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http://www.zhjunshi.com/mil/2009-11-12/content5_35971.shtml王笛：路康樂著《滿與漢: 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 ―1928》（轉貼）2009-11-12 23:10:39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舉報非法信息] 已有評論(0) 歷史研究2002年第4 期 Edward J .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 Univ... 歷史研究2002年第4 期Edward J .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00 ,394pp.　　2002 年4 月初在 華盛頓 召開的亞洲學會第54 屆年會上, 宣佈本年該學會的列文森20 世紀中國研究著作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Post ―1900 Category) 授予德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路康樂( Edward J . M. Rhoads) ,以表彰其2000年由 華盛頓大學 出版社出版的《滿與漢: 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 ―1928》對「中國 近代史 研究的傑出貢獻」。關於族羣問題的研究是西方史學界的新熱點, 如在中國史研究領域, 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響的關於滿人的研究專著出版, 除路康樂的這本外, 尚有羅友枝( Evelyn Rawski) 的《末代皇帝: 一個清代帝制的社會史》、P. K. 克拉斯利( Pamela K. Crossley) 的《透鏡: 清代帝國思想中的歷史和認同》以及M. C. 依利爾特(Mark C. Elliott) 的《滿人之道: 八旗與晚期中華帝國族羣認同》。在《亞洲研究季刊》上最近發表的有關書評稱, 上述4 本書在今後可能成為滿人研究的「四書」 (the Four Books), 這顯示 美國 中國史專家對 中國歷史 研究的一個新趨勢, 即對族羣問題的關注。實際上在中國, 關於民族關係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 有不少頗具分量的作品問世, 但注意點主要在民族關係, 特別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滿漢問題的研究亦有不少佳作, 但是多把「滿人」或「滿族」作為一個既定的概念來使用, 沒有深入到滿人社會集團內部考察滿作為一個民族的形成過程、不同時期的不同內容以及這種演變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複雜因素。路康樂（過去國內都把其名譯為羅茲, 其實他的中國名字為路康樂。他告訴我這一中國名字的來歷與他的中國經歷有關: 他生於嶺南大學, 並在那裡度過童年時代。嶺南大學位於廣州康樂, 因而得名。路康樂1970 年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 其著作有Chinaps Republican Revolution :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 ―1913. Cambridge ,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和書目文獻索引 The Chinese Red A rmy , 1927 ―1963. Cambridge ,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 Harvard University , 1964）的新著共有7 個部分, 即導言、5 個專章和結論。第1 章「分離與不平等」。主要針對革命黨人對於滿是外來人的宣傳, 討論滿人的身份、革命黨人對滿抨擊的確切性以及滿漢分離的程度。第2 章「慈禧與『特殊制度』」。探討 慈禧太后 時期的新政措施以及對滿漢關係的影響。第3 章「載灃與『滿人權勢』」。分析慈禧之後載灃的政策, 指出他雖在某些方面繼續了慈禧的改革, 但在平息滿漢矛盾上無所作為。第4 章「 辛亥革命 」。揭示革命中滿漢問題與政治鬥爭的複雜過程, 從武裝起義、清廷反應、反滿暴力、南北議和到清帝退位。第5章「辛亥後的皇室和滿人」。集中觀察 辛亥革命 後皇帝和滿人在共和制度下的經歷。從這些章節目錄和主要內容便可看出, 該書結構並不複雜, 以 辛亥革命 時期為中心來討論滿漢族羣關係、面臨的問題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雖然辛亥革命在中西方都是一個研究相當深入的題目, 早期集中在 孫中山 等革命者方面, 後發展到改良精英(如國內對立憲派的研究) , 但路康樂發現, 人們對這一時期的宮廷內部卻知之不多, 而這正是該書所要分析的要點。該書以 梁啟超 在 戊戌變法 失敗後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呼籲「平滿漢之界」開始, 以縱論20 世紀初中國族羣問題為結束, 從錯綜複雜的清末民初的政治風雲中, 以族羣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考察政治權力的鬥爭。路氏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回答以下問題: 誰是滿, 誰是漢? 義和團 運動後革命黨人是怎樣批評滿人的? 在滿人統治中國兩百多年後, 滿漢到底有多大的區別? 清政府是怎樣處理這些批評的? 滿漢畛域是否有所彌合? 關於漢滿關係, 清廷到底是有所作為或是無所作為而導致精英與之分道揚鑣並激發了辛亥革命? 革命期間以及之後,滿統治階級和滿民眾的命運如何? 總而言之, 該書最終是要探索清末清廷是怎樣處理滿漢關係以及在此問題上的教訓, 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族羣與政治權力的關係。 路康樂在書中仔細分析了滿漢關係及其對政治權力的影響, 但我認為更應該注意的是他將滿作為一個「族羣」以及對「族羣關係」(ethnic relations) 的獨到分析。在西方學術界, 在研究不同人羣關係時, 經常使用三個詞, 即race (種族) 、people (民族) 、ethnicity (族羣) 。在一般的英漢字典中, 都把ethnicity 譯為「種族劃分」或「種族區別」, 把它的形容詞ethnic 翻譯為「種族的」或「人種的」。然而近年來西方史學界關於ethnicity 的研究, 其含義卻比「種族」寬泛得多。其既可以是「種族」, 亦可以是由於文化、經濟、社會、語言以及政治等等因素而形成的人羣間的隔閡（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韓起瀾( Emily Honig) 關於蘇北人在上海的研究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 1850 ―198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具體分析見我在《歷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發表的《近年 美國 關於近代中國城市的研究》一文）。因此, 為使這一概念區別於「種族」和「民族」, 我把ethnicity 譯為「族羣」,其既可以表達種族, 亦可以說明人羣間的鴻溝。另外, 路氏在書中非常小心地使用關於「滿」身份認同的一些詞語, 並從這些詞語的發展演變, 來觀察「滿」作為一個「民族」形成的過程。正如該書標題所採用的, 他以Manchus 泛指「滿」這個族羣, 進而分析了「滿洲」、「旗人」、「滿人」以及「滿族」的演變軌跡。因此, 為了不使讀者對作者的這種匠心發生誤解, 在一般情況下, 本文並未按國內習慣籠統用「滿人」或「滿族」, 而以中性的「滿」來代之(除非作者有所特指) 。但在個別讀起來實在不大符合漢語習慣的地方, 則仍以滿人稱之。路氏指出, 在整個清代, 滿的身份(Manchu identity) 總是與八旗歷史和結構糾纏在一起, 實際有三種不同的含義。其一是狹義的、早期的意思, 滿即滿洲, 分佈在滿洲各地女真的後裔, 在16 世紀90 年代為 努爾哈赤 所統一, 1615 年又把他們組織為八旗, 後稱為「滿洲」, 又稱為「佛滿洲」 (即「老滿洲」) , 以與後來的滿旗相區別。他們在歷代皇帝眼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其二的範圍稍寬, 包括整個八旗滿洲, 不僅有老滿洲, 而且包括伊澈滿洲(新滿洲) 、通古斯人以及通古斯化的蒙古人。他們在清入主中原後加入滿旗。其三, 含義更廣, 滿人即旗人, 囊括了 滿洲八旗 、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 按此定義, 滿人即這24 個旗的旗人。路康樂認為, 總的來說,「旗人缺乏種族、語言和文化的同一性」(第290 頁) 。歷代清皇帝力圖以要求多習滿語和騎射來「滿化」, 但早期滿漢的區別並非族類(ethnicit y) 或政治地位, 而是職業。從一開始, 八旗的基本功能便為 軍事 性的, 其核心是旗兵, 是清征服漢人的主要力量, 之後又成為各主要城市的駐防, 威懾各地。除極少數謀一官半職或務農外, 他們中的多數人不能從事其他職業, 因此只能混跡於兵營, 從國家獲取生活之資。從職業上看, 作為旗人的滿人即世代以軍旅相承, 與 德川幕府 時期的武士很相似。路康樂指出,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滿開始從一種職業身份轉化為一個族羣」 (第291 頁) 。在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中國文人和官員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下, 不再把「國」(country) 只是作為一個文化概念, 而開始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 這個政治和地域的範圍來考慮。 梁啟超 在這個認知上起了重要作用, 是他把「中國」的概念從一種文明轉化為一個地域性的國家。作為這個重新定義的一部分, 滿人成為一個「種族集團」(racial group) 。根據梁對滿漢關係的闡述, 正如黃種與白種間生死攸關的種族衝突一樣, 在中國, 這種對立也存在於同屬黃種的兩個亞羣(subgroups) 之間。路氏認為 梁啟超 實際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定義滿和漢。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滿漢區別日益加劇, 這種畛域主要表現在種族(racial) 上, 而非過去的文化和職業的差異。雖然「滿族」這個詞在晚清便存在, 但很少被使用, 而這一時期用得最多的詞是「滿人」和「旗人」。前者主要為革命派所稱, 革命前普遍使用; 後者為清官方所用, 革命後則更為流行。在辛亥革命前, 由於革命者認為中國是漢人之中國, 因此按《 同盟會 章程》, 滿人應被「驅逐」。革命中, 共和人士拋棄了這一思想, 開始接受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概念, 即集漢、滿、蒙、回、藏為一體。該書出版後, 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讚揚, 英國《中國季刊》、 澳大利亞 《中國雜誌》、法國《漢學論著評論》以及 美國 《亞洲研究季刊》等分別發表了書評。《中國季刊》的文章指出, 「該研究生動、資料堅實, 對理解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 中國歷史 以及中國不同族羣間的鬥爭, 做出了重大貢獻」。《亞洲研究季刊》發表的書評認為, 該書「在好些方面都獨樹一幟」, 而且對晚清「正發生著變化的意識機制」有著「非凡的表述」。評獎委員會的讚詞也稱: 「路康樂敏銳的分析對認識滿人以及滿漢關係開闢了新的途徑。」委員會認為他對滿人身份性質的分析是非常精湛的, 他通過「對清末民初漢滿隔閡的絲絲入扣的描述, 證明瞭辛亥年革命者的反滿並非只是停留在語言之上」。毫無疑問, 該書的出版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將會是一個新的啟發和推動。2001 年秋天在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90 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時, 學者們便意識到, 辛亥革命研究在幾代中外學者的努力下, 已經相當深入廣泛, 進一步發展將有一定的難度。路康樂的研究告訴我們, 辛亥革命課題實際上還有很大的空間,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擴展資料的使用, 更新研究的方法, 變換思維的方式, 轉移觀察問題的角度。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不僅是在最近發展較快的社會文化史方面, 即使在政治經濟史以及人物等這些過去研究較深入的方面, 仍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在本文結束之際, 我想補充兩句題外話。路氏的這本著作並沒有使用目前西方任何流行的理論或「話語」,也沒有建構複雜而宏大的分析框架, 其觀點和論證都建立在堅實的資料、平實的敘事之上, 其方法仍以傳統的實證為主, 讀起來清晰、曉暢, 邏輯嚴密。這本書的獲獎也說明, 雖然多學科交叉和理論上的突破為西方學術界所重視, 美國歷史 學的主流對堅守傳統敘事和實證方法的研究, 仍然是十分欣賞的。該書的獲獎或許對一些片面追求西方時髦的理論和方法, 但又沒有認真理解和消化的學者可以起到一點清醒的作用。另外, 該書的問世離路康樂上一本書的出版已整整25 年, 這25 年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多麼漫長的學術探索。路康樂的治學態度,對我們克服浮躁、急於多出成果而忽視學術質量的心理, 是應該有所啟發的。(振華軍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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