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对道保持沉默呢？事实并非如此。从老子、庄子到历代哲人，都对不可说的道作了许多言说。因而，有人提出疑问：“大家都说《老子》是讲‘道’的，而大家又都说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老子》一书究竟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不永恒的道’，还是在讲‘说不出来的道’？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讲它？如果是后者，《老子》怎么又能把‘说不出来的道’给说出来了呢？”这是一种钻牛角尖式的“直线思维”。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说不可说之道”自相矛盾，但是他们并不想去消解这一矛盾。因为，在古人看来，“说不可说之道”是人们在认识道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悖论。北宋学者苏辙即指出：“道非言说，亦不离言说。”章安也说：“道固不可以言传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求夫言迹之间，固非所以得道。然舍夫言迹，则道又不可得而形容。”可见，对于道与言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理解。一方面，任何语言都只是对道的一种有限的陈述，而无法表达道的无限的意义，正如王雱所说的那样：“虽圣人之言，常在其一曲”。这样，语言对道就有一种遮蔽的作用，即以对道的某一方面的阐述，遮蔽了道的其他方面。为了防止对道的片面理解，必须强调道不可说。另一方面，“道非言无以致显”。领悟了道的人，如果想要表达出他所领悟的道，就必须用语言来象征性地对道进行描述。言说虽然不能完全表达道的意义，但终归对道有所指示，听此言说的人，也可能透过此言说对道有所领悟。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言说，问题在于言说道的人是否对道真有所悟；问题也不在于言说不可说的道，问题在于听此言说的人能否得道忘言，由有限的言说去领悟那无限的道意。”（文/尹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