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东方文化圈特有现象，始创于中国的周朝，秦朝时一度中断，到西汉恢复后一直沿用至清亡后十数载，前后绵延逾2900年。谥号制度创设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帝王将相、皇室女性生前的功绩、品行等情况，用一两个宏大含义的字词，来作盖棺定论，意在贬恶扬善、警示后人。

制度不仅实行于中国，在受中华文化影响极深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也曾长时间使用。按照颁布形式不同，谥号又分官谥和私谥两种。其中官谥由官府制定和颁行，对象主要为帝王将相、皇室女性，属于统治阶层，但也有一部分属于非统治阶层的公众人物、社会贤达或贞洁烈妇等等。

至于私谥则是对官谥的一种补充，由民间制定和使用，对象为官谥中没有涵盖到的部分名人或隐士，比如东晋、南朝宋的诗人陶渊明，就被私谥为「靖节先生」。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些原属统治阶层的大人物，比如末代皇帝溥仪，死后被私谥为「愍」。

谥号最常见、也最被关注的适用群体还是帝王。普遍情况下，如果一位帝王不是因政变被推翻，或因生前作恶太多被杀、被废，一般都有四个表示身份的称号，即生前的年号、尊号，死后的谥号、庙号。而谥号，是在帝王驾崩后，继任者按照逝去帝王生前的功绩、品行等情况，命礼部拟定数个合适的词汇，经大朝会商议后，所选择的一个最恰如其分的称号。

因为帝王有好坏之分，所以谥号自然也有美谥（又称上谥）、中谥、恶谥（又称下谥）之分，如经纬天地曰「文」、克定祸乱曰「武」、慈民爱物曰「仁」、安乐抚民曰「康」，「仁、武、仁、康」便是美谥；至于执义扬善曰「怀」、在国遭忧曰「愍」、年中早夭曰「悼」、恭仁短折曰「哀」则是中谥；而杀戮无辜曰「厉」、好内远礼曰「炀」、乱而不损曰「灵」、好乐怠政曰「荒」等便是恶谥。

因为谥号有惩恶扬善、警示后人的作用，是要载入史册、千古传扬，古代特别著重名节，很多帝王非常关心自己死后的谥号，例如楚共王芈审和魏武帝曹操便是典型。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在春秋时期，楚共王临终前跟大臣讲自己治国无方，跟晋国交战一败涂地，实在是辱没先祖，所以等到他死后：「从先君于称庙者，请为『灵』若『厉』。」要从这两恶谥中选择一个，千万不能用美谥。大臣听后面面相觑，连番苦劝数次都没用。结果等到他薨逝，执政子囊考虑到共王虽然治国乏善可称，但却有政治担当，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有悔过之心，便力主放弃先王所说的两恶谥，而改用美谥「共」（即恭，既过能改曰恭），朝臣也表示赞同。

到了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一代枭雄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事实上已经有皇帝的权力，当年在面对群臣拥戴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若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如此看来，曹操对世子曹丕唯一的期冀，是希望他称帝后，能给自己一个「文」的谥号，千万不要「武」，曹操也怕背上「篡逆」汉朝的骂名。到了曹丕即位，偏偏为曹操加「武」的谥号，让天下诽谤的言论集于其父一身。

不单是帝王，很多公卿大臣也很在意自己的谥号，例如西晋开国元勋贾充。《晋书·贾充列传》载，他虽然位极人臣，但由于有弑杀魏帝曹髦的大污点，生活作风也不端正，很害怕死后得到恶谥。侄子贾模为人耿直，直接对他讲是非功过自有公论，贾充听后更忧心忡忡。

贾充死后，按照惯例，家中要为其向朝廷请求谥号。在朝会商议时，博士秦秀等很多人力主给他一个「荒」的恶谥，因「外内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但武帝考虑到贾充的功绩后没有采纳，而是听从博士段畅的意见，谥为武。很多有识之士不敢明言，但内心满是讥讽之意。可见谥号不可乱加，必须要名副其实，否则欺骗时人容易，欺骗后世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