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对于中国外交，最大的事情是正式宣布参加一战，因此得以参加战后的巴黎和会。

1917年3月北洋政府与德国断交，随即派警察进入汉口德租界和天津德租界，8月，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同时收回天津奥租界，1918年、1921年北洋政府先后与奥、德签订和约完成了收回租界的法律程序。

题外说一句，一战后德国还向中国缴纳了400万战争赔款，实属近代中国外交的罕见胜利。（德国表示愿以在华德产价值之半数，以四百万元现款及铁路债券，赔偿中国战事损失。）

而天津五大道的第一栋小洋楼——达文士楼，虽然是在当时的英租界，但是奇妙地与1917年中德断交有了联系。

达文士楼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该建筑作为五大道上较早建设的住宅位于当时的天津英租界的马厂道（Race Course Road）（今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21号），东临法国罗曼风格的原天津工商学院主楼（现天津外国语学院）建筑群，西接欧洲象征主义风格的原中华民国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故居（现天津财经大学分院办公楼）。为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1]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现为居住用房，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西班牙民居风格的建筑。

画家田同芬水粉画达文士楼

1903年1月14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签署协议，在英租界的基础上，「英租界推广界」正式确立，这一区域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五大道。

推广界的地块，最初都是沼泽湿地。英租界工部局与海河工程局签订工程合同，由后者负责疏浚海河，吹泥填平沼泽。海河工程局采取的办法是「围埝筑池」——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地块上，四周筑起土埝，中间呈池状。挖泥船在海河内深挖河泥，用水泵经长长的地下管道抽送到推广界，注入池中。淤泥在池中沉淀，待水分蒸发，地势变高变硬。如此循环往复。

吹泥填平工程持续了5年。在第二年的时候，马场道上第一幢小洋楼建成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幢达文士楼。

今日达文士楼

这幢小楼最早是一名德国武官的寓所。据说当年楼前有花园，栽种海棠、藤萝，侧面有一个小网球场。进楼的实木大门雕刻著欧式花纹图案，楼内一层有60平方米的大客厅、饭厅、备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二层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壁炉上方、楼梯栏杆都有外文图案的族徽，形状是欧洲中世纪的盾牌，似乎是日耳曼人独有的标志。

当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消息传到天津后，1917年3月16日，民国政府特派直隶交涉员黄荣良与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杨以德前往德国驻津领事署、德租界工部局办理接收事宜。

第二天，天津德租界被收回，改名为天津特别行政区第一区。

德租界成为天津九国租界中最早被收回的一个，只存在了22年。天津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一群兴奋的英国人跑到德租界，推倒了德国公园里的「德国铜人儿」雕塑，将它拖到英国俱乐部的院子里，砸了个稀巴烂。但这件事好像和天津人没什么关系，爱围观的老百姓感到惊讶不已——洋人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今日达文士楼

德国武官因此回国，把小楼卖给了英国人汤姆斯·达文士，小楼从此得名「达文士楼」。

达文士是英租界达文波道（今建设路）一家洋行的老板，主要经营皮毛生意。有人说，达文士的皮毛生意做得不大，所以在天津洋行的历史资料里查不到关于他的记载。但是，当年能在马场道住独栋别墅的，生意肯定做得不错。

五大道地区的建筑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独栋小洋楼，另一类是联排别墅，第三类是公寓式大楼。显然，能住在独栋小洋楼里面的，一定是最富有的一批人。

今日达文士楼

1947年达文士去世后，他的夫人把小楼卖给了一个白俄牙医，于是小楼改成了家庭私人牙科诊所，丈夫是牙医，妻子是护士，总有人来这拔牙，小楼开始热闹起来。再后来，牙医去世，护士老了，生活拮据的她，经常去马场道上的犹太公会吃盒饭。1956年，老太太去了瑞士，达文士楼又改成了民居，住进几户干部家庭。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小楼前面那排小平房的尖顶被震坏了。过去那里是仆人居住的房子和厨房。房管站的工人从平房上拆下好多木料，尖顶最终变成了平顶。过去小楼门前有三级台阶，马场道不断被垫高，院子变成了洼地，居民们又把院子垫起来，三级台阶也被埋了起来。

达文士楼

五大道上的小洋楼大多历经百年风云，里面的主人也从昔日帝王将相商业巨子，变为新中国的百姓人家，「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小洋楼是历史留给天津的宝贵遗产，是世界建筑艺术的集结，一面承载著津城百年来的沧桑变化，一面又见证著天津现代化发展的崭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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