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前完成结婚、生小孩的人生大事，是许多职场女性重要的挑战。

当两个人薪水只够刚好支应生活开销，谈到结婚、生小孩、买房子及小孩教育，每一点都让人叹气。

不过，路是人走出来的。今年31岁的陈玉翎刚当上母亲，喜悦写在脸上。为人妻、为人母的愿望，都在她的计划中实现。因为想住在台北市、又不想被高房价绑架，她与先生同住在娘家。这是在有限资源下，陈玉翎找到的折衷做法。她认为，对婚姻、小孩的梦想，不应该被经济压力啃噬，透过某种「有计划的妥协」，一样可以达到圆满。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大学推甄进入中文系，就是希望进媒体业工作；大学时交往的男朋友是现在的先生，两人也按照我的计划，在28岁结婚，30岁生下第一个小孩。

两人生活，比一个人划算

我先生家在桃园杨梅，但是我们工作都在台北，所以婚后要住哪里，婚前一开始就讨论过。

我知道在台北买房子、维持我原本在士林的居住环境，以我们目前的所得是很困难的，既然没有办法，就先不要买，但也不必因此就被房子卡住，而不敢结婚、生小孩。

决定要住在娘家，其实是经过一年的思考。婚后第一年，我们在娘家附近租了小套房当做新居。下班后，因为离娘家很近，还是每天回去吃饭。但这样其实很累，因为假设8点下班，回家吃饭、休息一下，再回到租屋处也很晚了。我没有勉强先生非得怎么样不可，只是一年后，他也认为既然要生小孩，我妈妈愿意帮忙带，不如住回娘家，省下每月1万多的房租，也不用每天两边跑。

很多人觉得，我想做的事就去做，似乎没有考虑后果，妈妈也说我「憨胆」（台语），没房子、也没赚很多钱，有欠考量，但结婚、生小孩，我都是有计划的完成。结婚是因为交往很久了，结了婚，才代表两个人真的在一起。而且两个人的经济比一个人划算，吃自助餐，两个人只要120元，一个人可能就要75元，一起吃比分开吃划算。

家庭，是工作、理财的动力

对我来说，有家庭当后盾，是我想过的生活，这是件我一定要做的事，也会让我对外更有力量。

当初我爸妈结婚时，身上只有3,000元，两碗鲁肉饭加上一块豆干可以吃一餐。我相信，既然他们可以，我也可以。倒也不是说非得像爸妈那样省钱，而是我有多少资源，我就过怎样的生活，小孩不一定非穿GAP不可，夜市的衣服一样好穿。

我把财务交给先生管理，因为他在银行担任理财专员。我们每个月固定存入收入的二分之一，而且随时有一笔大约6个月薪水的紧急备用金；其他超出的钱，才拿来自由花用。

所以，尽管对婚姻、家庭，我没有想太多就踏进去，但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目标在哪里，钱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赚得到。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我无法如想像般在工作中继续成长，那该如何有转换到新领域的能力。假使一开始薪水比较少也没关系，只要是我有兴趣、想学习的工作，我会让老板看到自己的价值。毕竟，有温暖家庭做我的后盾，就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35世代剪影

陈玉翎，1981年次

暨南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毕业

《动脑》杂志襄理

已婚，育有一子

在台北与娘家父母同住

抢救35岁，先要有这４个觉悟

2009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在「日本的明天」系列专题中，播了一部纪录片《抢救35岁的明天──来自未来的建言》。节目播出后，引起观众广大的回响与讨论，收视率高达10.6％，超越很多黄金档趋势剧。

‧工作10年，薪水成长幅度缓慢

‧拥有满手证照，却找不到好工作

‧看样子40岁才能结婚

‧结婚后要靠夫妻双薪，家庭才能存活

‧房贷要揹到70岁

‧生了一个小孩，不敢再生第二胎

节目中公布了NHK与三菱总合研究所共同合作，以35岁世代为对象的万人问卷调查结果，上述几个现象就是内容之一。以这份调查为主轴，NHK与三菱总合研究所同年又推出《抢救35岁》一书，想像20年后经济持续低迷，因为人口减少，导致个人税金及社会保险负担加重的生活，再度在日本掀起话题。

只是，一本明明是探讨日本35岁世代的书，为什么内容对台湾同一世代的人而言，感觉竟然如此贴近？那是因为，台湾也面临了相同的问题。

就在去年12月，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宗弘等人推出《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一书，真实呈现台湾年轻人当前的处境，一样也点出台湾社会在20年内即将面对的各种危机，如工作贫穷、贫富差距与人口萎缩等。

在台湾，以每5年算一个世代的话，截至2011年止，30～34岁的人口数高居各世代之冠，足足有202万人；35～39岁的人口数则有184万人，数目也高居第3。这群人是未来社会的活力与核心，却也肩负了前所未有的责任与压力。

这两本书不约而同地指出，35岁世代目前正面临了4大问题。

1. 文凭贬值，高学历≠高薪

在台湾，大学已经扩张到人人都有机会入学的地步，连带使得文凭严重贬值，高学历已无法和高薪划上等号。

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平均起薪大约是2.6万元，研究所毕业生也只有3.1万元，想和上一代一样，靠努力读书就能在社会向上流动，几乎不可能。

2. 工作穷忙，「薪情」沉重

自2001年至2011年11月止，台湾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的经常性薪资只成长了2,200多元，等于没有加薪。

至于日本的35岁世代，从1997年至2007年间，男性年所得足足少了200多万日圆，10年间出现了急速低所得化的现象。愈来愈多的「穷忙族」出现，意味再怎么工作也无法轻松度日。

3. 正职工作减，非典型就业增

从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间，日本以男性为主的正职员工在企业受聘的比例中，从83％掉到了76％，衰退达7％，企业倾向雇用派遣或部份工时的员工，亦即所谓的「非典型就业」员工。

在台湾，非典型就业者占全体就业者的比例虽然没有日本来得高，大约6.92％，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劳动市场的非典型工作者人数已明显增加。

非正职员工的工作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都可能被裁员。当然，他们的薪资也无法与正职员工相比，而且一旦兼职，就很难回到正职，对工作与未来的不安全感，持续扩大。

4. 不敢生小孩，负担反而更大

因为经济、社会因素的各种考量，日本与台湾的生育率长期偏低，2010年，台湾妇女总生育率更骤降到0.895人，成为全世界最低。

少子化的后果在于人口严重老化，年轻人的负担会愈来愈重。2010年，台湾平均7个青壮年人要扶养1个老人，如果出生率没有成长，到2025年，可能3个青壮年要扶养1个老人；2060年时，几乎每个青壮年都要扶养1个老人了。

上述4大问题，反映在生活与工作上，是衍生成更多的问题：经济能力无法跟爸妈相比；中年未婚，还跟爸妈住；想往高处爬的工作梦想破灭；不断转行再转行；找不到工作，做不了喜欢的行业；离乡、返家，都因为没工作……。

最令人泄气的一件事是：往后10年，经济不可能「有感」复苏，未来该怎么办？

林宗弘以日本为例，忧心的指出，35岁世代在经济起飞的年代成长，享受父母打拼的成果，然而，「这个看似最幸福的一代，却可能面对社会结构中各种恶化的经济与人口趋势。」

名人怎么看》蒋勋：35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

30岁到35岁，我自己回想起这一段，也觉得好特别。

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

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著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体制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体制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

我用这种既像在体制内、又像在体制外的方式教学，带著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进入体制，而是我在体制与非体制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梦想与体制之间的平衡

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

梦想跟体制，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要的是体制，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体制内愈成功、愈顺利，生命力愈容易被削减。

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5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体制里。我的思考是：不能不进去体制，但生命力不能被削减到没有。

这几年我出版《孤独六讲》，没想到是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solitude”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意。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

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35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5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

两种态度，找回生命力

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严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

其次，我们一方面尊重体制，可是体制内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体制的萎缩，它会愈来愈没有创意。

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体制中并不是没有弹性。

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

记得，不一定要打破体制，但要知道体制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在体制中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