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伪善，以牛根生为例
［提要：你还记得牛根生吗？屈指一算，他淡出公共视野，淡出中国企业家的圈子，已经有好几年了。如今，当我们再一次思考人性的伪善属性，很自然就想到了他。但他不是惟一的伪善之人，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区别在于，他被发现了，而你我却还在暗自窃喜。］
常态下，一个人做事情，如果先后遇到人际关系纠纷、制度纠纷和道德纠纷，这个人差不多就要成为失败的标本了。我们熟悉的牛根生，就是这样的实验室标本。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的消息，我会心的笑了一下，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终于在牛根生的身上开花结果，豪气冲天的老牛用他的财富、权利和企业的组织结构放出一场醒目的焰火。
按照老牛的决定，他的全部股权将用于成立"老牛基金会"，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在集团员工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也可向基金会申请帮助。按照牛根生的计划，在他百年之后，家人不能继承「老牛基金会」，妻子与儿女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有意思的是，尽管也许有著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但蒙牛的牛根生和伊利的郑俊怀，这对曾经同事多年，又打过多年「擂台」的欢喜冤家，在财富面前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俊怀似乎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而牛根生则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拿了出去。
这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行为，有意思得就象一次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只是这惊世的行为，外人似乎无法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老牛似乎是把企业的制度当成了道具。道理很简单，放眼所有现代企业制度，似乎捐赠企业股权的绝无仅有，只是捐赠企业利润者多。这么说来，中国的牛根生算是开辟了一种新现象：道德意义和个人意义明显大过了企业的制度意义。
但有人说，正是出于对财富安全和企业长久等诸因素的考虑，牛根生做出了「共产」的安排。
自从宣布裸捐后，牛根生位于呼和浩特市那栋1000多平方米的豪华别墅迎来了数批来自全国的记者，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竟然有呼和浩特的计程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说：「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北京似乎也在流传这样的消息，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基金会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如果读读牛根生的成长史，就可以知道这些传言不真实。苦孩子牛根生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被卖到了一户牛姓人家，这位「亿万富翁」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对于财富，他这样说：「我既做过穷人，也当过六个月的纸上富翁，我感觉还不如回到穷人。这两天我发现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乐，同学交往也真实了，朋友之间跟他们交往也真实了。以前老感觉和别人的交往都是虚假的。家庭成员再也不用承担纸上富翁的压力了，如果有人绑架，知道现在我没有钱，也就没有绑架的价值了。」
牛根生坦言无钱一身轻的快乐。 但散财不仅仅是为此，老牛基金会其实寄托著牛根生更大的梦想。他说自己的捐赠是一种「共产主义」，「共产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绩、成果和收益的时候是最快乐的。这样可以让企业活得更长，一百年后大家还能想起我老牛，我希望蒙牛能活得长一些，以后我儿子的孙子，人家会说这是蒙牛创始人的第几代，要是赶上有一个混蛋儿子，他把钱花完了，轮不到孙子就没有了，这就没什么价值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18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他当时的身份和牛根生一样，是一家2000多人的大纱厂的股东兼总经理。欧文企图发现一种方法，既有利于工人又有利于企业主，他采取了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改善住宿条件等办法，果然有效，工人的福利改善了，股东也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当然，欧文的理想并不在一个企业身上，他梦想著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新哈姆尼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设起"共产主义公社"。接著他又在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其他地方，建立了十八个公社。但三年后，罗伯特·欧文的共产理想彻底破灭了。
和欧文一样的是，牛根生也为员工修建了漂亮的小区，员工的待遇和股东的回报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欧文不一样的是，牛根生共产的目的并不是想改造一个社会，只是希望建立一种属于个人和企业的道德价值，一种能够对市场营销有所引导的品德标杆，或者说，牛根生可能希望借助他的道德的力量，来为自己的人生安全设立一个永恒的避风港。
可是在2008年，一场毒奶粉事件却让牛根生和他的蒙牛风雨飘摇，让他多年的道德驯化作鸟兽散。事件暴发之后，按照他多年的道德姿态，牛根生当然是痛斥婴幼儿奶粉教训，算是对自己的消费者作了一个忏悔的姿态，不料越几日，蒙牛铺天盖地的液态奶也出了问题。我们能想像那个时候的牛根生再也找不到言说的理由了，他惟一的办法是闭嘴，是躲在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任由漫天的咒骂扑面而来，任由他的牛奶市场一泻千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蒙牛业绩说明会，牛根生也没有出场。毒奶风暴直接刮到资本市场，停牌一周的蒙牛，9月23日复牌，开盘暴跌61%。昔日信心满怀的牛根生真的到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事实上，牛根生的艰难生活始终与他为伴。记得当年，牛根生从伊利副总的职位上被扫地出门，多年的摸爬滚打化为乌有，我想他是遇到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际纠纷危机。那个时候，牛根生可以指责郑俊怀的背信弃义，指责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的种种弊端，当然可以选择自己从头开始，从人际关系的纠纷中站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蒙牛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咸鱼翻身，爆得大名大利，几乎就是牛根生一个人发愤图强的故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牛根生的很多企业理念，都来自于他对道德的理解。当他越过这一点，他必然会遇到更加重要的企业制度命题。是的，那个时候的牛根生非常固执地越过现代企业制度，越过企业的自然人产权制度，豪迈地抵达了他的道德理想国。我们看到，当牛根生把自己的产权意义稀释之后，他必须借助于道德宣讲。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总是一副高迈的道德课讲师形象，似乎他只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转眼之间，他成了国家的牛奶形象代言人，成了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
这显然是牛根生有意为之的人生归宿，他希望自己是一种美好道德的化身，他认为他的力量来源于此。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那么迷恋道德，口口声声以人民的身体健康为使命的企业家，怎么会在他的产品里添加一种对人体只有害处的工业原料。可以这么说，河北的三鹿出事之后，人们并没有完全绝望，毕竟三鹿的公共形象和道德形象相对弱势，只有当牛根生和他的蒙牛也卷进三聚氰胺之后，人们才完全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由于多年的道德宣讲，消费者几乎把牛根生当成了一名道德的完人，以为牛根生会有所担当。但是人们看到，牛根生没有这么做。即使三鹿丑闻暴发，牛根生还是坐怀不乱；即使国家质检总局查出了蒙牛的婴幼儿奶粉同样有问题，他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要在蒙牛查清事故责任人并严惩；即使蒙牛的液态奶被爆有毒，牛根生的选择也只是回避和藏匿，他始终没有站出来道歉，没有站出来忏悔；即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了，牛根生还在稳坐江山，一夜之间，他成了蒙牛股价崩溃的三聚氰胺，他的行为加速推动了蒙牛被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遗弃的进程。
关于牛根生，其实人们已经无话可说。我们可以说牛根生没有败给人际关系，没有败给制度设计，但他实实在在败给了他一向引以为傲的道德建设。当我们对他的观察越过人性、越过制度，最终不得不指向道德的时候，我的内心所有的思考，只剩下连绵的唏嘘。一个口口声声呼喊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我想起耶和华带著人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说过的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至高的教训历历在目，可是我们却听不见；我还想起上一次耶稣来临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所有人都有罪，可是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教训，太多的人当自己是完人，太多的人把自己渐渐打造成了美好道德的化身。口口声声教训别人，惟独忘记了教训自己。
当我们忽略了最高的敬畏，人的道德课就是一次伪善，这是幽暗的人性驾轻就熟的地方。一个不懂得怕的人，注定也不会懂得爱。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当我们有一天去到神的身边，我们如何言说曾经的毒奶粉事件，如何面对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张开的小嘴，期待的是营养，我们却给他们毒品。
这是怎样的一堂道德课，我相信我们此生最大的遗憾，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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