系）和前南岛（Y-原O3，mt-B4原配）的混血后代。
而汉藏是前南岛（Y-原O3，mt-B4原配）和古亚洲（对应常染的黄色成分，Y-C&少量D，mt-M）的混血后代。
东夷，假设这个族群真的存在过，而且对应大汶口文化人的话，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是大陆原始南岛混杂少量古亚洲的混血后代。 鉴于Y-原O3和mt-B4两者都有偏西南高发的特点，因此所谓的「傣族成分」极有可能主要来自前南岛人群的常染成分。
这样来看的话：
大陆上的新亚洲成分就有东部和西部之分，东部成分就是原始南岛的绿色成分，而西部成分就是前南岛「傣族」的深蓝色成分。
而原始南亚语人群后来形成了南北二分，偏北的是华中苗瑶的浅蓝色成分，偏南的是南陆孟高棉的红色成分。 这样的话，李辉的「百越一元二分」的观点，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其实百越人不是被汉族迫害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该是远古的东西二重起源最终混血融合为一体的格局。 再看台湾原住民常染的话，可以发现主要以前南岛的蓝色成分为主。鉴于台湾原住民的父系是O1更多，那么只能认为前南岛成分更早扩散出去，而原始南岛文化人在晚近时期才开始扩张和同化进程。所以台湾明显被O1覆盖，而较远的大洋洲仍保持土著的原O3父系为主。 你可能没看过原文，苗瑶高频的浅蓝色是有深蓝色特化来的。所以，我把这种深蓝色成为原苗瑶、或者类苗瑶。大溪、屈家岭是深蓝色的类苗瑶（原苗瑶），而不是特化后的现代苗瑶。
类苗瑶的成份南边还有东南亚成份，为什么他就没有受到影响呢。如一种成份够强势，那么他会对外输出影响、而自己却不受人影响。侗台、南亚都受到类苗瑶的影响，而反过来则没有。再看中原的考古背景，6000年前是东西势力争霸，西边庙底沟强势。到5000年前，则是南东争霸，南边的屈家岭、石家河较强势。更早的情况暂且不谈，6000-4500年这段时间，中原地区是3方势力拉锯的地方。这段时间应该挺关键的。现代常染的结果也显示汉人常染主要是3大成份。
现代华中苗瑶在起源上，可以理解为少量向北迁徙的原始南亚语农人同化（文化为主）前南岛人。晚近时期又融合了为数不少迁入华中的百越人群。现代孟高棉人，可以理解为少量向南迁徙的原始南亚语农人父系同化南陆原矮黑土著，晚近时期又文化同化了一部分中国西南地区南下的傣泰和藏缅系族群。所以现代苗瑶和孟高棉族群在血统上都是高度混杂的，最初的南亚语祖先人群的血统根本不占优势。这种情形说明南亚语人群很可能具有农业文明，而且晚近时期是以文化和经济同化为主。
这是因为分析的结果就是以畲族为南方标杆的，畲族本身和苗族一样是东亚并无疑问，而且长期被汉族包围，简直比苗族还要东亚，实际上很多畲族本身与客家是很难区分的，如果用与畲族临近的客家作为南方标杆，是个什么情况？等于说用一种汉族作为南方的标杆了，而东北的标杆是日本，西北的标杆是藏族，
畲族客家与长江中游农人的距离，日本与长江下游农人的距离，藏族与黄河中游农人的距离，孰近孰远？如果你认为南方也有东南亚的影响，那就应该调整分析的标杆，至少使得确实受南亚影响，像更远的傣族成为南方标杆才行，甚至考虑采用高棉作为南方标杆，因为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到，有些南亚族群，比如佤族本身是有很高比例的蓝色，你所认为的原苗瑶成分的。
而且真这样做了，还是觉得南方标杆的距离近，因为PK4或者M95相比y-D自然比中原O2为主体的人群常染本来的距离近
正好可以看712楼的图，图里有明达威（ID-MT），很纯的绿色，而绿色在汉族中亦为重要成分，而现代印尼中心的爪哇岛（ID-JV）则有大量的红色成分。
由于苗瑶民族的绿色不多，个人猜想绿色是古代华南沿海地区人群（可能也就是大家说的「南岛」、「百越」），而红色大概是古代的东南亚土著（也即是大家说的「南亚」、「孟高棉」）
我觉得，这幅常染图里，红色的成分也值得研究，因为在佤族里急剧的高频（从中原向南，到了广东汉族增加一点，到了广西汉族再增加一点，到了佤族就急剧的增加了），是佤族的第一大成分。而佤族人的相貌，在中国境内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特别的黑。红色在东南亚西部的很多民族也有较高的比例。
而深蓝色是古代的华北人，黄色是古代东北亚人，当然，看了上面的讨论，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是深蓝色是古代的华中人群，如果那样的话古代的华北可能是和东北亚连成一体的黄色，后来被华中人给稀释了。
佤族会不会是晚近才北上的？佤族比某些柬埔寨人还要偏离南中国人。
这些成分的分化时间目前不清楚（比如有些如果是迁徙到东南亚以后分化的呢？还怎么讨论共享，那么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知道东南亚这些民族都是发源于中国境内的，就如我认为南亚语系起源于长江中游一样，因此这些成分的分化时间以及如何分化很重要），
像E11那样分出多种成分为好，可以看出汉人确实有一种主体的类型，即东部中国类型（有些达到50%以上），而北方和中原汉族在此之外彝族鄂伦春雅库特多一些，南方的傣族成分多一些，到了两广则有了不少马来成分，其他南方在1-4%之间
红色成分，应该就是佤族人特别黑的基因来源了。因为红色成分，从中原向南，到了广东汉族才增加一点，到了广西汉族再增加一点，到了佤族就急剧的增加了
从红色成分和蓝色成分的比例来看，很有可能佤族是晚近北上的。
汉族内部的，红色和蓝色比例都十分接近。北京汉族，上海汉族，台湾汉族的A组B组，广东汉族，广西汉族，都是红色成分都远少于蓝色成分。从北到南，红色成分和蓝色成分是同比例增加的。这说明中国境内的红色和蓝色比例是是很早就形成的，而且比例十分稳定的，这种比例是一种古华南成分。
而佤族完全不一样，是红色成分远远多于蓝色成分。而马来半岛南端，也是红色成分远远多于蓝色成分。（马来半岛东南部SG开头的，都不是当地土著，而是新加坡华人和新加坡印度人。SG—CH是新加坡华人，SG—CHS是新加坡南方来源的华人，印度的同理。这些都不是马来半岛南部的土著）所以，我怀疑佤族，是晚近从马来半岛西南端迁徙来的。马来半岛南端的人，也很黑。
========================================================================关于侗台语、南亚语系的蓝色成份来源，以及是何时传入的？
看到资料7000年前的高庙文化对贵州和广西甑皮岩有影响。
佤族的体质特征比较接近朱泓的古华南类型，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结合一些网友的观点，既南亚语系起源于长江流域，我觉得佤族是未必是从东南亚北上的（虽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是古代南方土著民族的后裔，为了躲避南侵的北方华夏族而逃到西南的大山里
个人认为这个古族，仰韶形成时期与其他古族，比如大溪，有遗传学上的距离，因为他们首先地理上有距离，文化不完全一致，而且从F5的年龄较晚来看，应该各自有其各自的单倍群，所以也有其独立性，既然使用汉藏这个概念，就应该以F5最早扩张的地域作为其族称，个人认为F5发源于仰韶文化地域，而非华中
彝族是东亚人种和南亚的距离当然远，但是在东亚人内部，彝族离其它几个是最远的。东中国距彝族0.033，东中国距傣族0.026，东中国距日本0.021。东中国距鄂伦春0.035，彝族和东中国的距离都快赶上北亚的鄂伦春。这还没算藏族的距离，藏族的距离比彝族的更远。这一点E11的结果和YAYUL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裴李岗、大汶口早期的鼎和后世的区别较大。边畈的鼎和前两者不同，器形上看边畈的鼎更接近后世的鼎。边畈的鼎有个一明显的特征，鼎足根部有按窝纹，这个特征在后来不少地区的鼎上有表现。
另一个话题，屈家岭、石家河可以通过二里头影响其他地方。
关于祝融氏起源的一个猜测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日火山」这个标识，石家河、尉迟寺也有。尉迟寺陶缸数量较少，数量和祭祀的规格都不如石家河。石家河陶缸标记有多种。参见刘俊男《长江中游》一文
海岱龙山后来也流行侧装三角形扁足鼎（X型）。陶色由黑陶为主转变成灰陶为主，西部方格纹增多。三角形扁足鼎、灰陶、方格纹这些都是石家河流行的东西。
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研究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还有同样有红烧土排屋的尉迟寺、凌家滩。
彝族从mt构成上来看，应该是藏缅里面的另类。有不少B4/B5/F1a/F1b/M7b，而A、D和M*的比例并不特别高。从有关论文看，彝族的Y构成也是处于藏缅族群的最边缘。我之前就说过类似的观点：藏缅族群的mt-A似乎是由彝族或其史前近亲族群输入的。彝族的A主要是A11a分支，也就是昆明所论文中定义的A10，带有高变1区特征突变16234，16293C。
佤族跟古华南类型差别不是一般的大。他们的mt显示有大量来自南陆古亚洲南支的成分（未定义的M*）。外表上也能看出那些澳美人种的混血特征，所以他们和柬埔寨人一样是如假包换的孟高棉。还有如果佤族是起源于长江流域而后被华夏排挤南迁的，那么在他们的母系中应该能看到那些与华中人和苗瑶接近的成分，比如一定比例的A/N9a/B5a/B4等。但是恰恰相反，佤族中最高发的是F1a、D、M*，以及少量M9，很清晰地显示出他们是从印支半岛南部起源的（F1a、M*），而后向北穿过了缅族地区进入云南（D、M9）。
古华南和古华中的起源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拭目以待，只要继续深化SNP研究，最终结果用不了几年就会水落石出。关键是彝族也有不少D以及F2这些原本就距离远的人群，所以它离其他一些族群也远，但它又有高比例的汉藏，F5+F2930，所以，那些没有很多D的族群，如果也有高比例汉藏，离彝族的距离自然比那些汉藏比例低的要近傣族有不少CTS1642，关于CTS1642确实是很偏南的F5，过去自己也认为，有可能CTS1642从来没有北上过，是南方本土的支系，其他像F438之类的支系则北上发展成仰韶了，但现在不这样觉得，F5是仰韶扩散的，CTS1642南下或许与营盘山之类的遗址有关。不过如果大溪不是M7苗瑶，而是藏缅并且是CTS1642，个人承认存在一些可能，但CTS1642在中原汉族F5中应该也是不多的
关于傣族的历史，个人认为在秦征岭南之前他们可能和壮族的先民生活在珠江流域附近，此时以O1为主，秦征岭南迫使他们向西部山区迁徙，它们应该是在那里与更早从巴蜀被迫南下的CTS1642混合的，蒙古南征迫使他们再一次向南迁徙十多年前读过在越南官方书籍上的一个说法，说他们京族的先祖由雄王带领，从鄱阳湖逐步南下到了现在的北越，时间大约是四千年前，好像还与炎黄与蚩尤的冲突有关。我不记得当时是否与大越史记核对过，也可能来自越南史记的说法。从雄王的说法倒是让我想起楚王的熊姓，不知道是否存在关系…
D YTree
在看这个回帖的时候发现一个以前没注意过的问题，就是傣族有一个M15，这样就能和彝族高比例的M15对应起来，之前认为傣族的CTS1642是从四川南下的藏缅获得可能是正确的，而且M15也是如此，虽然相比CTS1642很少，M15和F5，F2930一样都是藏缅的原始成分，但还要解释汉族中的M15为什么这么低，根据
guwei0001转载的文章，转载：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
有考古学者认为，营盘山与马家窑有关，这样，事情可能是这样一回事，仰韶文化是F5和F2930发展起来的，此后，部分F5（基本是CTS1642）和F2930向西进入了河湟地带，而关中则F438等支系，河湟当地本来就有一些M15的土著，两者混合形成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可能就是原始的藏缅，此后藏缅沿黄河上游探索，经黑河来到松潘并发现了长江支流岷江，沿岷江南下形成了营盘山文化并最终进入四川
所以个人在新石器时期O2-F444人群文化属性的推论 - Y染色体/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此贴中认为马家窑与仰韶不同，前者是M120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sahaliyan和hercules的意见是正确的=================================================================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
许 永 杰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一 大汶口文化的北上、南下和西进二 良渚文化的北上东进和南下三 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四 秦王寨文化的西进和北上五 大司空文化的西进六 雪山一期文化的西进七 泉护二期文化的扩散和北上八 马家窑文化的南下九 半山文化的东进
十 结语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
（三）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西至川东 ,南至湘北 ,东达鄂东及赣西北 ,北抵豫西南。
在伏牛山以南的河南南阳和信阳地区有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址 ,
诸如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内乡香花寨、邓州八里岗、镇平赵湾、南召二郎岗、唐河寨茨岗、茅草寺、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李上湾、梨园堆、擂台子、淮滨肖营等〔 1〕。
目前 ,学界一般将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的北界定在豫西南地区 ,而将这里的屈家岭文化遗存视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2〕。
当大汶口文化沿淮河西进豫中时 ,豫西南的屈家岭文化也穿越伏牛山和外方山 ,北上豫中。
郑州大河村是豫中地区所见屈家岭文化遗存最多的地点。。。。在大河村遗址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是多间排房的存在。诸如 F1- F4、 F6- F9、 F17- F20、 F30- F32、 F36- F37、 F38- F39等 ,多间排房地面建筑是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最富特征的文化特征。
屈家岭文化在河南境内最远到达豫西。
如洛阳王湾遗址 , H149∶ 71、 H416∶ 1双腹盆、H474∶ 1高细柄双腹豆、 H149∶ 18盆形鼎等 ,属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
当豫西南屈家岭文化的一支穿过南襄隘道出现在豫中平原时 ,另一支沿丹江溯水而上出现在陕南的秦岭山中 ,并进一步翻越秦岭出现在渭河谷地。
北上的屈家岭文化分为两路,东路出南襄隘道,早期到达豫南的上蔡和驻马店,中期抵达豫中的郑州附近,晚期到达豫西的洛阳附近和灵宝盆地,除生活用具外,还带去了居住形式—— 多间排房;西路沿丹江溯水而上,晚期时到达陕南的秦岭山中,进而远足渭河谷地,带去的只是生活用具。
秦王寨文化的西进和北上…有人迁来，就有人被赶走…
秦王寨文化以豫中平原为分布中心 ,西起豫西的崤山 ,东达豫东平原 ,北起黄河沿岸 ,南达伏牛山脉。由于受到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和北上的屈家岭文化的挤压 ,秦王寨文化开始越过黄河北上和穿过崤山。秦王寨文化的迁徙北上发生得较早,大约在该文化的二期时,于三、四期时抵达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地区。西进发生的较晚,大约发生在三期,于四、五期时抵达临汾盆地,随著秦王寨文化的西进,屈家岭文化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自豫中进至豫西,乃至北越黄河抵达垣曲盆地。
大司空文化的西进 秦王寨文化被屈家岭赶到北部，结果大司空躺枪，被秦王寨赶到更北边。。。大司空文化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侧的豫北冀南平原。受秦王寨文化北上的冲击,大司空文化得以穿越太行山,进入太行山西侧的汾河盆地。 泉护二期文化的扩散和北上泉护二期文化以渭河盆地为中心,主要分布在西起陇东,东至豫西的渭河河谷。由于同时受到北上的屈家岭文化以及西进的秦王寨文化的冲击,渭河盆地的泉护二期文化则向四周扩散而离开渭河河谷。
========================================================================================我认为真相已经基本浮出水面了。
南亚语祖先的Y是M95，第一阶段是从北部湾地区开始向南往印支北部发展，而后扩散到印支南部、东北印度以及马来半岛。大致可以认为孟高棉族群的雏形就是南亚语人在印支南部同化了矮黑人所形成的。 第二阶段是印支北部的南亚语人群主体掉头向北扩散（是否气候变暖导致的？），此间吸收了Y-M7入伙。后来的北迁过程反而是由M7充当主力，最终形成了苗瑶族群的雏形。
参见我在这个帖子44-45楼的发言：O3a2b2-N6谱系与亚洲东海岸南岛扩散的关系 - Y染色体/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类学论坛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从M95和M7的现代分布也能看出，苗瑶M7更多，而孟高棉M95更多。南亚语人同化的矮黑人在文化上肯定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孟高棉语更存古。而南亚语人同化的M7人群则文化上不一定差多少，再加上后来融入的华中O3*（包括02611）所以最后形成的苗瑶会在语言文化上显得很「新」。
语言意义上的南亚语曾存在于长江流域还是可备一说的，依据一是楚语有明显南亚语的成分，古代汉语也有南亚语的成分，
二是史料记载的濮原在江汉南，考古文化也能可看到鄂西、湘北的考古文化向西南迁徙的迹象。只是最早的南亚语群体可能与今天的孟高棉人在遗传上很不同。
现代苗瑶只是古华中南支的一部分。向北扩张的主要是湖北的屈家岭、石家河（土家、先夏），不是湖南的三元宫（原苗瑶）。
我们必须理性客观地看待F5。
最早的F5人群讲什么语言现在很难做准确的评判，不过如果把它的首次爆发与仰韶文化关联的话，那么早期主体F5人群的语言很有可能是一种混有藏缅语成分的原始汉语（或更准确的说，是一种pre-proto 汉语，其中许多成分或许来自东方的F11人群语言，兼有一部分来自与proto苗语关联的成分，这些可以通过仰韶文化的外来成分观察到。当然，彼时肯定还有一些或不少不说这种pre-proto 汉语的F5人群，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之后很显然这些主体F5人群伴随仰韶文化，以及因为外来对河南关中一带的冲击，开始四处扩散（有时候未必是主动的），不管怎么样，最终达到了『穷则思变』的效果，于是多支F5支系仍然获得了很好的生存环境而继续发展，其中的佼佼者应该是偏北方的F438与偏南方的CTS1642。
我之前在城头山文化人群的主体父系是当年的M1706（M133）？一文中推测1642支系在南方的爆发与早期洞庭湖区的强势古文化相关联，目前来看觉得依然有道理，不过仅仅是其主体部分与这些强势古文化具有关联性，其中一些特殊支系则未必是，有可能还是随著藏缅语族（或语系）的形成直接相关。
顺便提醒一下本坛的一些语言学小白，其实藏缅语族（或语系）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后期混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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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中国上古文明勃兴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注重对某一地区的文明演进进行研究，而忽略移民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虽然有人已注意到不同地区文化的关联，但也往往仅注重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很少涉及外来移民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发现，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爱琴海地区、印度等几个较早的文明发祥地均是在大量移民的参与下才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怎样？
我们认为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二里头文化古城等皆是在大量移民参与下出现的文明。
多元文化融合促进文明新生
城头山古城文明是在高庙文化先民与当地先民长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址，城址面积近8万平方米，距今6200年，有汤家岗文化环壕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城墙及35—50米宽的环壕，有森严的门卫设施。城址经四期修造，每次都扩大了范围。最早一期在大溪文化早期。城内有祭坛、祖庙或宫殿式建筑。
之所以能出现这一城址，我们认为是沅水中上游地区部分先民北迁后与澧阳平原先民共同创造的。
7800—10000年前，在澧阳平原及洞庭湖周边地区分布著彭头山文化。后来，彭头山文化发展成北部的城背溪文化和南部的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此后向江北地区发展，并演变为城背溪文化柳林溪类型；皂市下层文化后来进一步演化成汤家岗文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沅水中上游地区高庙文化的不断北渐，以及北渐时间差所造成的文化面貌差异。当南部地区受到高庙文化影响发生演变时，北部地区却还在继承彭头山文化的诸多传统，直到大溪文化时南、北部才渐趋一致。
石家河古城文明也是在南方移民等多种文化先民长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是我国境内距今4000—5300年间最大的古城，城内外总面积达8平方千米。目前已发掘城内邓家湾祭祀遗址、三房湾红陶杯生产遗址、罗家柏岭玉石生产作坊等。城内手工业规模巨大，光三房湾遗址的红陶杯废品即达上百万只。城址出土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独有的大型筒形器及套缸祭祀遗迹、王级人物画像的陶缸。同时，在该城出土了大量后石家河文化时代的玉器，尤其是大量玉人像，说明其文明发展到了相当高度。
在石家河古城及周边附近地区，原来是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马家浜文化、城背溪—大溪文化的影响区。
距今6000年前后，北方庙底沟文化曾对长江中游地区有很大影响，在此处发现了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还有东边海洋文化流行的鼎，以及仰韶文化的红陶。但在这些文化中以大溪文化影响最大。因此，学术界将该地大溪时期的文化命名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这种文化是大溪文化先民不断北迁后形成的。而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后，则以更强劲的势头向北、向东扩张。
同时，南方移民还参与了夏王朝的建立。一般认为，河南煤山类型文化晚期及二里头文化1—2期相当于夏代 （公元前21—前16世纪）文化。研究发现，河南煤山类型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是石家河文化北渐后才出现的。考察煤山类型文化的器物，绝大部分与后石家河文化相似，而后石家河文化源于石家河文化。另外，能证明煤山类型文化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最新证据是最近在河南临汝煤山出土的一批墓葬。该遗址发掘报告指出：「煤山墓葬的埋葬习俗与本地区的同时期的龙山时期墓葬差别较大……因此，煤山龙山时期埋葬习俗受到来自南方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葬俗是一个民族延续持久的习俗，石家河文化葬俗在煤山地区出现，则明确显示出南方石家河文化先民的迁入。 在煤山类型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里头文化，其最终来源也是石家河文化。笔者将二里头遗址1959—1978年出土的遗物与邻近早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进行对比，发现其与石家河文化相类的约占62%。
文献记载移民共兴华夏文明
传说材料及历史文献中不乏大量关于移民在文明进程中作用的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惯用干戈以征不享……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从「迁徙往来无常处」即可知黄帝在建立政权时迁徙频繁。
《左传》昭公元年中还有移民进行天文观测以授农时，如子产曰：「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此外，
移民在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中也起重要作用。如笔者认为尧为南方湖南地区之人、舜为江浙地区之人、禹为中原地区之人，尧舜禹政权中心本在湖北石家河文化区，然后迁往河南新砦及二里头地区。
禹从南方受权并迁都于中原就有文献记载。《路史·发挥五》、《广博物志》、《太平御览》等均曾引 《符子》、《尚书大传》云：「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这说明，禹是受南方尧、舜政权而为天子的。而禹得政权后，定都中原。《汉书·地理志》有：「《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孟子·万章上》：「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北迁中原时带去大量南方移民及思想文化观念，这从河南煤山类型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中所含石家河文化的比重就可看出。
移民之所以在文明起源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移民在迁徙中带来了异地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意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移民与当地人可能存在对土地及统治权的争夺，从而推动国家这一统治机器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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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考古发现与研究
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
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镇北的土城、芦岭、唐李、东桥四个村，主体位于东西两河之间，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1996年石家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家河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到现在将近60多年了。这60多年的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中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当时在石家河镇西北方向有个国营五三农场遭受洪水的严重威胁，为此，国家计划在这一带修建水利工程，在修建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古代遗址，石家河遗址即其中之一。1955年，考古队在石家河遗址南部石龙过江水渠经过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石板冲和三房湾四个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在罗家柏岭揭露出一处与制玉有关的建筑遗迹，并出土一批精美玉器，从而拉开了石家河遗址及石家河文化的研究序幕，也为整个湖北地区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房湾东部城垣及下部木桩
第二阶段即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基于石家河遗址所见遗存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市博物馆联合组建石家河考古队，开始对石家河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主要工作围绕发掘遗址内涵、建立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目标展开，同时运用聚落考古方法调查研究石家河遗址。
当时发掘的主要地点有三个：在谭家岭发掘400多平方米，主要揭示出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反映了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过程；在邓家湾发掘1200多平方米，发现大量墓葬和与祭祀有关的遗存，集中出土一批形态各异的陶塑；在肖家屋脊发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瓮棺的精美玉器。
聚落考古调查发现，石家河遗址是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由39处地点构成的庞大聚落群，从而将石家河遗址诸地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能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分析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宽阔的城壕，是当时我国确认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突显出石家河遗址在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我国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第三阶段即2008年至今。随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规模展开，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遗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时为石家河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第一，对石家河遗址周边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史前不同阶段遗址的基本分布与特点。
第二，对石家河古城东南部的低地进行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明确这里存在与石家河古城同时的城垣堆积，并发现早于城垣堆积的古河道上的桥梁遗迹。第三，对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侧的印信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发现大量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台基、套缸等遗存。第四，对谭家岭东北部高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多平方米，揭露出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建筑残基，新见出自瓮棺的240余件精美玉器。第五，对谭家岭西北部进行发掘与勘探，确认这里存在一个早于石家河古城的谭家岭古城。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但上述发现使我们对石家河遗址在探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谭家岭古城
谭家岭古城城垣与城壕
印信台航拍照
总体上看，石家河遗址60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是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对石家河遗址60多年来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
先谈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及基本特征。实际上，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最早遗存与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较相似，但发现的材料非常少，整体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比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这一阶段，其文化发展序列是油子岭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 -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 。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明显区别于石家河文化，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
石家河遗址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典型陶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它们演变的清晰脉络。
油子岭文化时期的陶器十分容易分辨，主要是红陶和黑陶，器类多属鼎、盘、豆、壶、碗、盖等，彩陶碗的特征鲜明。此时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古城内发现一批排列有序的土坑墓地。需要指出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南约6公里的龙嘴遗址发现一座略早于谭家岭古城的油子岭文化时期的龙嘴古城，其规模较小，为谭家岭古城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存在背景。
油子岭文化早期陶器面貌
油子岭文化晚期陶器面貌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油子岭文化大致相似，但也有变化。双腹鼎、双腹碗及双腹豆特别典型，出现较多彩陶杯、彩陶纺轮等。规模庞大的石家河古城横空出世。城内的谭家岭为主要居住区，房址多地面式建筑，有单间和多间等，有线索表明存在大型建筑基址。城内的邓家湾发现有筒形器套接在一起的现象，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筒形器或为祭器。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还发现一批土坑墓地。
屈家岭文化陶器面貌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新见陶鬶、厚胎红陶杯和红陶缸特别引人注目。红陶缸上发现不同形象的刻画符号达四十多种，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一件陶罐上发现的武士拿著一把石钺的刻画形象可能是军事首领的象征。发现的铜渣、孔雀石似预示出现新的手工业门类。石家河古城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古城内的谭家岭仍然是居住中心，三房湾发现大量的红陶杯显示这里存在专门的手工作坊，邓家湾、肖家屋脊出现大量红陶缸排列的现象，可能反映了祭祀活动的新内涵。而古城外西侧的印信台遗址揭示出多组与祭祀有关的台基，其周边分布大量扣碗、瓮棺遗迹以及废弃的大量红陶缸、红陶杯等，似乎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专门的大型祭祀场所。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发现的一批土坑墓地，已有明显的分化迹象。
石家河文化陶器特征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石家河文化相比发生显著转变。新见陶盉，流行矮领瓮、罐等，出土大量造型生动、种类多样的陶塑如象、羊、狗、鸡、鸟等动物及人偶形象，也有小件铜器。特别是新见一批非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传统的精美玉器，它们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形象有神人头像、人头像、鹰、虎、蝉、凤等。此时石家河古城已经废弃，出现随葬玉器的瓮棺葬等新的文化现象。
谭家岭出土玉人头像
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偶
再谈谈聚落结构方面的基本认识。从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大致存在一个从逐步聚集到分散的变化过程。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中心从龙嘴古城北移到谭家岭古城，但其周边的相关聚落少有发现，聚落的等级分化尚不明显。屈家岭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开始形成，其周边聚集的聚落近10处，且出现明显的聚落等级的区分，聚落内的功能区划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主要为居住区，而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位确立，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周边聚集的中小聚落达30余处，石家河古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聚落等级分化加大，出现面积仅几千平方米小型聚落。与此相应，聚落内的功能区划进一步强化，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仍然是主要的居住区，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三房湾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台则成为专门祭祀场所。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石家河古城废弃，聚落分布比较零散。尽管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随葬玉器的瓮棺及制玉遗迹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也是相当繁盛的。
最后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角度谈谈石家河遗址的作用与地位。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石家河遗址提供了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材料。我们知道，作为史前中国传统的六大文化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点。大约到油子岭文化晚期，以石家河遗址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真正开始文化一体化进程，原有的二元谱系结构被打破，经过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强势整合，最终形成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统一体，其文化影响北越黄河、东达江西、西进三峡重庆一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华文明进程有关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一，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古城网路体系。在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十几处古城中，石家河古城的规模最大且遗存最具代表性，其它古城的规模从7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不同层级的古城共同维系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统一体的完整。其二，形成了如石家河古城所显示的聚落功能分区及聚落等级分化。其三，出现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如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相差无几，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区别较大，有的达百余件，有的则一无所有。其四，发现若干蕴含丰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大型祭祀场所、铜渣、刻画符号等遗存。虽然目前还未发现如良渚文明那样的高等级墓地、大型水利设施等遗存，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所体现的权贵阶层与社会分化等现象仍然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文明气息，可以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代表。
另一方面，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断，原有的古城网路体系崩溃，出现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涌现，也出现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此时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已被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从而开始更高层级的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新进程。
石家河遗址的重要性除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外，各级政府也予以高度重视。目前，石家河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已经审批，石家河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正在编制中，随著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我们相信，石家河遗址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会进一步明晰，石家河遗址的保护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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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考古发现与研究
石家河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镇北的土城、芦岭、唐李、东桥四个村，主体位于东西两河之间，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1996年石家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家河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到现在将近60多年了。这60多年的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中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当时在石家河镇西北方向有个国营五三农场遭受洪水的严重威胁，为此，国家计划在这一带修建水利工程，在修建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古代遗址，石家河遗址即其中之一。1955年，考古队在石家河遗址南部石龙过江水渠经过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石板冲和三房湾四个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在罗家柏岭揭露出一处与制玉有关的建筑遗迹，并出土一批精美玉器，从而拉开了石家河遗址及石家河文化的研究序幕，也为整个湖北地区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房湾东部城垣及下部木桩
第二阶段即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基于石家河遗址所见遗存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市博物馆联合组建石家河考古队，开始对石家河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主要工作围绕发掘遗址内涵、建立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目标展开，同时运用聚落考古方法调查研究石家河遗址。当时发掘的主要地点有三个：在谭家岭发掘400多平方米，主要揭示出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反映了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过程；在邓家湾发掘1200多平方米，发现大量墓葬和与祭祀有关的遗存，集中出土一批形态各异的陶塑；在肖家屋脊发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瓮棺的精美玉器。聚落考古调查发现，石家河遗址是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由39处地点构成的庞大聚落群，从而将石家河遗址诸地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能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分析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宽阔的城壕，是当时我国确认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突显出石家河遗址在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我国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第三阶段即2008年至今。随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规模展开，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遗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时为石家河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第一，对石家河遗址周边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史前不同阶段遗址的基本分布与特点。第二，对石家河古城东南部的低地进行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明确这里存在与石家河古城同时的城垣堆积，并发现早于城垣堆积的古河道上的桥梁遗迹。第三，对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侧的印信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发现大量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台基、套缸等遗存。第四，对谭家岭东北部高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多平方米，揭露出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建筑残基，新见出自瓮棺的240余件精美玉器。第五，对谭家岭西北部进行发掘与勘探，确认这里存在一个早于石家河古城的谭家岭古城。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但上述发现使我们对石家河遗址在探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谭家岭古城
谭家岭古城城垣与城壕 印信台航拍照总体上看，石家河遗址60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是与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对石家河遗址60多年来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 先谈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及基本特征。实际上，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最早遗存与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较相似，但发现的材料非常少，整体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比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这一阶段，其文化发展序列是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明显区别于石家河文化，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 石家河遗址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典型陶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它们演变的清晰脉络。油子岭文化早期陶器面貌
油子岭文化时期的陶器十分容易分辨，主要是红陶和黑陶，器类多属鼎、盘、豆、壶、碗、盖等，彩陶碗的特征鲜明。此时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古城内发现一批排列有序的土坑墓地。需要指出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南约6公里的龙嘴遗址发现一座略早于谭家岭古城的油子岭文化时期的龙嘴古城，其规模较小，为谭家岭古城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存在背景。
孟华平：石家河考古发现与研究（下）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作者:孟华平 日期:2017-2-1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油子岭文化大致相似，但也有变化。双腹鼎、双腹碗及双腹豆特别典型，出现较多彩陶杯、彩陶纺轮等。规模庞大的石家河古城横空出世。城内的谭家岭为主要居住区，房址多地面式建筑，有单间和多间等，有线索表明存在大型建筑基址。城内的邓家湾发现有筒形器套接在一起的现象，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筒形器或为祭器。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还发现一批土坑墓地。
屈家岭文化陶器面貌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新见陶鬶、厚胎红陶杯和红陶缸特别引人注目。红陶缸上发现不同形象的刻画符号达四十多种，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一件陶罐上发现的武士拿著一把石钺的刻画形象可能是军事首领的象征。发现的铜渣、孔雀石似预示出现新的手工业门类。石家河古城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古城内的谭家岭仍然是居住中心，三房湾发现大量的红陶杯显示这里存在专门的手工作坊，邓家湾、肖家屋脊出现大量红陶缸排列的现象，可能反映了祭祀活动的新内涵。而古城外西侧的印信台遗址揭示出多组与祭祀有关的台基，其周边分布大量扣碗、瓮棺遗迹以及废弃的大量红陶缸、红陶杯等，似乎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专门的大型祭祀场所。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发现的一批土坑墓地，已有明显的分化迹象。
石家河文化陶器特征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石家河文化相比发生显著转变。新见陶盉，流行矮领瓮、罐等，出土大量造型生动、种类多样的陶塑如象、羊、狗、鸡、鸟等动物及人偶形象，也有小件铜器。特别是新见一批非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传统的精美玉器，它们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形象有神人头像、人头像、鹰、虎、蝉、凤等。此时石家河古城已经废弃，出现随葬玉器的瓮棺葬等新的文化现象。
谭家岭出土玉人头像
邓家湾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偶
再谈谈聚落结构方面的基本认识。从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大致存在一个从逐步聚集到分散的变化过程。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中心从龙嘴古城北移到谭家岭古城，但其周边的相关聚落少有发现，聚落的等级分化尚不明显。屈家岭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开始形成，其周边聚集的聚落近10处，且出现明显的聚落等级的区分，聚落内的功能区划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主要为居住区，而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位确立，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周边聚集的中小聚落达30余处，石家河古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聚落等级分化加大，出现面积仅几千平方米小型聚落。与此相应，聚落内的功能区划进一步强化，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仍然是主要的居住区，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三房湾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台则成为专门祭祀场所。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石家河古城废弃，聚落分布比较零散。尽管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随葬玉器的瓮棺及制玉遗迹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也是相当繁盛的。
最后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角度谈谈石家河遗址的作用与地位。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石家河遗址提供了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材料。我们知道，作为史前中国传统的六大文化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点。大约到油子岭文化晚期，以石家河遗址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真正开始文化一体化进程，原有的二元谱系结构被打破，经过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强势整合，最终形成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统一体，其文化影响北越黄河、东达江西、西进三峡重庆一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华文明进程有关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一，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古城网路体系。在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十几处古城中，石家河古城的规模最大且遗存最具代表性，其它古城的规模从7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不同层级的古城共同维系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统一体的完整。其二，形成了如石家河古城所显示的聚落功能分区及聚落等级分化。其三，出现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如油子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相差无几，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之间随葬品数量区别较大，有的达百余件，有的则一无所有。其四，发现若干蕴含丰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大型祭祀场所、铜渣、刻画符号等遗存。虽然目前还未发现如良渚文明那样的高等级墓地、大型水利设施等遗存，但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所体现的权贵阶层与社会分化等现象仍然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文明气息，可以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代表。 另一方面，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断，原有的古城网路体系崩溃，出现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涌现，也出现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此时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已被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从而开始更高层级的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新进程。 石家河遗址的重要性除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外，各级政府也予以高度重视。目前，石家河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已经审批，石家河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正在编制中，随著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我们相信，石家河遗址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会进一步明晰，石家河遗址的保护会越来越好。===============================================================
江汉平原石家河谭家岭遗址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
2016-06-14 13:31:17 作者：吴立 朱诚 李冰 来源：《地球环境学报》 已阅读3354次
【摘要】通过对位于江汉平原北部石家河古城内谭家岭遗址地层孢粉、碳氮地球化学和磁化率代用指标的综合分析表明，石家河文化早期（4.6—4.4 ka BP），孢粉浓度较高且种类多，特别是喜暖湿的孢粉科属含量较大，植被覆盖较好，说明遗址及周边地区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TOC、TN和C/N偏高，δ13Corg偏低，表明当时以C3植物为主，气候较为温暖湿润;该时期遗址区域可能积水较多，磁化率值总体较低，发生过水域面积增大但持续时间不长的变化，石家河古城在防御洪水及外敌入侵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石家河文化中晚期（4.4—4.0 ka BP），孢粉种类和浓度减小，TOC、TN和C/N也持续减小，δ13Corg则偏高，气候凉干，降水减少，遗址区域积水减少并逐渐演变成古人的居住用地，受人类活动影响磁化率值明显增高;由于河湖、地下水位下降，石家河古城防御洪水与外侵的功能消失并逐渐废弃。4.2 ka BP前后气候持续凉干，极端灾害事件频繁发生，影响了当地农业和渔猎业的发展，使得石家河文化发展停滞，这是导致本区石家… 更多
【关键词】江汉平原 谭家岭遗址 石家河文化 环境考古
【基金】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SKLLQG14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216,41571179）;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K08B02）;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培育基金项目（2014glkypy05,2014rcp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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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哪些重大发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导语：借著小北风带来的好天气，今天一大早，小编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向各位发来本年度考古界最振奋人心的消息：2016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入选项目公布啦！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快来一起了解一下。
先来看看六大考古新发现都分布在哪里？没准儿正好在你家乡附近呢，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满足一下好奇心！（制图：布拉奇）
1、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
B洞
第一期砍砸石器
第一期石核
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2011年 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第二期墓葬
Z6
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连续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第二期骨铲
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三个地点的文化面貌和遗址范围。A、B、C洞面积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积分布在洞口外。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积厚约6.7米，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第二期砍砸器
第二期石锤
第二期石核
第二期细石叶
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
第三期墓葬
第三期尖状器
第三期磨制石斧
第三期细石核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可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文化特征以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核等。年代可能为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发现6座墓葬，共11个个体。出土遗物数量庞大，主要是以燧石为原料的细小打制石制品，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废片、碎屑等。另外还有少量砾石石器、磨制骨器和典型细石器制品。年代为距今10200~8700年。
第三期，发现1座墓葬。开始出现磨制石器，细石器制品继续流行，其他遗物仍以大量的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年代为距今8000~5500年。
第四期，陶器开始出现，但数量较少，器类简单、破碎严重，饰有绳纹、凹弦纹、戳印纹等，仍有少量细小打制石制品存在。年代为距今5000~3000年。
第五期，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但烧制火候显著提高。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第四期陶片
第四期陶器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研究细石器工艺在西南地区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了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2、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
半拉山属于塔子山南麓的一座小山，山势较低矮、平缓。山岭两侧是由大凌河支流十家子河冲积而成的平地。墓地南距朝阳市中心约13公里，北距召都巴镇约1公里，地理坐标（T0405北隔梁中部）北纬41°40′28.84″、东经120°23′34.15″，海拔278米。
半拉山墓地全景
墓地是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当时已被盗掘，近年来又连续被盗，破坏严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4年至201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联合对半拉山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坛1座和祭祀坑29座，出土遗物仅玉器一项就达140余件。
西界墙及筒形器带
墓地建在用黄土堆积而成的冢体之上。冢体为地上建筑，冢上仅见红山文化时期的堆积层，不见晚期文化堆积层，地层堆积关系相对较单一，但冢体堆积本身存在著较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
M12（西→东）
M23（西→东）
第4、5号祭祀坑（北→南）
墓地冢体地层堆积结构情况，反映出该墓地在营建和使用时间上经历了两次较大变化，据此可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阶段地层为3B层堆积，遗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晚期阶段地层为2A、2B、3A层堆积，遗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以及界墙、积石堆积层、祭坛、建筑址和筒形器带。
陶人头像
石人头像
冢体由黄土堆积的土冢、石砌的界墙及冢外部的积石堆积三部分组成。早期阶段冢体只见黄土堆积的下层土冢，在晚期阶段出现了石砌的界墙和起封盖作用的积石堆积。
各种玉璧
墓地具有两项功能。第一是埋葬逝者的墓葬。墓葬有土坑墓、石棺墓和积石墓三种。在早期阶段，墓葬未见明显分区，不见积石墓；在晚期阶段，墓葬区主要位于墓地南部，在北部外围有零散墓葬分布。第二是举行祭祀活动。祭祀遗迹由坛祭和坑祭两种遗迹组成，分布于墓地北部。在早期阶段仅见坑祭遗迹；在晚期阶段出现了坛祭遗迹，祭坛四周围砌石墙，坛上分布大小不一的祭祀坑，并有一座建筑址和一层经人工夯打的大型活动面，紧靠坛墙外侧成排摆放泥质红陶彩绘筒形器、器座等。
玉料
玉鸟
玉龙
石钺
玉兽首形柄端饰
陶器出土数量最多，泥质红陶筒形器残片占绝大多数，但未发现完整器。出土了零星夹砂黄褐陶片和黑褐陶片，纹饰有刻划之字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石器以打制为主，少量采用磨制和压制。器形有斧、钺、锄、铲、环、镞、锤、夯锤等。玉器多出自墓葬内，零星出土于地层堆积中，出土数量多，保存较好，形制规整，制作精美，器形丰富，有龙、鸟形坠、斧、玉芯、璧、环、镯、坠饰、珠、兽首形柄端饰及玉料等。此外还出土了10余件陶质、石质人像，部分头像体量较大。结合之前其他地点的发现，说明以人像为祭品的传统是红山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构成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
玉斧
玉镞
陶罐
根据对该墓地出土典型遗物的比较分析，推断其是一处性质较单一的红山文化晚期墓地。据M4出土人骨碳十四测年，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510±30年，校正数据为距今5305～5045年。
该积石冢的发掘完整揭露出了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全过程。该积石冢层位关系明确，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过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弥补了以往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所欠缺的一些遗迹现象，为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过程树立了一个标杆；墓地布局、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对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3、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要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取得重要进展。
谭家岭古城
谭家岭古城壕沟与城垣
谭家岭古城南垣缺口
谭家岭遗址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谭家岭古城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0、厚约1.5米，环壕宽约30、深达9米，城垣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据层位关系与遗物特征分析，谭家岭古城早于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可能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印信台遗址（航拍）
印信台遗址三维影像
印信台遗址陶缸遗存
印信台遗址陶缸刻划符号
印信台遗址陶缸刻划符号
印信台祭祀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内容。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共揭露出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其中，黄土台基均为长方形，最大的台基东西长30、南北宽13米左右，全部由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台基边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关遗迹。在台基2与台基3之间的低洼地还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陶缸上新见一些刻划符号。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谭家岭古城土坑墓出土陶器
本次发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在谭家岭遗址东部除揭露出屈家岭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发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5座，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240余件玉器。
W9出土玉人头像
W9出土虎座双鹰玉饰
W9出土玉蝉
这些玉器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W3出土玉虎
W9出土玉饰
W9出土体双虎头形玉器
W9出土玉鹰
W9出土玉玦
对石家河古城外围高岗、低地的系统勘探以及对三房湾遗址南部发掘所获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整体布局与结构。目前所见石家河古城南城垣西段缺口可能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即已存在。
4、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2016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工作集中在门址处。皇城台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门址即扼守于此，沿山梁东北方向通往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发掘揭露其主要组成部分自东（外）向西（内）依次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目前，广场已完全揭露，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
皇城台相对位置图
广场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瓮城东墙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3、东西宽约34米。广场地面用黄褐色沙土铺垫，夹杂较多碎石块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迹象，在中部发现一座石砌房址残迹。
皇城台门址位置及地形
瓮城位于广场内、南北墩台中间，是平面呈直角「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在其外侧墙根地面下发现两件完整玉钺，当系铺设瓮城外的广场地面时埋入。
皇城台门址（俯视）
南、北墩台位于广场中部，平面均呈长方形，石砌外墙包裹夯土内芯结构，二者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北墩台要大于南墩台。南墩台顶部的层位关系表明，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前2300年。
皇城台门址正投影
门道位于瓮城内，以南、北墩台为界，地面平铺砂岩石板，自广场向台顶呈斜坡状向上攀升，保存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踩踏摩擦痕迹。
皇城台西北护墙
与外城东门址相比，两座城门结构相似，主体结构均包括了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这两处城门的建造设计理念当具备一定的承袭关系。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外有广场，而外城东门址外则无。
皇城台西北护墙细部
从目前皇城台门址附近出土的遗物及地层关系来看，其修建要早于外城东门址。
皇城台出土铜刀
另外，还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进行了发掘，确认其周边台体是以层阶状石墙环绕。目前揭露了三阶石砌包墙，每阶石墙均由砂岩石块平砌而成，外壁齐整。三阶石墙自上而下逐级放大，形成台阶状结构。每阶间宽约1米，每阶上均有排列齐整的纴木孔洞，有平行分布的上下两排，部分孔洞还有纴木外露。揭露完整的第二阶高约4米，其下排纴木洞口外可见竖立的平整石板。
瓮城外玉钺出土位置
本年度发现的较为重要遗物有铜器、石范、玉器及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石范均残，有「一范多器」和「一范一器」两类，器形可辨者有环首刀、直背刀、锥。铜刀仅存尾部，刀背很直；铜镞完整，双翼有銎；铜锥完整，器形细长。从皇城台顶部弃置于西北角包墙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完整的骨针「制作链」，包括骨料、磨制毛坯、钻孔毛坯、残次品、成品、砺石等遗物，在约30立方米土方内，仅骨针数量就超过了250枚，还有骨锥、骨铲、骨片（饰品）等器形，各类骨器总计逾300件。
瓮城外玉钺出土位置
从共存陶器来看，铜器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期，是中国早期铜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反映了河套地区在中国铜器起源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皇城台门址瓮城外玉器的发现再一次证实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的发现，预示著皇城台顶部偏向西北某处可能存在著制骨手工业作坊，以骨针、骨锥、骨铲等为主要产品，尤以骨针产量最大，为探索皇城台顶部聚落结构和石峁城址内部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上述重要考古发现，石峁考古队将以皇城台的发掘为重点和突破口，加强对石峁遗址「透物见人」的研究，加强石峁遗址同其他相关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对分析作用。
5、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遗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恰勒格尔村东草场中，地处喀什河北岸吉仁台峡谷谷口三级台地上。遗址东西长400、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2015～2016年，共发掘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骨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在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及房址内部的灶、灰坑、柱洞和墓葬。
遗址全貌
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石墙边再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在房址中央栽立两排木柱支撑屋顶，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砌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布局严谨匀称。
遗址东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如F6，位于遗址西部，地势最高，居高临下，坐北朝南，规模最大，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使用面积24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积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遗址东部，在T12（发掘面积740平方米）中发现房址8座，分布相对集中，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
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部分房屋保存较差，仅存居住面，柱洞痕迹不明确。房址内遗迹现象单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灶址一般位于房址中部。门道痕迹不明确。房址内出土遗物种类较少，主要有陶片、兽骨、石器等。从房址叠压关系看，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
青铜时代墓葬
石棺墓（M75）
在房址堆积层和灰坑等单个遗迹内发现了大量的煤块及焚烧过的煤渣和煤灰。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居民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来使用了。
用煤遗迹
石器
铁块
墓葬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墓室开口于第2层下，其中3座墓葬明显打破遗址。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较统一，均为侧身屈肢。随葬遗物较少，有平底陶罐、带柄铜镜等。墓葬年代要略晚于遗址年代。
铜刀
铜镜
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碳十四测定，遗址早期年代经树轮校正后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600 年。
炼铜铸铜遗物
陶器纹饰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文化内涵丰富，结合以往发掘的墓葬，使我们更深入认识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将大力推动新疆青铜时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遗址叠压、墓葬打破关系不仅为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据，同时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文化编年、文化结构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遗址内发现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铸铜陶范、风管、炼渣、炉灰等可以明确遗址存在铸铜活动，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意义重大；遗址内发现的3件铁块年代较早，对研究冶铁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内发现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遗迹，将煤的开发利用的历史上推近千年。
6、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墓葬位于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约650米，北距汉魏洛阳城阊阖门遗址20.4公里。墓葬地处万安山北麓的缓坡上，西侧距曹魏时期圜丘遗址约2.5公里。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
2015年7月，西朱村村民迁坟过程中发现该墓，因存在被盗掘的隐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对墓葬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以期解决墓葬的陵墓园建筑和陪葬墓等相关问题。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140余万平方米，共发现两座大型墓葬（编号M1、M2），均无封土和陵墓园遗迹，目前M1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遗址东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青铜时代墓葬
M1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8′11″、北纬34°32′41″，海拔271.41米。墓葬为带长斜坡墓道的明券墓，东西向，方向为274°，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墓葬南北两侧和西侧共分布著39个柱础坑和3条排水沟，南北两侧的柱础坑排列规律，基本南北对称，距离墓圹1.2～2.5、间距1.6～2.7米。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2.1米，其中墓道上口东西长33.9、宽9～9.4米，坡度为18°。墓室土圹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2、南北宽15米。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约10.8米。墓道南北两侧壁留有七级水平生土台阶，台阶间距1.3～1.5米。墓室土圹部分残存6～7级水平或斜坡状台阶。甬道长2.3、宽1.6米。前室内壁南北长4.8、东西宽4.4米，拱券形顶，顶部大部分已坍塌，前室北侧壁残存砖墙高4.6米，前室券顶的复原高度与之大致相当。在前室砖壁上发现有残存的壁画，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后室近方形，边长约3.6米，亦为拱券形顶。
石璧、石圭等出土情况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约500余件。陶器有俑、鸡、狗、猪、灶、井、磨、房、四系罐、盘、勺、炉、灯等，另外出土了数件铁质帐构和8件石质帐座，以及石璧4件、石圭1件。墓葬出土了大量刻铭石牌，已修复约180件。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8.3、宽4.6～4.9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一面有阴刻隶书文字，内容丰富，包括衣衾、葬仪、器用、陈设、文房用具、梳妆用具及饰品、食物、戏具、杂具、车马等。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
琥珀雕件
陶熏炉
M 2 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8′29″、北纬34°32′41″，海拔291.21米。墓葬东西向，方向为94°。墓圹总长59.2米，墓道位于墓室东侧，长39.6、宽9.4～10.2米，墓室土圹东西长19.6、南北宽13.8米。墓圹周边同样有柱础坑遗迹。
玉器
壁画
M1出土随葬品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的过渡特征。墓葬规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礼器，非普通之物。墓葬出土的刻铭石牌，此前仅见于曹操高陵，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根据文献记载，曹魏明帝高平陵位于万安山地区，明元郭皇后葬于高平陵西。此次勘探发现的M2，所处位置地势高敞，其墓葬规模已达帝陵级别，与M1及曹魏圜丘东西一线，因此初步推测M2可能为曹魏高平陵，M1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但因M1被盗严重，未出土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墓主身份暂不能确定。
刻铭石牌
陶俑
此次发现，为曹魏时期陵区的选址和建制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曹魏时期的墓葬在全国范围内发现较少，这座墓葬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物。特别是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刻铭石牌，为研究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丧葬礼仪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原标题：印信台遗址是长江中游最大祭祀场所） 历时一年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圆满结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正式公布，印信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有助于还原中国史前最鼎盛的祭祀文化面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整个遗址群占地8平方公里，遗址古城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的西边，与石家河西城垣隔护城河相望。该遗址顶部地势较为平坦，形状方形，因形似印章而得名。笔者了解到，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印信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在1.4万平方米的台面发掘出面积1175平方米的祭祀场所。专家称，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遗址最鼎盛时期的遗存。
高清组图: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印信台遗址套缸
台基之间有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印信台遗址土坑竖穴墓葬可看出套缸排列的基本规律套缸上刻画著某种符号印信台遗址扣碗遗迹土坑竖穴墓葬印信台遗址，发掘了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遗迹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部的石河镇，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且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距今5000年至3800年。石家河遗址近年来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让我们对这个遗址以及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有了新认识。4月12日，石家河遗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人民网湖北频道走进石家河，实地探索考古发现。
石家河遗址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40多个不同地点组成。印信台、三房湾、谭家岭等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了解石家河古城全貌带来更多的证据。位于石家河古城西边，与石家河西城垣隔护城河相望的印信台，因台地形似一枚方形印章而得名。考古队员在此发掘了人工黄土台基和套缸等遗迹，部分套缸上还刻划有某种符号。根据遗存所呈现的特点，考古人员判断这里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印信台遗址是目前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石家河遗址考古人员徐同斌介绍。三房湾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南部，约250平方米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红陶杯，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程度的破损，只有极少数保存完好，此外，还有洗泥池、贮水缸等制陶相关遗存。「我们推测这里曾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专业烧制红陶杯的制陶作坊和存放残次品的场所，可见当时就已出现了社会分工。」位于石家河遗址中心的谭家岭出土了240余件玉器，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巧。它们均出自一种特殊的葬具——瓮棺，瓮棺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部分玉器保存在石家河文化考古研究中心。鬼脸座双凤、扇形透雕、玉人头像、玉鹰、冠饰、连体双人像……谭家岭出土的这批玉器造型奇特多变，多数玉器表面还有线刻图案，传递了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比如这只玉鹰，它的嘴部好像是嵌进去的，线条十分流畅。」石家河考古项目负责人向其芳指出，这批玉器精湛的做工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崇拜，对后代的商和周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张沛 肖璐欣）考古队员推测套缸是某种祭祀用品印信台遗址瓮棺葬，瓮棺内部的土壤中还存有少量骨渣三房湾遗址发现了大量红陶杯堆积红陶杯大多有破损三房湾遗址贮水缸大量红陶杯揭示这里曾经可能是一处制陶作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鬼脸座双凤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扇形透雕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玉人头像印信台遗址黄土台基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玉鹰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冠饰谭家岭出土的玉器 连体双人像======================================================================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精美玉器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精美玉器
1月11日讯，考古工作者时隔20余年重启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去年11月底至12月该遗址出土了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2014年起，我省考古研究所时隔20余年后重启石家河遗址考古，2015年11月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此前，石家河遗址群曾发现过两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减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其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对此，王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对中国玉文化包括玉器制作、使用乃至玉礼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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