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起源之南方人羣向北方遷徙 後石家河時代 煤山文化 印信臺遺址 譚家嶺古城 O3-F377下擴張時間和支系 2016年有哪些重大發現？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高清組圖:記者實地探訪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穎睗h兩百多人數據，O1在這兩個地方是比O2a-M95+O2*M268還要多的，也比N還要多。
北京和東北三省漢法醫兩千多人數據O1也是整體O2-K18和N是旗鼓相當的，
只有在山東漢兩千多人數據中O1是比O2-K18和N少。
南島的O1是不少，但有三分之二是M110和M119*在大陸華東沿海是基本難找的類型，就是在漢族中也難找的。剩下三分之一的P203主要是以B388支係為主。
更早的話大致同意LZ的意見，O3從川滇北上，過長江後分兩路，一路繼續向北後沿黃河東進，一路過河後沿江東進，當然也應該包括未過江就東進的，O1沿海北上，O2在兩者之間，
為什麼O3能佔領中原並繁殖出大量人口，個人過去認為是個很偶然的因素，因為O3在最西邊，這樣他們更容易渡過長江，而中下游江面很寬，水又很深，冬天又不結冰，O2和O1北上到這個地方只能望河興嘆了，可能長江中游還好點，所以儘管O1比例在江南異常得高，但在北方還不如O2多
目前來看O1分佈和爆發方式和其他類型沒有可比性，比較有自己的獨特方式。
在漢族中O1支系少F492，F4084*，F5498這三支佔9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CTS3085支系的，除了F492外其他三支主體估計爆發時間也是在3-4千年左右。
漢族南方漢族O1中，華南西南中南地區看過的超過2000多人法醫數據，O1支系中F492一般佔當地漢族數據中5%-8%左右，在幾個地區中F5498支系相對比F4084*多點，由於F5498和某些F4084*支系在17-STR上不好區分，估計F5498在這些地區佔當地漢族數據3%左右的比例，F4084*在2%左右。
在華東地區的漢族O1，看過的當地漢族超過6千人法醫數據，F492比例超過當地漢族數據10%，一般在10%-18%左右，其他主要應該是F4084*支系的估計在數據中能有3%-5%的比例。
在北方數據中，華北的河南漢看過有4千多法醫數據，河北漢數據比較少才兩百多人數據。F492在數據中的比例是3.6%-6.6%左右，F4084*和F5498應該是各超過1%的比例，在河南漢其中一份超過千人的數據中還有一支超過2%的CTS3085的近代爆發的支系。
在西北漢看過的上千法醫數據中，F492比例在數據中有2.8%-3.5%左右，由於有的F4084*和F5498從17-STR不好區分，一起算的話在西北漢的比例在1%左右。
看過的山東漢的超兩千法醫數據，F492比例在數據中一般是1.5%-3.8%左右，F4084*和F5498應該有1%-2%左右。
東北漢看來的一千多法醫數據中，F492在數據中比例在2.8%-3.2%左右，F4084*和F5498應該都超過1%的比例。
中早期漢人包括的類型，應該是在3-4千年內爆發的支系，而且是在南北方都有一定量分佈的應該就是早期漢人類型，按這種分析漢族O1的三大支系F492,F4084*,F5498都是符合這種標準，要不然不可能在三四千年內分佈到南北而且都能達到一定的量。
以河南幾組千人以上數據來看F492比例在3.6%-6.6%左右，按現有戶籍人口1.04億來算相關人口應該在375萬-686萬左右，而華東浙江幾組數據F492比例在10%-18%左右，按戶籍人口4700萬來算相關人口應該在470萬-846萬左右。兩者之間人口差距不見過有很大。
陝西數據目前還沒看到有超過百人以上的數據所以無法比。
和兩者相關地區，上海看過的數據F492比例在13.3%左右，按戶籍人口1450萬來算相關人口有193萬左右，河南北邊的河北數據F492比例在6.6%左右，按戶籍人口7200來算相關人口有475萬左右。
由於人口基數的差距華東兩省市的F492相關人口總數，還不如華北兩省的F492的相關人口總數。雖然頻率看上去差距很大，但實際相關人口也是相當而已。
我到不否認O1與禹夏的關係，但是F492和禹夏的關係我不能確定，然後再隔一道的周人就更不敢確定了。
周人宗親分封基本在中原，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但是O1高頻分佈地區整體都不在周人密集分封區，以歷史而言不能接受O1和周室的關係。
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的O1並不在於他們的具體支系，而是表明了這個地區是O1的分佈區，而現代O1高頻區也基本是這個分佈區的輻射擴散，所以以現在並不充足的分子學數據，相信漢族O1支系也是在這個區域產生的，這是概率使然。
華東O1是漢族O1高頻的成因，但是華中O1則與華東存在差異。華東是由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實現的擴張基礎，然後在江淮得到最大化。但是太湖地區的O1由更早華南O1遷徙過來，這樣對於華中地區則存在兩個輻射向，一個是華東輻射，一個是華南輻射，華南輻射更多是非漢族O1支系。
吳國主要在浙江、江西和江蘇的經營，這本身奠定了江西O1高頻基礎，而湖廣和巴蜀則是由華南和江西輻射的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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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戰國時代山東的N系比例比現在高得多，中原黃河流域人羣南下不僅有河南的，還有山東的，以及皖北的。你怎樣看待河南山西從古到今M系比例降低的問題的？
我覺得我這個帖子可以和guwei0001的《5500年前的大範圍文化變遷》一帖形成互補！
按照guwei0001的列舉，似乎我們可以看到華夏族和漢語雛形的建立，也就是中原先商時代甲骨文之前的漢語，江漢的屈家嶺文化北向擴張，對廟底溝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形成了重要影響。還有東北亞O2b的成因難道也與這次屈家嶺文化擴張有關？
長江文明在青銅時代之前都是優於黃河文明的，在5000多年前，有一撥南方向北方擴張的潮流，樓主列舉的是從長江中游向被擴張的影響，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時在向北方擴張，這波南方擴張潮是不是可以看成新石器早期南方人羣向北方遷徙之後的第二波擴張潮，這波潮流改變了黃河中下游地區O2人羣比例。
蜀國、楚國、吳國和越國都是前青銅時代長江文明的繼承者。
我猜測黃河下游地區在新石器中晚期受到了西邊的壓力，原本我認為是正西邊，現在看來可能是西南邊的壓力，也就是西南的屈家嶺文化和南邊的良渚文化擴張都對原來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產生了壓力，因而出現了O2的逃避人羣。
其實屈家嶺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擴張潮和中東的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興盛是同時的，在緯度上長江文明與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是同緯的。
由郭靜雲的《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原來被我們忽視的江漢地區進入到我們的視野，很多讀者被郭靜雲竟然的視野和想像力說震驚，但是在她和許宏的辯論中我傾向於許宏。也就是郭靜雲將江漢的文化構建了超出大家想像的夏國史，我還是傾向於夏是在中原建立的。
即使並不同意郭靜雲的觀點，但是郭靜雲觀點的基礎也就是江漢文明對於華夏文明的貢獻是不能否認的，這個基礎可以和她的觀點進行分割，而這個基礎則是郭靜雲對於中國史學界最大的貢獻。
蜀國、楚國、吳國和越國的輝煌之前更多的是本土文明的積澱，而非傳統史學觀點中是單純受到中原地區的影響的結果，也就是在前青銅時代，長江文明一直在給黃河文明輸入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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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粗略比劃一下。假設部分F5,F46北上和當地原土著混合，常染比例是2:1,若Y的比例和常染一致，那麼O3在北族的比例就是66%。
在中原的人羣O3三大支的比例能否有這麼多呢？很困難。
因為這時中原不但有O3三大支，還有O1,C3南支，N，O2*，O2a，M7，以及各種O3小支系。這樣一來，O3三大支在北族中的比例很可能比在中原還高。北族進入中原，中原的O3三大支不僅沒有比例下降，還會有所上升。
他的原話是不認同O的東南亞起源說，然後嶺南一線沒有O，應該是指嶺南以南吧，不然也沒必要用線字 至於嶺南本身當時是否有O，這個不好說，當時的嶺南好像也是澳美人種？若如此，也可能沒什麼O，嶺南可以爭議，東南亞我覺得問題不大，O毫無疑問是後來的當時O肯定分佈廣泛，哪兒都有，不同支系分佈不同（畢竟都一萬多年前了），如果位於南方，可能多數支系在東南沿海 ，這可以解釋一些早期分化的支系如M188，O2b（O2首先就是分化出O2b和其他O2支系，除了O2b外，其他O2支系都有相同的共祖）的分佈狀況
中南半島山韋文化與和平文化是嶺南中石器的擴展或延伸，我認為是屬於O系的，早在1.5萬年前已向中南半島發展，而且1.5-1.0萬年前都是連續的，認為南遷晚，主要還是出在年齡估算上。
湖南、江西的這些遺址都比較晚了，以前還認為是1.2萬年的，後來測了又說達到1.8萬年。 兩廣的很多遺址都是兩三萬年以上的，而且多是些鵝卵石制礫石石器，與新石器時代有承襲關係。O系人進入湘、贛應不會太早，最早估計也不會早於2.5萬年前(極限)，而之前應生活於嶺南(兩廣)。然而父系單倍羣和體質的對應並不是很緊密。C可以是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澳大利亞人種；D可以是尼格利陀人種和蒙古人種；E可以是尼格羅人種或高加索人種。
憑什麼認為O只能對應蒙古人種？某些早期的O系分支完全有可能是類尼格利陀或類澳美。
可別忘了O系在東南亞和巴布亞還有很多K系兄弟。那些O的兄弟k其實都是和O並列的，雖然人數少的多。
為什麼那麼多k都不能佔據完尼各利陀人種和澳美人種的譜系，還需要O去跨越蒙古利亞人種和尼各利陀人種甚至澳美人種？
其實常染的情況狠清楚了，最初的南亞蒙古利亞人種不光有O，還有c3南支，以及f2。現在尼各利陀人種以及澳美人種中的O是他們歷史時期南島化的結果。
末次盛冰期結束後，南方的O系人羣開始向北方大擴張，其中O3兵分兩路，從川北和江漢進入黃河中上游地區，而O2的大本營是江西，O1的大本營是浙江，所謂大本營是值新石器早期的北遷的起點。能否成為定論？
我也來個無責任猜想
1，M117的爆發點在湖南和湖北的西部（常德，荊州，襄陽一線） 2，M134xM117的爆發點在河南的西部，它跟M117爆發點的地理位置應該是很接近的，這與兩者系統樹上的親緣關係相一致。 3，002611的爆發點在魯中山地的北沿，或者在太行山東麓。 4，O1及其下游在浙江省北部，這一點估計是爭議最少的。這些爆發點有一個共同點特點就是它們都處在中央大平原邊緣的山腳和地臺，最能塑造這種模式形成的可能就是洪水。可以設想某天一股巨大的洪水將低地平原的村落和人口席捲一空。此時居住在平原邊沿山腳處倖免於難的半山民們藉助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首先霸佔了洪水退卻後裸露出來的肥沃土地，並以此為資本迅速擴張了自己的人口，塑造了現在我們所見的基本格局。
在人口爆發後，M117的一支沿漢水逆流而上，到達漢中，並進一步進入甘陝，在西北再次擴張後奠定了M117分佈靠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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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來個無責任猜想
1，M117的爆發點在湖南和湖北的西部（常德，荊州，襄陽一線）
2，M134xM117的爆發點在河南的西部，它跟M117爆發點的地理位置應該是很接近的，這與兩者系統樹上的親緣關係相一致。
3，002611 ...
鷹爪 發表於 2016-9-26 12:03 http://ranhaer.s47-56.myverydz.com/images/common/back.gif
從目前O1下游分佈來看不可能是浙江北部起源和爆發的，浙江的O1比例雖然高但是多樣性少，目前來看浙江漢4451人數據O1比例也才23%，聽說這是浙江北部數據，還有組浙江漢201人數據O1比例是17.5%.就算是浙江漢4451人數據O1比例也才23%，和福建閩南漢超過40%的M117沒法比，我怎麼沒見人說福建是M117的起源爆發地呢？
如果O1是浙江爆發起源地的話那麼多樣性會不少啊，但是目前來看浙江O1有97%都是P203，其中F492佔比84%，F4084佔比13%，而F492中估計大半都是F656，目前來看F656共祖時間可能在2800-3000年左右，只能說浙江O1高只是F656這支在浙江爆發的很成功。目前來看浙江周邊地區也是差不多，南通漢1082人數據13.9%左右的O1但是其中80%是F492，上海漢517人數據17.4%的O1其中F492比例也佔80%左右，從目前中通來看華東地區的F492支系F656佔大半左右。
目前來看O1下各支系分佈，M110基本分佈在南島國內非常少見，看過國外分析菲律賓和印尼支系最近共祖是6500年左右，在南島國家有10%的比例。M119*目前來看應該叫O1a3比較合適，也是基本分佈在南島，比例在8%-10%左右，最近共祖目前還沒說法不過估計和M110差不多。
B388是南島P203特有支系在南島中比例應該在10%左右，看過國外分析菲律賓和印尼支系最近共祖是在3500年左右。
以上三支是南島特有支系，我估計有可能是M110和O1a3是一起南下的所以在中國基本沒有同支了。而B388和大陸支系F78分開是6100年左右，估計是走另的線路比另外兩支晚點南下的。
西南少數民族支系，YP345和Y18196這兩支在雲南傣族，貴州水族，湖南侗族，湖南和東南亞苗族，廣西壯族，在以上民族都有分佈是這些民族O1的主流支系，估計和漢族的F4084*分開6千年左右的支系了。以上兩個支系基本在漢族沒有分佈我只在雲南漢中發現有一定分佈。CTS8902這一支目前在雲南傣族和廣西越南京族中有分佈，和漢族F492支系分開時間是7700年左右。 而漢族O1支系目前來看應該四支，F533應該在漢族有8%左右，其中F492佔大頭估計有90%都是。分佈目前來看北方基本在3.5%以上，河南河北都有漢族數據是超過7.5%和7.2%的，遼寧漢也有5.6%比例的，就算是山東O1比較少但取樣12市7百多人數據也有3%的比例。西北漢基本都是有3.5%以上的比例。最高頻區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從重慶來看由於沒漢族數據用重慶土家族197人數據來看也是能達到10%的，湖南漢310人數據也有超過10%的比例，南通上海浙江都是比例超過10%以上的。福建臺灣漢目前來看也是超過10%的。再南的廣東漢比例是在6%-7.5%左右。雲南漢和四川漢比例都是能達到6%的比例的。在南北少數民族中壯族，滿族，蒙古族，回族都有3%-4%的比例，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錫伯族，鄂溫克，達斡爾，都有這個比例。
F4084*目前來看是O1漢族中的第二大支系，南方比例應該在3%-5%左右，北方比例有1%-2%左右，在漢族平均應該有3%左右，在韓日這一支比例也應該有1%以上，目前來看下游應該分兩個支系，CTS701和K644*,從STR來看爆發時間應該在3-4千年左右，當然要以後有人高通了才能知道最近共祖時間。
F5498目前來看分佈應該比較西部，估計南方整體應該有2%左右是有的，北方可能比例少估計有0.5%左右吧。最近共祖時間由於看來的STR數據比較少不好估。
CTS3085也就是以前的中國大多標的M119*，但實際上他是P203的兄弟支系，和南島的M119*不是一支，目前這一支估計在北方有0.5%左右，北方比南方多。
還有一支F4084比較早分開的支系，L594.2這一支目前主要分佈韓國有1%以上比例吧，日本也有一定分佈不過比韓國少估計是韓國過去的。
目前來看O1主要分這十一二支， 華東地區目前是F492比例最高地區，一般超過10%。目前知道的法醫樣本，江蘇南通漢1082數據比例是10.3%,上海漢517人數據比例是13.7%，浙江漢4451人數據比例是19.3%聽說是浙江北部數據。臺灣漢有480人數據比例是11%。
中南地區目前知道的土家族197人數據比例是11%，湖南漢310人是10.3%，湖北數據目前還沒有STR數據估計也會超過10%的。
華南地區廣東漢885人數據比例是7.5%，廣東漢150人數據比例6.6%。
西南地區雲南宣威漢145人數據比例是7.5%，成都漢100人數據比例是5%。
西北地區甘肅漢722人數據比例是3.3%.寧夏回族115人數據比例是3.5%.
華北地區北京漢246人數據比例是3.6%，山東漢734人比例是3%。河北石家莊漢152人比例是7.2%，河南漢1100人比例是7.5%。
東北地區，黑龍江牡丹江漢859人數據比例是3%，遼寧漢310人數據是比例是5.6%. 按目前長城沿線古代幾千年前的人骨結果來看多數據遺跡N系佔50%以上的比例，但是到了現代N在這些地區只有5%左右的比例了，但是中國其他地區一般都有5%左右的N.只能說明有大量N向南遷了，目前來看人類一直都是在遷移的，幾千年前和幾千年後差別大的很。 換個思路，如果F492是由於楚國擴張起來的類型怎麼樣，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中原地區不管因為戰亂饑荒等什麼原因減少，都不會改變F492所佔的大體比例。除非F492集中在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族羣中，比其他Y類型有更多的存活機會。所以你的說法在邏輯上是很難成立的。
其次，吳越地區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是南宋以後的事。春秋戰國時期的吳越大部分土地還是沼澤，還有很多沿海地區尚未成陸。漢代的《史記》中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證明當時很多地方還是瘴氣和濕氣瀰漫的沼澤。三國時期，東吳政權還在把剛平定的越人土著用來充實農業生產人口，這能說明吳越地區當時的生產力高出中原? 中原戰亂加上歷史時期的北族南下肯定會降低比例啊，以河南大樣本量O1最高10.7%比例乘以10700萬的戶籍人口得出相關人口，對比浙江大樣本量O1最高23%的比例乘以4750萬的戶籍人口得出相關人口，兩地相關戶籍人口只是相當而已啊。
一千多年至兩千多年內的戰亂肯定會對才形成三千年左右的F492後期各地的分佈比例產生很大的影響。 說得很對，我非常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南方人一定要攀附中原攀附華夏。華夏對我們南方人來說只是北方來的征服者而已，百越壯侗苗瑤纔是南方的原住民纔是我們的本源。我敢說南方漢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南方少數民族的血統，常染已經證明的很清楚了。 而且根據最近幾年的古代遺址基因檢測和論文，古華夏族還真未必是像我們大家一貫認為的那樣是純粹的南方民族。二里頭和偃師的遺骸檢測已經向我們證明瞭至少有一部分夏商時期的古華夏人是比較接近東北亞民族的。
在沒有大數據的情況下，要確定O1-F492+是由北向南還是由南向北，還是有難度的，還需要耐心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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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那來的消息古華夏族是大家一慣認為是純粹的南方民族，我一向在分子人類學聽到別人的宣傳是黃帝是西來的，所以古華夏族是西來的。不過我聽考古界許宏的說法是早期中國說是四千年前中原無王者之氣，四周文化逐鹿中原東西部碰撞造就了中原文明的崛起，說明早期華夏就是混合來的族羣，說是東西南北那一邊單一來源的說法都是不客觀的。
O1a源自南方應無疑義，但是O1a1a1則未必，真有可能誕生或首次爆發於華中某地~ O1a是個很大的範圍了，目前不知道為什麼M119的瓶頸會那麼長有15000年，下游三個支系最近共祖是13600年。沒有像原O2和O3有不少兩萬多年的兄弟支系，我估計有可能是兄弟支系萬年前分佈在黃海大平原，一萬多年前溫度上升造成海平面上升發生嚴重的海侵，分佈在這一帶的兄弟支系就全部滅絕了。也就造成了M119瓶頸時間長，早期兄弟支系都滅絕的原因。
而就目前來看漢族中F533和F4084*，南北都有大量分佈，而且爆發時間又是在兩三千年左右。如果沒有在三四千年前參加過逐鹿中原的支系估計不會有這種分佈，而且關於南北分佈不平均的問題，就目前我瞭解兩三千年爆發的支系目前還沒那支是南北分佈平均的，有的話那位大師可以列出來。 本來華夏就是三四千才開始形成原型的，我估計只有南北都有一定量分佈三四千年內爆發的支系，是參於逐鹿中原早期華夏類型。所以說早期來自那並不重要。
在「古漢人」形成之前分佈在黃河中下游也有可能哦，猜測O1a沿海北上之後向內陸滲透一般也會選擇河道、湖泊，因為我們華東的太湖、（原）丹陽湖（大澤），以及長江沿岸都是O1a比例高的地方。
逐鹿中原本來就是3-4千年這個時間跨度，F492上游CTS2458最近共祖是在4千年左右，目前來看CTS2458非F492的支系在漢族可能有1%左右，而F492估計形成時間4千年最近共祖3千多年。F492應該算是在逐鹿中原中壯大的。 我個人是不相信所謂夏王朝的存在的，被有些人大吹特吹的二里頭，其直接勢力範圍有多大，能算得上一個王朝？何況二里頭來自煤山類型，而該文化葬俗和石家河一脈相承，古人視死如生，葬俗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二里頭的源頭文化確有石家河的影子，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許多，否則征服者怎麼會在葬俗這種大問題上改就亡國之俗呢
但按照很多人的說法，碾子坡並不是先周，因此究竟如何，尚難定論 不管怎麼說，
二里頭的源頭文化確有石家河的影子，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許多，否則征服者怎麼會在葬俗這種大問題上改就亡國之俗呢
但這與我們看到的考古現象不一致，如果我們拋棄這些晚出的文獻，只能得出石家河北上，並且是二里頭源頭的結論 而且需要注意，河南龍山文化似乎極少用鬲，煤山類型更少用鬲，王灣的鬲也不算多，二里頭早期也基本沒什麼鬲。二里頭三期的鬲據說來自晉中游遨。 相反當時北方的文化普遍用鬲，商周先民都用鬲，夏家店也用鬲，朱開溝文化也用鬲，與河南以及東方南方的文化大異其趣 看了下時間，二里頭三期和偃師鄭州商城時間能重合上，斷代工程也認為夏商之交在1600BC前後，所以此時可能已經是北方殷商南下影響的了夏商之交可能更晚一些，當然這個不影響結論，二里頭本身和東方以及南方的關係更大一些。
而且我不認為現在一味貶低長江流域文明的做法，實事求是，就應該承認，二里頭的前身煤山確實有可能是石家河北上的結果。
當然後來文獻出現三苗在江淮間為亂，上古聖王擊敗三苗的說法，對於這些晚出的文獻不可輕信，還是應該實事求是，承認長江流域文明的影響不能光看碳十四年代，這個年代上下有誤差的。從偃師商城最早的大灰溝裏有二里頭四期的陶器來看，偃師商城與二里頭四期有重疊。偃師商城，很可能就是二里頭四期人修築的。偃師商城建成後不久，二里頭也應該走出二里頭文化序列，進入二里頭第五期，一種有濃厚二里頭文化色彩的二里崗文化。
當然我個人是相信商人崛起的時候是征服了河南的一些有勢力的部族，但我不相信商之前有一個王朝，商人征服祝融八姓的韋顧昆吾我還是相信的，
至於二里頭是什麼，是不是傳說中的夏王朝，我則不相信，我相信他們也是一個強盛的部族，從南方而來，但並不存在統一王朝 上古漢語有很多南方成分，以前YINGCHUAN不是舉過很多例子嗎，比如我，就有和藏緬同源的，也有和南方同源的予ra，我認為這些都是南方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北上和當地仰韶文化混合，以及山東龍山文化人羣西遷（不管嶽石文化人羣是否外來，山東龍山文化到嶽石文化之間人口銳減是事實，其中有相當部分是西遷進入河南），這些人相互混合形成了漢語，漢語的形成地點就在龍山時期的河南。商人的祖先則並不在其中，他們征服了這些講漢語的民眾，自己也成了漢語的使用者，並因為商人的擴張而擴張，商人擴張到關中，漢語也傳入關中，並被周的先民採用
我覺得也不要忽略北方民族對漢語族形成的影響。二里頭雖然文化上可能接近東方或南方，但母系單倍羣聚類分析顯示他們最接近的是現代山東遼寧漢族，西北漢族，和內蒙東部蒙古族。偃師的母系也比較偏北。至於父系單倍羣，倗國測出了Q，臨沂晉墓測出了C3，大堡山也測出了N和C3。這些證據都說明古華夏族是南北混合民族，甚至可能有相當比例的北方成分，而不是純粹的南方民族。大溪文化三大類型，三元宮、關廟山、油子嶺，自前大溪文化就有區別。3個類型可能說不同的語言。
湖南的三元宮類型發展成為苗瑤的祖先，油子嶺發展成為夏人，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漢藏語之外，苗瑤人常染、語言都接近漢人，很可能兩者本屬於同一個大文化區，後來分化為不同的民族。 還是過去的觀點，苗瑤和漢確實是很接近的，相比其他民族，但雙方分離這個時間點恐怕未必是在石家河，而是更早 對夏和石家河的關係將信將疑，雅言又叫夏言，若如此現代的漢語應該屬於苗瑤語族才對，而且二里頭的母系特色是D5較多，這個特點既不北也不南。 我的意思，苗瑤和漢自前大溪文化始語言就開始分化。因為距離近所以一直有接觸，到石家河時代的差距遠沒有現在那麼大。 當年還沒有漢族這個民族共同體，漢族的形成要晚得多。苗漢類似很可能是因為後來漢族同化了不少中原華東或長江中游的三苗人羣，而未必是兩者有共同的起源。 關鍵是這裡說的是石家河和二里頭的關係，而不是石家河和夏。畢竟並不存在二里頭等於夏的前提 另外苗瑤的形成應該是晚於石家河的。就是說二里頭或者說當時的中原人，你們提供的文獻裏不是認為當時的河南大部分包括王灣三期都屬於後石家河文化嗎？若此為何沒有對當時中原的語言和血統產生重大影響？有重大影響，所以漢語有很多南方成分。 從K12b來看，北方漢人的東南亞成分沒有低於20%的，包括四分之一蒙古族BUGZ也在20%以上，而外蒙古人的東南亞成分為0，哈薩克人的東南亞成分幾乎為0.但這些民族的東亞成分卻很多，多於西伯利亞成分 母系方面，背景是屈家嶺、石家河不斷北遷。根據經驗遷入的男人會比女人多，可能存在男女不對稱現象。待Y測出來，自見分曉。 存在幾種可能： 1、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是由北邊遷入的原漢人融合當地大溪文化形成的； 2、漢藏語源自漢水東岸，藏緬人祖先從這裡遷徙出去； 3、屈家嶺、石家河說苗瑤語，而他們的北遷沒有改變當地的語言。如果是1、2, 這樣中原的漢語是由多個層次的漢藏人羣複合形成的。 二里頭也有不少B4，M7，F啊，現代河北人父系，常染和河南人差別不大，但母系D4就多了不少，可見母系可能更有穩定性我說的D5不北不南是和二里頭臨近的地區對比，倒是有點東，因為D5的高發區在蘇魯豫交界處。
從古DNA來看，蒙古國的母系也很穩定，父系嘛，變化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了。河北的MT特點是D4特多，但是河北人父系和其他北方中原漢人是很接近的，常染也基本接近關於苗瑤、漢藏的關係，貼過一篇文章提出，兩者遠古同源關係。那麼同源的地點是在哪裡，分離時間是？ 至於，漢與苗瑤的常染接近，是早期同源造成的？還是後期接觸造成的？ 我的看法，苗瑤也是由苗與瑤混合而成的，至於苗的y，最早應該是以M7為主，後期逐漸混了許多其他類型如002611、F888、M95等。漢與藏談不上發生學的同源（或者傳統觀唸的線性樹狀同源），但是二者的確共享一種可稱之為『原羌』的成分，僅此而已。 漢族其實就是一個大雜燴，融合了許多族源成分，其中毫無疑問East Asian是主成分，而恰好華中一帶的土家苗畲也是這種為主成分，因此這幾個民族相互接近非常正常，不接近纔不正常吧（至於西南地區的傣族也接近，這個倒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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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Lipson改變觀念，提出地區民系血統的矩陣關係觀念，我看就符合歷史的真相，與之前李葆嘉提出的『東亞語言的語網觀念』，其實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新石器時期O2-F444人羣文化屬性的推論 - Y染色體/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藏緬系的 N2(N1d-F2930)的來源問題。根據目前的數據，可以認定 N1d-F2930(即Poly所稱的N2)是漢藏語人羣的奠基者父系類型之一，其重要性（如果一定要排列的話）僅次於 O3-F5。其次，目前大家普遍認可F5對應仰韶時代諸文化人羣的觀點。那麼，是什麼樣的古代人羣在仰韶時代以前興盛、並被後世的仰韶人羣所融合，從而成為漢藏人羣的奠基者父系類型？ 就我所知，除了大地灣-老官臺文化人羣之外，似乎已經沒有其他的選項。查看老關臺文化最初的幾個遺址的報告，存在與平底筒形罐很接近的陶器，同時也栽培粟。由此，我推測，老官臺文化人羣可能是以父系N1d-F2930為主的。在更早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一人羣可能也是從山西及其周圍地區擴散而來的。這樣的話，就可以把粟的馴化追溯到山西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人羣之中。加上N1c2a1-F1154與N1d-F2930本身也有親緣關係。我們知道，山西的下川遺址出土了最早加工食物的石磨盤、石磨棒。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粟同時出現在甘肅東南部、河北南部和河北北部，而山西正處在這三個地點的中心地帶，是一個馴化粟的理想的候選地區。
O3-F377下擴張時間和支系。O3-F377的共祖年代約為4千年。HG00451，HG00436，HG00613DE 的共祖年代約為1.9千年。樹形你可參考 yfull。
通過微基因數據等現有數據來看目前來看F492的兄弟支系F81*和Y13984主要分佈在山東至江淮一帶，這一帶是F81支系下游支系是豐富的齊全的，共祖時間是在3700-4600年間，F81可能和山東龍山文化相關。而浙江數據不少暫時還沒有測有F81*和Y13984，佔半的是F656最近共祖才2100年。
M117、M134我在2007、2008年已經提出不可能走藏緬西線，而是從湘西大致沿著南水北調中線沿著邊山北遷，你們現在才發現不走西線，比我晚了差不多十年。
磁山之前好像測得有O1吧，紅山牛河梁測得是有O的，且母系是N類如N9a、B之類，這些應是原先的底層，父系N及母系D4、M8a、G、M10之類是後來才混進來的。興隆窪出土的碎石豬頭龍，紅山的玉石豬首龍以及興隆窪的居室葬都表明來自O系原始越人，如玉文化見於良渚大汶口等，居室葬見於湛江遂溪的鯉魚墩遺址。他們跟父系N有關，又要鬧笑了，說到底，還是那個共祖年代作怪。還有遼西的小河沿、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紋，都表明其與湘西高廟以及湯家崗文化等有淵源。賈湖、裴李崗、後李等與湘地彭頭山文化有淵源，前者是從南方北遷的文化已經被很多學者所認可，怎麼會跟N系、北方原先的細石器採獵族有關？細石器狩獵族與陶罐類農耕族原先就是截然不同的、不互混的，怎麼可能搞亂搭配？讓細石器狩獵族去搞粟種植。說的是山東F492多樣性而非F81，你有山東CTS409樣本麼，不能說某一個下游單倍羣比例高，它的多樣性就低。而且假如F81是從江淮擴散的，F492還留在山東的概率就比較低，而且CTS2458*共祖年齡也不高，看上去只是F492的兄弟支系，也就是說，最初分化的時候CTS2458*在北，F492在南
F656現在共祖年齡2100年，從這個時間來看，應該和漢初江南崛起的世家大族有關，雖然相比F316，個人相信F492和F656以後或許能提高一些，但F656離吳泰伯仲雍年代還差得遠從微基因來看能大概知道分佈情況，微基因樣本主要來自在京津，長三角，珠三角，這三個地方工作的人。
目前我知道微基因測出的O1a樣本有38例，M119*和M110各有一例，M119*應該是來源福建，M110還不清楚。P203*有一例來源自廣東。F5498是有三例樣本來源自西南一例應該是F5498*，還有兩例分別是來源自河南和湖南的都是F5498+M101支系的。F4084應該有6例，分別華東的有3例，西南有兩例，北方有一例。而F81*測出有四例，四川，江蘇，安徽，山東，各有一例。
F492目前來22例，華東9例其中7例是F656還有2例是F492*，這些樣本來源自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南方5例F492全是F492*，這些樣本來源自湖北湖南廣東。北方7例F492有6例F492*一例是F656，這些樣本源來自陝西山西山東河北遼寧內蒙。還有一例在義大利應該是F492*。
跟據目前YFULL兩例還在估算的F492新樣本來算，F492最近共祖時間下個月應該會提早幾百年左右。從F492最近共祖才三千年左右來算F492多樣性高的地方估計很難找，而且目前來看非華東數據都是F492*為主，只有多測高通樣本才知道具體下游。不過目前清楚的是華東高比例的F492以F656為主，從現在數據看江南只是F656非常興旺，但其他地區F492隻是他的兄弟支系，而非江南遷入，雖然STR很相似。
是的。如果F209不曾擴張的話，（不考慮漢族在晚近時期的擴散）崤山以西的F444的整體比例是很低的。
或許我認識有誤。最初馴化和栽培粟的人，有可能是兩羣居住地臨近的人。以N1c2a1-F1154在北，F444在南。又或者，N1c2a1-F1154最初馴化了粟，而F444纔是在中原地區大規模栽培粟的人羣。N1c2a1-F1154在漢族人羣中的比例不低的。可參見Poly的《The dichotomy structure of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N》。
此外，我們實際上非常缺乏華北諸省的大樣本量的細測數據。我推測，在山西和內蒙古中南部，N1c2a1-F1154的比例應該會比目前知道的要高。448del的整體年代不高，所以朝鮮族中的448del不太可能是繼承自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濱海邊疆區的土著，而是另有更晚近的來源。
就目前所示，C3-448del，C3-M48和 C3-F1918的下游在最近幾千年內擴張的支系是據對的主流。但是整個C3北支之下也存在很多的早期的分支，在環鄂霍次克海區域（北海道至勘察加半島之間）特別是如此，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阿伊努人中的C3，目前還不知道具體的下游分支。然我聞整個L666隻有不到9000年的共祖，且其兄弟支系P43為西伯利亞土著支系（與薩摩耶德語族有密切關係），以短短九千年前共祖而形成如此巨大差異的兩支，似乎不甚合理，我頗懷疑整個L666都是起源自西伯利亞，似乎更為合理一些
且即使山西內蒙古中南部該單倍羣比例更高些，焉知不是來自後來的北人入侵呢？因為確實有些北人似乎是該支的吧，未必皆是漢人固有。不過如今該支包括其下游M128分佈確實比其他N北支偏南，不知何故，我收集了諸多中亞突厥遊牧民的父係數據，亦未發現該支存在，倒是其兄弟支系P43是能夠發現的，確實有些奇怪我的疑惑是以一個旱作農業的發明者地位，如今的比例確實不太匹配，應該更多一些方纔合理。F3918來自鮮卑人的可能性極大
不過有點奇怪的是從譜系樹上，F3918實際上和美洲的C2關係更近一些，而和星簇以及M48等支系關係遠一些，但是鮮卑和蒙古都是蒙古語族的羣體，而蒙古（以及族類相近的其他蒙古語族居民）在回鶻崩潰侯的擴散以北支而言卻是星簇支和M48F3918在中亞突厥遊牧民中目前所知的主要是TORE，哈薩克TABYN以及吉爾吉斯欽察。TORE不好說，TABYN和欽察都是突厥起源，應該是突厥興起以後遺留在草原上的F3918已經突厥化了，到新的一批蒙古語族擴張的時候，已經是突厥人了阿依努人的C2可能和尼夫赫人是一支的，但尼夫赫人的C2似乎也沒有細測的樣本，尚不知其支系情況從我所知的樹形來說，實在很難看出F1154曾經是農業人羣的跡象。況且其九千年前的近親P43出現在屬於遊牧人羣的巴澤蕾克墓地中，確實很難將其與一萬至九千年前的農業人羣聯繫起來。
如果N-L666與粟作農業有聯繫的話，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粟作農業產生產生後不久，其所生活的地區即發生了巨大的氣候變化，一部分人放棄了農業生產，回歸到早期的狩獵採集及遊牧的生活方式（對應P43），一部分南下繼續從事粟作農業（對應F1154）。同時這次氣候變化也形成了一個瓶頸期，消滅了得益於粟作農業而出現的大多支系。於此同時，生活在南方地區的F46人羣剛好位於新的粟作氣候帶上，促成其接受了粟作農業並形成了一個簇狀的擴張。這個氣候變化很可能是8200年前左右的降溫事件，也與F46擴張的時間基本一致。如果能在考古上發現這一跡象，則是極好的證據。最近有在寫一篇涉及 C3-F3918的文章，可能數個月後能正式發出來。「F3918來自鮮卑人的可能性極大」，我也是這麼認為的。美洲的C3b-P39確實是F3918的早期親緣分支，在計劃的論文中也有涉及到。
Ilum?e2016這篇文章在計算N系下游分支的年代的時候，使用了「a relaxed lognormal clock」模型，而不是常用的勻速突變模型。「a relaxed lognormal clock」模型假設突變速率按對數模型的曲線變化，因此會計算得到偏小的年代。但實際上，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的話，在突變速率模型的選擇上，不應該拋棄「勻速」的模型。總之，Ilum?e2016計算的年代是偏小的，L666應該會超過1萬年（但很可能不會高於1.3萬年，需要通過具體的計算來驗證）。關於該點我要再提一下，為什麼我會認為M407可能是偏東一點的地方融入蒙古語族的，當然首先有朝鮮韓國父係數據的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蒙古的M407似乎與一個很重要的部族聯繫在一起的，該部族即弘吉剌，而該部族實際生活地域相對於其他蒙古語族諸部族是偏東南的（實際上弘吉剌人和其他蒙古人一起走出額爾古捏坤的傳說可能是後構建的，實際上未必如此）回鶻汗國崩潰以後蒙古高原部族論文三篇 - 文化人類學綜合區 Gener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那麼以弘吉剌人生活的地域，他們假如恰好是某支被同化的M407部族就是非常合理的КУНГИРАТЫ В ВОСТОЧНОМ ДЕШТИ-КИПЧАКЕ В XIII-XV ВЕКАХhistory and genealogy kungirat in eastern Dasht-i-Kipchak in the XIII-XV centuries根據該文，十三和十五世紀的東部欽察荒原（dasht-i-kipchak)的弘吉剌人至少分為三支，而哈薩克人的弘吉剌則來自其中的一支（來自一位叫囊古貸的諾顏，他一生主要的業績是多次對俄羅斯人和切爾克斯人的劫掠），但是哈薩克人的M407和蒙古人的M407關係還是有些略遠的，我頗為疑心也許早期蒙古的M407的情況更為複雜一些，遊牧民族常常有強烈的瓶頸，哈薩克人只有一支，那麼蒙古的M407也只有一支似乎也不是過於奇怪的事情我們小組已經有人寫了一篇關於 C3d-M407的文章，可能數月後能刊出。對於蒙古語諸族的早期歷史而言，M407是一個關鍵的父系。
我有分析過一組哈薩克弘吉剌特部的C3-M407的STR數據。多樣性高，有多個獨立分支，更接近始祖類型。相對而言，其他蒙古語人羣中的M407處在邊沿的位置。因此可以認為弘吉剌特部中的M407是整個蒙古語族羣中的M407的擴散中心。偏題了。回到 F444的話題。豢龍氏在75#的內容是一個很好的假說。在Poly的關於N的數據中，其實漢族中還存在一定比例的 N1c-F1206/M2013+，F3163-。這是比F1154更早分化的支系。 根據吉大方面的測試，單倍羣N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古代人羣的最主要的父系。但不知具體屬於哪一個下游支系。
總之，N1c-F1206的早期分化還是很複雜的，漢族內部的N1c-F1206的多樣性還很高。目前幾乎還沒有得到研究。還有待更多的測序數據和分型數據。------------------------------- ------------------------------------------- --------------------------------------------
以前提到過，石家河晚期受到中原龍山文化侵入，所以雖然一段時間內和良渚在技術文化水平層次上超過中原地區，但對中原的影響，特別是血統上可能沒有各位想的那麼大，不知道各位對這段歷史是否瞭解 煤山的葬俗是跑不掉的，石家河的北上也是跑不掉的，至於北方漢人20%以上的東南亞成分當然也是跑不掉的，除非認為這些成分是中原固有的（即仰韶等文化本來就有那麼多的東南亞成分），否則只能是南方的某種文化帶來的，至於漢語的南方成分，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這和藏語等語言有較大的區別 至於說中原人的南下，這當然是存在的，後來的湖北地區崛起的羋楚就是中原南下的，沒有人會反對。羋楚本在中原北部，還和三千多年從阿爾泰南下的鬼方氏有過密切接觸（商人也有，上甲微中興所依靠的就是河伯之師，河伯者，鬼方氏大宗主也）。羋楚南下應該是氣候乾冷化的情況下受更北方族羣的逼迫所致（殷商崛起的大背景也在於此，車馬器的傳播也在這一環上），當然祝融八姓受山西等地族羣的影響，也用起了鬲，和二里頭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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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xsm.com.cn/news/diyi ... 0160823_181502.html從陶器看陝北地區考古文化與陶寺文化的關係 通過考察龍山時代陝北地區和晉西南地區之間陶寺文化的交流狀況，筆者經過研究發現，陶寺文化早、中、晚3期之間的陶器組合存在很大區別。具體來說，中期以後突然大量出現的各種形態的鬲改變了早期的陶器組合。 關於這些鬲的發源地有幾種說法，可能性最大的是老虎山文化所在的岱海地區以及晉中北地區。筆者認為正是這些地區的文化因素影響到晉西南地區，才使臨汾盆地出現形態各異的鬲，特別是臨汾盆地以外不出土的肥足鬲。從形態來看，這種鬲應該是在陶寺文化內形成的。 但是，在神木新華遺址的報告裏可以看到和陶寺文化晚期的肥足鬲類似的鬲，以及陶寺文化特有的圈足罐，這些現象可能表示在這一時期臨汾盆地對陝北地區存在著影響。而且，鬲這類炊器的傳播一般表示地區之間人的移動，說明兩個區域之間曾經有過比較直接的交流。 陝北地區和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之間雖然有著密切的關係，陝北地區的主要陶器器類在陶寺文化中沒有發現，甕棺葬的葬制也與後者不同，說明兩個地區之間的交流應該是有限的。不過，暫且不談交流的侷限性，上述陶寺文化晚期的陶器傳播現象十分引人注目，這種現象是否和陶寺文化晚期的暴力現象有關，是今後需要討論的重要課題。 本站記者：對於陶寺遺址今後的發展您有什麼建議？
王巍：另外，對陶寺遺址同石峁遺址的關係，陶寺的衰落是否同石峁人的到達有關等等問題進行探討。從年代來看，這兩個遺址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石峁的興盛正是陶寺的衰敗期。陶寺的衰落是否和石峁的軍事征服有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還有很多工作有待開展。
【專家說陶寺】王巍：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
以前的觀點認為陶寺晚期社會動蕩，主要原因是城內部階級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緣家族掌權的矛盾埋下了禍根，早期的後人將中期統治推翻。現在，隨著陶寺考古資料的進一步豐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飛猛進，大家認識到陶寺晚期社會動蕩可能內因不是主要的，外來入侵可能性更大。
http://www.sxrtv.com/content/fai ... 1434008558814.shtml
從考古學文化面貌來說，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與陶寺遺址中晚期文化遺存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體現在直口肥足鬲、單把方格紋鬲、圈足甕、粗柄豆、銅齒輪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見幾何紋壁畫、大型墓葬都有側置壁龕盛放隨葬品等現象。這些不見於其他同期遺址的典型器物或現象都暗示著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陶寺遺址早期與中晚期文化面貌迥異，以中晚期為代表的陶寺遺存的分佈範圍不出臨汾盆地。陶寺都邑的興衰是否和石峁人羣的南下存在聯繫，值得我們深思。
石峁是座什麼城？
以肥足鬲為代表的外來入侵勢力的征服使陶寺國破家亡，雖有短時的復闢，最終其國家政權連同文明還是被徹底摧毀
凱風網山西頻道_凱風網 ... 41105_2061364.shtml
同學：您剛才講了陶寺遺址晚期遭遇了政治性報復，那這個政治性報復是誰實施的呢？
專家：2012年隨著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的橫空出世以及在黃土高原黃河兩岸同類石城的陸續發現，給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線索。 它們興盛的時代在陶寺晚期，最南的遺址已與陶寺遺址接壤，而這些遺址出土的肥足鬲、、遺存與陶寺出土的同類遺存相近，諸多現象使我越來越傾向於陶寺最終應該是被來自石峁的族羣所滅
實況 | 「陶寺遺址進校園公眾考古系列活動」首站之臨汾市第一實驗中學&臨汾五中-南昌圈圈網
中原最早的征服者，神木石峁，陶寺的征服和毀滅者，如果按照石家河被中原毀滅，因此血統影響不大的邏輯，那麼陶寺也被石峁毀滅了，陶寺的血統影響會大嗎？而石峁的軍事性質比什麼王灣三期明顯多了。何況商周都用陶鬲，連南遷的楚人都用楚式鬲，是不是北方文化的影響更大一些？先是南方人北上，後是北方人南下，當然中原的主體性還在
如上面引用所顯示的，隨著這幾年石峁考古的突飛猛進，包括何駑先生在內的學者已經認同了石峁人的入侵是陶寺毀滅的原因
張國碩先生 陶寺文化性質與族屬探索，則認為陶寺毀滅與夏人有關，亦可備一說，然而在我看來並不具有說服力。惟其提到陶寺晚期鬲的盛行代表族羣變遷確有道理，而以上諸家都認為陶寺毀滅是因為石峁，我也沒有不同意見。陶寺晚期的鬲應該是和石峁有關
陶寺文化性質與族屬探索（一）--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瀟湘文化專題網
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的發掘而得名，是一支分佈於晉南地區的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30多年來，有關陶寺文化的重大發現接連不斷，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對其文化性質和族屬問題產生了諸多認識和爭議。如在陶寺遺址發掘之初，有學者認為它是夏文化［1］。隨後，李民先生髮表不同看法，指出陶寺遺存與堯舜時代文化有關［2］。1990年以後，劉緒等先生以及筆者都明確否定陶寺文化為夏文化之說［3］。近年來，「陶寺文化非夏文化」的觀點已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甚至部分原持「陶寺文化為夏文化說」的學者也轉而認為其觀點是難以成立的［4］。目前，有關陶寺文化族屬的爭論重點集中在唐堯和虞舜上，主要有「唐堯說」［5］、「有虞氏說」［6］和「堯舜說」［7］等三種主流觀點。
筆者認為，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屬的對應關係是十分複雜的問題。在陶寺文化性質和族屬研究上，簡單化、單一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我們不能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不能籠統地說陶寺文化就是某某時代、某某族羣的文化遺存，更不能簡單地說陶寺遺址就是某一族羣或早期國家的政治中心。縱覽有關材料不難發現，陶寺文化事實上可分為早、中、晚三期［8］，延續時間比較長，至少達數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羣某一首領的生存年代所能涵蓋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總體上看有著連續發展的序列，但早期與中期之間、中期與晚期之間皆發生了大的變異，甚至有明顯的暴力傾向顯現出來，不應是某單一族羣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變；而文獻材料表明晉南地區在堯舜禹時代族羣關係錯綜複雜，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羣分佈其間，因此這個地區的文化形成、發展過程也應是複雜多變的，其文化因素的構成應是多元的，且不同時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當也有一定的發展、變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考古和文獻資料整合的角度，對陶寺文化不同階段的性質與族屬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對於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質，有學者認為它應屬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範疇，為其晚期階段［13］；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整個陶寺文化(類型)與廟底溝二期文化同屬於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前者是後者文化發展序列的「頂峯」或「文化水準較高的階段」［14］，這些觀點很值得商榷。從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確實含有斝、釜竈、夾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廟底溝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晉南地區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分佈區。通常情況下，當地廟底溝二期文化應是其前身。但這些研究者似乎只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共性，而淡化甚至迴避了其諸多差異性。據長期從事晉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先生統計，陶寺遺址發掘簡報中，共發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廟底溝二期文化中未曾見過的器形就多達14種26件，包括矮領深腹甕、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壺、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質單耳罐、單把罐形斝、折腹斝、深腹斝、矮把豆、彩繪壺、彩繪龍盤等；而與廟底溝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種8～9件，主要是夾砂單耳罐、釜竈、小口折肩罐等［15］。這一統計結果顯示，陶寺文化早期與廟底溝二期文化之間應該是「小同而大異」。對此，何駑先生進行了更為詳細的統計分析，認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約佔1798％，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變體因素約佔787％，陶寺早期獨特的個性因素約佔2472％，其餘的摒棄因素約佔4943％。並把變體因素平分，認為陶寺文化早期遺存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典型類型相比，相似性僅佔2191％，相異性則多達7809％［16］。
陶寺文化早期與廟底溝二期文化之間有如此大的差異，相信人們是很難把它們歸入當地同一支考古學文化之中的，而「陶寺文化」的命名［17］被學界最終認可也正是基於如此考慮。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為：非當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續發展，以新文化因素為主體、並融合了當地廟底溝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來文化。
陶寺文化在晉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現當與某一政治實體的遷移、入居有關。陶寺文化早期的分佈範圍相對較小，主要侷限在陶寺一帶，而陶寺遺址本身又是整個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遺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際以後，陶寺文化才開始向陶寺城址周圍的臨汾盆地輻射，並逐漸出現了城鄉分化［18］。此現象符合外來文化由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並不是陶寺遺址自身長期發展的積累，這也符合外來文化的特點。陶寺遺址目前發現最早的遺存被稱作「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發掘者認為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早段［19］。關於這類遺存，有人甚至認為年代更早，屬於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類型或西王村文化［20］。雖然認識上有一些分歧，但對其年代的判斷基本上還是接近的，即介於仰韶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之間，或者說是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偏早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偏晚價段、且與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顯承襲關係的文化遺存在陶寺遺址並不存在。這就是說，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遺址所謂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與陶寺文化早期遺存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缺環。
由此可知，當陶寺文化的族羣進入陶寺一帶時，這裡已長時期無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與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來文化遷入的結果。至於陶寺文化早期的來源情況，目前還不十分明瞭，尚未發現哪一支考古學文化與其直接緊密相關。從現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來自東方河北、山東等地甚至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影響，對此，有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21］，但這還有待考古材料的進一步印證
。
從目前考古與文獻材料綜合來看，陶寺文化早期屬於陶唐氏族羣文化、陶寺早期小城為陶唐氏堯都和「豫陝晉相鄰地區聯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此有三方面的證據。
一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和陶唐氏堯的生活年代接近。關於陶唐氏堯生活的年代，學界一般認為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二三百年左右，如翦伯贊等先生曾推定唐堯的年代為公元前2297年［22］；李民先生依據《孟子·盡心下》、《史記·三代世表》等古史文獻，推定堯舜時期應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之間［23］。關於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高天麟等先生曾認為其上限約當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為公元前1900年［24］；1991年發表的陶寺文化遺址碳十四測年數據多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1900年之間［25］。這些數據雖然有一定的差異，但都涵蓋了一般認定的堯舜時代的年代區間。近年主持陶寺考古工作的何駑先生依據第一手材料，結合相關文化遺存研究成果，綜合分析碳十四測年數據，提出了說服力較強的看法，認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約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年代為公元前2100—2000年，晚期年代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26］。若此判斷無誤，那麼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與陶唐氏堯所處的年代是大致對應的，皆為大約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
二是文獻所載陶唐氏堯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與陶寺文化早期的社會性質相一致。所謂「堯舜時代」，應是指史前時期以堯為代表的陶唐氏、以舜為代表的有虞氏等族羣生活的年代。學界往往把龍山文化的年代與堯舜時代相聯繫。堯舜時代處於我國原始社會末期與奴隸社會的過渡階段，或稱作「雛形國家」階段［27］。文獻記載中的堯舜時代社會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屬定居的農業經濟，已組織興建大型工程；私有制產生，刑罰出現，社會等級形成，統一的決策機構開始建立，最高權威出現，戰爭接連不斷，但尚未出現家天下的奴隸制國家政體［28］。這個時期推行墓穴淺而無墳堆的葬俗；使用陶器、彩繪器、木器和漆器；音樂發達，以龍為圖騰之一［29］。而陶寺文化早期的先民過著長期定居的農業生活，掌握了建造宮殿、城垣等較高的技術；早期墓葬大、中、小類型的差別，說明等級制度已經存在；流行豎穴土坑葬、掘穴淺、有複雜的疊壓打破關係，說明當時埋葬無封土標誌；生產的多樣化和專業化，使社會產品空前豐富，生產出大量陶製生活用品，能夠製造精美的彩繪陶器、木器和漆器，大墓中出土有彩繪木鼓(鼉鼓)、石磬(特磬)和陶異形器(陶鼓)等樂器，出土有彩繪蟠龍紋陶盤等，這些與文獻記載堯舜時代的特徵十分接近。此外，從《尚書·堯典》等文獻材料可知，堯舜時代包括禹時期，在今河南、陝西、山西三省相鄰的豫西、陝東、晉南地區，先後形成了以堯、舜、禹為首的區域聯盟，其成員包括鯀與禹、契、皋陶、伯夷、夔、龍、垂、益、彭祖、棄(后稷)、朱虎、熊羆、四嶽等。從陶寺文化與其他同期相鄰文化的關係來看，龍山文化時期，在今豫陝晉相鄰地區廣大的範圍之內，儘管有諸多山脈、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間文化交流十分頻繁，文化面貌有諸多相似之處。如三地龍山文化皆以泥質和夾砂灰陶為主；都存在輪制、手製和模製等陶器製法，袋足器發達；紋飾都有繩紋、籃紋、方格紋、附加堆紋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類，有些器形十分接近。顯然這一地區存在一種較為密切的聯盟關係［30］，這與文獻記載堯舜時代存在的區域聯盟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是陶寺遺址所處的晉南臨汾一帶是陶唐氏堯的重要活動地區和堯都平陽所在。《左傳·哀公六年》引《夏書》雲：「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預註：「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爾雅·釋地》郭璞注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漢書·地理志》顏師古註：「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之東的今山西省境西部，古代也稱為「河東」。《史記·貨殖列傳》說：「昔唐人都河東。」《漢書·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本唐堯所居。」從上可知，冀州之範圍應主要在今山西境內，是唐堯生活的地方。文獻還記載唐堯統治的中心在汾河流域。如《莊子·逍遙遊》：「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據《左傳·昭公元年》記載，「後帝」(堯)時，「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是因」是說唐堯之族羣因襲實沈居於「大夏」。大夏之地望，《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雲：「在汾、澮之間。」此外，一些文獻又記載堯的活動中心在「平陽」。《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條下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水經注·汾水》曰：「(汾水)又南徑平陽縣故城……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史記·外戚世家》正義引《括地誌》曰：「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雲堯築也。」《史記·晉世家》記叔虞居唐「在河、汾之東」，《正義》說：「封於河、汾二水之東，正合在晉州平陽縣。」平陽，春秋時為晉羊舌氏封地，戰國時為韓邑，秦漢置平陽縣，治所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與襄汾縣相鄰，陶寺遺址在其範圍之內。
相對於早期來說，陶寺文化中期文化因素髮生了一次大的變異，且明顯受到南、北兩個方向文化的影響。變化最為明顯的是大墓。如陶寺遺址早期、中期有著不同的塋域，其中早期墓地位於早期小城外東南部，而中期貴族墓葬是被圍在中期小城內。又如陶寺遺址早期大墓隨葬品以實用陶器羣和木、陶、石質禮器為主，有鼉鼓、特磬、土鼓等；而中期偏晚階段的大墓隨葬品，如ⅡM22則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繪陶器，其喪葬習俗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陶器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也有明顯的變化，如新出現了繩紋罐、圈足盤、雙耳折腹盆、素麵斜腹盆、單耳杯、單耳小罐、圈足盆、淺腹豆、高領圓腹小罐、帶環狀捉手的陶墊等器物，這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單耳和雙耳的作風與來自於南面晉、豫、陝三省交界地區的屬於河南(中原)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36］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說明三里橋類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學者曾經分析陶寺遺址的文化因素，認為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三期)，屬於當地文化傳統的因素「呈衰落趨勢」，而來自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則方興未艾，佔據主流地位」［37］。另外，
陶寺文化中期新出現了陶鬲，這種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商周時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現也顯示出一些重要的變化。鬲的來源，目前還不是十分清楚，但從現有的考古材料看，晉中、晉北至內蒙古中南部一帶是重點考察區，因在山西石樓岔溝出土了目前發現年代較早的鬲，其時代當在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晚段［38］，有學者認為雙鋬斝式鬲最早產生於晉中地區［39］。若此判斷不誤，則陶寺文化中期又受到來自北方晉中地區文化的直接影響。
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並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發展的結果，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外來文化的介入是顯而易見的，顯示出這時的陶寺文化性質和族屬應較為複雜一些，不能僅僅仍以「陶唐氏文化遺存」一言而概之，而應該從多方面加以考慮。
有證據表明，晉西南以及相鄰地區堯舜時代居住的族羣是以舜為代表的有虞氏。關於舜族羣的居地，雖然學界有較大的爭議，但其曾分佈於今晉南地區、後向其他地區遷移的可能性最大。李民先生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明確指出有虞氏舜族羣活動的中心地區即在今晉西南的永濟一帶，舜都蒲坂也在永濟［40］。舜與堯曾是同時代人，並繼堯之後擔任「豫陝晉相鄰地區聯盟」首長，其族羣分佈區域應與陶唐氏相距不遠。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上承廟底溝二期文化，下接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分佈範圍位於晉西南與豫西西部，北與陶寺文化地域相鄰，又與文獻記載有虞氏舜的活動區域十分接近，因此有學者曾考證認為三里橋類型即為有虞氏遺存［41］，這是很有道理的。
陶寺文化中期發生大的變異的主要原因應與有虞氏舜的強勢進入有直接關係。文獻有舜奪取堯之「帝位」於平陽的記載。如《孟子·萬章上》孟子曰：「(舜)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韓非子·說疑》雲：「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古本《竹書紀年》雲：「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又說：「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水經注·汾水》引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晉州，《禹貢》冀州之域，即堯、舜、禹所都平陽也。」當然，《尚書·堯典》等文獻又有堯「禪讓」於舜的記載，但相當多的學者對此並不認同，認為所謂的「禪讓」並不真實存在，唐堯與其繼任者之間的政權更替是通過暴力手段完成的［42］。因此，有虞氏舜以武力手段進入陶唐氏堯的腹地——平陽並取代堯之「帝位」應是歷史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尚書·堯典》記載舜繼堯之位後曾經「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遍於羣神」。這裡的「在」字，《爾雅·釋詁》雲「察也」，觀察之意。「璇璣玉衡」涵義有二說：一謂星名，即北斗七星，玉衡是杓，璇璣是魁；一說謂渾天儀一類的天文儀器。無論哪一說，顯然與觀察天象有關。「齊」，為排比整理。「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泛指星辰。「望」，即望祭，為祭祀山川之禮。「類」、「禋」等也為祭名［43］。意思是說舜觀察天象，測定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並舉行祭天儀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和各種神祇。而陶寺一帶東有塔兒山、西有汾水等山川，遺址內發現有年代屬於陶寺文化中期且具有「觀象授時與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築，這些現象與文獻記載是完全吻合的。從考古學上來看，若認同三里橋類型為有虞氏遺存，那麼陶寺文化中期出現的諸多三里橋類型文化因素，正說明有虞氏族羣曾北上影響臨汾盆地文化的發展，並直接導致陶寺文化中期發生大的變異。從年代上來說，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約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於陶寺早期的年代，這與有虞氏舜繼陶唐氏堯成為「豫陝晉相鄰地區聯盟」首長的記載也是一致的。結合上述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毀棄，陶寺文化中期與早期之間有著不同的塋域，陶寺文化中期與陶寺文化早期喪葬習俗迥異等現象，以及舜曾都「平陽」、平陽在臨汾一帶的記載，我們有理由相信，有虞氏舜最終取得了對陶寺地帶原「堯都」的控制權。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質已非單純的陶唐氏文化遺存，其族屬除了陶唐氏以外，至少還應包括有虞氏舜之族羣。
陶寺文化中期出現的陶鬲等文化因素與晉中、晉北地區使用鬲的族羣文化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
在堯舜時代和夏代，今山西境內居住著多支以陶鬲為炊器的族羣，其中之一便是周族。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在定居陝西周原之前，周族最初曾生活在今山西境內［44］。鄒衡先生認為先周文化中的聯襠鬲來自於晉中地區，周族中一些著名的氏族最早都居住於今山西境內［45］。從《史記·五帝本紀》可以看出，周族始祖棄(后稷)是「豫陝晉相鄰地區聯盟」的重要成員，與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等族羣聯繫密切，其居地與這些族羣當不會相距太遠。
《史記·周本紀》稱堯「封棄於邰」。據《左傳·昭公元年》鄭子產雲：「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這裡的「臺駘」即有邰氏，亦即周族先人。「宣汾、洮」和「封諸汾川」，說明邰地當在汾河流域。准此，則先周族羣在堯舜時代應活動於今山西境內某地。關於有虞氏與周族的關係，古本《竹書紀年》曾記載「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說明二者之間曾發生過矛盾，有學者甚至認為陶寺文化中期出現的陶鬲等文化因素當與這一事件有關［46］，這有待今後進一步加以考證。
陶寺文化性質與族屬探索（二）--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瀟湘文化專題網三 陶寺文化晚期分佈範圍擴展至臨汾盆地的廣大地區。除陶寺遺址外，還發現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頭、曲沃東許、洪洞侯村［47］、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重要遺址。陶器製法包括手製、輪制和模製。陶質以泥質灰陶為最多，夾砂灰陶次之，仍有少量的夾砂褐陶、泥質褐陶和磨光黑陶，出現少量的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紋飾以繩紋為主，但所佔比例較中期減少，籃紋數量大大增加，方格紋數量也有所增加。器形的種類基本同中期，但釜竈和夾砂缸絕跡，新出現陶甗。盛行陶鬲，種類較多，有直口肥足鬲、單把鬲、雙鋬鬲、高領鬲等，其中雙鋬鬲最多。斝有圓腹圜底盆形斝和斂口折肩釜形斝兩種。新出現深腹簋。還有單耳罐、單耳或雙耳平底或三足杯、粗柄或細柄豆等器類。
從年代來看，陶寺文化晚期約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接近或已經進入夏初紀年範圍之內，其年代應與禹、啟時期甚至太康、少康時期相對應或接近。有學者研究認為，陶寺文化晚期大體與夏縣東下馮遺址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年代相當；東下馮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分為相對早晚的兩段：早段年代相當於禹時期，晚段年代相當於夏啟時期［48］。
與陶寺文化中期情況相似，陶寺文化晚期也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異，主要表現在陶寺城垣被廢棄，宮殿、墓葬和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築被毀壞；各類文化遺存中充滿了暴力色彩；外來文化因素增加明顯，各種形式的陶鬲完全取代釜竈成為最主要的炊器。發掘情況表明，城址的各道城牆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遺存所疊壓或打破，說明當時有拆毀城牆的行為。屬於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遺跡單位常堆積有大量的建築垃圾如夯土塊、白灰皮，說明這個時期曾有大規模的人為毀壞大型建築的行為。一些陶寺文化中期的墓葬被有意破壞，從墓坑中央挖大擾坑直抵棺槨部位，或坑套坑地挖下去，這不像是一般的盜墓活動，更像是一種明火執仗的政治報復行為。如陶寺文化中期墓葬ⅡM22，被屬於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擾坑ⅡH16打破，該坑從墓北壁中段打破墓室，直搗棺室，毀壞棺的上半部分，棺內有散亂的墓主屍骨殘骸和殘餘的隨葬品，坑內有擾亂的人肢骨殘片和隨意拋棄的5個人頭骨［49］。類似的毀墓行為不是個別現象，中期小城內的貴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搗毀和揚屍。2002年發掘的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溝(IHG8)出土有30餘個人頭骨，分佈雜亂，上面多有砍斫痕，這些人骨以青壯年男性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一具被暴力殘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兩腿叉開，一腿弓起，陰部被插入一根牛角［50］。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規模大、範圍廣、性質慘烈的變異，無法用同一族羣內部政治鬥爭或社會矛盾激化所致來解釋。從中國古代歷史來看，只有來自敵對異族邦國的侵入、報復、破壞等異常行動纔有可能出現毀城垣、廢宮殿、拆宗廟、擾陵墓等暴力行為。
從文化性質上來看，儘管陶寺文化晚期已跨入夏初紀年範圍，但其仍然不屬於夏文化的範疇。近年來，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的觀點已成為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基本共識。而二里頭文化是由豫西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之煤山類型經新砦期遺存發展而來。另外，文獻中關於禹和啟以及夏族的記載也主要集中在豫西地區。因此，分佈於潁汝河中上游地區的煤山類型應是先夏文化，煤山類型晚段和新砦期遺存很可能是禹和啟時期的夏族文化遺存［51］。通過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發現，陶寺文化晚期與煤山類型、新砦期遺存雖然有一些聯繫，但文化面貌卻迥然有別，與屬於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更是銜接不上；而與當地固有的陶寺文化早期、中期雖然有一定的變異，但整體上仍屬於同一文化體系的延續發展。
雖說陶寺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夏文化也不始源於晉南地區，但禹、啟時期的夏族卻控制了今晉南地區。在堯舜時代，鯀和禹是分佈於今豫西地區的夏後氏的代表，其族羣勢力很大，如王灣三期文化在後期時已經擴大到整個豫南地區，其影響已達湖北北部。據《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記載，禹繼舜之後成為「豫陝晉相鄰地區聯盟」之首長。因陶唐氏堯、有虞氏舜等族羣皆分佈在晉南地區，陶寺一帶的平陽為該聯盟的政治中心，那麼禹繼舜之後任聯盟首長，也理應「就職」於陶寺一帶。對此，文獻中有明確反映，如《左傳·哀公六年》杜預註：「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此「夏」應為夏禹，說明夏禹與唐堯、虞舜一樣，也以山西一帶的「冀州」為聯盟政治中心所在地。《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則具體指出夏禹的「都城」除了位於豫西的「陽城」之外，還包括晉南的「平陽」和「安邑」。平陽即臨汾一帶的陶寺，「安邑」在夏縣境內［52］。此記載看似矛盾，實際上道出了夏禹曾經控制今晉南廣大地區的歷史事買。
陶寺文化晚期發生變異的原因當與夏後氏禹對有虞氏的政治顛覆活動直接相關。據古本《竹書紀年》、《韓非子》等文獻的記載，與有虞氏舜通過武力取代陶唐氏堯一樣，來自夏後氏的禹也是通過武力手段才獲得「帝位」的。從《史記·夏本紀》等文獻可知，早在舜時期，來自夏族的鯀由於治水不力，遭到懲處，被舜「殛於羽山而死」，這就埋下了夏後氏對有虞氏仇恨的種子。繼鯀治水之業的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不敢」二字，雖然說明夏禹的敬業精神，但也暴露出夏禹懼怕治水不成功而受舜懲罰的心理。從另一些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夏禹控制晉南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遇到了當地原有勢力的強力抵抗。文獻中有「禹避商均」的說法，如《孟子·萬章上》曰「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世本》、《史記·夏本紀》也有類似的記載，這說明禹時來自有虞氏的商均勢力相當強大，禹不得不暫時避讓於陽城。隨著夏後氏禹之軍事、政治勢力的逐漸增強，最終戰勝了有虞氏商均的勢力。陶寺文化晚期發生的城垣被廢棄，宮殿、墓葬和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築被毀壞，各類遺存中充滿暴力色彩等現象，應該是夏後氏禹與有虞氏發生爭戰，勝利者禹對失敗者有虞氏的報復行為所導致的。
在夏族控制晉南的過程中，夏文化對該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部分屬於王灣三期文化的夏族文化因素也隨之在晉南地區顯現：如陶器紋飾中，陶寺文化晚期繩紋所佔比例較中期減少，而方格紋數量卻逐漸增加；陶器器壁較薄，火候較高，陶色純正，輪製陶增多；淺盤高圈足豆、甗等河南龍山文化典型因素出現。此外，河南龍山文化中廣泛流傳、本源於山東龍山文化的盉、鬹等陶器在陶寺文化晚期中見到。
陶寺晚期陶鬲流行，完全取代當地傳統炊器——釜竈成為最主要的炊器，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人們生活習俗的重大變化，也意味著居民族屬結構的部分變化，應當與某些使用陶鬲的部族文化的強力影響有關。文獻記載禹即「帝」位，周族仍任「后稷」之職；夏啟時期，周族首領接受夏王朝的統治，仍然活動於晉南一帶［53］，因而陶寺晚期遺存的族羣可能還包括以陶鬲為主要炊器的周族。
李新偉：石峁遺址的新發現引起學界轟動，顯示出北方勢力很強盛，可能曾和中原發生很多利益的衝突，對中原造成壓力，是促成早期國家在中原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嗎？ 趙輝先生：石峁城址的發現令我們感到需要重新審視龍山時代中原地區和北方地區的關係、態勢。首先在文化面貌上看，這個時期是北面的文化向南影響更大，而不是以前估計的那樣南面影響了北面。在靠近渭河谷底的一些客省莊二期的遺址中，出土了很多蛋形甕、單把鬲之類的北方地區的陶器，還有窯洞。陶寺遺址中期以來也突然出現了大量肥足鬲之類的北方器形。原來認為紅色彩繪的黑陶瓶罐等陶寺典型因素，其實在石峁發現眾多，反不如認為是後者對前者的傳播、影響。陶寺大墓中挖構壁龕，是很奇特的現象，現在也可在石峁找到同類，說不定也是源頭。原來已知陝北地區有很多山城，又發現了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石峁大城，規模一點也不亞於陶寺城址，宏偉的石砌城門和兩重城牆、城中心以石牆層層包裹著的高聳的皇城臺、精美玉器、大批量殺殉祭祀現象等等，都意味著在社會發達程度上，北方也不亞於中原，反而暗示著北方社會對中原的壓力更大一些。還有跡象表明，陝北石峁文化和齊家文化關係十分密切，那麼，見於陶寺的銅器技術，或許是經由石峁東傳而來的。把這些現象綜合考慮，就令人不由得推測中原社會的變遷，北方是個重要的參與者。當然，這還只是個大趨勢，內中細節，還有待大量考古工作來解答。 對長城地帶這個「北方」，環境考古的研究開展得比較早，使得我們已經知道了仰韶文化晚期以來中原關中地區文化向北擴張和龍山時代晚期北方文化掉頭南下，和環境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地區環境好的時候，或許接近中原地區，兩地文化上曾經是「一家人」，經濟上都是比較粗放的旱作農業，至少也是以旱作農業為主。因此，它們的社會形態比較接近也是有原因的。與這個陝北加上晉北燕北和中原的這個大北方相比，長江流域就不同了，是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分層更加清楚，分了好多等級，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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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河套地區曾經對關中、晉南地區的文化帶來過強烈影響，而不是相反，則是學術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項比較一致的認識。在很長時間裡，有關中原、關中地區和河套地區的文化關係上，學界一般將後者視作被動的方面，在有關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宏觀思考中，來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終受到相對忽視。但石峁古城所顯示的龍山時代北方社會的發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較分析，已然在相當程度上顛覆了傳統認識，極大豐富了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所以，石峁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點之一，其所蘊含的重大學術意義也促成了國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間重大課題之一的「河套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立項。其實，這項研究還涉及到一個更長久的歷史過程，即直到秦帝國建立之前，華夏集團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覆折衝就是在這一舞臺上展開的。龍山時代，可謂是這個長達兩千年歷史過程的開端。 漢族這個民族共同體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受到了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影響，有東南亞成分不奇怪。 可以通過常染來分析東亞早期歷史南北的消長。蒙古和通古斯這些地區的人東亞成分也較高，但幾乎沒有東南亞成分。可以認為新石器早期的北方人是基本沒有東南亞成分的。南方成分可能是隨著新石器中晚期長江流域文明的擴張被帶到北方的，亦不排除更晚近的影響（比如秦征服巴蜀對巴蜀地區原住民的同化，秦漢對百越的同化將百越原住民北遷，還有據說南北朝的僚人最北曾經遷徙到山西一帶）。 但青銅時期之後北方文明逐漸變得強勢起來，歷史時期基本是北人南遷居多。 因此，我認為不要片面地強調南人北上，漢族這樣龐大的民族共同體很難用單一成分來概括。漢族是南北成分皆有的民族融合體。 漢族在漢朝形成，夏族從二里頭算起也有3700年，怎麼算晚近？ 不論是夏族還是漢朝人都跟現代漢族不是一回事，當時根本就沒有漢族的概念，而且現代漢族也融合同化了很多其他成分，特別是南方的很多地區到宋明時期才逐漸漢化。 僚人是現在部分壯侗語族羣祖先，蠻人是部分苗瑤語族羣祖先，濮人是部分南亞語族羣祖先，這些應該都是比較正確的，越有百種，應該包括上面一些支系，比如僚人大概就與駱越有關 當然南方漢族肯定有不少少數民族漢化的，但如果認為全都是或者大部分是少數民族漢化恐怕也未必是事實，從版友統計的F316分佈來看，南方，包括四川，F316不比北方少多少，儘管F316擴張時，這些地方恐怕都未必是漢族人口占多數的地盤 從商周王朝的起源以及鬲器的傳播看，貝塔2，CTS335，F152，L1360，F4249等等F46支系都是長城沿線（包括晉中以及河北部分地區）分化的，因為那個年代只有這裡纔可能有簇狀分化，而中原的土著族羣（我認為以M117和部分F11支係為主），當時則看不到簇狀爆發的跡象 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不少不準確的地方歡迎批評指正 首先，sahaliyan在本帖提到兩個觀點，第一，苗瑤語是南亞語與其他語言影響下形成的。第二，這個形成的地點是在長江中游。這兩個觀點個人都同意的，以前看到論壇上也有一些認為苗瑤實際上就是在漢藏和南亞影響下的中間產物，這應該能取得不少人的共識，所以從荊楚往上石家河屈家嶺到大溪甚至更早可能就是從最早南亞語逐漸受漢藏語影響逐漸形成苗瑤語並且最終發展成為漢語楚方言的過程，分歧主要在於，在這個過程中苗瑤語形成的時間，個人以為應該不會很晚，因為南亞語族羣的南下時間應該是比較早的，早於南島語族羣南下的時間，這個時間點他們選擇南下可能是因為北方已經發生引起他們震動的事件，此外也很難想像當時南亞語能從長江一直延伸到馬來半島，當然這不是核心問題 還有一個觀點認為，漢語與南方語言相似的地方來自於南亞語系，關於這一點有些不同意見，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大家不覺得南亞語或者苗瑤語相比壯侗語與漢語更接近呢。很多人都察覺漢語有一些接近南方語言的成分，但究竟與哪種語言更接近，其實早期人們的觀點既不是南亞語也不是苗瑤語而是壯侗語，幾乎全盤搬用了漢語數詞，苗瑤就不那麼相似，南亞語則完全不像，其他部分辭彙也有類似情況。我們知道國外語言學者一般不主張把苗瑤和壯侗劃入漢藏語系中，但有個例外就是Shafer把壯侗語劃入漢藏語系內，而且與漢語劃在一起，而把藏緬劃為漢藏語的另一支，顯然他當時是認為漢語與壯侗語是非常接近的。後來隨著壯侗語與南島語的聯繫被發現，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可能與漢藏和南亞共同影響形成了苗瑤類似，壯侗可能也是漢藏與南島影響下形成的中間產物。所以不排除大家所見的漢藏語南方成分的來源有可能是壯侗或南島語 當然，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漢語南方成分是由苗瑤語而來的，但是漢語後來強烈影響了壯侗語，使它與自己看上去顯得非常相似，這就好比漢語後來可能強烈影響了藏語使得藏語看上去與漢語更相似從而使得Van Driem把漢語與藏語劃在一起而把緬彝語支排除一樣。究竟哪種原因個人並不清楚，只是簡要介紹一下自己的想法 總之，個人觀點偏傳統，古代廣義上的中原分三大塊，黃河中上游是華夏漢藏，長江中游是苗蠻南亞，黃河下游東夷可能既有阿爾泰也有南島，但再往南到長江下游無疑是南島，此後南亞語區域在交往中逐漸形成了苗瑤語，南島語區域逐漸形成了壯侗，當然華夏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脫離原始漢藏而向後來漢語發展，所以這個過程中各方都有影響，但如果為了遷就漢語中的南方成分而誇大石家河的影響，比如認為常染能佔到2/3個人是不相信的。漢語畢竟是一種漢藏語 而且如果認為石家河對現代漢族血統有很大影響的話，不妨討論到底傳入了哪些成分。對mt沒有研究，直接說Y了，幾乎首先可以排除絕大多數的F444，N北支，應該有一些F845，但F845從之前數據看佔不到C3南支一半，而且F845也有可能是某個時候從北方遷入的，N南支和M117應該有一些，但大多數人應該會承認這些支系主要是和仰韶相關，排除了這些以後，還剩M119，002611，南亞中有多少這兩種成分，當然按照有些人說法，苗瑤會有一些002611，但像M95和M7，即使在華中漢族中也是不多的，所以個人並不相信石家河對漢族血統影響很大的說法 常染方面：
如下圖，柬埔寨人有高頻的淡紫色，我們知道這種顏色代表南亞人種成份，而漢族部分靠右邊的應是北方漢，這種淡紫色基本缺失。再看華中附近的幾個民族土家、苗、畲族（源自華中）都是高頻的淺棕色，這幾個民族可能同樣來自大溪系統。那麼屈家嶺、石家河北上當然只能帶去淺棕色成份，怎麼可能帶去南亞人種成份。而一部分南方漢確實有不少淡紫色成份
，這應該是南下到華南混入的。有人看到的只是南北漢平均結果，就敢下論斷。 藍色成分的影響橫跨漢藏、苗瑤、侗臺、南亞四大語系，四大語系之間有關聯本不足為奇。
東南亞成分目前在北方漢人中沒有低於20%的，混合這麼平均，很難想像是晚近進入的，只能認為是早期進入，我的猜測是石家河以及更早的屈家嶺的北上，當然是不是良渚等集團也有影響，我沒把握，另外韓國人有10%左右的東南亞成分 漢藏和華夏是兩回事
華夏是克里奧爾，部分漢藏人和東夷人以及南方人（石家河？）和極少是北方人混合形成的叫做華夏，地點我認為是在河南，沒有參加混合的則還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類
至於石家河是啥，漢人的父系很混雜，有些如O2星等等究竟什麼來源也沒人清楚，O3下有些小支系積累起來比例也不小 這是我畫的一張東亞早期各語系的分佈圖，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綠色ST：漢藏語系
藍色HM：苗瑤語系
黃色AA：南亞語系
粉色TK：壯侗語系
橙色AN：南島語系
紅色J：日語系
紫色K：韓語系
棕色TU：通古斯語系
灰色M：蒙古語系
淺藍色Y：葉尼塞語系
淺綠色T：突厥語系
黑色IE：印歐語系
東南亞成份=dai/2+Malay
這樣日韓的東南亞成份普遍在3~5%之間。
只有日韓纔是東亞人種。 論壇網友的E11結果：
計算公式
東南亞成份= dai/2+malayhttp://http://www.ranhaer.org/attachments/forumid_48/16121923419b5b009753843198.jpghttp://www.ranhaer.org/attachments/forumid_48/16121923481d36ff6ca9ec3e6d.jpg
一篇已故的樊力教授關於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北上及衰敗有代表性意見的文章，其中關於華夏與苗蠻集團在中原碰撞的過程及相關考古線索是這樣描述的：
長江、黃河中游間的廣闊地帶是三苗和華夏兩大文化板塊碰撞區, 從考古學文化考察, 這裡發生過三次激烈的大碰撞。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黃河中游曾一度強盛。廟底溝期各文化類型間的一致性明顯加強, 形成了一統天下的局面。在鄭州西山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古城址。有研究者推測它為黃帝時代的古城。另有證據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經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在此背景下, 豫西南仰韶文化勢力已達隨棗走廊一帶, 對漢水之陽的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晚期遺存產生較大的影響。在灄水下游的一些遺址中, 豫西南仰韶文化晚期因素佔一定比重, 表明它曾一度沿灄水南下直抵長江畔。這是苗夏兩大集團文化間的第一次大碰撞,
與黃帝「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墨子·貴義》)相對應, 這也就是黃帝「南至於江, 登熊、湘」(《史記·五帝本紀》)和「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天運》)的考古學文化背景。這次交鋒華夏集團稍佔上風。
但好景不長, 由於屈家嶺文化的迅速崛起, 在前文談到的大背景下, 積極拓展疆域,不但恢復了原大溪文化的分佈地域, 而且繼續向北推進, 很快席捲了豫西南和豫南原仰韶文化分佈區, 將其納入了自己的版圖。這兩地的仰韶文化也就隨之消亡了。在禹縣谷水河、洛陽王灣、陝縣廟底溝、鄭州大河村和西山等遺址均發現屈家嶺文化因素, 說明屈家嶺文化的影響曾一度達到黃河之濱。西山古城恰恰在這個時候遭到廢棄,這大概不會是巧合。這是苗夏兩大集團文化間的第二次大碰撞。在這一回合較量中, 苗蠻集團以絕對的優勢佔了上風。華夏集團失地、棄城, 一度退到了黃河邊。考古資料表明, 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強盛從屈家嶺文化早期偏晚階段持續到石家河文化中期。此間, 豫西南和豫南一直為文化的載體三苗族所佔據。
在兩地屈家嶺文化遺存中, 顯現出了一些地方特點。我們對以豫西南為中心的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遺存作了淵源分析, 發現所謂地方特點實際上是原豫西南仰韶文化的孑遺因素。而主體因素實際上就是以石河古城為中心的屈家嶺類型的因素。顯而易見, 原生活於此的華夏族(仰韶文化的載體)的一部分居民並沒有離開家園, 而是以某種方式留在了原地, 與自江漢平原北上的三苗族的一部分一同生活在這塊原屬於自己的土地上, 其文化逐漸融合於後者, 從而形成了屈家嶺文化一個新的地方類型。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以什麼方式共存於一域?這是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前文提到, 在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這裡發現了為數較多的亂葬坑。在下王崗遺址屈家嶺文化的一筒形坑內, 棄置了一男一女兩個成人和兩個小孩, 骨架扭曲較甚。在八里崗遺址的同期灰坑中也經常發現棄於其中的人骨架, 最多的有3具;在一個石家河文化早期灰坑中, 人骨架的腹部位置還保留了一枚石鏃, 此人可能因此而死於非命。這些死者的身份不難猜測, 他們很可能是被征服者中的一員。可見文化的碰撞與民族間的征服是相伴而生的。人口和土地的喪失對華夏集團是致命的打擊,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 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一蹶不振。
相反, 對於獲得被征服地區人口和土地的三苗來說, 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使其注入了新鮮血液, 導致了空前的強盛。
在東方, 大汶口文化在經歷了其向西擴張的全盛期後, 迅速收縮和衰落, 其本土亦受到來自良渚文化的外來因素的影響和壓力, 在龍山文化鼎盛之前, 東夷系統亦處於低谷時期。而此時即相當於屈家嶺文化早期偏晚階段到石家河文化早期, 三苗族及其文化空前興盛和繁榮, 一度雄踞中原, 以絕對的優勢壓倒了夷、夏兩大集團。這種優勢到石家河文化中期纔得到抑制。
石家河文化在中期後走向了衰落, 其勢力逐漸退出了伏牛山———大別山以北地區。從考古學文化上考察, 主要是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和壓力。這時黃河中下游龍山時代的各文化已經崛起並逐漸強大起來。在文獻中則反映為堯舜禹對三苗的大規模不間斷的戰爭。
舜是東夷族人。(《孟子·離婁》:「舜……東夷之人也。」)禹也很可能來自東南方。可見, 黃河下游東夷族的一部分融入了華夏集團, 使其強大起來, 不但遏制了南方文化的攻勢, 而且開始用兵江漢, 拉開了第三次苗夏文化大碰撞的帷幕。關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文獻記載頗多, 已有研究者從歷史文獻角度將戰爭大體分為堯時進攻、舜時相持和禹時全勝三個階段。
文獻記載堯徵三苗的主要作戰區域是丹江及其左近地區即伏牛山以南的唐白丹流域, 包括豫西南和鄂西北部分地區。這裡東、北、西三面被山地環繞, 南面向江漢平原敞開, 西北通過丹江河谷與關中溝通, 東北通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間的缺口與中原相連, 是聯繫江漢平原和關中、中原的交通要津,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後, 這裡主要有丹江流域的亂石灘文化和唐白河流域的八里崗四期文化兩類遺存, 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包括中原地區文化因素在內的外來因素的影響, 儘管時代與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相當,但文化性質發生了轉變, 已不屬於石家河文化系統。
換句話說, 石家河文化在晚期階段已退出了這一地區。這很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漢學堂從書》輯《六韜》)的結果, 與「遷三苗於三危」(《史記·五帝本紀》)和「放子朱于丹水」(《竹書紀年》)等事件有直接關係。此後, 二里頭文化佔據了這一地區, 到楚興起之前, 這裡一直處在中原文化的控制之下。
佔領這一地區等於奪取了進攻江漢平原的橋頭堡, 江漢平原的門戶從此敞開了。舜時主要是對三苗的腹地用兵。按文獻記載, 先是禹徵三苗不克(參見《尚書·大禹謨》), 進而是「舜舞有苗」(《戰國策·趙策》), 最後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淮南子·修物訓》)。雖未取得決定性勝利, 但使三苗遭到了削弱。在江漢平原, 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 如埋葬習俗 的改變, 甕棺葬盛行等。石河城的廢棄也在這個時期, 很可能與相持階段雙方大範圍的拉鋸以及「舜卻苗民, 更易其俗」(《呂氏春秋·召類》)有關。華夏集團最終勝利是通過禹對三苗的最後一擊實現的。兩湖地區遭受了一連串強烈的自然災害。
「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 犬哭乎市。夏冰, 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墨子·非攻》)首先是大地震, 「日妖宵出」可能指夜間的地光。「龍生於廟」和「犬哭乎市」應是大震前蛇、犬等動物的異常反應。「地坼及泉」亦為大地震的伴生現象。此外還有「血雨」和「夏冰」。前者可能由龍捲風招致, 後者應緣於冬季延長,氣溫下降。有研究表明九星地心會聚事件可能是誘發這類羣發災害的主要原因。
按有的研究者推算, 在公元前2133年12月26日有一次能夠導致地球冬季延長氣溫下降並誘發其他自然災害的九星地心會聚事件。它接近石家河文化14C年代的下限。該年或隨後的一個年份大概就是三苗遭災的時間。
三苗因遭受可怕的天災人禍力量衰微, 禹乘機發動了盪除三苗的戰爭。「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歷為山川, 別物上下, 鄉制四極,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墨子·非攻》)自然災害和華夏族的進攻使三苗族遭到了滅頂之災。「人夷其宗廟, 而火焚其彝器, 子孫為隸, 不夷於民。」(《國語·周語》)大概除一小部分潰入偏遠山地外, 大部分淪為奴隸。
當江南城頭山城等三苗的最後堡壘最終遭到廢棄的時候,石家河文化也就徹底衰亡了, 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2世紀後期即夏王朝建立的前夜。三 苗文化到此劃了一個句號。此後,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 兩湖地區近乎文化真空, 土著文化極其微弱, 文化發展鏈條幾乎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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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勤：荊楚故事——從石家河談起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鳳、虎 石家河的玉器精美絕倫，鬼斧神工，怎麼說都不過分。1955年在石家河城外的羅家柏嶺發掘的一件玉鳳，團鳳造型，也有人稱為天下第一鳳，現在藏於國家博物館，太超出人們的認識了，以至於當時發表的簡報稱是西周的。湖南孫家崗出土的一件玉器，透雕鳳的那件，也是出乎人的想像。石家河遺址新出土的一件玉虎，造型太成熟了，幾乎不像是那個時代的作品。劉國祥先生說是「中華第一虎」。那天我到石家河發掘現場，正好在清甕棺，我忍不住就打了一下下手，這個虎形玉器是當時我親手清理出來的。後來把現場拍的照片給大家看，有的人說是西周，有的人說是戰國。後來給張緒球先生看，張先生問是誰發掘的，我說是我現場親手清理出來的。他追問是出在哪裡，我說是在甕棺裏。他又問有錄像嗎，我說有。他走了又轉回身來，跟我補了一句，你一定把錄像給我看看啊。先生的嚴謹與執著令人敬佩。當然，後來我不用給他看錄像了，隨後所出的玉器造型更是令人大跌眼鏡。譚家嶺出土的神祕頭像，我覺得它是受到了良渚的影響。仔細觀看，其眼目凸出，口含獠牙，鼻子有鷹鉤的味道，可以說，縱目、獠牙、鷹鉤鼻，這些都為後來國家文明時期神權人物和巫師的形象所繼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譚家嶺古城南垣缺口
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為認識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譚家嶺古城城垣由較純凈黃土堆築而成，城垣頂寬約10、厚約1.5米，環壕寬約30、深達9米，城垣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據層位關係與遺物特徵分析，譚家嶺古城早於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於屈家嶺文化早期，可能屬於油子嶺文化晚期，是同時期我國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本次發掘新發現了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玉器，豐富了中華文明進程研究的內涵。在譚家嶺遺址東部除揭露出屈家嶺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發現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甕棺5座，出土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玉蟬等240餘件玉器。
譚家嶺出土的玉人頭像
石家河形成了一個文化高地，表現在同時期的影響力上。在同時代，石峁和陶寺遺址都出有石家河的玉器。山東龍山文化出土的玉笄，是誰影響誰仍有爭議，但這不要緊，至少說明它們之間是有交流的。我主張是石家河影響西朱封，因為石家河發現這麼多，而山東只是一兩件。當然，石家河出土的陶鬹是受山東影響，這個我贊同。但是，這恰恰表明是一個互動，這正是我馬上要講到的。石家河文化這期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僅形成了一個文化高地，影響周邊的文化，同時也接受周邊文化的影響。石家河時期出土過一個玉龍，且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條龍，外型與玉豬龍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還有牙璋，也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石家河僅僅找到了兩個，是汪家屋場出土的，地點在沙市，屬於石家河文化體系範圍內。可以說，石家河時期有幾個大的文化圈，如石峁、陶寺等等，它們各自形成了一個相對共同體，並且各個共同體又互相吸收，這一時期，文化南北交流互通。我覺得這恰恰是文化成熟的一個標誌，包括石家河文化共同體，也可以稱石家河文化圈。觀察這個時期的文化，還發現一些文化現象，比如說，以大墓為中心的佈局開始形成，如肖家屋脊的M7，出土器物非常多，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墓；如甕棺的W6，也是在墓地佈局中心。需要說明的是，M7是石家河時期的，不是後石家河時期。這個墓有個特點，一共有四個鼎，為什麼要放四個鼎呢？有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呢？我現在尚無法解讀古人的意圖，只是發現了這個現象，但我知道盤龍城也有四個鼎，西周早期的大墓，如葉家山、魯台山都有四個方鼎，這是不是有關聯，是不是有傳承？值得關注。
方向明先生說石家河沒有鉞，它確實沒有良渚文化中那麼發達的鉞，特別是我們說的後石家河時期。但是，石家河文化出土了石家河時期鉞的圖像，就是我上面提到過的羽冠持鉞人像，它代表軍權、統治權也好，甚至代表神權也好，至少反映當時人們的社會狀態，擁有權力的人是持鉞的。特別是這個人物頭頂的羽冠，我理解，它應該是通天神器，表明這個人物是有溝通上天的能力。
央視拍了一部百集的《中國通史》影片，第五集已經播出，採訪石家河時，我就特別提到了這個羽冠持鉞人物，我認為他既有權力又能通天，或許他就是這個地方的王或者統治者的形象。
我還是要提一下肖家屋脊的M7，隨葬品共有103件，石鉞僅有一件，發掘報告列為生產工具，打磨光滑，而且鑽孔處有硃砂痕跡，值得關注。
關於鉞的功能，郭家廟春秋曾國墓地出土曾伯陭鉞，上面有「用為民政」等銘文，表明鉞的主要意義是治理國家的象徵，儘管相隔千年，但是對我們理解鉞的功能還是有借鑒意義。
比較巧合的是，今年譚家嶺玉器還沒出來的時候，張忠培先生來看印信臺出土的文物，他興緻盎然地拼陶片，坐在凳子上，慢慢拼，竟然拼出個小玉鉞。這個玉鉞特別小，有3釐米，但它確實是個玉鉞，它的時代跟鉞的圖案的時代是差不多的，還是後石家河時期，我們期待石家河考古隊的權威公佈。總之，我們不得不思考後石家河到底有沒有鉞，是不是暫時還沒有發現？
進入後石家河時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確實有了很重大的變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甕棺的大量出現，但是這個變化是來自於什麼？是戰爭還是其他？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後石家河時期，石家河發現了煤山、山東龍山文化類型的器物，說明它們受到中原或者山東地區的影響，這個沒有疑問（會不會有一點本末倒置？）。
我們想探討的問題是：什麼人創造了石家河的玉器？我們注意到發掘報告中，多次提到了發現了同期的玉料，這表明玉器是本地生產的。那麼，生產玉器的後石家河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試圖聯繫文獻，聯繫歷史文化來思考。這在文獻上有「禹伐三苗」的記載，同時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武力的征服，另一種是德服。思考這個問題，需要結合整個石家河遺址的位置，以及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
它跟陶寺和石峁是有不同的背景的，石峁現在發現了大量的石城，防衛性質比較明顯。而石家河周邊有17個城址，大一點有70萬平方米的，再小一點有20多萬平方米，城址呈半月形分佈。我可以理解成它是一個區間，城市的級差劃分應該是鮮明的。石家河城是中心，其它都是衛星城，或者是二、三級聚落。要在這個背景下，思考什麼是後石家河人。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禹伐三苗之後，石家河就被廢棄了。我一直都不太同意這個觀點。既然我們在後石家河時代，文明是達到了一個高峯，比如玉器文化。在後石家河時期，石家河城繼續往外擴張，像肖家屋脊、羅家柏嶺，全是在城外，它是呈不斷的擴張之勢。這一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思考。
第二種觀點，在後石家河時代，大量的玉器出現，但同時有大量形制各異的陶製藝術品存在，有很多可愛的人或動物的陶塑，簡單說，陶藝術、玉藝術是不是有兩個不一樣的體系？這兩個體系之間是不是有關聯？我傾向於有關聯，都是對藝術的關注。這個觀點成立，在後石家河出現大量的玉器藝術品就可以理解，只是用料發生了變化。（歷史是不斷發展的，這個很正常）當然，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玉器是祭天地以及神權這些嚴肅的場所使用的，而陶塑藝術品是普通人羣在祈禱豐收慶祝豐收等場所使用，有一定道理，這也可以幫助我們解讀為什麼玉器題材與陶塑題材不完全一樣。還要補充的是，目前掌握的材料，鄧家灣出土的陶塑藝術品，在石家河時期晚期、後石家河時期都有發現，說明石家河、後石家河之間有傳承。現在許多觀點都是認為後石家河和石家河是割裂狀態，也就是說，可能是因為戰爭又來了另一批人，我認為不那麼簡單。因為在後石家河沒有看到明顯的戰爭遺跡，戰爭是否還沒到這個地方來，就在外圍解決了，這都是我們需要再思考的問題。
回想文獻中的禹伐三苗，有武力，也有德服。雖然文獻僅是參考，但是，我想談判和平解決，或者小打、大和談，甚至只是交流活動能力的增強，它文化面貌發生很大變化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既然是從石家河談起，那也簡單談談後面的故事。盤龍城遺址，主要是南土與中原文明的互動。曾國是周代中央王朝經營南方的一個代表，通過考古建立了曾侯世系。葉家山墓地、郭家廟墓地等都有重要發現。郭家廟墓地還出土有石家河的玉蟬，其玉器中有鳳凰圖案，這是否是後代對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和傳承，值得思考。
除此之外，談到曾國，不能不談到著名的金道錫行，這個大家很熟悉。
銅是解讀南方與中原文明交流的一個重要線索。我們最近正在發掘的一個地方叫和尚堖，是西周早期的冶煉遺址。江西的銅嶺，雖然屬兩個省，實際上都很近，那裡找到了商代的冶煉遺址。和尚堖也有特別豐富的冶煉遺存，包括有很完整的文化層信息。提到和尚堖，我就想到了葉家山。葉家山的曾侯墓專門出有銅錠，這麼高級的一個墓裏，居然就放兩個銅錠，說明銅的重要。當然，關於銅錠的性質，也有貨幣等其它說法，但我認為主要還是銅錠。銅綠山發掘了墓地，十分重要，它讓我們看到至少春秋早期楚國人已經佔領並經營它，楚國擁有了銅礦，逐漸強大起來。為什麼講到銅？因為在鄧家灣出土了石家河遺址的銅片，這也是長江流域最早的銅，那麼石家河與銅礦到底有什麼關係？另外在印信臺還發現了很多孔雀石。這都是值得關注與期待的。
在石家河時期，不僅是石家河一個文化的貢獻，包括同期的中原陶寺遺址、石峁遺址，以及有260萬平方米的寶墩遺址，都相對形成了一個文化高地，一個文化圈。這一時期，在這幾個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下，文化圈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很多文化符號、文化元素都形成了相對的共識體，並且被後代所繼承。
石家河、石峁、陶寺、寶墩這幾個大的文化圈的相互作用，對中華文明形成產生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我想說的觀點。石家河古城跟其它的城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它是一個大城，是一個文化高地，在以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文明高度發達的文化圈。當然，後石家河時期和石家河時期之間的關聯到底如何？後石家河是否能找到孫家崗那樣的土坑及規模更大的墓葬？值得深思和期待的地方依然還有很多。
（註：本文是根據方勤先生在「第四屆中國公共考古—荊楚論壇」上的演講錄音整理而成，經演講者審閱，圖片來自演講PPT）======================================================================
關於guwei0001提到的後石家河文化，網上看到有些考古學者是這樣理解的： 暗合「禹伐三苗」傳說 長江日報報業集團_長江網_長江日報_武漢晚報_武漢晨報_電子報_數字報 本報訊（記者萬建輝）古史傳說中的「禹伐三苗」是影響中華文明進程的大事件，考古專家昨日表示，我省近年多處考古新成果與「禹伐三苗」事件暗合，反映出當時長江地區文化與商周中原文化的衝突和交融。 昨日，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在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講座，題為「三苗與南土——湖北重要考古新發現解讀」。他說，「三苗」是中國上古傳說中黃帝至堯舜禹時代的古族名，又稱「苗民」、「有苗」，主要分佈在長江中游以南一帶。商周時期，長江中游的南方，在甲骨文、銘文和史籍中常被稱為「南土」，這一稱謂，暗含著中原文化審視南方的視角。
他指出，長江中游的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屬於同一譜系，目前已經得到考古學界的證實。「而進入後石家河時期，文化面貌為之一變：大量精美玉器出現，甕棺葬流行，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因素。可以說，後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之間，不是譜系的延續，而是譜系的巨變，意味著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和文化轉型。」
方勤通過PPT展示了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玉鉞等玉器圖片，還有鳳、虎和神祕人像玉器等，均為近年天門譚家嶺遺址出土，屬於後石家河玉器文化的一部分。
考古表明，石家河文化玉器有向中原、向北方傳播的跡象，南北文化認同在那時初步形成。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後，中華文明進入激蕩期，也是國家文明形成的關鍵期，良渚文明衰落，以石卯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出現，文明達到新的高度。
方勤認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交流至陶寺、石卯甚至龍山文化的西朱封遺址，成人甕棺的埋葬方式在中原龍山文化亦常有出現，這些都表明在古史傳說的堯、舜、禹時期，特別是禹時期，已經進入國家文明的前夜。
禹伐三苗，是指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對代表長江文明的「三苗」進行討伐，「三苗」亦即南方地區，更準確地說，也就是長江中游地區以石家河為中心的聚落。而石家河文化面貌突變，大量出現龍山文化因素，專家認為當是與「禹伐三苗」有關。
金門方言（藍靛瑤） M117 32% M134 39%
畲族還有F444下面的KM3031 有一半類苗瑤成份的傣族不光有 CTS1642 還有CTS5063 ，還有F444下面的CTS53
我上面引述方的原話「進入後石家河時代，石家河文化面貌確實有了很重大的變化，如玉器的大量流行，甕棺的大量出現，但是這個變化是來自於什麼？是戰爭還是其他？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後石家河時期，石家河發現了煤山、山東龍山文化類型的器物，說明它們受到中原或者山東地區的影響，這個沒有疑問」特別指出，方此處的理解可能有一點本末倒置。
很明顯，在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石家河文化主體已經北上，與河南當地文化混合形成新的強勢文化（比如二里頭文化早期），老家可能是附屬地了（可能類似楚國的中後期模式）。後來可能老家的『藩王』造反，當然會有鎮壓，不過從考古發現來看，這種鎮壓並不慘烈~
也可能是石家河北上，因為煤山的葬俗是石家河的，因為北上，有些河南龍山文化的器物南傳也是可能的。石峁也有很多陶寺的器物。而且關鍵是我們看不到發生征服的殘酷戰爭暴力的證據，而我們很明顯能在陶寺看到這樣的殘酷暴力你應該去看一下煤山類型的形成過程在來下結論。豫中地區在大河村文化就深受屈家嶺文化的影響，隨著屈家嶺、石家河的北上到煤山類型實際上和後石家河文化已經趨同了。煤山文化可能和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有關聯，不過考古上還是視為兩個文化，所謂徵三苗應該就是指考古上的煤山文化亂石灘類型在漢江流域取代了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自此北方勢力自棗園文化後重新控制漢水流域一直到楚國興起。
大溪南部的三元宮、湯家崗是苗瑤。北部的關廟山、油子嶺是藏緬？主要還是葬俗讓我難以理解，雖然說葬俗可以改變，但以古人的精神世界，我還是覺得葬俗的重要性應該更加得到重視比如石峁是仰身直肢，南北向，墓口小而底寬，所以我認為石峁可能是周的先人但此時車馬器還沒有傳入中原，車馬器在中國的傳播順序是內蒙古1500晉陝1400殷墟1300，車馬器的傳播也許和M120的南下有關大溪文化如果有藏緬或者早期的M117，估計也有可能是由漢水上游的李家村來的
所用器物還是有一定區別的，不過河南中南部密佈過石家河文化是無疑的，那煤山文化受其影響也不奇怪啊。我記得hercules說過，平頂山人的常染色體很接近土家族，而平頂山就是石家河文化出南陽盆地後影響的第一站。既然密佈過石家河文化，不管最後結果是什麼，肯定對早期漢語和早期漢人的形成有重大影響，血統上的影響是不可能少的。我倒是覺得可能是商周時期的人羣遷徙沖淡了河南的石家河血統，但是今天河南人的常染依舊是偏南的，比山東人要南，這是總結了很多網友的個人結果得出的結論
不過河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李家溝文化是筒型罐文化，看來河南最早還是華北人的地盤，後來被南化了。湯家崗一系是湖南彭頭山發展來的，應該是苗瑤，油子嶺這一系有可能是和戎狄非胡一樣的情況，是一個非苗瑤非漢藏的，已經消失了的語族也有可能。
我認為M117 F444最少是橫跨仰韶、大溪的。如果傣族的F5F444來自藏緬，常染上應該會顯示出來。實際上傣族常染分析看不到藏緬成份，甚至精確到每個個體都是這樣。yayul kenneth的分析都是如此。那你認為石家河的語言是來自哪裡？我看到的資料油子嶺-屈家嶺-石家河還是算一脈相承的。湖北土著吧？如果認為湖北湖南土著不同，苗瑤來自湖南的話，那麼湖北自有其本來居民，應該是另一種或者N種語族。似乎如果以母系反映其底層，湖北湖南江西三地的本來底層似乎是不一樣的。
F5是M117的大支，所以討論M117其實主要是討論F5，按照目前樹形和年齡，F5分化於7300年，差不多三四百年後仰韶和大溪相繼興起，因此個人認為F5橫跨這兩個文化是不大可能的，當然，其中或許有交流，個人認為主要從仰韶到大溪，從李家村沿漢水向下或者從關中沿丹江向下應該是重要的途徑，在屈家嶺文化興起北上以前，南陽盆地的仰韶文化因素可能是這樣來的。但即使大溪以後屈家嶺和石家河有F5，也不應該超出仰韶原產地，所以關於F5其實是仰韶大溪二選一的選擇題，個人傾向仰韶
巴國原在湖北，被楚國排擠入川。另外從成語下里巴人來看，楚國底層是有相當多巴人的。土家語究竟什麼來歷不好說吧，反正確實有這麼一種語言存在，似乎屬於漢藏語系，也就這樣了，記得有人曾經指出楚人稱虎是土家語？或許楚國確實有土家底層。土家族無論是常染還是文化上，應當都是更接近苗瑤，而不是藏緬，只有語言上例外
E11各成分遺傳距離，有點意思，東中國成分和日本成分非常接近（0.021），這似乎是很難區分的兩種成分，即使日本人也有很多東中國成分但另一方面東中國成分和傣族成分也很近（0.026），但傣族成分和馬來成分又很近（0.027）
鄂倫春成分和日本成分最近（0.033），其次是東中國成分（0.035），但其與馬來成分的距離比與彝族成分的距離還大
距離比例還不到1：2.即使以1：2來計算，那意味著在製作聚類圖時（南北軸坐標）：1%的西伯利亞往北拉的距離=和2%東南亞往南拉的距離，二者可以相互抵消。 舉個例子：
甲（3%西伯利亞，70%東亞，27%東南亞）
乙（1%西伯利亞，76%東亞，23%東南亞）
甲乙兩人在南北坐標軸上的位置，會非常接近。
實際上，乙甚至還在偏北一些，因為（東亞和西伯利亞的距離/東亞和東南亞的距離）沒到1/2，所以2%的西伯利亞成分往北拉的距離還不如4%的東南亞成分往南拉的距離。 對於亞洲東部的蒙古人種來說，
K12b的西伯利亞成分就是北方成分，東南亞成分就是南方成分
從南北對稱的角度，如果從西伯利亞成分來衡量北，同樣可以從東南亞成分衡量南。
東亞和東南亞的距離0.032， 東亞和西伯利亞的距離0.052，
距離比例還不到1：2.即使以1：2來計算，那意味著在製作聚類圖時（南北軸坐標）：1%的西伯利亞往北拉的距離=和2%東南亞往南拉的距離
如果某人，
甲（3%西伯利亞，70%東亞，27%東南亞）
乙（0%西伯利亞，80%東亞，20%東南亞）
那在聚類圖的南北坐標軸上，乙會比甲還偏北。
因為，3%的西伯利亞成分把這人往北拉的距離，還比不上7%的東南亞成分把這人往南拉的距離 從語言上，漢語，白語，土家語，依次是三種語法結構語音結構最偏離藏緬語的。
從地理上，漢語，土家語，都在漢藏語系的最東緣。
以印歐語係為旁例，土家族不可能是遺傳上最藏緬的。 漢語有相當多非漢藏成分，這是語言學的共識
白語可能是上古漢語分化出去的一支，實際上白蠻的形成和南中大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土家語情況不詳 這種常染分析的問題之前已經說過了，因為拿日本和藏族這種混入了距離差距大的族羣作標杆，所以這個標杆與中原農業人羣的距離相比真正的東北和西北農業人羣要來的遠，於是中原農業人羣中看上去與這些標杆相近的成分就少 大地灣比7300要早，校正過的數據應該比8000晚一點，大概7800左右，磁山8000，裴李崗8200，大概是這樣，
裴李崗以後可能還會提高不少，但裴李崗本身應該也算黃河中游的區域範圍內，至於F5是否從長江中游遷到仰韶，有這種可能，但也可能很早，在仰韶或者大溪以及F5分化之前幾百甚至幾千年，這種情況下討論哪裡貢獻大已經沒什麼意義，還是應該從F5分化的時間來看，從這個時候開始F5才繁殖出大量的人口從血統貢獻的角度，還是黃河中游比長江中游大，
類苗瑤的影響比藏緬的影響大多了。比如福建的william，藏緬成份很少，那麼他的M117大概率是來自藍色成份，natsuya的F444同理。
大地灣農業起源7300年前，比華中的晚多了。
這種常染分析的問題之前已經說過了，因為拿日本和藏族這種混入了距離差距大的族羣作標杆，所以這個標杆與中原農業人羣的距離相比真正的東北和西北農業人羣要來的遠，於是中原農業人羣中看上去與這些標杆相近的成分就少
大地灣比7300要早，校正過的數據應該比8000晚一點，大概7800左右，磁山8000，裴李崗8200，大概是這樣，
裴李崗以後可能還會提高不少，但
裴李崗本身應該也算黃河中游的區域範圍內，至於F5是否從長江中游遷到仰韶，有這種可能，但也可能很早，在仰韶或者大溪以及F5分化之前幾百甚至幾千年，這種情況下討論哪裡貢獻大已經沒什麼意義，還是應該從F5分化的時間來看，從這個時候開始F5才繁殖出大量的人口
這個可以算遺傳距離
比如E11的遺傳距離，東中國成分和日本成分是所有成分中最接近的，但你要注意，常染並不是樹狀的，所以不能做成分化樹，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成分和鄂倫春成分的距離是0.033，日本成分和彝族成分的遺傳距離是0.033.你看有大量西伯利亞成分的鄂倫春成分，其遺傳距離和日本成分竟然和一般被視為東亞成分的彝族成分一樣。但是傣族成分和馬來成分的遺傳距離是0.027，日本成分和其遺傳距離卻是0.043，比和彝族的距離還遠。同樣，傣族成分最接近的是東中國成分，其次馬來成分，但東中國成分和馬來的遺傳距離卻也比其和彝族的遺傳距離遠。另外雖然東中國成分和日本成分最近，但東中國成分和彝族的遺傳距離小於和鄂倫春的遺傳距離再看雅庫特，這是一種基本純粹的西伯利亞成分，但他和南方諸成分的遺傳距離是不一樣的，最接近鄂倫春成分，其次日本成分，其次東中國成分，再次彝族成分，再次傣族成分，再次馬來成分。一般認為彝族成分比東中國成分北，但你看無論鄂倫春成分還是雅庫特成分都更接近東中國而不是彝族，但彝族成分又確實比東中國成分北這說明什麼呢？常染不能做樹，都是複合的，尤其是佔漢人主體的東中國成分尤其如此，很多漢人的東中國成分都超過50%了，一般的也在40%幾，這個實際上還是一種複合成分你說的不錯，我的思路確實只是一種簡化，但個人覺得有正確的可能性因素存在，關鍵y-D人羣是什麼樣的性質。
個人嘗試解釋一下你提到的問題，鄂倫春雖然和日本共享一些古東北成分，但鄂倫春沒有繩紋人的y-D，所以日本人的常染和繩紋人拉開了距離，但彝族是什麼情況呢，雖然他的y-O人羣相比鄂倫春可能與日本分離得更早，但它可能會有一些y-D人羣的影響，他們的D和日本的D雖然分化的早，但地理上的分離可能也晚，於是距離還不算太遠，所以綜合起來彝族和日本的距離反而接近了，就是說，這種遺傳距離的計算本來也是一種過程的簡化，雖然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但可能是原本各自由相似但不同的材料沿不同路徑組裝起來的，直觀的說，朝鮮半島有不少小眼睛，但明顯感覺日本和中原人的眼睛都相對大，這種情況可能是由於，繩紋人的眼睛比較大，而中原也有其他大眼睛來源的人，比如西北或者南方，因此中和在一起反而顯得日本和中原人相似，外貌上也是如此，明顯感覺彌生人和繩紋人的復原相貌和中原相比很不同，但感覺現代日本人卻與中原相對接近，雖然仔細看還是有明顯區別
其他問題也是一樣，傣族作為壯侗，在東中國和馬來之間，這是正常的，彝族有y-D人羣影響，這是他和其他人羣距離遠的原因，但他和東中國共享漢藏，於是接近，所以這樣能解釋。你下面那一段所說的問題實際上是，在這種分析中K取2是不能很準確反映情況的，彝族中的y-D人羣不僅和中原y-O人羣遺傳距離差距大，和北方y-CN人羣遺傳距離也大關於漢語中的南方成分，重新看這張圖，苗瑤中高頻的淺藍色，和南亞中的紅色在漢族中比例都很少，所以如果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是南亞或者苗瑤，那麼他們對漢族血統的貢獻是不高的，如果是藏緬則另當別論，南方有些M117確實可能是本土的。另外漢族中有不少南島高頻的綠色成分，所以，壯侗可能是漢藏和南島的中間產物，而漢語中的南方成分有可能與壯侗有關，可能來源於東夷，歷史上東夷與華夏的融合相比長江中游地區也更早
東夷可能是東中國成分（東中國成分中有些成分是南方的，有些則偏北）
石家河可能是傣族成分以及部分東中國成分仰韶可能是彝族成分和部分東中國成分（因為東中國成分是複合成分，所以其中有些可能有仰韶的貢獻）當然還有日本成分，不知道是什麼。而且有些東中國成分也可能和日本成分一樣，既不是東夷，也不是仰韶，也不是石家河從常染來看，傣族成分融入漢人相當早，日韓都有傣族成分就是明顯的證據但傣族成分又不可能來自東夷，原因也很簡單，在日韓的傣族成分比例不高，而前往日韓過去只有一條路，從遼東過去，而前往遼東，有相當部分是從山東去的，山東不是東夷嗎，或者至少保留得東夷成分比較多些。因此認為東夷是東中國成分是非常合理的，東中國成分和日本成分最為接近也是合理的
北族沒有傣族成分（錫伯族等民族可是有10%以上的東南亞成分的，但依舊沒有傣族成分）可能意味著即使是K12b中的東南亞成分，有些也是很可能比較早就北上的（東中國成分應該是有部分是K12b中的東南亞成分，甚至彝族成分也有少量），但他們影響的範圍是東北地區，而不是蒙古高原，因此蒙古國和哈薩克的人羣東南亞成分比較少個人認為：壯侗不是漢藏和南島的中間產物，而是大陸原始南島（Y-原O1、mt-R9F原配關係）和前南島（Y-原O3，mt-B4原配）的混血後代。而漢藏是前南島（Y-原O3，mt-B4原配）和古亞洲（對應常染的黃色成分，Y-C&少量D，mt-M）的混血後代。東夷，假設這個族羣真的存在過，而且對應大汶口文化人的話，那麼他們極有可能是大陸原始南島混雜少量古亞洲的混血後代。
鑒於Y-原O3和mt-B4兩者都有偏西南高發的特點，因此所謂的「傣族成分」極有可能主要來自前南島人羣的常染成分。這樣來看的話：大陸上的新亞洲成分就有東部和西部之分，東部成分就是原始南島的綠色成分，而西部成分就是前南島「傣族」的深藍色成分。而原始南亞語人羣後來形成了南北二分，偏北的是華中苗瑤的淺藍色成分，偏南的是南陸孟高棉的紅色成分。
這樣的話，李輝的「百越一元二分」的觀點，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釋：其實百越人不是被漢族迫害分為東西兩部分，而應該是遠古的東西二重起源最終混血融合為一體的格局。再看臺灣原住民常染的話，可以發現主要以前南島的藍色成分為主。鑒於臺灣原住民的父系是O1更多，那麼只能認為前南島成分更早擴散出去，而原始南島文化人在晚近時期才開始擴張和同化進程。所以臺灣明顯被O1覆蓋，而較遠的大洋洲仍保持土著的原O3父係為主。
你可能沒看過原文，
苗瑤高頻的淺藍色是有深藍色特化來的。所以，我把這種深藍色成為原苗瑤、或者類苗瑤。大溪、屈家嶺是深藍色的類苗瑤（原苗瑤），而不是特化後的現代苗瑤。
石家河可能是傣族成分以及部分東中國成分
仰韶可能是彝族成分和部分東中國成分（因為東中國成分是複合成分，所以其中有些可能有仰韶的貢獻）
當然還有日本成分，不知道是什麼。而且有些東中國成分也可能和日本成分一樣，既不是東夷，也不是仰韶，也不是石家河
從常染來看，傣族成分融入漢人相當早，日韓都有傣族成分就是明顯的證據 但傣族成分又不可能來自東夷，原因也很簡單，在日韓的傣族成分比例不高，而前往日韓過去只有一條路，從遼東過去，而前往遼東，有相當部分是從山東去的，山東不是東夷嗎，或者至少保留得東夷成分比較多些。因此認為東夷是東中國成分是非常合理的，東中國成分和日本成分最為接近也是合理的
北族沒有傣族成分（錫伯族等民族可是有10%以上的東南亞成分的，但依舊沒有傣族成分）可能意味著即使是K12b中的東南亞成分，有些也是很可能比較早就北上的（東中國成分應該是有部分是K12b中的東南亞成分，甚至彝族成分也有少量），但他們影響的範圍是東北地區，而不是蒙古高原，因此蒙古國和哈薩克的人羣東南亞成分比較少 個人認為：
壯侗不是漢藏和南島的中間產物，而是大陸原始南島（Y-原O1、mt-R9F原配關係）和前南島（Y-原O3，mt-B4原配）的混血後代。
而漢藏是前南島（Y-原O3，mt-B4原配）和古亞洲（對應常染的黃色成分，Y-C&少量D，mt-M）的混血後代。
東夷，假設這個族羣真的存在過，而且對應大汶口文化人的話，那麼他們極有可能是大陸原始南島混雜少量古亞洲的混血後代。 鑒於Y-原O3和mt-B4兩者都有偏西南高發的特點，因此所謂的「傣族成分」極有可能主要來自前南島人羣的常染成分。
這樣來看的話：
大陸上的新亞洲成分就有東部和西部之分，東部成分就是原始南島的綠色成分，而西部成分就是前南島「傣族」的深藍色成分。
而原始南亞語人羣後來形成了南北二分，偏北的是華中苗瑤的淺藍色成分，偏南的是南陸孟高棉的紅色成分。 這樣的話，李輝的「百越一元二分」的觀點，就有了更合理的解釋：其實百越人不是被漢族迫害分為東西兩部分，而應該是遠古的東西二重起源最終混血融合為一體的格局。 再看臺灣原住民常染的話，可以發現主要以前南島的藍色成分為主。鑒於臺灣原住民的父系是O1更多，那麼只能認為前南島成分更早擴散出去，而原始南島文化人在晚近時期才開始擴張和同化進程。所以臺灣明顯被O1覆蓋，而較遠的大洋洲仍保持土著的原O3父係為主。 你可能沒看過原文，苗瑤高頻的淺藍色是有深藍色特化來的。所以，我把這種深藍色成為原苗瑤、或者類苗瑤。大溪、屈家嶺是深藍色的類苗瑤（原苗瑤），而不是特化後的現代苗瑤。
類苗瑤的成份南邊還有東南亞成份，為什麼他就沒有受到影響呢。如一種成份夠強勢，那麼他會對外輸出影響、而自己卻不受人影響。侗臺、南亞都受到類苗瑤的影響，而反過來則沒有。再看中原的考古背景，6000年前是東西勢力爭霸，西邊廟底溝強勢。到5000年前，則是南東爭霸，南邊的屈家嶺、石家河較強勢。更早的情況暫且不談，6000-4500年這段時間，中原地區是3方勢力拉鋸的地方。這段時間應該挺關鍵的。現代常染的結果也顯示漢人常染主要是3大成份。
現代華中苗瑤在起源上，可以理解為少量向北遷徙的原始南亞語農人同化（文化為主）前南島人。晚近時期又融合了為數不少遷入華中的百越人羣。現代孟高棉人，可以理解為少量向南遷徙的原始南亞語農人父系同化南陸原矮黑土著，晚近時期又文化同化了一部分中國西南地區南下的傣泰和藏緬系族羣。所以現代苗瑤和孟高棉族羣在血統上都是高度混雜的，最初的南亞語祖先人羣的血統根本不佔優勢。這種情形說明南亞語人羣很可能具有農業文明，而且晚近時期是以文化和經濟同化為主。
這是因為分析的結果就是以畲族為南方標杆的，畲族本身和苗族一樣是東亞並無疑問，而且長期被漢族包圍，簡直比苗族還要東亞，實際上很多畲族本身與客家是很難區分的，如果用與畲族臨近的客家作為南方標杆，是個什麼情況？等於說用一種漢族作為南方的標杆了，而東北的標杆是日本，西北的標杆是藏族，
畲族客家與長江中游農人的距離，日本與長江下游農人的距離，藏族與黃河中游農人的距離，孰近孰遠？如果你認為南方也有東南亞的影響，那就應該調整分析的標杆，至少使得確實受南亞影響，像更遠的傣族成為南方標杆纔行，甚至考慮採用高棉作為南方標杆，因為從上面的圖片可以看到，有些南亞族羣，比如佤族本身是有很高比例的藍色，你所認為的原苗瑤成分的。
而且真這樣做了，還是覺得南方標杆的距離近，因為PK4或者M95相比y-D自然比中原O2為主體的人羣常染本來的距離近
正好可以看712樓的圖，圖裡有明達威（ID-MT），很純的綠色，而綠色在漢族中亦為重要成分，而現代印尼中心的爪哇島（ID-JV）則有大量的紅色成分。
由於苗瑤民族的綠色不多，個人猜想綠色是古代華南沿海地區人羣（可能也就是大家說的「南島」、「百越」），而紅色大概是古代的東南亞土著（也即是大家說的「南亞」、「孟高棉」）
我覺得，這幅常染圖裡，紅色的成分也值得研究，因為在佤族裡急劇的高頻（從中原向南，到了廣東漢族增加一點，到了廣西漢族再增加一點，到了佤族就急劇的增加了），是佤族的第一大成分。而佤族人的相貌，在中國境內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特別的黑。紅色在東南亞西部的很多民族也有較高的比例。
而深藍色是古代的華北人，黃色是古代東北亞人，當然，看了上面的討論，可能也有一種可能是深藍色是古代的華中人羣，如果那樣的話古代的華北可能是和東北亞連成一體的黃色，後來被華中人給稀釋了。
佤族會不會是晚近才北上的？佤族比某些柬埔寨人還要偏離南中國人。
這些成分的分化時間目前不清楚（比如有些如果是遷徙到東南亞以後分化的呢？還怎麼討論共享，那麼討論就沒有意義了。我們知道東南亞這些民族都是發源於中國境內的，就如我認為南亞語系起源於長江中游一樣，因此這些成分的分化時間以及如何分化很重要），
像E11那樣分出多種成分為好，可以看出漢人確實有一種主體的類型，即東部中國類型（有些達到50%以上），而北方和中原漢族在此之外彝族鄂倫春雅庫特多一些，南方的傣族成分多一些，到了兩廣則有了不少馬來成分，其他南方在1-4%之間
紅色成分，應該就是佤族人特別黑的基因來源了。因為紅色成分，從中原向南，到了廣東漢族才增加一點，到了廣西漢族再增加一點，到了佤族就急劇的增加了
從紅色成分和藍色成分的比例來看，很有可能佤族是晚近北上的。
漢族內部的，紅色和藍色比例都十分接近。北京漢族，上海漢族，臺灣漢族的A組B組，廣東漢族，廣西漢族，都是紅色成分都遠少於藍色成分。從北到南，紅色成分和藍色成分是同比例增加的。這說明中國境內的紅色和藍色比例是是很早就形成的，而且比例十分穩定的，這種比例是一種古華南成分。
而佤族完全不一樣，是紅色成分遠遠多於藍色成分。而馬來半島南端，也是紅色成分遠遠多於藍色成分。（馬來半島東南部SG開頭的，都不是當地土著，而是新加坡華人和新加坡印度人。SG—CH是新加坡華人，SG—CHS是新加坡南方來源的華人，印度的同理。這些都不是馬來半島南部的土著）所以，我懷疑佤族，是晚近從馬來半島西南端遷徙來的。馬來半島南端的人，也很黑。
========================================================================關於侗臺語、南亞語系的藍色成份來源，以及是何時傳入的？
看到資料7000年前的高廟文化對貴州和廣西甑皮巖有影響。
佤族的體質特徵比較接近朱泓的古華南類型，語言屬於南亞語系，結合一些網友的觀點，既南亞語系起源於長江流域，我覺得佤族是未必是從東南亞北上的（雖然不排除這種可能性），而是古代南方土著民族的後裔，為了躲避南侵的北方華夏族而逃到西南的大山裡
個人認為這個古族，仰韶形成時期與其他古族，比如大溪，有遺傳學上的距離，因為他們首先地理上有距離，文化不完全一致，而且從F5的年齡較晚來看，應該各自有其各自的單倍羣，所以也有其獨立性，既然使用漢藏這個概念，就應該以F5最早擴張的地域作為其族稱，個人認為F5發源於仰韶文化地域，而非華中
彝族是東亞人種和南亞的距離當然遠，但是在東亞人內部，彝族離其它幾個是最遠的。東中國距彝族0.033，東中國距傣族0.026，東中國距日本0.021。東中國距鄂倫春0.035，彝族和東中國的距離都快趕上北亞的鄂倫春。這還沒算藏族的距離，藏族的距離比彝族的更遠。這一點E11的結果和YAYUL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裴李崗、大汶口早期的鼎和後世的區別較大。邊畈的鼎和前兩者不同，器形上看邊畈的鼎更接近後世的鼎。邊畈的鼎有個一明顯的特徵，鼎足根部有按窩紋，這個特徵在後來不少地區的鼎上有表現。
另一個話題，屈家嶺、石家河可以通過二里頭影響其他地方。
關於祝融氏起源的一個猜測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日火山」這個標識，石家河、尉遲寺也有。尉遲寺陶缸數量較少，數量和祭祀的規格都不如石家河。石家河陶缸標記有多種。參見劉俊男《長江中游》一文
海岱龍山後來也流行側裝三角形扁足鼎（X型）。陶色由黑陶為主轉變成灰陶為主，西部方格紋增多。三角形扁足鼎、灰陶、方格紋這些都是石家河流行的東西。
大溪文化紅燒土房屋研究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還有同樣有紅燒土排屋的尉遲寺、凌家灘。
彝族從mt構成上來看，應該是藏緬裡面的另類。有不少B4/B5/F1a/F1b/M7b，而A、D和M*的比例並不特別高。從有關論文看，彝族的Y構成也是處於藏緬族羣的最邊緣。我之前就說過類似的觀點：藏緬族羣的mt-A似乎是由彝族或其史前近親族羣輸入的。彝族的A主要是A11a分支，也就是昆明所論文中定義的A10，帶有高變1區特徵突變16234，16293C。
佤族跟古華南類型差別不是一般的大。他們的mt顯示有大量來自南陸古亞洲南支的成分（未定義的M*）。外表上也能看出那些澳美人種的混血特徵，所以他們和柬埔寨人一樣是如假包換的孟高棉。還有如果佤族是起源於長江流域而後被華夏排擠南遷的，那麼在他們的母系中應該能看到那些與華中人和苗瑤接近的成分，比如一定比例的A/N9a/B5a/B4等。但是恰恰相反，佤族中最高發的是F1a、D、M*，以及少量M9，很清晰地顯示出他們是從印支半島南部起源的（F1a、M*），而後向北穿過了緬族地區進入雲南（D、M9）。
古華南和古華中的起源問題，我們可以繼續拭目以待，只要繼續深化SNP研究，最終結果用不了幾年就會水落石出。關鍵是彝族也有不少D以及F2這些原本就距離遠的人羣，所以它離其他一些族羣也遠，但它又有高比例的漢藏，F5+F2930，所以，那些沒有很多D的族羣，如果也有高比例漢藏，離彝族的距離自然比那些漢藏比例低的要近傣族有不少CTS1642，關於CTS1642確實是很偏南的F5，過去自己也認為，有可能CTS1642從來沒有北上過，是南方本土的支系，其他像F438之類的支系則北上發展成仰韶了，但現在不這樣覺得，F5是仰韶擴散的，CTS1642南下或許與營盤山之類的遺址有關。不過如果大溪不是M7苗瑤，而是藏緬並且是CTS1642，個人承認存在一些可能，但CTS1642在中原漢族F5中應該也是不多的
關於傣族的歷史，個人認為在秦徵嶺南之前他們可能和壯族的先民生活在珠江流域附近，此時以O1為主，秦徵嶺南迫使他們向西部山區遷徙，它們應該是在那裡與更早從巴蜀被迫南下的CTS1642混合的，蒙古南征迫使他們再一次向南遷徙十多年前讀過在越南官方書籍上的一個說法，說他們京族的先祖由雄王帶領，從鄱陽湖逐步南下到了現在的北越，時間大約是四千年前，好像還與炎黃與蚩尤的衝突有關。我不記得當時是否與大越史記核對過，也可能來自越南史記的說法。從雄王的說法倒是讓我想起楚王的熊姓，不知道是否存在關係…
D YTree
在看這個回帖的時候發現一個以前沒注意過的問題，就是傣族有一個M15，這樣就能和彝族高比例的M15對應起來，之前認為傣族的CTS1642是從四川南下的藏緬獲得可能是正確的，而且M15也是如此，雖然相比CTS1642很少，M15和F5，F2930一樣都是藏緬的原始成分，但還要解釋漢族中的M15為什麼這麼低，根據
guwei0001轉載的文章，轉載：距今五千年前後文化遷徙現象初探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
有考古學者認為，營盤山與馬家窯有關，這樣，事情可能是這樣一回事，仰韶文化是F5和F2930發展起來的，此後，部分F5（基本是CTS1642）和F2930向西進入了河湟地帶，而關中則F438等支系，河湟當地本來就有一些M15的土著，兩者混合形成了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可能就是原始的藏緬，此後藏緬沿黃河上游探索，經黑河來到松潘並發現了長江支流岷江，沿岷江南下形成了營盤山文化並最終進入四川
所以個人在新石器時期O2-F444人羣文化屬性的推論 - Y染色體/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此貼中認為馬家窯與仰韶不同，前者是M120的想法可能是錯誤的，sahaliyan和hercules的意見是正確的=================================================================距今五千年前後文化遷徙現象初探
許 永 傑
(中山大學南中國海考古研究中心 廣州 510275)
一 大汶口文化的北上、南下和西進二 良渚文化的北上東進和南下三 屈家嶺文化的北上四 秦王寨文化的西進和北上五 大司空文化的西進六 雪山一期文化的西進七 泉護二期文化的擴散和北上八 馬家窯文化的南下九 半山文化的東進
十 結語
《距今五千年前後文化遷徙現象初探》
（三）屈家嶺文化的北上屈家嶺文化的分佈範圍是以江漢平原為中心 ,西至川東 ,南至湘北 ,東達鄂東及贛西北 ,北抵豫西南。
在伏牛山以南的河南南陽和信陽地區有較多的屈家嶺文化遺址 ,
諸如淅川下王崗、黃楝樹、下集、內鄉香花寨、鄧州八里崗、鎮平趙灣、南召二郎崗、唐河寨茨崗、茅草寺、泌陽三所樓、信陽陽山、李上灣、梨園堆、擂檯子、淮濱肖營等〔 1〕。
目前 ,學界一般將屈家嶺文化分佈範圍的北界定在豫西南地區 ,而將這裡的屈家嶺文化遺存視為屈家嶺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 2〕。
當大汶口文化沿淮河西進豫中時 ,豫西南的屈家嶺文化也穿越伏牛山和外方山 ,北上豫中。
鄭州大河村是豫中地區所見屈家嶺文化遺存最多的地點。。。。在大河村遺址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就是多間排房的存在。諸如 F1- F4、 F6- F9、 F17- F20、 F30- F32、 F36- F37、 F38- F39等 ,多間排房地面建築是豫西南地區屈家嶺文化最富特徵的文化特徵。
屈家嶺文化在河南境內最遠到達豫西。
如洛陽王灣遺址 , H149∶ 71、 H416∶ 1雙腹盆、H474∶ 1高細柄雙腹豆、 H149∶ 18盆形鼎等 ,屬屈家嶺文化晚期器物。
當豫西南屈家嶺文化的一支穿過南襄隘道出現在豫中平原時 ,另一支沿丹江溯水而上出現在陝南的秦嶺山中 ,並進一步翻越秦嶺出現在渭河谷地。
北上的屈家嶺文化分為兩路,東路出南襄隘道,早期到達豫南的上蔡和駐馬店,中期抵達豫中的鄭州附近,晚期到達豫西的洛陽附近和靈寶盆地,除生活用具外,還帶去了居住形式—— 多間排房;西路沿丹江溯水而上,晚期時到達陝南的秦嶺山中,進而遠足渭河谷地,帶去的只是生活用具。
秦王寨文化的西進和北上…有人遷來，就有人被趕走…
秦王寨文化以豫中平原為分佈中心 ,西起豫西的崤山 ,東達豫東平原 ,北起黃河沿岸 ,南達伏牛山脈。由於受到西進的大汶口文化和北上的屈家嶺文化的擠壓 ,秦王寨文化開始越過黃河北上和穿過崤山。秦王寨文化的遷徙北上發生得較早,大約在該文化的二期時,於三、四期時抵達太行山以東的豫北地區。西進發生的較晚,大約發生在三期,於四、五期時抵達臨汾盆地,隨著秦王寨文化的西進,屈家嶺文化在廟底溝二期文化時自豫中進至豫西,乃至北越黃河抵達垣曲盆地。
大司空文化的西進 秦王寨文化被屈家嶺趕到北部，結果大司空躺槍，被秦王寨趕到更北邊。。。大司空文化主要分佈在太行山東側的豫北冀南平原。受秦王寨文化北上的衝擊,大司空文化得以穿越太行山,進入太行山西側的汾河盆地。 泉護二期文化的擴散和北上泉護二期文化以渭河盆地為中心,主要分佈在西起隴東,東至豫西的渭河河谷。由於同時受到北上的屈家嶺文化以及西進的秦王寨文化的衝擊,渭河盆地的泉護二期文化則向四周擴散而離開渭河河谷。
========================================================================================我認為真相已經基本浮出水面了。
南亞語祖先的Y是M95，第一階段是從北部灣地區開始向南往印支北部發展，而後擴散到印支南部、東北印度以及馬來半島。大致可以認為孟高棉族羣的雛形就是南亞語人在印支南部同化了矮黑人所形成的。 第二階段是印支北部的南亞語人羣主體掉頭向北擴散（是否氣候變暖導致的？），此間吸收了Y-M7入夥。後來的北遷過程反而是由M7充當主力，最終形成了苗瑤族羣的雛形。
參見我在這個帖子44-45樓的發言：O3a2b2-N6譜系與亞洲東海岸南島擴散的關係 - Y染色體/父系 Y-Chromosome - 分子人類學論壇 Forum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Powered by Discuz!從M95和M7的現代分佈也能看出，苗瑤M7更多，而孟高棉M95更多。南亞語人同化的矮黑人在文化上肯定是非常落後的，所以孟高棉語更存古。而南亞語人同化的M7人羣則文化上不一定差多少，再加上後來融入的華中O3*（包括02611）所以最後形成的苗瑤會在語言文化上顯得很「新」。
語言意義上的南亞語曾存在於長江流域還是可備一說的，依據一是楚語有明顯南亞語的成分，古代漢語也有南亞語的成分，
二是史料記載的濮原在江漢南，考古文化也能可看到鄂西、湘北的考古文化向西南遷徙的跡象。只是最早的南亞語羣體可能與今天的孟高棉人在遺傳上很不同。
現代苗瑤只是古華中南支的一部分。向北擴張的主要是湖北的屈家嶺、石家河（土家、先夏），不是湖南的三元宮（原苗瑤）。
我們必須理性客觀地看待F5。
最早的F5人羣講什麼語言現在很難做準確的評判，不過如果把它的首次爆發與仰韶文化關聯的話，那麼早期主體F5人羣的語言很有可能是一種混有藏緬語成分的原始漢語（或更準確的說，是一種pre-proto 漢語，其中許多成分或許來自東方的F11人羣語言，兼有一部分來自與proto苗語關聯的成分，這些可以通過仰韶文化的外來成分觀察到。當然，彼時肯定還有一些或不少不說這種pre-proto 漢語的F5人羣，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之後很顯然這些主體F5人羣伴隨仰韶文化，以及因為外來對河南關中一帶的衝擊，開始四處擴散（有時候未必是主動的），不管怎麼樣，最終達到了『窮則思變』的效果，於是多支F5支系仍然獲得了很好的生存環境而繼續發展，其中的佼佼者應該是偏北方的F438與偏南方的CTS1642。
我之前在城頭山文化人羣的主體父系是當年的M1706（M133）？一文中推測1642支系在南方的爆發與早期洞庭湖區的強勢古文化相關聯，目前來看覺得依然有道理，不過僅僅是其主體部分與這些強勢古文化具有關聯性，其中一些特殊支系則未必是，有可能還是隨著藏緬語族（或語系）的形成直接相關。
順便提醒一下本壇的一些語言學小白，其實藏緬語族（或語系）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也是後期混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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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中國上古文明勃興
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只注重對某一地區的文明演進進行研究，而忽略移民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雖然有人已注意到不同地區文化的關聯，但也往往僅注重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的影響，很少涉及外來移民問題。
從世界範圍來看，我們發現，古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愛琴海地區、印度等幾個較早的文明發祥地均是在大量移民的參與下才發展起來的。那麼，中國的情況又怎樣？
我們認為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二里頭文化古城等皆是在大量移民參與下出現的文明。
多元文化融合促進文明新生
城頭山古城文明是在高廟文化先民與當地先民長期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在湖南澧縣城頭山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城址，城址面積近8萬平方米，距今6200年，有湯家崗文化環壕基礎上修建起來的城牆及35—50米寬的環壕，有森嚴的門衛設施。城址經四期修造，每次都擴大了範圍。最早一期在大溪文化早期。城內有祭壇、祖廟或宮殿式建築。
之所以能出現這一城址，我們認為是沅水中上游地區部分先民北遷後與澧陽平原先民共同創造的。
7800—10000年前，在澧陽平原及洞庭湖周邊地區分佈著彭頭山文化。後來，彭頭山文化發展成北部的城背溪文化和南部的皁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此後向江北地區發展，並演變為城背溪文化柳林溪類型；皁市下層文化後來進一步演化成湯家崗文化。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是沅水中上游地區高廟文化的不斷北漸，以及北漸時間差所造成的文化面貌差異。當南部地區受到高廟文化影響發生演變時，北部地區卻還在繼承彭頭山文化的諸多傳統，直到大溪文化時南、北部才漸趨一致。
石家河古城文明也是在南方移民等多種文化先民長期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
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是我國境內距今4000—5300年間最大的古城，城內外總面積達8平方千米。目前已發掘城內鄧家灣祭祀遺址、三房灣紅陶杯生產遺址、羅家柏嶺玉石生產作坊等。城內手工業規模巨大，光三房灣遺址的紅陶杯廢品即達上百萬隻。城址出土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中獨有的大型筒形器及套缸祭祀遺跡、王級人物畫像的陶缸。同時，在該城出土了大量後石家河文化時代的玉器，尤其是大量玉人像，說明其文明發展到了相當高度。
在石家河古城及周邊附近地區，原來是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後李文化、馬家浜文化、城背溪—大溪文化的影響區。
距今6000年前後，北方廟底溝文化曾對長江中游地區有很大影響，在此處發現了典型的廟底溝文化風格的彩陶，還有東邊海洋文化流行的鼎，以及仰韶文化的紅陶。但在這些文化中以大溪文化影響最大。因此，學術界將該地大溪時期的文化命名為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這種文化是大溪文化先民不斷北遷後形成的。而在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後，則以更強勁的勢頭向北、向東擴張。
同時，南方移民還參與了夏王朝的建立。一般認為，河南煤山類型文化晚期及二里頭文化1—2期相當於夏代 （公元前21—前16世紀）文化。研究發現，河南煤山類型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均是石家河文化北漸後纔出現的。考察煤山類型文化的器物，絕大部分與後石家河文化相似，而後石家河文化源於石家河文化。另外，能證明煤山類型文化來源於長江中游地區的最新證據是最近在河南臨汝煤山出土的一批墓葬。該遺址發掘報告指出：「煤山墓葬的埋葬習俗與本地區的同時期的龍山時期墓葬差別較大……因此，煤山龍山時期埋葬習俗受到來自南方石家河文化的較大影響。」葬俗是一個民族延續持久的習俗，石家河文化葬俗在煤山地區出現，則明確顯示出南方石家河文化先民的遷入。 在煤山類型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二里頭文化，其最終來源也是石家河文化。筆者將二里頭遺址1959—1978年出土的遺物與鄰近早於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遺物進行對比，發現其與石家河文化相類的約佔62%。
文獻記載移民共興華夏文明
傳說材料及歷史文獻中不乏大量關於移民在文明進程中作用的記載。如《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乃慣用干戈以徵不享……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從「遷徙往來無常處」即可知黃帝在建立政權時遷徙頻繁。
《左傳》昭公元年中還有移民進行天文觀測以授農時，如子產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此外，
移民在政治、經濟中心轉移中也起重要作用。如筆者認為堯為南方湖南地區之人、舜為江浙地區之人、禹為中原地區之人，堯舜禹政權中心本在湖北石家河文化區，然後遷往河南新砦及二里頭地區。
禹從南方受權並遷都於中原就有文獻記載。《路史·發揮五》、《廣博物志》、《太平御覽》等均曾引 《符子》、《尚書大傳》雲：「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這說明，禹是受南方堯、舜政權而為天子的。而禹得政權後，定都中原。《漢書·地理志》有：「《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孟子·萬章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北遷中原時帶去大量南方移民及思想文化觀念，這從河南煤山類型文化及二里頭文化中所含石家河文化的比重就可看出。
移民之所以在文明起源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移民在遷徙中帶來了異地的生產技術與思想意識，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是移民與當地人可能存在對土地及統治權的爭奪，從而推動國家這一統治機器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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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考古發現與研究
石家河遺址位於長江中游腹地、江漢平原北部與大洪山南麓結合處的山前地帶。
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鎮北的土城、蘆嶺、唐李、東橋四個村，主體位於東西兩河之間，總面積達8平方公里。1996年石家河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家河遺址是1954年發現的，到現在將近60多年了。這60多年的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中國南方發生特大洪澇災害，當時在石家河鎮西北方向有個國營五三農場遭受洪水的嚴重威脅，為此，國家計劃在這一帶修建水利工程，在修建水利工程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系列古代遺址，石家河遺址即其中之一。1955年，考古隊在石家河遺址南部石龍過江水渠經過的楊家灣、羅家柏嶺、石板沖和三房灣四個地點進行搶救性發掘，發現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存。其中，在羅家柏嶺揭露出一處與制玉有關的建築遺跡，並出土一批精美玉器，從而拉開了石家河遺址及石家河文化的研究序幕，也為整個湖北地區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房灣東部城垣及下部木樁
第二階段即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基於石家河遺址所見遺存的重要性，北京大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市博物館聯合組建石家河考古隊，開始對石家河遺址進行系統的考古工作。主要工作圍繞發掘遺址內涵、建立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目標展開，同時運用聚落考古方法調查研究石家河遺址。
當時發掘的主要地點有三個：在譚家嶺發掘400多平方米，主要揭示出三個時期的文化堆積，反映了從油子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鄧家灣發掘1200多平方米，發現大量墓葬和與祭祀有關的遺存，集中出土一批形態各異的陶塑；在肖家屋脊發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甕棺的精美玉器。
聚落考古調查發現，石家河遺址是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由39處地點構成的龐大聚落羣，從而將石家河遺址諸地點有機地聯繫在一起，讓我們能從一個整體的角度去觀察、研究、分析石家河遺址。發現的石家河古城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寬闊的城壕，是當時我國確認的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突顯出石家河遺址在長江中游地區乃至我國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
第三階段即2008年至今。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續深入以及大遺址保護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規模展開，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遺址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探討石家河遺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時為石家河遺址的保護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主要工作有以下幾項：第一，對石家河遺址周邊100多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區域系統調查，初步瞭解了該區域史前不同階段遺址的基本分佈與特點。
第二，對石家河古城東南部的低地進行勘探與發掘，發掘面積約100平方米，明確這裡存在與石家河古城同時的城垣堆積，並發現早於城垣堆積的古河道上的橋樑遺跡。第三，對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側的印信臺進行發掘，發掘面積1000餘平方米，發現大量與祭祀活動有關的臺基、套缸等遺存。第四，對譚家嶺東北部高地進行發掘，發掘面積約600多平方米，揭露出面積達100多平方米的建築殘基，新見出自甕棺的240餘件精美玉器。第五，對譚家嶺西北部進行發掘與勘探，確認這裡存在一個早於石家河古城的譚家嶺古城。
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中，但上述發現使我們對石家河遺址在探討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
譚家嶺古城
譚家嶺古城城垣與城壕
印信臺航拍照
總體上看，石家河遺址60年來考古工作的進展是與我國考古學理論、方法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對石家河遺址60多年來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認識。
先談考古學文化序列、譜系及基本特徵。實際上，在石家河遺址發現的最早遺存與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較相似，但發現的材料非常少，整體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遺址考古學文化序列與譜系比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這一階段，其文化發展序列是油子嶺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嶺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 -後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 。其中，從油子嶺文化到屈家嶺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徵非常相似，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但到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其整體文化面貌發生較大的改變，明顯區別於石家河文化，存在文化譜繫上的斷裂或突變。
石家河遺址不同考古學文化時期典型陶器的基本情況，可以看出它們演變的清晰脈絡。
油子嶺文化時期的陶器十分容易分辨，主要是紅陶和黑陶，器類多屬鼎、盤、豆、壺、碗、蓋等，彩陶碗的特徵鮮明。此時的譚家嶺古城面積約20萬平方米，古城內發現一批排列有序的土坑墓地。需要指出的是，在石家河遺址南約6公里的龍嘴遺址發現一座略早於譚家嶺古城的油子嶺文化時期的龍嘴古城，其規模較小，為譚家嶺古城的出現提供了有力的存在背景。
油子嶺文化早期陶器面貌
油子嶺文化晚期陶器面貌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文化面貌與油子嶺文化大致相似，但也有變化。雙腹鼎、雙腹碗及雙腹豆特別典型，出現較多彩陶杯、彩陶紡輪等。規模龐大的石家河古城橫空出世。城內的譚家嶺為主要居住區，房址多地面式建築，有單間和多間等，有線索表明存在大型建築基址。城內的鄧家灣發現有筒形器套接在一起的現象，可能與祭祀活動有關，筒形器或為祭器。在鄧家灣和肖家屋脊還發現一批土坑墓地。
屈家嶺文化陶器面貌
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文化在屈家嶺文化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新見陶鬹、厚胎紅陶杯和紅陶缸特別引人注目。紅陶缸上發現不同形象的刻畫符號達四十多種，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一件陶罐上發現的武士拿著一把石鉞的刻畫形象可能是軍事首領的象徵。發現的銅渣、孔雀石似預示出現新的手工業門類。石家河古城的規模有擴大的趨勢，古城內的譚家嶺仍然是居住中心，三房灣發現大量的紅陶杯顯示這裡存在專門的手工作坊，鄧家灣、肖家屋脊出現大量紅陶缸排列的現象，可能反映了祭祀活動的新內涵。而古城外西側的印信臺遺址揭示出多組與祭祀有關的臺基，其周邊分佈大量扣碗、甕棺遺跡以及廢棄的大量紅陶缸、紅陶杯等，似乎表明當時已經出現專門的大型祭祀場所。在鄧家灣和肖家屋脊發現的一批土坑墓地，已有明顯的分化跡象。
石家河文化陶器特徵
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文化面貌與石家河文化相比發生顯著轉變。新見陶盉，流行矮領甕、罐等，出土大量造型生動、種類多樣的陶塑如象、羊、狗、雞、鳥等動物及人偶形象，也有小件銅器。特別是新見一批非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傳統的精美玉器，它們造型獨特、工藝精湛，形象有神人頭像、人頭像、鷹、虎、蟬、鳳等。此時石家河古城已經廢棄，出現隨葬玉器的甕棺葬等新的文化現象。
譚家嶺出土玉人頭像
鄧家灣遺址出土的陶塑人偶
再談談聚落結構方面的基本認識。從歷時性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石家河遺址的聚落結構大致存在一個從逐步聚集到分散的變化過程。油子嶺文化時期，聚落中心從龍嘴古城北移到譚家嶺古城，但其周邊的相關聚落少有發現，聚落的等級分化尚不明顯。屈家嶺文化時期，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的聚落羣開始形成，其周邊聚集的聚落近10處，且出現明顯的聚落等級的區分，聚落內的功能區劃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內的譚家嶺主要為居住區，而鄧家灣主要為祭祀區。石家河文化時期，石家河遺址的中心地位確立，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的周邊聚集的中小聚落達30餘處，石家河古城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聚落等級分化加大，出現面積僅幾千平方米小型聚落。與此相應，聚落內的功能區劃進一步強化，石家河古城內的譚家嶺仍然是主要的居住區，鄧家灣主要為祭祀區，三房灣成為重要的手工業作坊區，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臺則成為專門祭祀場所。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石家河古城廢棄，聚落分佈比較零散。儘管尚未發現這一時期明顯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遺址多地揭示出的隨葬玉器的甕棺及制玉遺跡顯示，這裡仍然存在發達的手工業，其文化也是相當繁盛的。
最後從中華文明進程的角度談談石家河遺址的作用與地位。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石家河遺址提供了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進程的生動材料。我們知道，作為史前中國傳統的六大文化區之一，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發展道路和特點。大約到油子嶺文化晚期，以石家河遺址為核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真正開始文化一體化進程，原有的二元譜繫結構被打破，經過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強勢整合，最終形成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統一體，其文化影響北越黃河、東達江西、西進三峽重慶一帶。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系列與中華文明進程有關的社會複雜化現象。其一，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的古城網路體系。在長江中游地區目前發現的十幾處古城中，石家河古城的規模最大且遺存最具代表性，其它古城的規模從70萬平方米、30萬平方米、10萬平方米不等，這些不同層級的古城共同維繫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統一體的完整。其二，形成了如石家河古城所顯示的聚落功能分區及聚落等級分化。其三，出現社會階層的明顯分化。如油子嶺文化時期的譚家嶺墓葬之間隨葬品數量相差無幾，但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墓葬之間隨葬品數量區別較大，有的達百餘件，有的則一無所有。其四，發現若干蘊含豐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築、大型祭祀場所、銅渣、刻畫符號等遺存。雖然目前還未發現如良渚文明那樣的高等級墓地、大型水利設施等遺存，但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所體現的權貴階層與社會分化等現象仍然讓我們感受到濃厚的文明氣息，可以作為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的代表。
另一方面，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自身的發展進程中斷，原有的古城網路體系崩潰，出現非本區域文化傳統的隨葬玉器的甕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湧現，也出現部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說，此時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已被納入黃河文明的進程中，從而開始更高層級的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新進程。
石家河遺址的重要性除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外，各級政府也予以高度重視。目前，石家河遺址的文物保護規劃已經審批，石家河遺址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方案正在編製中，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深入，我們相信，石家河遺址在探索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會進一步明晰，石家河遺址的保護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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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考古發現與研究
石家河遺址位於長江中游腹地、江漢平原北部與大洪山南麓結合處的山前地帶。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鎮北的土城、蘆嶺、唐李、東橋四個村，主體位於東西兩河之間，總面積達8平方公里。1996年石家河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家河遺址是1954年發現的，到現在將近60多年了。這60多年的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中國南方發生特大洪澇災害，當時在石家河鎮西北方向有個國營五三農場遭受洪水的嚴重威脅，為此，國家計劃在這一帶修建水利工程，在修建水利工程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系列古代遺址，石家河遺址即其中之一。1955年，考古隊在石家河遺址南部石龍過江水渠經過的楊家灣、羅家柏嶺、石板沖和三房灣四個地點進行搶救性發掘，發現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存。其中，在羅家柏嶺揭露出一處與制玉有關的建築遺跡，並出土一批精美玉器，從而拉開了石家河遺址及石家河文化的研究序幕，也為整個湖北地區的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三房灣東部城垣及下部木樁
第二階段即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基於石家河遺址所見遺存的重要性，北京大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市博物館聯合組建石家河考古隊，開始對石家河遺址進行系統的考古工作。主要工作圍繞發掘遺址內涵、建立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目標展開，同時運用聚落考古方法調查研究石家河遺址。當時發掘的主要地點有三個：在譚家嶺發掘400多平方米，主要揭示出三個時期的文化堆積，反映了從油子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鄧家灣發掘1200多平方米，發現大量墓葬和與祭祀有關的遺存，集中出土一批形態各異的陶塑；在肖家屋脊發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甕棺的精美玉器。聚落考古調查發現，石家河遺址是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由39處地點構成的龐大聚落羣，從而將石家河遺址諸地點有機地聯繫在一起，讓我們能從一個整體的角度去觀察、研究、分析石家河遺址。發現的石家河古城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寬闊的城壕，是當時我國確認的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突顯出石家河遺址在長江中游地區乃至我國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
第三階段即2008年至今。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續深入以及大遺址保護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大規模展開，主要目的是研究石家河遺址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探討石家河遺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時為石家河遺址的保護利用提供科學依據。主要工作有以下幾項：第一，對石家河遺址周邊100多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區域系統調查，初步瞭解了該區域史前不同階段遺址的基本分佈與特點。第二，對石家河古城東南部的低地進行勘探與發掘，發掘面積約100平方米，明確這裡存在與石家河古城同時的城垣堆積，並發現早於城垣堆積的古河道上的橋樑遺跡。第三，對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側的印信臺進行發掘，發掘面積1000餘平方米，發現大量與祭祀活動有關的臺基、套缸等遺存。第四，對譚家嶺東北部高地進行發掘，發掘面積約600多平方米，揭露出面積達100多平方米的建築殘基，新見出自甕棺的240餘件精美玉器。第五，對譚家嶺西北部進行發掘與勘探，確認這裡存在一個早於石家河古城的譚家嶺古城。石家河遺址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中，但上述發現使我們對石家河遺址在探討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譚家嶺古城
譚家嶺古城城垣與城壕 印信臺航拍照總體上看，石家河遺址60年來考古工作的進展是與我國考古學理論、方法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對石家河遺址60多年來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認識。 先談考古學文化序列、譜系及基本特徵。實際上，在石家河遺址發現的最早遺存與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較相似，但發現的材料非常少，整體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遺址考古學文化序列與譜系比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這一階段，其文化發展序列是油子嶺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嶺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後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其中，從油子嶺文化到屈家嶺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徵非常相似，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但到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其整體文化面貌發生較大的改變，明顯區別於石家河文化，存在文化譜繫上的斷裂或突變。 石家河遺址不同考古學文化時期典型陶器的基本情況，可以看出它們演變的清晰脈絡。油子嶺文化早期陶器面貌
油子嶺文化時期的陶器十分容易分辨，主要是紅陶和黑陶，器類多屬鼎、盤、豆、壺、碗、蓋等，彩陶碗的特徵鮮明。此時的譚家嶺古城面積約20萬平方米，古城內發現一批排列有序的土坑墓地。需要指出的是，在石家河遺址南約6公里的龍嘴遺址發現一座略早於譚家嶺古城的油子嶺文化時期的龍嘴古城，其規模較小，為譚家嶺古城的出現提供了有力的存在背景。
孟華平：石家河考古發現與研究（下）來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作者:孟華平 日期:2017-2-1屈家嶺文化時期的文化面貌與油子嶺文化大致相似，但也有變化。雙腹鼎、雙腹碗及雙腹豆特別典型，出現較多彩陶杯、彩陶紡輪等。規模龐大的石家河古城橫空出世。城內的譚家嶺為主要居住區，房址多地面式建築，有單間和多間等，有線索表明存在大型建築基址。城內的鄧家灣發現有筒形器套接在一起的現象，可能與祭祀活動有關，筒形器或為祭器。在鄧家灣和肖家屋脊還發現一批土坑墓地。
屈家嶺文化陶器面貌
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文化在屈家嶺文化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新見陶鬹、厚胎紅陶杯和紅陶缸特別引人注目。紅陶缸上發現不同形象的刻畫符號達四十多種，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一件陶罐上發現的武士拿著一把石鉞的刻畫形象可能是軍事首領的象徵。發現的銅渣、孔雀石似預示出現新的手工業門類。石家河古城的規模有擴大的趨勢，古城內的譚家嶺仍然是居住中心，三房灣發現大量的紅陶杯顯示這裡存在專門的手工作坊，鄧家灣、肖家屋脊出現大量紅陶缸排列的現象，可能反映了祭祀活動的新內涵。而古城外西側的印信臺遺址揭示出多組與祭祀有關的臺基，其周邊分佈大量扣碗、甕棺遺跡以及廢棄的大量紅陶缸、紅陶杯等，似乎表明當時已經出現專門的大型祭祀場所。在鄧家灣和肖家屋脊發現的一批土坑墓地，已有明顯的分化跡象。
石家河文化陶器特徵
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文化面貌與石家河文化相比發生顯著轉變。新見陶盉，流行矮領甕、罐等，出土大量造型生動、種類多樣的陶塑如象、羊、狗、雞、鳥等動物及人偶形象，也有小件銅器。特別是新見一批非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傳統的精美玉器，它們造型獨特、工藝精湛，形象有神人頭像、人頭像、鷹、虎、蟬、鳳等。此時石家河古城已經廢棄，出現隨葬玉器的甕棺葬等新的文化現象。
譚家嶺出土玉人頭像
鄧家灣遺址出土的陶塑人偶
再談談聚落結構方面的基本認識。從歷時性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石家河遺址的聚落結構大致存在一個從逐步聚集到分散的變化過程。油子嶺文化時期，聚落中心從龍嘴古城北移到譚家嶺古城，但其周邊的相關聚落少有發現，聚落的等級分化尚不明顯。屈家嶺文化時期，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的聚落羣開始形成，其周邊聚集的聚落近10處，且出現明顯的聚落等級的區分，聚落內的功能區劃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內的譚家嶺主要為居住區，而鄧家灣主要為祭祀區。石家河文化時期，石家河遺址的中心地位確立，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的周邊聚集的中小聚落達30餘處，石家河古城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聚落等級分化加大，出現面積僅幾千平方米小型聚落。與此相應，聚落內的功能區劃進一步強化，石家河古城內的譚家嶺仍然是主要的居住區，鄧家灣主要為祭祀區，三房灣成為重要的手工業作坊區，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臺則成為專門祭祀場所。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以石家河古城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石家河古城廢棄，聚落分佈比較零散。儘管尚未發現這一時期明顯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遺址多地揭示出的隨葬玉器的甕棺及制玉遺跡顯示，這裡仍然存在發達的手工業，其文化也是相當繁盛的。
最後從中華文明進程的角度談談石家河遺址的作用與地位。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石家河遺址提供了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進程的生動材料。我們知道，作為史前中國傳統的六大文化區之一，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發展道路和特點。大約到油子嶺文化晚期，以石家河遺址為核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真正開始文化一體化進程，原有的二元譜繫結構被打破，經過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強勢整合，最終形成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統一體，其文化影響北越黃河、東達江西、西進三峽重慶一帶。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系列與中華文明進程有關的社會複雜化現象。其一，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的古城網路體系。在長江中游地區目前發現的十幾處古城中，石家河古城的規模最大且遺存最具代表性，其它古城的規模從70萬平方米、30萬平方米、10萬平方米不等，這些不同層級的古城共同維繫長江中游地區文化統一體的完整。其二，形成了如石家河古城所顯示的聚落功能分區及聚落等級分化。其三，出現社會階層的明顯分化。如油子嶺文化時期的譚家嶺墓葬之間隨葬品數量相差無幾，但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墓葬之間隨葬品數量區別較大，有的達百餘件，有的則一無所有。其四，發現若干蘊含豐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築、大型祭祀場所、銅渣、刻畫符號等遺存。雖然目前還未發現如良渚文明那樣的高等級墓地、大型水利設施等遺存，但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所體現的權貴階層與社會分化等現象仍然讓我們感受到濃厚的文明氣息，可以作為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的代表。 另一方面，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自身的發展進程中斷，原有的古城網路體系崩潰，出現非本區域文化傳統的隨葬玉器的甕棺葬俗，源自中原煤山文化的陶器大量湧現，也出現部分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可以說，此時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已被納入黃河文明的進程中，從而開始更高層級的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新進程。 石家河遺址的重要性除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外，各級政府也予以高度重視。目前，石家河遺址的文物保護規劃已經審批，石家河遺址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方案正在編製中，隨著考古工作的繼續深入，我們相信，石家河遺址在探索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會進一步明晰，石家河遺址的保護會越來越好。===============================================================
江漢平原石家河譚家嶺遺址新石器時代環境考古
2016-06-14 13:31:17 作者：吳立 朱誠 李冰 來源：《地球環境學報》 已閱讀3354次
【摘要】通過對位於江漢平原北部石家河古城內譚家嶺遺址地層孢粉、碳氮地球化學和磁化率代用指標的綜合分析表明，石家河文化早期（4.6—4.4 ka BP），孢粉濃度較高且種類多，特別是喜暖濕的孢粉科屬含量較大，植被覆蓋較好，說明遺址及周邊地區受人類活動幹擾較少;TOC、TN和C/N偏高，δ13Corg偏低，表明當時以C3植物為主，氣候較為溫暖濕潤;該時期遺址區域可能積水較多，磁化率值總體較低，發生過水域面積增大但持續時間不長的變化，石家河古城在防禦洪水及外敵入侵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石家河文化中晚期（4.4—4.0 ka BP），孢粉種類和濃度減小，TOC、TN和C/N也持續減小，δ13Corg則偏高，氣候涼幹，降水減少，遺址區域積水減少並逐漸演變成古人的居住用地，受人類活動影響磁化率值明顯增高;由於河湖、地下水位下降，石家河古城防禦洪水與外侵的功能消失並逐漸廢棄。4.2 ka BP前後氣候持續涼幹，極端災害事件頻繁發生，影響了當地農業和漁獵業的發展，使得石家河文化發展停滯，這是導致本區石家… 更多
【關鍵詞】江漢平原 譚家嶺遺址 石家河文化 環境考古
【基金】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黃土與第四紀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項目（SKLLQG142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401216,41571179）;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13BAK08B02）;安徽師範大學科研培育基金項目（2014glkypy05,2014rcp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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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哪些重大發現？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導語：借著小北風帶來的好天氣，今天一大早，小編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向各位發來本年度考古界最振奮人心的消息：2016中國考古新發現六大入選項目公佈啦！剛剛過去的一年中華大地上又出現了哪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快來一起了解一下。
先來看看六大考古新發現都分佈在哪裡？沒準兒正好在你家鄉附近呢，有條件的話一定要去滿足一下好奇心！（製圖：布拉奇）
1、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坡洞遺址位於貴州省貴安新區馬場鎮（原屬平壩縣）平寨村龜山組東約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東北距貴陽市約40公里，北距馬場鎮5公里，西距貓跳河支流馬場河約0.8公里。
B洞
第一期砍砸石器
第一期石核
2008年夏，平壩縣文物管理所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發現該遺址。2011年 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壩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複查，判斷其為黔中地區發現的保存狀況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遂報請國家文物局對其進行正式發掘。
第二期墓葬
Z6
遺址由A洞、B洞和C洞三個地點組成。2012~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遺址連續進行了5個年度的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
第二期骨鏟
持續的調查和發掘，明確了遺址三個地點的文化面貌和遺址範圍。A、B、C洞面積分別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積分佈在洞口外。目前，已發掘面積約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積最為豐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積厚約6.7米，時代約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歷史時期。
第二期砍砸器
第二期石錘
第二期石核
第二期細石葉
遺址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發現10餘處用火遺跡、2處活動面、7座墓葬等。除此之外，還發現了大量地層關係明確的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產工具以及大量與加工打製石器有關的石料、斷塊、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陸生動物遺骸和植物果核。
第三期墓葬
第三期尖狀器
第三期磨製石斧
第三期細石核
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及出土遺物，可劃分為五期。
第一期，文化特徵以硅質含量較高的石灰岩打製石製品為主，包括砍砸器、石核等。年代可能為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發現6座墓葬，共11個個體。出土遺物數量龐大，主要是以燧石為原料的細小打製石製品，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斷塊、廢片、碎屑等。另外還有少量礫石石器、磨製骨器和典型細石器製品。年代為距今10200~8700年。
第三期，發現1座墓葬。開始出現磨製石器，細石器製品繼續流行，其他遺物仍以大量的細小打製石製品為主。年代為距今8000~5500年。
第四期，陶器開始出現，但數量較少，器類簡單、破碎嚴重，飾有繩紋、凹弦紋、戳印紋等，仍有少量細小打製石製品存在。年代為距今5000~3000年。
第五期，出現方格紋陶器，數量極少，但燒制火候顯著提高。年代可能已經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第四期陶片
第四期陶器
牛坡洞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區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為進一步推動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中發現的墓葬，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該地區史前人類體質特徵提供了重要線索。首次在貴州區域內的以細小打製石製品為主要內涵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識別出細石器製品，為研究細石器工藝在西南地區的出現與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別是復原出了完整陶器，為認識本地區文化面貌，以及與周邊區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2、遼寧朝陽市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陽市龍城區博物館
半拉山屬於塔子山南麓的一座小山，山勢較低矮、平緩。山嶺兩側是由大淩河支流十家子河沖積而成的平地。墓地南距朝陽市中心約13公里，北距召都巴鎮約1公里，地理坐標（T0405北隔梁中部）北緯41°40′28.84″、東經120°23′34.15″，海拔278米。
半拉山墓地全景
墓地是2009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的，當時已被盜掘，近年來又連續被盜，破壞嚴重。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從2014年至2016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陽市龍城區博物館聯合對半拉山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此次發掘面積約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壇1座和祭祀坑29座，出土遺物僅玉器一項就達140餘件。
西界牆及筒形器帶
墓地建在用黃土堆積而成的冢體之上。冢體為地上建築，冢上僅見紅山文化時期的堆積層，不見晚期文化堆積層，地層堆積關係相對較單一，但冢體堆積本身存在著較複雜的疊壓打破關係。
M12（西→東）
M23（西→東）
第4、5號祭祀坑（北→南）
墓地冢體地層堆積結構情況，反映出該墓地在營建和使用時間上經歷了兩次較大變化，據此可將墓地分為早、晚兩期。早期階段地層為3B層堆積，遺跡包括墓葬和祭祀坑。晚期階段地層為2A、2B、3A層堆積，遺跡包括墓葬和祭祀坑，以及界牆、積石堆積層、祭壇、建築址和筒形器帶。
陶人頭像
石人頭像
冢體由黃土堆積的土冢、石砌的界牆及冢外部的積石堆積三部分組成。早期階段冢體只見黃土堆積的下層土冢，在晚期階段出現了石砌的界牆和起封蓋作用的積石堆積。
各種玉璧
墓地具有兩項功能。第一是埋葬逝者的墓葬。墓葬有土坑墓、石棺墓和積石墓三種。在早期階段，墓葬未見明顯分區，不見積石墓；在晚期階段，墓葬區主要位於墓地南部，在北部外圍有零散墓葬分佈。第二是舉行祭祀活動。祭祀遺跡由壇祭和坑祭兩種遺跡組成，分佈於墓地北部。在早期階段僅見坑祭遺跡；在晚期階段出現了壇祭遺跡，祭壇四周圍砌石牆，壇上分佈大小不一的祭祀坑，並有一座建築址和一層經人工夯打的大型活動面，緊靠壇牆外側成排擺放泥質紅陶彩繪筒形器、器座等。
玉料
玉鳥
玉龍
石鉞
玉獸首形柄端飾
陶器出土數量最多，泥質紅陶筒形器殘片佔絕大多數，但未發現完整器。出土了零星夾砂黃褐陶片和黑褐陶片，紋飾有刻劃之字紋、網格紋、附加堆紋等。石器以打製為主，少量採用磨製和壓制。器形有斧、鉞、鋤、鏟、環、鏃、錘、夯錘等。玉器多出自墓葬內，零星出土於地層堆積中，出土數量多，保存較好，形制規整，製作精美，器形豐富，有龍、鳥形墜、斧、玉芯、璧、環、鐲、墜飾、珠、獸首形柄端飾及玉料等。此外還出土了10餘件陶質、石質人像，部分頭像體量較大。結合之前其他地點的發現，說明以人像為祭品的傳統是紅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構成紅山文化的重要內容。
玉斧
玉鏃
陶罐
根據對該墓地出土典型遺物的比較分析，推斷其是一處性質較單一的紅山文化晚期墓地。據M4出土人骨碳十四測年，其絕對年代為距今4510±30年，校正數據為距今5305～5045年。
該積石冢的發掘完整揭露出了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全過程。該積石冢層位關係明確，為研究積石冢的修建過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彌補了以往紅山文化積石冢發掘所欠缺的一些遺跡現象，為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過程樹立了一個標杆；墓地佈局、墓葬結構、出土遺物等對紅山文化埋葬習俗以及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3、湖北天門市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目前發現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在探索中華文明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2015～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要對該遺址核心區域進行勘探並發掘其中的印信臺、譚家嶺、三房灣等遺址，取得重要進展。
譚家嶺古城
譚家嶺古城壕溝與城垣
譚家嶺古城南垣缺口
譚家嶺遺址
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為認識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譚家嶺古城城垣由較純凈黃土堆築而成，城垣頂寬約10、厚約1.5米，環壕寬約30、深達9米，城垣呈不規則圓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據層位關係與遺物特徵分析，譚家嶺古城早於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於屈家嶺文化早期，可能屬於油子嶺文化晚期，是同時期我國發現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印信臺遺址（航拍）
印信臺遺址三維影像
印信臺遺址陶缸遺存
印信臺遺址陶缸刻劃符號
印信臺遺址陶缸刻劃符號
印信臺祭祀遺址的發現，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內容。印信臺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側，共揭露出5個人工黃土臺基、6組套缸遺跡等祭祀遺存。其中，黃土臺基均為長方形，最大的臺基東西長30、南北寬13米左右，全部由較為純凈的黃土夯築而成，臺基邊沿有大量甕棺、扣碗、立缸等相關遺跡。在臺基2與臺基3之間的低窪地還發現兩組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跡，部分陶缸上新見一些刻劃符號。其時代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時期的遺存，也是目前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
譚家嶺古城土坑墓出土陶器
本次發掘新發現了一批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玉器，豐富了中華文明進程研究的內涵。在譚家嶺遺址東部除揭露出屈家嶺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發現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甕棺5座，出土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玉蟬等240餘件玉器。
W9出土玉人頭像
W9出土虎座雙鷹玉飾
W9出土玉蟬
這些玉器類型豐富、形態優美、造型生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多數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線刻圖案、複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鑽孔，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W3出土玉虎
W9出土玉飾
W9出土體雙虎頭形玉器
W9出土玉鷹
W9出土玉玦
對石家河古城外圍高崗、低地的系統勘探以及對三房灣遺址南部發掘所獲資料，有助於深入瞭解石家河遺址羣的整體佈局與結構。目前所見石家河古城南城垣西段缺口可能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即已存在。
4、陝西神木縣石峁遺址皇城臺遺跡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神木縣石峁遺址管理處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
2016年，石峁遺址皇城臺發掘工作集中在門址處。皇城臺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門址即扼守於此，沿山樑東北方向通往內城東門和外城東門。發掘揭露其主要組成部分自東（外）向西（內）依次為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目前，廣場已完全揭露，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
皇城臺相對位置圖
廣場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及甕城東牆一線圍成，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3、東西寬約34米。廣場地面用黃褐色沙土鋪墊，夾雜較多碎石塊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跡象，在中部發現一座石砌房址殘跡。
皇城臺門址位置及地形
甕城位於廣場內、南北墩臺中間，是平面呈直角「U」形的一座石砌單體建築，在其外側牆根地面下發現兩件完整玉鉞，當系鋪設甕城外的廣場地面時埋入。
皇城臺門址（俯視）
南、北墩臺位於廣場中部，平面均呈長方形，石砌外牆包裹夯土內芯結構，二者分別與廣場南牆和廣場北牆相接，北墩臺要大於南墩臺。南墩臺頂部的層位關係表明，其建築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前2300年。
皇城臺門址正投影
門道位於甕城內，以南、北墩臺為界，地面平鋪砂岩石板，自廣場向臺頂呈斜坡狀向上攀升，保存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踩踏摩擦痕跡。
皇城臺西北護牆
與外城東門址相比，兩座城門結構相似，主體結構均包括了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這兩處城門的建造設計理念當具備一定的承襲關係。不同的是，皇城臺門址外有廣場，而外城東門址外則無。
皇城臺西北護牆細部
從目前皇城臺門址附近出土的遺物及地層關係來看，其修建要早於外城東門址。
皇城臺出土銅刀
另外，還對皇城臺西北角牆體進行了發掘，確認其周邊臺體是以層階狀石牆環繞。目前揭露了三階石砌包牆，每階石牆均由砂岩石塊平砌而成，外壁齊整。三階石牆自上而下逐級放大，形成臺階狀結構。每階間寬約1米，每階上均有排列齊整的紝木孔洞，有平行分佈的上下兩排，部分孔洞還有紝木外露。揭露完整的第二階高約4米，其下排紝木洞口外可見豎立的平整石板。
甕城外玉鉞出土位置
本年度發現的較為重要遺物有銅器、石範、玉器及骨針「製作鏈」相關遺物。石範均殘，有「一範多器」和「一範一器」兩類，器形可辨者有環首刀、直背刀、錐。銅刀僅存尾部，刀背很直；銅鏃完整，雙翼有銎；銅錐完整，器形細長。從皇城臺頂部棄置於西北角包牆的大量獸骨中發現了完整的骨針「製作鏈」，包括骨料、磨製毛坯、鑽孔毛坯、殘次品、成品、礪石等遺物，在約30立方米土方內，僅骨針數量就超過了250枚，還有骨錐、骨鏟、骨片（飾品）等器形，各類骨器總計逾300件。
甕城外玉鉞出土位置
從共存陶器來看，銅器年代為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時期，是中國早期銅器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尤為重要的是，這一發現反映了河套地區在中國銅器起源和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皇城臺門址甕城外玉器的發現再一次證實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骨針「製作鏈」相關遺物的發現，預示著皇城臺頂部偏向西北某處可能存在著制骨手工業作坊，以骨針、骨錐、骨鏟等為主要產品，尤以骨針產量最大，為探索皇城臺頂部聚落結構和石峁城址內部功能區劃提供了重要線索。根據上述重要考古發現，石峁考古隊將以皇城臺的發掘為重點和突破口，加強對石峁遺址「透物見人」的研究，加強石峁遺址同其他相關遺址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對分析作用。
5、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青銅時代聚落遺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位於尼勒克縣科克浩特浩爾蒙古民族鄉恰勒格爾村東草場中，地處喀什河北岸吉仁臺峽穀穀口三級臺地上。遺址東西長400、南北寬約200米，總面積約8萬平方米。2015～2016年，共發掘2500餘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銅器、鐵器、骨器等各類遺物1000餘件（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為大宗。在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發掘的遺跡主要有房址及房址內部的竈、灰坑、柱洞和墓葬。
遺址全貌
房址按建築規模可分為大、小兩種。大型房址面積100~400平方米，分佈相對獨立，功能和性質應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建築形制屬於半地穴木框架式，營建方式為依山體坡度挖出簸箕狀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壘石，石牆邊再栽立長條石，內豎木柱構成牆體，在房址中央栽立兩排木柱支撐屋頂，門朝南。牆外有一週迴廊式石砌護牆，居址中部為長方形石砌火塘，佈局嚴謹勻稱。
遺址東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如F6，位於遺址西部，地勢最高，居高臨下，坐北朝南，規模最大，南北長21、東西寬17.8米，房屋建築面積374平方米，室內使用面積24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積20~60平方米，主要分佈在遺址東部，在T12（發掘面積740平方米）中發現房址8座，分佈相對集中，依山樑地形呈階梯狀錯落分佈。平面分為圓形和長方形，建築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兩種。
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個圓形石竈。部分房屋保存較差，僅存居住面，柱洞痕跡不明確。房址內遺跡現象單一，主要有灰坑、竈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燒面、卵石坑等。竈址一般位於房址中部。門道痕跡不明確。房址內出土遺物種類較少，主要有陶片、獸骨、石器等。從房址疊壓關係看，遺址可分為早晚兩期。
青銅時代墓葬
石棺墓（M75）
在房址堆積層和灰坑等單個遺跡內發現了大量的煤塊及焚燒過的煤渣和煤灰。種種跡象表明，當時居民已將煤炭作為生活或生產燃料來使用了。
用煤遺跡
石器
鐵塊
墓葬分佈零散，規模較小，墓室開口於第2層下，其中3座墓葬明顯打破遺址。墓葬形製為豎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較統一，均為側身屈肢。隨葬遺物較少，有平底陶罐、帶柄銅鏡等。墓葬年代要略晚於遺址年代。
銅刀
銅鏡
經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和美國Beta放射性實驗室碳十四測定，遺址早期年代經樹輪校正後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600 年。
煉銅鑄銅遺物
陶器紋飾
吉仁臺溝口遺址是目前伊犁地區發現面積最大、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文化內涵豐富，結合以往發掘的墓葬，使我們更深入認識了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具體面貌，為研究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社會發展階段、文化演變等提供了重要資料，將大力推動新疆青銅時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深入開展。 遺址疊壓、墓葬打破關係不僅為伊犁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類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據，同時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序列、文化編年、文化結構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遺址內發現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國較早的鑄銅陶範、風管、煉渣、爐灰等可以明確遺址存在鑄銅活動，對中國冶金考古研究意義重大；遺址內發現的3件鐵塊年代較早，對研究冶鐵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遺址內發現的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遺跡，將煤的開發利用的歷史上推近千年。
6、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墓葬位於洛陽市寇店鎮西朱村南約650米，北距漢魏洛陽城閶闔門遺址20.4公里。墓葬地處萬安山北麓的緩坡上，西側距曹魏時期圜丘遺址約2.5公里。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
2015年7月，西朱村村民遷墳過程中發現該墓，因存在被盜掘的隱患，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同時對墓葬周邊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勘探，以期解決墓葬的陵墓園建築和陪葬墓等相關問題。截至目前，勘探總面積140餘萬平方米，共發現兩座大型墓葬（編號M1、M2），均無封土和陵墓園遺跡，目前M1發掘工作基本結束。
遺址東部房址
大型房址（F6）
青銅時代墓葬
M1的地理坐標為東經112°38′11″、北緯34°32′41″，海拔271.41米。墓葬為帶長斜坡墓道的明券墓，東西向，方向為274°，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組成。墓葬南北兩側和西側共分佈著39個柱礎坑和3條排水溝，南北兩側的柱礎坑排列規律，基本南北對稱，距離墓壙1.2～2.5、間距1.6～2.7米。墓葬土壙東西全長52.1米，其中墓道上口東西長33.9、寬9～9.4米，坡度為18°。墓室土壙近長方形，東西長約18.2、南北寬15米。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約10.8米。墓道南北兩側壁留有七級水平生土臺階，臺階間距1.3～1.5米。墓室土壙部分殘存6～7級水平或斜坡狀臺階。甬道長2.3、寬1.6米。前室內壁南北長4.8、東西寬4.4米，拱券形頂，頂部大部分已坍塌，前室北側壁殘存磚牆高4.6米，前室券頂的復原高度與之大致相當。在前室磚壁上發現有殘存的壁畫，壁畫保存狀況較差。後室近方形，邊長約3.6米，亦為拱券形頂。
石璧、石圭等出土情況
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鐵器、銅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約500餘件。陶器有俑、雞、狗、豬、竈、井、磨、房、四系罐、盤、勺、爐、燈等，另外出土了數件鐵質帳構和8件石質帳座，以及石璧4件、石圭1件。墓葬出土了大量刻銘石牌，已修復約180件。石牌為平首斜肩六邊形，長約8.3、寬4.6～4.9釐米，上部有一圓形穿孔，一面有陰刻隸書文字，內容豐富，包括衣衾、葬儀、器用、陳設、文房用具、梳妝用具及飾品、食物、戲具、雜具、車馬等。石牌的尺寸及書寫內容、格式與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銘石牌相似。
琥珀雕件
陶燻爐
M 2 的地理坐標為東經112°38′29″、北緯34°32′41″，海拔291.21米。墓葬東西向，方向為94°。墓壙總長59.2米，墓道位於墓室東側，長39.6、寬9.4～10.2米，墓室土壙東西長19.6、南北寬13.8米。墓壙周邊同樣有柱礎坑遺跡。
玉器
壁畫
M1出土隨葬品與洛陽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呈現出從東漢到西晉的過渡特徵。墓葬規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禮器，非普通之物。墓葬出土的刻銘石牌，此前僅見於曹操高陵，具有較為明顯的時代和等級指向。根據文獻記載，曹魏明帝高平陵位於萬安山地區，明元郭皇后葬於高平陵西。此次勘探發現的M2，所處位置地勢高敞，其墓葬規模已達帝陵級別，與M1及曹魏圜丘東西一線，因此初步推測M2可能為曹魏高平陵，M1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但因M1被盜嚴重，未出土與墓主身份直接相關的證據，墓主身份暫不能確定。
刻銘石牌
陶俑
此次發現，為曹魏時期陵區的選址和建制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曹魏時期的墓葬在全國範圍內發現較少，這座墓葬雖被嚴重盜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物。特別是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刻銘石牌，為研究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組合和喪葬禮儀等提供了珍貴史料。
==============================================================================（原標題：印信臺遺址是長江中游最大祭祀場所） 歷時一年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印信臺遺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圓滿結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正式公佈，印信臺遺址是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祭祀場所，有助於還原中國史前最鼎盛的祭祀文化面貌。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面積最大、等級最高、延續時間最長的史前聚落。整個遺址羣佔地8平方公里，遺址古城面積約1.2平方公里，距今4300年左右達到鼎盛時期。印信臺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的西邊，與石家河西城垣隔護城河相望。該遺址頂部地勢較為平坦，形狀方形，因形似印章而得名。筆者瞭解到，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印信臺遺址進行了發掘，在1.4萬平方米的檯面發掘出面積1175平方米的祭祀場所。專家稱，其時代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遺址最鼎盛時期的遺存。
高清組圖:記者實地探訪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印信臺遺址套缸
臺基之間有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跡印信臺遺址土坑豎穴墓葬可看出套缸排列的基本規律套缸上刻畫著某種符號印信臺遺址扣碗遺跡土坑豎穴墓葬印信臺遺址，發掘了人工黃土臺基、陶缸遺跡、土坑墓、甕棺葬等遺跡石家河遺址位於湖北省天門市西北部的石河鎮，這裡是長江中游地區面積最大、等級最高、且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為完整的史前聚落遺址，距今5000年至3800年。石家河遺址近年來發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讓我們對這個遺址以及對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有了新認識。4月12日，石家河遺址成功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近日，人民網湖北頻道走進石家河，實地探索考古發現。
石家河遺址佔地面積約8平方公里，由40多個不同地點組成。印信臺、三房灣、譚家嶺等遺址的發掘，為進一步瞭解石家河古城全貌帶來更多的證據。位於石家河古城西邊，與石家河西城垣隔護城河相望的印信臺，因臺地形似一枚方形印章而得名。考古隊員在此發掘了人工黃土臺基和套缸等遺跡，部分套缸上還刻劃有某種符號。根據遺存所呈現的特點，考古人員判斷這裡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進行祭祀活動的特殊場所。「印信臺遺址是目前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石家河遺址考古人員徐同斌介紹。三房灣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中南部，約250平方米內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紅陶杯，絕大多數都有一定程度的破損，只有極少數保存完好，此外，還有洗泥池、貯水缸等製陶相關遺存。「我們推測這裡曾是一處規模較大的專業燒制紅陶杯的製陶作坊和存放殘次品的場所，可見當時就已出現了社會分工。」位於石家河遺址中心的譚家嶺出土了240餘件玉器，這些玉器體積小、重量輕、紋飾簡潔，做工卻很精巧。它們均出自一種特殊的葬具——甕棺，甕棺一般用2或3件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用來埋葬幼兒和少年。部分玉器保存在石家河文化考古研究中心。鬼臉座雙鳳、扇形透雕、玉人頭像、玉鷹、冠飾、連體雙人像……譚家嶺出土的這批玉器造型奇特多變，多數玉器表面還有線刻圖案，傳遞了某種原始宗教信仰。「比如這隻玉鷹，它的嘴部好像是嵌進去的，線條十分流暢。」石家河考古項目負責人向其芳指出，這批玉器精湛的做工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風格生動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信仰崇拜，對後代的商和周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張沛 肖璐欣）考古隊員推測套缸是某種祭祀用品印信臺遺址甕棺葬，甕棺內部的土壤中還存有少量骨渣三房灣遺址發現了大量紅陶杯堆積紅陶杯大多有破損三房灣遺址貯水缸大量紅陶杯揭示這裡曾經可能是一處製陶作坊數以萬計的紅陶杯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鬼臉座雙鳳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扇形透雕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玉人頭像印信臺遺址黃土臺基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玉鷹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冠飾譚家嶺出土的玉器 連體雙人像======================================================================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精美玉器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精美玉器
1月11日訊，考古工作者時隔20餘年重啟天門石家河遺址考古有重大發現，去年11月底至12月該遺址出土了240餘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專家認為代表當時中國琢玉技藝最高水平，並且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
2014年起，我省考古研究所時隔20餘年後重啟石家河遺址考古，2015年11月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尋找大型建築遺跡時，意外發現9座甕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隨葬，共發現各類玉器240餘件。此前，石家河遺址羣曾發現過兩批201件玉器，不少被國家與湖北相關博物館收藏，此次出土的玉器有玉佩、玉如意、連體雙人頭像、鬼臉座雙頭鷹等。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認為，此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減地陽刻技術、淺浮雕線刻技術，其工藝水平超過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國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峯。對此，王巍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對中國玉文化包括玉器製作、使用乃至玉禮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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