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2018年11月底，钱锁桥从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辗转飞抵成都，漫长飞行的尽头，等待着他的是一个“新生儿”——其英文版新著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的中文版《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分别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在2018年圣诞节前夕同期推出。钱锁桥现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在出席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的间隙，他受邀与四川大学海归教授、同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比较文学博士的“师兄”赵毅衡对谈“走出去的林语堂”，也应邀在西安、成都的高校做同题演讲《文章报国：林语堂的抗战岁月》。

　　198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在深圳大学外语系执教五年，1963年生人钱锁桥所完整亲历的“文化热”，与旅美作家查建英的访谈录《八十年代》中所转述的一模一样。因缘际会翻译了伯克利的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其台湾译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竟帮助钱锁桥拿到了伯克利的奖学金。

　　刚刚大学毕业时，钱锁桥就在书店里偶遇了当时“还从没听说过”的作家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汉译本《中国人》，“感觉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1990年终于入读伯克利，少数族裔研究系黄秀玲教授提供了一份亚美研究专业的助教工作，急于“糊口”的钱锁桥教本科一年级的英语阅读和写作时“重逢”林语堂。当时流行的一本亚美文学教科书，一方面将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先驱，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因为林语堂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确”。

　　受此刺激，钱锁桥一头钻进图书馆，将分散在“亚洲研究”和“美国研究”的所有关于林语堂的著述通读了一遍，“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中国声音’，慢慢发现我的父辈、祖父辈到底干了什么，从而给我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让我茁壮成长。”随着实地经验增加，从国内延续至伯克利前两年的对“西方理论”的迷恋逐年减弱。从头两年追随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二教授到处听海德格尔、福柯研究等“理论”课，到后来跟着历史系魏斐德教授、叶文心教授的一群弟子“厮混”，最让钱锁桥受益的还是伯克利的中、英文图书馆及中国研究中心。

　　也读过夏志清先生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是，“他那本书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写林语堂只有一页。”甚至，钱锁桥对整个比大陆留学生更早来的台湾留美学人群体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关注林语堂，“他们都是‘汉学家’‘中国学泰斗’费正清的弟子，林语堂在他们眼里，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1994年，钱锁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确定专攻林语堂研究。三十出头的博士候选人开始逐渐摆脱对福柯所代表的“西方理论”的迷信，其代价是从欧美学术热潮中“脱轨”，一个更具现实感和生命疼痛感的“优先问题意识”产生了，那就是“现代中国发生了什么，‘新中国’从哪里来”，“对中国现代性来说，中国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现代？”钱锁桥从一开始就不是做所谓“单一作家研究”，2011年在Brill出版的首部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仍然是一部理论导向的跨文化批评，他试图勾勒出“自由普世”作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声音，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突出彰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

　　首部专著2011年完工之前，钱锁桥就明确意识到要写一部像样的林语堂传记——以“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史料上的悉心搜求和竭力穷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94年上半年，利用受邀担任南师大外语系客座副教授的机会，钱锁桥终于回了一趟国，将国内学者的一批林语堂研究文章“全部收集了”。1996年拿下博士学位后，“钱锁桥”正式成为“钱俊”这个本名之外的“学名”，“也是为了给自己一点鼓励，今后做一个像样的学者。”

　　转折点出现于1997年至1999年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

　　名校博士帽并没有让求职如想象中那般顺遂，钱锁桥索性去了哥大巴纳德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做的是从林语堂研究延展出去的分支课题“华美文学研究”。哈佛名教授维尔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及其中国高徒尹晓煌对钱锁桥多有支持，尹博士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尘封的“庄台出版公司”档案——该公司由华尔西创立，出版了赛珍珠的《大地》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中国题材畅销书。钱锁桥如获至宝，有两个月里天天开车从曼哈顿赶到普林斯顿去查档案，“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西/赛珍珠的来往信件”，“其实，我写完论文就已经不满意，觉得只是从文本到文本。”

　　早已习惯“四海为家”，新世纪之后，钱锁桥又从美国回香港在张隆溪先生领衔的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了13年书，此间2009年赴哈佛出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又与时任芝加哥《美国—东亚关系学报》主编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及石静远、陈勇、余茂春等一众学者，就林语堂研究多有切磋，还曾去林语堂三女儿林相如府上做专访，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摩林家的绘画和书法收藏；后来，还得到台湾著名林语堂研究专家秦贤次先生的史料分享与支援，应龙应台之邀赴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一个月的“驻馆学者”……

　　2011年，钱锁桥在香港城市大学还召集顾彬、陈子善等海内外学者开了一次林语堂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评论文集》两年前由其母校的东亚研究所正式出版。

　　“作家传记往往写成流水账似的，啰里啰唆，不知想要说什么”，钱锁桥追慕《史记》传统，“如果说我写Liberal Cosmopolitan: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是位跨文化评论家，那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历史学家”，“但主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林语堂为‘棋子’，探究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问题”，“看看我们本来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现在和未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钱锁桥想写出一部“智性传记”，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和“幽默（humor）”一词最早中文译者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和鲁迅、胡适一样，林语堂视“批评”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标识，他捍卫“德先生”最为得力、最为坚定、最为雄辩；林语堂虽然也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像鲁迅、胡适那样激烈，他修正了新文化运动一些激烈反传统的论调，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在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大获成功，从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备可用资源与活力。

　　“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是跨国性、全球性的，其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2013年，钱锁桥又接受了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教职，因为“英国现在已经不是全世界的‘老大’，正好克服‘美国中心主义’，换个视角”；从常州到北京到深圳到伯克利到纽约再到香港到纽卡斯尔“四海为家”的跨文化履历，也为钱锁桥理解林语堂那样“学贯中西”的民国前贤提供了一种切身帮助。

　　“鲁迅和胡适其实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正式出版之后，钱锁桥受邀撰写的一部英文版《中国文化导引》完稿在即，“这里当然会看到辜鸿铭、林语堂等前辈谈中国文化的烙印。”而更大的研究项目，是以辜鸿铭为个案探究“维多利亚文化与中国现代性”，“做林语堂主要是做中国现代的民国时期，做辜鸿铭则是做中国现代的晚清时期”，“做林语堂主要是要看中国现代中的美国，做辜鸿铭则要看中国现代中的英国。”

　　日前，笔者与钱锁桥教授进行了一次笔谈。

　　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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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译书是头等大事

　　燕舞：您的两个名字“钱俊”与“钱锁桥”背后有什么故事么？

　　钱锁桥：我没有改名字，还叫“钱俊”。1996年伯克利（台湾多译为“柏克莱”—采访者注）博士毕业后给自己加了个“学名”：钱锁桥，以后著书写作、参加学术会议、演讲等都用学名。我当时想，以前的“进士”既有“字”又有“号”的，咱现代人了，不搞这些了，我加一个“学名”总可以吧？也是为了给自己一点鼓励，今后做一个像样的学者。

　　我是江苏常州人。18岁上大学之前我家住的地方叫“锁桥湾”，江南小桥流水，家门前有条小河，流入大运河，一座小石桥——锁桥正座落于小河入口处，岸边杨柳依依，夏天家家户户在门外乘凉，有小船一直开到门口，卖西瓜、卖大蒜头的……94年从美国回来到老家转了一下，锁桥还在，可锁桥湾的老房子全拆了，小河变成了死水潭，哪还有杨柳啊。小时的记忆被现代化了。回到美国后我意识到，这个“家”我今后也是回不去的了。陶渊明是“归”园田居，门口有五棵柳树，自称“五柳先生”。我是回不去的了，那就带着“锁桥”四海为家吧。

　　其实，我还有一个英文暱称，这儿的同事、朋友都叫我“Jay”，要给人方便。我跟你说，姓“钱”的真是倒霉。给我们设计拼音的聪明的专家发明了一个“Q”，不知道为什么不用“Ch”，难道是为了强调“中国特色”？这倒好，等于是给姓“钱”的诅了个咒，在英语世界这个“Q”是没法发音的。小时候“文革”时姓“钱”的都是坏蛋，经常被同伴取笑。现在在海外，又被各种怪腔怪调称呼，不光是我，关键是我的孩子一样在学校被人取笑，真是的，“名可名，非常名”。

　　燕舞：在新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两个中文版双双推出之前，您的汉语著述主要有1992年在台北桂冠图书翻译的《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著的《林语堂双语文选》，以及2011年在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著的《华美文学：双语加注编目》和2012年在九州出版社编著的《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我也曾在《读书》《二十一世纪》《书城》和《南方周末》上拜读过您的一些学术随笔，您晚近的著述主要是英文的，首先还是请钱教授做一番自我介绍。

　　1985年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并执教深圳大学、担任5年助教之后，您就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比较文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了，您31年前在深圳大学外语系开始第一份教职，是不是刚好赶上北大以及乐黛云先生她们援建深圳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初期？深圳这5年执教生涯，对2000年从美国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执教13年应该不无影响吧？

　　钱锁桥：哎，八十年代，我们那时年轻，心比天高。比较文学算个啥？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我们跳迪斯科、留长发、谈哲学，个个都是诗人。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从萨特到福柯，只要和我们被灌输的内容不一样就行。我当时在深大还是外语系外事秘书，负责接待外教。有一次和一位美国来的外教聊天，问他现今西方最牛的大哲是不是叫福柯？一个法国人？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嘿，我这里有一本书，你可以借去看一下。这就是《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我一头扎进去看，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译书是头等大事，刘小枫当时也在深大，他说，你赶快把他译成中文，我们出。结果，后来形势直转，译稿只能拿到台湾出了。我译完后就给伯克利的两位原作者写信，说，我一个学士，译了你们的巨著，获益匪浅，不知有没有机会到你们那儿拜师读博士，学什么都可以：哲学、人类学、历史、比较文学等，可我一分钱没有。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1929—2017 ，系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研究的国际权威，其主要贡献还包括从现象学立场出发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哲学预设的批判——采访者注）和Paul Rabinow（保罗·拉比诺，1944— ，在医学及科技人类学领域享有盛誉的美国人类学学家，其“当下人类学”的代表作有《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采访者注）两位教授特别热心，给我寄来该书的第2版，并给该校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写推荐信（他们觉得我去那儿合适还是那儿有奖学金，我也不清楚），还说你连这本书都能译成中文，GRE也不用考了。就这样，我去了美国。

　　深圳执教5年，这对我2000 年决定到香港去当然有关系啦——我能听懂粤语啊，对粤文化一点都不陌生。北方人到广东到香港往往趾高气扬，对当地土话不屑一顾。可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就领教过北京人“老子皇城底下”那种意思，我反而觉得粤人很可爱。我到香港后经常可以回深圳，不过那时我发现深圳已经全是普通话的天下了，八十年代可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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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在费正清的台湾弟子们眼里，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

　　燕舞：您的本科专业就是英语，那1990年去伯克利留学后遇到的语言障碍是不是没有别的华人留学生那么大？还是说讲的仍然是“哑巴英语”？你们这批留美学生较之于“后文革时代”更早一批的留美学生，有哪些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

　　您在新书后记中特别致谢了叶文心教授，那您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哪几位，他们对您的林语堂研究具体有哪些影响？

　　钱锁桥：我到伯克利留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语言方面没有任何障碍。这不仅要归功于从中学（俺是81年常州外语类高考状元，还登报了的）到大学的英语训练，还有深大五年和外教厮混、读书译书。最大的困难是没钱。伯克利给了我学费的全免奖学金，但生活费得自理，而学生签证规定除暑期只能在校园里打工，做助教或研究助理，而这都是一年或一学期后要再申请，经常是不知道下个学年或下学期有没有钱吃饭、付房租。而且，比较文学系当时有规定，不给第一学年的博士生助教职位。我很幸运，在少数民族研究系亚美文学专业找到了一个助教职位，教一年级本科生的英语写作。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怵的，人家可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可是，学生第一次把写作作业交上来后，我就完全坦然了——并不是土生土长就会写英文的，基本的语法都搞不懂嘛，而我的英语是靠背语法起家的。

　　我去伯克利那年，Cyril Birch（西里尔·白芝，1925— ，曾任伯克利东方语言系的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和系主任，著有《中国文学体裁研究》《旧中国官吏看的选段：明朝的精英剧场》，翻译了《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编有《明代故事选》《中国文学作品选集》——采访者注）教授刚退休，系里迎来一位哈佛刚毕业的才女Lydia H. Liu，就是刘禾教授，我在她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刘禾教授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叶文心教授是我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有一位是William Nestrick（威廉·内斯特里克）教授，他是搞文艺复兴研究的，但对日本、中国感兴趣，对中国学生（起码是对我）非常nice，我记得到他的办公室，屋里全部堆满了图书和纸张，完全没有立足的地方。可惜，他给我的论文签字通过后不久便突然去世了（他是位同性恋者）。其实，我到伯克利后的头两年一直都是跟着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和Paul Rabinow（保罗·拉比诺）到处听课，听海德格尔、福柯等，他们统称“理论”；后来，跟历史系一帮人“厮混”，他们都是Wakeman（魏斐德，1937—2006）、叶文心的学生。伯克利最让我受益的是它的图书馆（英文和中文的）以及中国研究中心，当时各路人马都到中心逗留，做演讲或访问，比如，有台独精英讲台独理念的，所有活动我都去听，让我眼界开阔不少。

　　燕舞：夏志清先生初版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有比较大的影响，他关于林语堂的论述（从“文学性”上对他及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对您也会有影响么？您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是不是这种影响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的？

　　钱锁桥：我当时当然看过夏志清先生的书啦，但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他那本书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写林语堂只有一页。我在哥大时有幸见过夏先生，很健谈，真是个怪才。但我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对整个台湾先我们大陆来的一辈留美学人都很失望，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关注林语堂（周质平先生是个例外，但周先生是我多年后2009年到美国做Fulbright访问学者时才“发现”的）。我求学时其实一直希望能找到心灵上的领路人，他们自然应该在台湾来的那辈留美学人中，因为他们来自“自由世界”嘛，而且林语堂有故居在台北，可是，当时居然就没一个台湾留美学人是关注林语堂的。他们都是“汉学家”“中国学泰斗”费正清的弟子，林语堂在他们眼里，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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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履历当然对林语堂研究帮助很大

　　燕舞：林语堂先生的生平行止高度国际化，您本人1996年在伯克利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在系里担任过讲师，1997年又开始去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做过两年的“美伦（Mellon）”文科博士后研究员，随后一年又去了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出任一年的助理教授，执教香港城市大学的13年间又回哈佛大学在比较文学系出任富尔布赖特访问学者，2013年至今又远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出任汉学讲座教授和孔子学院院长、东亚研究组主任——您本人学术旅程的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这种频密的工作变迁对您理解传主的跨文化实践和“种族与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

　　钱锁桥：我们往往说“学贯中西”，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林语堂不仅“学贯中西”，而且真正生活于两个世界。要能真正理解林语堂，能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历当然对林语堂研究帮助很大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虽然是学英语出身，但来英国前对英国的了解都是纸面上的，对纽卡斯尔的了解更是根本谈不上。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纽卡在19世纪可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重镇，它是有名的“煤都”，也是造船中心——北洋舰队（以及日本海军）的船都是从这儿出去的。我在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时，又读到林语堂抗战时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林语堂要告诉美国，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毋庸置疑，如果质疑这一点，那就等于是“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纽卡斯尔）”。我读到这儿时惊呆了，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英文，我要是没来纽卡，绝对不可能理解这句西谚。然而，并没有记录显示林语堂来过纽卡。我把这句话讲给我同事听，问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他们都乐了，哈哈，现在还可以用，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

　　燕舞：1994年上半年，在拿到博士学位前两年这个最忙最关键的时期，您还在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担任过6个月的客座副教授，当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做好回国服务的准备了么？这个节骨眼儿上是否会担心这个“客座副教授”会分散自己的研究精力？

　　钱锁桥：当时南师大有位副校长到美国招揽人才，找到伯克利中国学生会（我当时是学生会的），找来一些学生座谈。我当时刚好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可以开始写论文。我问他短期的访问或教职可不可以，他说短期访问也欢迎啊。我正好可以借机回去查找林语堂的研究资料，当时国内（主要是中文系的一些学者，大多是从鲁迅研究延伸过来的）开始写一些有关林语堂的文章，我利用这个回国机会全部收集了。

　　当然，主要是当时太想“家”了。我1989年被录取入伯克利读博士，但因故不给办护照，到公安局问为什么，没有理由，上面定的。足足拖了一年，我当时那个绝望啊，天天想着去美国。可到了美国，马上又特别想“家”。这次回去6个月，终于把这个念头给灭了。

　　燕舞：在香港城市大学执教长达13年之久，5年前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决心移居和执教英国的呢？

　　钱锁桥：四海为家，就是哪儿都可以去的嘛。香港待这么久，我很喜欢香港。英国可是香港原来的“宗主国”啊，有英国大学招聘，我就应聘了，人生又多了一种体验，何乐而不为？英国现在已经不是全世界的“老大”，正好克服“美国中心主义”，换个视角。

　　燕舞：您也是《英国汉学协会杂志》的编委会成员，英国的汉学研究现状与德法、美国的差异大么？“中国学”的概念现在在国内很热。

　　钱锁桥：“中国学”在国内很热？这有意思。我都不知道“中国学”到底是指什么。以前西方有Sinology，我们译为“汉学”，它主要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且不包括现代的。可能是要迎合现在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吧，所以现在叫Chinese Studies。我是做现代的，这倒挺适合我。

　　英国现在流行学中文，“中国学”的发展肯定呈上升趋势。英国上大学也有“高考”，叫A-level，其中外语科目可以选各种外语，去年选中文的考生人数第一次超过德语，中文成了第三大外语，而且是唯一呈上升趋势的语种，但和法语、西班牙语差距还很大。英国现在闹“脱欧”，其中一种说法是要使英国“全球化”。我倒是希望英国借此能脱离欧洲中心主义，把眼光多看看中国，但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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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挖掘林语堂来发现另一种现代性途径

　　燕舞：您早在1989年就在北大《东西方文化评论》第2期上发表过《话语/权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这应该是1992年台版译著《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的前期“副产品”；1994年上半年，您在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设计和开办过“林语堂和东西方现代性”的课程，同年6月下旬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第4届美国中国比较文学协会国际会议上，又提交了《林语堂和美学反泛政治化》的英文论文；1997年12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维伦论坛上，又做过《亚美研究中的‘亚’为何？华美研究中国人主体性的产生》的英文演讲……这些应该代表了您1990年代关于林语堂研究的早期成果，那迄今为止，您对林语堂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哪几个大的阶段？

　　您对林语堂的心得和理解，又是怎样逐步加深的？

　　钱锁桥：我的学术生涯确实是从研究福柯和西方“理论”开始（虽然在深大时已经既译介福柯又反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到了伯克利才真正知道，福柯那叫一个火，几乎各个文科学科的研究生都得知道点儿福柯。可是，我越往深处钻，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现代中国发生了什么，“新中国”从哪里来。福柯探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方法、视角新颖，批评尖锐深刻，备受推崇。Paul Rabinow（保罗·拉比诺）教授是美国公认的福柯研究权威，他写了本很精彩的书French Modern (中文译为《近代法国》，相当不妥，应译为《法兰西现代》，是探讨法国（及其殖民地）的现代性，不是传统的有关法国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国史学界所谓的“近代”与“现代”在现代性视野下都是“现代”)。而我要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照理说，这和吾师之志趣有相通处。但是，我碰到了麻烦。我不仅觉得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探讨的西方的现代性，没有中国元素，而且觉得他们的方法、视角，那套“话语”本身来自西方的经验，不能完全套用于中国的经验——尽管中国现代的经验其实深深浸染于西方理论与经验。我们是跨文化的，“西”在我们现代举足轻重，而西方现代性理论并不包括中国经验。从福柯开出的后殖民理论，也和我们的经验相差很远。我们有我们的优先问题意识。比如，对中国现代性来说，中国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现代，便是一个中心议题。福柯讲“监狱”、“监视技术”，但他要是波兰人，恐怕他思考的东西、方法就不会一样。换句话说吧，西方流行的理论话语都是“骑马”、“跨马”、“修马”、“绕马”、“超马”，最多是“无马”，而我要探寻的乃“非马”也。于是，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由此你不入流啦，也不在你恩师、导师的话语圈了。我前面说到，我为了生存而一头扎进了亚美研究领域，这也是伯克利的强项，在美国领风气之先，我真的很感激黄秀玲教授给我那份亚美研究系的助教工作，不仅让我解决了刚到美国第一年的生存问题，还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后来做林语堂研究，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受亚美话语那种恶毒的攻击林语堂的语言的刺激。不过，华裔作家Frank Chin（赵健秀）有一句话我倒是很欣赏，他对华裔美国人说：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不去梳理，难道主流白人会替你去讲吗？！

　　我从94年开始写博士论文，确定开始做林语堂研究。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把它当成所谓“单一作家研究”。也许我是比较文学出身，中“理论”的毒不浅，从我的论文到第一本书Liberal Cosmopolitan: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一直都没想着写传记。我是要探寻“另一种”理论，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出路，而且还涉及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在中国走哪条路的问题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我找到了林语堂。也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棋子”，一个被我成长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埋没的棋子，我通过挖掘他来梳理我自己的历史，来发现我自己，看看我们本来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现在和未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博士论文写完了，“家”是回不去了，却找不到工作。我按自己的心意游学、写论文，天真地以为毕竟是伯克利出来的，反正美国任何地方都去便是，结果给现实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很幸运到纽约做博士后，提出的课题是华美文学研究，这可以说是从林语堂研究开出来的分支项目。也就是说，要搞懂中国现代，还得做美国研究。我在伯克利的时候见到过来做演讲的哈佛教授Werner Sollors（维尔纳·索勒斯），在纽约期间去哈佛演讲时，又见到Sollors的高徒尹晓煌，他们两位对我非常支持。特别是尹晓煌君，他告诉我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庄台公司档案，没人去看过，或许对我有用。这一下花了我好多汽油钱：有两个月我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大，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西/赛珍珠的来往信件。这绝对是我林语堂研究的转折点。其实，我写完论文就已经不满意，觉得只是从文本到文本，虽然林语堂出版的英文著述当时也没人看，特别是对他在美国的背景不甚了了。

　　后来，又去了台北林语堂故居好几次，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正值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感觉故居没人管，要关门似的。再后来，张隆溪先生邀请龙应台女士到香港城大做访问，我跟她讲我的研究，她热情邀我去做“驻馆研究员”，2004年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把馆里的资料清理了一遍，这对我的研究帮助也很大。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想写传记，我想的是“中国的出路”。

　　而进入新世纪，我自己来到香港，近距离地体验中国的发展，更惊讶地看着西方的“理论”被娴熟地用来“言说中国”，知识界也再次洗牌，自己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于是，我的第一本“理论”书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可译为《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采访者注）在2009年回美国做Fulbright访问学者时终于完成，并于2011年在Brill出版。

　　燕舞：您在香港城市大学曾经发起和主办关于林语堂的国际研讨会，2016年又在伯克利东亚研究所编著和出版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其简体中文版《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评论文集》据闻也有望于2019年出版，英美学术界在林语堂研究上的关切重点，与国内的侧重点有哪些主要的异同？

　　钱锁桥：要感谢城大特别是张隆溪教授大力支持，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邀请了两岸三地以及国际上的林语堂研究专家会聚一堂，我终于感到我也不是孤军作战了，不亦快哉！“评论文集”是该会议所交论文之精选，后来该会议的消息传出去了，美国又有两位学者寄来论文，都很好，我也收入了。该文集收集了中国以及国际上学者写的有关林语堂的论文，我认为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林语堂研究的最高水平。中文版2019年即出，以𬙋中文读者，读者可以从中自己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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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性传记”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

　　燕舞：国内读者熟知的林语堂传记或以他为论述对象的代表性著述，至少就有其次女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华文文学专家施建伟教授的《幽默大师林语堂》《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林语堂廖翠凤》《林语堂全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林语堂研究学会顾问王兆胜研究员的《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大传》，以及时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万平近的《林语堂评传》等，您以如此大的体量和篇幅且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来写这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您的自信在哪里？

　　钱锁桥：做学问一大忌便是手里没什么料，话却说得很满。孔夫子早就教诲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就是要知所不知。一上来就是《全传》《大传》——当然这不排除是出版商故意耸人听闻——怪吓人的。国内林语堂研究领域正是整个学术界的一个缩影。我记得94年回家那一趟，在常州新华书店里发现一本《林语堂在海外》，赶快买来，回家拜读。结果发现，那可是整个照抄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呀。我当时想，这也能出书？这也叫学问？这也叫专家？我现在写有关林堂的论文，今后人家也叫你“林语堂专家”，和这种专家并提，那不羞死啦？！要是抄袭也能算做学问，那我这个花了二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大图书馆查寻档案资料、往往一个注释也要对照几遍而弄出来的东西，它叫什么？

　　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可以一读，毕竟是女儿作为自家人写的。但也正因为此，对后代写父辈的传记特别要留心，她肯定“私心”很重。而且，林太乙是位出色的作家。凡把传记写成小说的，我没兴趣。

　　当代“理论”看不起传记，是有一定道理的。作家传记往往写成流水账似的，啰里啰唆，不知想要说什么。我看美国学者Peter Conn（彼得·康）写的《赛珍珠文化传记（Pearl S. Buck : A Cultural Biography）》就有这个味道。但中国有《史记》传统，传记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我写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是位跨文化评论家，那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历史学家。但主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林语堂为“棋子”，探究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问题，探究中国的出路（前途）问题。我写完第一本书以后言犹未尽，很多同事、朋友也敦促我写部传记，而我本来就觉得或许我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我开始写传记的时候，手头资料早就攒得满满的了，或许我本来就一直在为写史做准备。

　　燕舞：《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自我定位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何谓“智性传记”？林语堂本人也曾写过《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尤其是《苏东坡传》对很多不同领域的名家都有深远影响，他在传记方面的研究与写作技艺有哪些特点？对您写他的传记反过来有什么影响？

　　钱锁桥：“智性传记”从字面上讲，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或许“智性传记”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读完我这部传记，你应该就知道了林语堂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

　　燕舞：早在2004年，您在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就做过《启蒙与救亡：胡适、鲁迅和林语堂》的演讲，十年之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做过一场公开演讲《胡适与林语堂：现代中国两条自由之路》，将林语堂与鲁迅、胡适并称可以说是您的林语堂研究的一大亮点——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此次也将这一亮点凸显在简体中文版的新书腰封上了，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扩展到“三足鼎立”，钱教授的根据何在？您怎么让读者相信，您不是因为主要做林语堂研究而夸大其重要性而同“鲁迅与胡适”并称？

　　钱锁桥：“三足鼎立”是我在这部传记的第一章中作为引言提到的，但我其实希望读者读完该书后能和我产生共鸣，能理解我真正要说的意思，即鲁迅和胡适其实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读者不是傻瓜，他们自有评判。

　　6

　　细节中有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要真正达到“双语”“双文化”是很不容易的

　　燕舞：除了研究视角上的理论突破，一部“智性传记”要想有所创新与超越，传主相关史料上的突破恐怕也是一个基础性要件，这一点我在拜读尊著第6章《“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写林语堂与赛珍珠、华尔西夫妇复杂关系的第二节“《吾国吾民》”时就领教了，其中第35个注释就颇值得玩味——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1930年代中期时任《亚洲》杂志主编的华尔西，其主持的小型出版机构“庄台公司”为了大力推介林语堂的新书，往往将其书稿的部分精彩章节提前力荐到全美主流刊物上发表，取自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书稿中的Some Hard Words About Confucius一文在《哈泼》杂志发表，“该文取自第五章‘社会政治生活’，由赛珍珠缩编并题名”，“这篇文章《哈勃》杂志付了250美元版税，其中庄台公司抽取25美元佣金，另外25美元支付给内弗（Neff）小姐，以酬谢她‘从书稿中抽取章节的编辑工作’。可根据《哈勃》杂志编辑李·哈特曼给华尔西函，他们用的是‘赛珍珠缩编的章节’。”

　　这么说来，庄台公司的内弗（Neff）小姐所领取的这25美元其实是掠赛珍珠之美，她们“侵占”了林语堂的稿酬。

　　这一章里还有一个注释让我忍俊不禁，那就是林语堂1934年2月8日设晚宴为访问上海的华尔西接风，约请的陪客中有潘光旦、李济、邵洵美、徐新六（银行家，睡觉前读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法文作品）、全增嘏和丁西林等名流——“林语堂告诉赛珍珠，胡适此时在上海，但他不想邀请，除非赛珍珠和华尔希要求”，而最初拟定的嘉宾名单中还包括鲁迅、郁达夫和茅盾，“但因为他们不懂英文，后来林语堂也就算了”。

　　虽然这类考据极其琐细，但可以佐证钱教授的考证之细密之严实。

　　钱锁桥：这是你读出来的啊，不要这么小气嘛。

　　整体上讲，华尔西/赛珍珠给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和林语堂的关系也是本传记的一个支点。

　　说到细节，本书有很多很多细节，我校对、复核的时候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自己也都偷着乐。接着你刚才的接风晚宴这个例子说吧，林语堂拟的接待名单里，这位银行家徐新六的名字后，他加了一个括注（每天晚上读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法文文学作品）。看到这儿，我希望读者会和我一样唏嘘：现在还有这样的银行家吗？细节中有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林语堂在1937年第20期《论语》上的一篇小品文《思满大人》（Mandarin指清朝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亦指“官话”）中，有这样一段：“是的，古时的王公大人已不见了，讲官话的艺术也荒废了。我们没有一个李鸿章，只有阿伯林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看不见曾国藩、张之洞，只看见张宗昌、汤玉麟之辈。他们的名字叫做‘玉祥’、‘副祥’、‘振春’、‘金珏’，而他们的姨太太不是‘迎春’，便是‘秋香’。我想这也是一种可以纪念的国耻。”这篇文章是双语版，有中英文，但只有中文读者能欣赏到这一段，因为英文版没有这一段。

　　燕舞：既往代表性林语堂传在史料特别是英文史料方面如果说有所局限，难道仅仅是因为作者英文水平的局限么？最近二三十年来，按说新生代的汉语究者的外语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呀？您这部传记特别收录了“林语堂全集书目”，德语也不是您的专业，其德语创作这部分您是怎么处理的？

　　钱锁桥：首先，要搞清楚“英语水平”是什么意思。一级、二级再到“疯狂”级？要真正达到“双语”“双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所谓“英语水平”问题，而是要能活在该语言中。我不懂德语，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波士顿大学（Boston College）的吕芳是位才女，她在德国、加拿大、美国都待过，德语一流，她也来香港参加研讨会，我就向她请教，请她把林语堂的德语博士论文都整理出来了。

　　燕舞：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创意学院的副教授、女导演魏时煜博士曾跟拍您在世界各地寻访林语堂遗迹的过程，这些影像资料中，您觉得哪些部分的文献价值格外高？寻访过程中又有哪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钱锁桥：我的前同事魏博士也是一位才女，真能干。前些年我和她合作想拍有关林语堂的纪录片，全世界跑追寻林语堂的足迹。见了很多人，真是有趣。记得我们到洛杉矶——林语堂1936年在好莱坞待了半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有他曾经住的住址，所以我们就一路开车去找，一直开到门口，是一栋小洋房。我们就敲门，说明来意，探访一个中国大作家（“在美国成名的中国作家”——反正介绍林语堂都会很拗口）曾经的住址。主人特别热心，典型的加州人，能侃，说这个房子以前还有谁谁谁哪个名人也住过，反正我们借林语堂的名，在他家喝茶（是的，他请我们喝茶）、聊天，一个美好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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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林语堂主要是要看中国现代中的美国，做辜鸿铭则要看中国现代中的英国

　　燕舞：《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出版之后，您的林语堂研究还有哪些新的突破点和推进计划？您的另一部英文版传记《辜鸿铭：维多利亚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据闻已经签约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目前进展如何？关于辜鸿铭的研究，对林语堂的研究又有怎样的帮助？

　　钱锁桥：对，我的下一个项目是辜鸿铭。辜鸿铭太有意思了，或许是中国现代最被误读的人物。我当然是做林语堂的时候早就开始关注辜鸿铭了，林语堂自称辜鸿铭和胡适是影响他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林语堂当然受到辜鸿铭影响，比如上面讲到的“国耻”说就有辜鸿铭的味道。但我现在认为，林语堂其实不懂辜鸿铭。做林语堂主要是做中国现代的民国时期，做辜鸿铭则是做中国现代的晚清时期。做林语堂主要是要看中国现代中的美国，做辜鸿铭则要看中国现代中的英国。辜鸿铭研究1990年代有一阵在国内挺热的，以反殖民爱国的形象重新被发掘。可辜鸿铭最喜欢引用英国名家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地痞流氓人渣最后的避难所。

　　最近写完林语堂马上就想做辜鸿铭，也是因为有资料上的突破。我在爱丁堡图书馆找到辜鸿铭给骆克（James Steward Lockhart）的亲笔信数十封，其间隔横跨三十多年。辜鸿铭和骆克是爱丁堡大学的同学，他们后来一直保持朋友关系。骆克在香港官至仅次于港督的第二号人物（现在香港还有“骆克道”），后又出任威海卫总督。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辜鸿铭。辜鸿铭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笔和手书很难读，我专门请人帮我打出来了。

　　做辜鸿铭可以让我们探究中国现代的“保守主义”脉络。任何知道一点英国文化的人，绝对不会把“保守主义”当成贬义词，可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把它视为贬义的，因为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性中太弱了。革命后浪推前浪，而开启这一风气的是严复译介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维多利亚英国还有另一批人讲“文化”的：卡莱尔、阿诺德、拉斯金等，和斯宾塞、赫胥黎唱反调，而他们正是辜鸿铭的老师和导师。他们的思想后来也影响到美国的哈佛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文学评论家，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反对浪漫主义，相信伦理道德是人类行为的基础——采访者注）。——中国学衡派学人的导师。辜鸿铭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彻底的反革命，从一开始就反康梁的“雅各宾”政变，一直反到在他晚年兴起的共产主义红潮。辜鸿铭一直警告我们，中国这样激进下去，一定会搞出一个比秦皇嬴政还恐怖的“超级国家”。

　　燕舞：您也与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签约了一部英文专著《中国文化导引》，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书么？林语堂、辜鸿铭这些晚清、民国的思想文化名家在您所研究的这个“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是不是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

　　钱锁桥：辜鸿铭项目现在要稍缓一缓。我在英国一直教一门“中国文化导引”的课，出版社要我写一本给学生和一般读者用的书，我觉得也很有必要，我也有话要说。但写起来发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面面俱到又要有个人风格，不好把握。可见当年林语堂写《吾国与吾民》要相当的功底。不过应该很快可以完工了。这里当然会看到辜鸿铭、林语堂等前辈谈中国文化的烙印。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毕业生杨柳女士与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胡茂盛博士，以及《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张延杰副研究员，对本专访亦有重要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