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萦怀录——写在罗尔斯《正义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　　　　作者：旁观者100　　　　一，满怀价值担当的「反动者」——罗尔斯与美国政治学　　　　二，全球自由共同体——康德-罗尔斯主义与国际格局　　　　三，权利vs善——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四，罗尔斯与中国宪政民主　　　　五，自由、平等与功利——罗尔斯与市场经济　　　　六，未结束的结束语　　　　 　　　　在当今的中国，就应该：　　　　多点科学精神，少点科学主义；　　　　多点人文情怀，少点「文人」情怀；　　　　多点平民立场，少点民粹立场；　　　　多点精英担当，少点「精英」派头；　　　　多点大儒，少点犬儒；　　　　多点「权利至上」，少点「权力至上」。　　　　——————————————旁观者100 （部分引用，部分借鉴，部分原创）　　　　正文：　　　　一，满怀价值担当的「反动者」——罗尔斯与美国政治学　　　　凡是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略有了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美国历史上，不似欧洲大陆——政治思想大师群星璀璨。即使是像潘恩、杰斐逊还有《联邦论》（旁观者100注：旧译作《联邦党人文集》，不确。因为彼时还没有「联邦党」这个东西）的几位作者那样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学说也非以「抽象性」、「思辨性」见长，有点像政治杂文类的——这些政治家是以「实践的智识」而光耀千秋的。　　　　有人讲，这或许和美国缺乏厚重的历史积淀有关。好像有点道理。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和美国人缺乏政治上的大灾大难有关。（这可不光是因为：美国历史短，所以灾难史也短）俗语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其实政治哲学也差不多。无论是古典时代痛心于「大乱与僭主轮替」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庄孔孟，还是廿世纪反思极权主义创痛的波普尔 施特劳斯 哈耶克 阿伦特 以赛亚伯林 还有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几乎都是见识过大灾大难的学者。大灾大难出大儒啊，呵呵！　　　　有人可能会说了：难道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伊瑞克沃格林不是政治哲学家吗？他们确实是，但他们都不是「美国土著人」，他们是从「哲学之乡」德国逃难到美国的。　　　　二战之后，美国政治学界又刮起了「科学主义」浪潮。彼时美国的政治学界都标榜「科学」「实证」「去价值化」。主要主张有：　　　　1），认为政治上的「信仰」，「主义」「价值追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即便不是用来忽悠人的，那也是都是些无用的「形而上学」、「宗教教条」；政治学研究应该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要搞「价值中立」「价值祛除」；　　　　2）像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计量化；随便拿一本美国政治学的书，里面全是图标、计算公式，满篇都是「相关性/相关系数」「函数/变数」「离散」「概率」之类的东东；　　　　3）拒斥欧洲大陆那种「唯理主义」的抽象思辨，提倡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　　　　以上说的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刘瑜女士吧？这位才女就是典型的受美国式「科学化政治学」系统熏陶的的例子。她以下的几句话，就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基本特点：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刘瑜《从经典到经验》，载《南方周末》　　　　 　　　　 　　　　这样做有好处吗？当然有。科学化的政治学，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巫术化的政治学」。　　　　什么是「巫术化的政治学」呢？比如很多人讲「南斯拉夫伊拉克宪政化之后动乱了，所以动乱就是宪政引起的」。恕我直言，这就是典型的对政治现象的「巫术化理解」，而不是科学态度。古代人遇到倒霉事时，碰巧见到几次乌鸦——那就「证明」了「乌鸦报丧」；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那就「证明」了太阳肯定是绕著地球转的；「跳大神」等巫术，既然用了几千年了，那肯定是「老祖宗实践智慧的结晶」，这就「证明」了跳大神肯定对治病有用。波普尔的高徒、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讲，其实中世纪教会在证明「女巫存在」时，也是有很多「证据」的-只不过这些个「证据」和上文中的「宪政导致伊拉克的混乱」「乌鸦报丧」「跳大神治病」之类一样，都是靠「想当然式的臆断」而成的。（例如，我们可以给宣扬「宪政化导致伊拉克动乱」的人提几个问题：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侵入柬埔寨后，并未对被占领国实行宪政改造，为何还是有动乱、依旧到处听到反政府武装和游击队的枪炮声？为何英美对日本德国义大利占领后施行了宪政化改造，却没有动乱？真的有经验上的或逻辑上的证据来证明「宪政导致动乱」吗？在诘问之下，对政治问题「巫术式的理解方式」，不攻自破。）　　　　类似的思维模式至今仍然顽固的存在我们的脑海中。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透明国际」公布了各个国家清廉程度排行榜。这时很多网友都说：像印度等自由民主国家居然比中国还腐败？这说明自由民主不一定能反腐败呀！　　　　恕我直言，这样的讲法，说明那些朋友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还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科学化的政治学」又是如何做的呢？　　　　　　　　找到「自由之家」机构对各国政治自由程度程度的排行榜，再和透明国际列出的各国廉洁程度排行榜比对。设「民主程度名次」为x,「廉洁程度名次」为y，计算变数x与y的相关系数r（其区间为【-1，1】，可用专门的软体或计算机），这次才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的标准方法。貌似有人计算过，结果是：政治自由水平与廉洁水平呈明显「正相关」的。这是坚决摒弃那种「企图靠举几个例子就能证实/证伪某种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的。　　　　再比如说：西方选举中，金钱真的是最重要的吗？真的重要到了「花钱买选举」的程度了吗？很多中国人都这么认为，一些没有受过数学和政治科学系统训练的西方左翼文人（恕我直言，请见谅）也这么认为。那如何探究「花销程度」与「竞选胜算」的因果联系呢？　　　　设历届美国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一方花销所占该次选举总花销的百分比为变数x，设该方在历次选举中所得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为变数y，然后计算变数x与y的相关系数，发现只有一点点的正相关。我知道很多人未必相信——甚至很多不懂数学、政治科学的西方文人（甚至部分政客）也不相信——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谨的研究呢？总不能靠「想当然」吧？（当然，这个结论未必准确，主要是这种相对严谨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而不能光靠看过点西方的报纸，就草率地断言「西方选举是花钱买来的」。）　　　　　　　　以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亟待政治学的「科学化」；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像美国二战以后的那种政治学「泛科学化」的情况，还是需要改变的。政治学（当然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可能对人没有感情吗？——就像科学家对艾滋病毒和氦气那样？如果要是社会科学家总是像研究畜生那样，不带任何关怀的去研究人，早晚得把人给「研究」成畜生！　　　　所以萨托利说得好：　　　　「英美文化足可以训练出难以对付的「匠人」，但也很可能难以训练出「智者」……若说（欧洲大陆式的）理性主义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则缺乏足够的思想支配力。」　　　　这种情况下，「半路杀出来个及时雨」，约翰.罗尔斯横空出世。　　　　罗尔斯的《正义论》，诞生在美国的多事之秋（这个「多事」是相对于没见过「大世面」的美国人而言的，要是和廿世纪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中国比起来，美国那些事儿还算事儿？）。战后「消费社会」的物质主义带来的大空虚，然后是用学生造反的大激进来反对大空虚（当然这大激进的外衣下依旧是大空虚），然而大激进过后依旧是价值上的大空虚。冷战爆发与麦卡锡主义狂潮、50年代民权运动、「伟大社会」与「向贫困宣战」、越战与反战、学生造反与新左翼狂飙、妇女/环保社会运动、政府诚信危机……这一切让未见过「大世面」的美国人目不暇接。　　　　这时候，如我题目所讲。以为满怀价值担当的的「反动者」，罗尔斯及其《正义论》问世了。　　　　这本书大家可能几乎都读过或了解过。比较好懂-——至少比什么霍克海默、德里达、海德格尔啥的好懂多了吧？　　　　这本书既不像当时流行的在政治学著作那样只重事实、不问价值，也不像当时一些哲学/论理学那样陷入纯思辨的「思维游戏」中。《正义论》一方面用了很多时髦的方法（比如「理性选择」「博弈论」），不像施特劳斯、沃格林之类尽玩些「诗化的哲学」（高全喜语）；另一方面罗尔斯始终秉持强烈的价值观怀倾向，不搞「去价值化」的冷冰冰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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