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一个“啥都不做”的总统？

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令欣欣向荣的年代景象戛然而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间下降了30%。在最糟糕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难以想象的25%。有这么一种说法是，如果把失业者排成一条队，两人之间间隔一码（约0.9米），这条队伍可以从纽约到西雅图、洛杉矶然后再一直绕回纽约，这样还能多出28万人来。

面对经济大萧条，

胡佛什么都没做么？

事实完全相反！

首先，胡佛并没有在大萧条期间袖手旁观。他做了不少事情—比任何和平时期的总统做的都要多。罗斯福新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之后就曾承认：“我们当时虽然没有承认，但实际上整个新政计划都是从胡佛已经开启的那些项目中推引出来的。”实际上，胡佛对经济的不断干涉将整个状况变得更糟。他将1929 年的经济衰退之手变成了大萧条。虽然1929 年和1930 年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但一直到1931 年——在政府干涉了一年之后——情况才真正地恶化了。

保证失业

在股市崩盘后一个月内，胡佛将起关键作用的商业领袖召进了白宫。他恳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论证说高工资是从大萧条中脱身的方法，因为这样让工人有能力购买货品。

当然了，胡佛的哲学表面上说得通，几乎每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都尽职尽责地接受了它。论证是这样的，经济下行是因为“消费不足”造成的，但这种看法有问题。首先，如果造成大萧条的原因是消费者开支的减少，我们就应该预期最受打击的经济部门将是那些制造锅碗瓢盆、牙刷或做苹果派的。但正如历史学家加里·迪恩·百斯特指出的那样，最遭受打击的实际上是制造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品的行业。“消费开支的增长，”百斯特解释道，“将会极大地帮助消费品行业，而那些行业相比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下降程度最小。它几乎没有影响到重工业，而后者才是在大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失业工人数量最集中的行业。”

胡佛的理论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薪资对于商业而言是一种开销。当他要求企业开出高工资时，特别是在价格正迅速下跌的时期，他就让各个企业更难雇人。然而这些大企业尊重了总统的要求。令人悲伤的结果可以预料：大规模的失业。

胡佛的错误在于假设高工资是美国繁荣的原因，然而高工资只是这一繁荣的反映而已。如果单靠高工资就能够产生繁荣，那么我们就能够简简单单地推行每小时100 美元的最低工资来消除世界贫困。只有疯子才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因为这么做的结果只会导致闻所未闻的失业率和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插手农业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个灾难。一战结束后，农民不断要求政府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提供帮助，包括要求政府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换句话说，农民想要政府把食物和衣服弄得更贵，好让他们自己谋利）。农民难以维持生计，因为他们为数过多—在经济上完全说不通的那种过剩。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的生产完全被打乱，美国农业得到了迅猛的扩张。既然战争结束了，指望美国过于膨胀的农业能够保持同样的规模就毫无道理了。人和资源都必须转化到那些制造美国人真正所需产品的行业中去。

胡佛为了帮助美国广大农民发展成立了联邦农业局（简称FFB）。农业局向农业合作社发放贷款，好让农民能够囤积自己的庄稼，特别是小麦和棉花，等到价格涨起来后再卖。不论什么时候，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让价格上涨，但农民只会开开心心地在下一年种得更多，导致产品过剩问题更严重。最终，农业局授权通过粮食稳定公司从美国农民手上大量收购高于世界价格的小麦。这样，农民只会把小麦卖给粮食稳定公司而不寻求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僚们十分肯定，只要美国的小麦不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就会出现世界性的小麦短缺，外国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求着买美国的小麦。然而，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种植者却抢走了美国的国际市场份额。

联邦官僚们的确在短时间内成功提高了谷物的价格，然而，由于政府行为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却让价格被压得更低。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谷物最终还是要在国际市场上甩卖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几年后这样观察道：“胡佛为了保持农产品价格而建立不切实际的收购公司，其效果是通过囤积产品、制造不确定性使整个市场陷入混乱。”

基于这一问题，有些政府官员还是很诚实，承认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想要起作用，就需要严格限制农民生产的数量。农民对主动减少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的要求充耳不闻。农业局不顾一切地想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他们的领导人甚至号召各州州长“让农民立刻开始每隔两行就铲掉一行棉花树。”

胡佛应该学一学哈丁

哈丁对于1920—1921 年经济下行的策略是什么都不做——除了通过降低开支让政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年之内经济就重归活跃。

美国第29任总统：哈丁

还有更棒的：加税

臭名昭著的《史穆特—郝雷关税法案》本来是为了向美国的农业提供关税保护，但后来发现，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一种方式能将这样的保护仅仅限制在经济的某一个方面。无数行业的施压团体都跑到华盛顿去要求关税保护。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联合起来，敦促胡佛否决《史穆特—赫雷关税法案》，然而胡佛无视了他们所有人，并在1930 年6 月签字批准法案的实施。它使得超过2.5 万种产品的关税平均提升了59%。关税的提升对于美国的出口产业是重大打击，当美国的贸易伙伴们的产品被关在美国市场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报复。比如，意大利政府通过把美国汽车的关税翻番来作为回应—让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售量下跌了90%。法国人则基本上把所有美国产品都拒之门外。西班牙的报复则是把美国汽车的关税提高到了基本能保证它们不可能在西班牙卖得出去的程度。

还有其他的增税政策—非常多。曾经在20 世纪20 年代为降低税率而奋斗的安德鲁·梅隆突然在1931 年12 月改变立场，想要大幅度增加税率。国会和总统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 年岁入法案》的出台。这是美国历史直到那时在和平时期最大的增税幅度。个人所得税极大地提升，对最高收入者的税率从25% 飙升到了63%。这就意味着在大萧条期间，企业最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政府却让私人投资变得毫无吸引力。

花钱如流水

胡佛还大量增加了公共建设工程。他4 年任期内在这些工程上的花费比前30 年的总和都多。在因为《史穆特—赫雷关税法案》而导致的国际贸易缩减时期，船运没有那么吃香，而胡佛却补贴了造船工业。胡佛的重建金融公司（RFC）为濒临失败的企业—主要是铁路和银行业—提供低息贷款。到1932 年下半年，重建金融公司不仅仅只救助那些碰到麻烦的企业，也借钱给各州以缓解失业压力、资助公共建设工程。

总统为濒临失败的企业提供支持。这种尝试的效果值得怀疑。“那些他希望能够拯救的企业，”一位历史学家如此写道，“要么在充满恐惧的痛苦之后最终破产，要么就因为债务重重而在整个20世纪30 年代都压力巨大”。

胡佛与罗斯福政策不一样的唯一领域在于，胡佛犹豫着没有

提供直接的联邦救济，更寄希望于志愿组织以及最终，向各州提供贷款。他相信志愿组织以及各州政府和当地政府是提供援助的恰当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