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說家演講稿
引導語：《我是演說家》這一節目定位，滿足了觀眾的需求，受到了廣泛歡迎。據了解，《我是演說家》去年十月首播即在央視索福瑞34城調查報告顯示收視率破1。隨著節目的推進，這檔真人秀更是躋身同時段綜藝節目前三名。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我是演說家》演講稿，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是演說家》演講稿一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生命在本質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的命運。但遺憾的是，我們既沒有選擇生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死的權利。
從2010年開始，我就長期與腫瘤病房結緣。腫瘤病房是我覺得待得最難受的地方，那是一個毫無生機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頭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著說：讓我死去好了，讓我死去好了。
我的媽媽，就在那樣的地方，勇敢地與病魔作戰了兩年。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毫無防備的腦轉移，使她突然不再認得我，她只會喊著叫著，說痛。幾針嗎啡打下去，即便進入了淺昏迷狀態，她都仍然死死地咬著被子，甚至是手腳都被綁在病床上。那時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難過的，是媽媽大小便失禁的時候。她只要能有一絲清醒，能說一句話，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誰，她說的話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媽媽一生中最苦的時刻，一生中最沒有尊嚴的時刻。
無奈之下，在臨終病房裡，我只能把止痛換成了比嗎啡藥效還要強80倍的芬太尼，那會使她看起來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結果，就是導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幾乎屬於腦死亡的狀態，因為只靠輸液和能量維持生命，各個器官開始快速衰竭。在最後的時刻，病人會因為器官的衰竭導致無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氣，然後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氣，再停止。
那個過程，是家屬很難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屬都選擇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時候，選擇拔管。
我不想為媽媽做任何生死的決定，我希望她活著。但是現實就是，我必須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她做的決定。而那個決定，不是可以選擇她生，僅僅只是可以為她選擇臨終鎮痛方案，選擇是否臨終搶救，選擇是否拔管。
作為女兒，簽字畫押的那一刻，意味著我親手將最愛的媽媽送往死亡，這是一個死路一條的決定。我希望另一個世界，會讓她再無痛苦。
後來我常常會回想起媽媽那些痛苦的時刻，回想起她的淚水，我覺得比什麼都苦。我不想經歷像媽媽那樣痛苦的過程，更不希望像媽媽那樣，到了最後時刻也沒留一句話給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遺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無意識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後時刻，能留一句話，給我的兒子。
說到這裡，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我在鼓吹安樂死。但事實是，在今年年初，父親進了ICU重症監護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種選擇。
那時候我在廣東，父親在湖北。當時醫生在電話里說：「如果現在插管，你爸爸或許有一線生機，但也很有可能因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鐘之內就沒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
因為不想放棄一絲機會，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決定。第二天清早趕回老家，幸好他活著。而另一個跟他同時進了IUC的病人，當晚死於插管。這讓我非常的後怕。爸爸在經歷了86個小時的危險期後，蘇醒過來，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無論我對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結果是生是死，我終身，都會為做出的選擇而內疚和痛苦，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另外一個人的生死。所以，對於同樣逃脫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或許終有一天，會面臨兩難的抉擇。
一方面，走向生命終點前的掙扎，讓很多人意識到有尊嚴的死去是多麼的重要，就像因癌症去世的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庄則棟所呼籲的那樣，「能不能不要再做無謂、無可奈何的、痛苦的掙扎，使病人有尊嚴地加速離開?」
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許安樂死，那麼無論從法律、醫學、倫理上，我們都很難去界定怎麼樣的情況才算符合安樂死的標準，而且生命的價值可能從此無處安放。
我想很長時間之內，關於安樂死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我也給不出任何答案。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過程中，我們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留下的遺憾。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不應該等到病人已經失去作決定的能力時，才由家屬去做一個無論如何都會是錯誤的決定。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積極地活著，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我有那麼一天，活著已經不能再讓我感覺輕鬆愉快，我希望我能夠有選擇死的權利，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後一個決定，一個會讓我和我的親人永不會後悔的決定!
《我是演說家》演講稿二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有一個超級媽媽，她有個外號，叫氣象局，原因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第二天穿什麼，她就幫你想好了，我的朋友小胖，我們兩個從小就會一起去上學，那個時候她已經穿上了這個白色的T恤，而我已經開始穿上一個棉襖，比她還要胖，她就站在那個樓道那等我的時候會說：「哎呀，你這是幹啥呀，穿成這樣丟不丟人啊!」那我只能告訴她：「對不起，你還小，你不懂，世界上有一種冷，叫：你媽覺得你冷。」
這是我的媽媽，後來上了大學，大學同學給她送了一個外號，叫江湖奪命連環call，為什麼?我想問問你們，你們多久會跟家裡人聯繫一次，一天一次可以嗎?你們能接受嗎?你在搖頭好吧，一天三次呢，那肯定不能。我媽媽曾經打破過一天打9個電話的記錄。每個電話的內容就是：你在哪兒呢?你吃飯了嗎?你回家了嗎?記得穿秋褲。
這就是她，但是，儘管這樣，我們的關係很和諧，從來沒有過特殊的矛盾。所以我的朋友就會說：「小溪你看你多幸福，家裡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對，說這話的是我的朋友小Q，她從小跟她的爸爸就是武力對決，解決問題，一個女孩子哦，有一次巔峰對決的戰果就是：她的鼻樑骨裡面還留著當時的骨頭渣子。我的另外一個朋友也會說：「小溪，你看你多好，媽媽每天還會給你送飯，都是皇家級別的待遇。」對，說這個話的是我的朋友小A，她跟她爸爸見面的次數：第一次還是短髮，她第二次就已經長發及腰了。最讓人覺得心酸的原因是，她爸爸送走她的時候還會特別客氣地說句：「那個，慢走啊。」親爸。
對，我有一個好爸爸，特別的好，他崇尚富養女兒，怎麼樣姑娘們，聽到這個特開心吧，富養意味著什麼，我有一個大我九歲的姐姐，從小就開始學唱歌學跳舞，十二歲之前她已經把全世界各地好像都走遍了，然後他也是個特別好的丈夫。那個時候九十年代吧他就會主動地給我媽媽買一件兩千多塊錢的那個翻毛皮的大衣，特別時尚!到現在我的媽媽每天都還在說：「你看你爸多愛我。」他也會很愛我，應該，也許，大概，可能......
原因是因為，在我三歲半的時候，我的爸爸因為是肺癌還是胃癌，我已經記不清了，他就離開了，我就只能偷偷的把他的照片然後拿到廚房裡偷偷地看，這個男人怎麼回事，來了又走了，他人呢，是我做錯了什麼嗎，你知不知道，你給我帶來的這個缺失，是任我後天看多少書做多少努力都填補不了的。
所以每當我的那些小夥伴們，他們問我：「你看怎麼辦，我又跟我爸吵架了，他又是這樣，每天都煩，磨磨叨叨......」的時候，其實我心裡特別想打斷他們，我特別想問：「哎，你能告訴我，跟爸爸吵架頂嘴是個什麼樣的感覺嗎?」或者說，你能告訴我：「你放學有一天你放學，你突然發現那個高大的身影在那接你的身影，那個感覺是什麼樣子的?」再或者你能不能給我描述一下：那雙大手拉著你，又是什麼樣的感覺?實在不行實在不行你告訴我，叫一聲爸爸的感覺是什麼?
我站在這，說一個我以前從來都不會在眾人面前說的話題，揭開我內心的一個禁區給你們，並不是想告訴你們我有多慘，相反我一點也不慘，我只是想試圖去揭開你們心靈上的那層紗，想告訴你們，任我們的親人發生了什麼他們做了什麼，你依舊無法停止愛他的腳步，因為你發現，這種愛是本能，它超越生死。
其實生活有的時候，它特別用心良苦，如果它能的話，它一定會告訴你說：「嘿，寶貝兒，你知道嗎?我給你的所有的磨難、折磨，都是想在告訴你，你可以變的更好，要知道傷害你的從來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對事情的看法。」 儘管這個帥帥的男人離開了，但是，他其實依舊在，因為我媽媽每天的九個電話當中有一半是在替他打的，就像我能夠接受媽媽這種肆無忌憚的愛一樣。我也要給她，她缺失的爸爸的愛。
朋友們，在這個世界上你要知道，也只有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到現在還會對你說：「過道看著點兒車啊!」他也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還會對你時候：「記得吃飯喝水......」他也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覺得你穿秋褲漂亮的人。
這就是他們，歲月很長，然而我們能夠跟他們相處的時間太短，請你們去理解他，最後我想去說覺察。光有愛還不夠，因為你必須覺察到他的創傷，他的那份痛，他的隱忍，他的敏感;請你包容他，原諒他，就像現在一樣我依舊感謝這個巨帥無比的男人，謝謝他來到我的生命里，謝謝他給我這份愛的力量，讓我可以傳遞給更多的人。
最後我想跟你分享每一次看到媽媽給我送完飯，離開的背影，我就想到龍應台《目送》當中的那一句話：「所謂父子，母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們的緣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訴你：不必追。」
《我是演說家》演講稿三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雖然大家說，讓我說你們聽，但我想申請一下，能不能我唱兩句給大家聽?
這是一首古老的蒙古族民歌，我的爺爺是個牧民，他在草原上放牧的時候總會唱這首歌，這首歌的旋律還挺好聽的吧?但它的背後藏著一個很悲壯的故事。
土爾扈特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這個部落在明朝末年的時候，搬到了伏爾加河的下游去游牧，他們當時是為了躲避戰爭。
但沒有想到，過了一百多年，沙皇俄國又再一次地入侵他們的草場，沙皇想奴役他們。
這個時候，土爾扈特部落年輕的首領渥巴錫汗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們要回到祖國，我們要往東走，回家去。」
部落的人幾乎沒有人同意，因為有兩個原因：第一，伏爾加河下游水草肥美，是游牧人生活的天堂，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他們敢走，沙皇一定會派大批的騎兵阻擊他們，他們沒法活著回去。
面對百姓的質疑，渥巴錫這個年輕的可汗做了一件事——他沒說話，他轉身用火把，點亮了他自己的宮殿。這個宮殿只亮了一下，然後就徹底燃燒起來。部落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大家四散開來，僅僅過了一小會兒，整個土爾扈特部落就變成了一片火海。
就這樣，十七萬土爾扈特人開始了回家的路。在這條路上，有飢餓、有嚴寒、有騎兵的追擊、當然還有死亡，他們的目的地只有一個就是祖國，是故鄉。
在經歷了一年的時間，走了上萬里的路，終於他們來到了清朝的邊境。
我不知道，這些土爾扈特人他們踏上清朝土地的時候，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清楚地知道，無論對一個人、還是一個族群而言，回家、回鄉不需要理由，不回家、不回鄉才需要理由。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我說，有人就因為出去打了一瓶花生油，然後再也回不去家了，你們相信嗎?
有一個人叫吳採桑，他19歲，早上媽媽跟他說：「你去城裡面打兩斤花生油回家。」吳採桑過了五十年才到家，他只能在媽媽的墳前添了一把土。
有一個人，他23歲，他工作的地方和他們家的距離，不過幾里路。他有一天上班去了單位，但回程他走了63年才回到家。
有個29歲的人叫李任水，新婚燕爾。他跟夫人說：「我去附近幾里外的地方拿點豆花回來，一會兒咱們做飯。」他夫人說：「好啊，我等你。」這一等是47年，等到的不是李任水，等到的是一個李任水還活著的消息。
這已經足夠讓他的妻子欣喜若狂，她到處去找她丈夫的蹤跡，找那個五十多年沒有謀面的男人。最後她找到的時候，李任水在家已經去世了。
大家可能要問我，你從這漫漫的歷史中，挑出了這三個如此奇特的離別的故事，你想告訴我們什麼?
對不起，這個故事一點也不離奇。因為這三個故事，發生在同一個中國只有15平方公里大的小島上。這三個主人公，他們因為相同的原因，失去了回家的可能性。他們和家的距離只有1600米，很窄很窄。但卻成了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有一個姓韓的士兵，他有一天出門給媽媽買葯，結果被抓了壯丁抓到了金門去。
他每天在金門的工作是瞭望，這是世界上最殘忍的工作對他來說，因為他媽媽得了重病。他每天能瞭望到他們家的房頂，但他回不去。他特別著急，1600米，隔著他和他媽媽，隔著他兜里還揣著的那個葯。
姓韓的士兵最後忍無可忍，他找了一個深夜，他抱了一個橡皮圈就跳進了大海。他游啊游啊游，遊了整整一晚上。但遺憾的是，那天晚上的風浪太大了，他上岸的地方不是廈門，是金門。第二天早上他上岸的時候，對著他的，是十幾桿鋼槍。他上岸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先別殺我，讓我去看一眼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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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執行槍決之前，他見到了主審的法官。他跟他說：「如果有一天通航了，我想請你把這個葯還是給我媽送過去。你告訴她，我那天真的去買葯了，就是沒能回家。」
關於兩岸，政治、經濟、教育、歷史，我們談了太多。
我們一談就談的特別深入，但我們總是忘了我們因何而出發。
我們是人哪，兩岸是家。人回家不需要理由，不回家才需要理由。
也正是因為這樣，在今天《我是演說家》的舞台上，我們見到了那麼棒的黃國倫的音樂、寇乃馨的傾訴，李帥的睿智，胡先生的深厚，當然還有忘不了陳秋實的幽默。還有我今天站在這兒，穿著蒙古袍，跟大家嘮嘮嗑。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嘛!
1997年7月1號的晚上，那個時候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應該還沒去過香港吧，但這不影響我們當時也熱淚盈眶;
1999年12月20號的晚上，對澳門的印象，好像也就是那個小小的，香香的蛋撻，但這不影響我們大家都拍紅了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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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大家都在想，接下來的那個晚上會是哪天呢?
我不知道，大家應該也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的是，我們會在這兒等，我們會一直在這兒守著，守著那些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的親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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