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不能用語言來表達，那麼人們是否只能對道保持沉默呢？事實並非如此。從老子、莊子到歷代哲人，都對不可說的道作了許多言說。因而，有人提出疑問：“大家都說《老子》是講‘道’的，而大家又都說老子認爲‘永恆的道’是說不出來的。那麼，《老子》一書究竟是在講什麼？是在講‘不永恆的道’，還是在講‘說不出來的道’？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講它？如果是後者，《老子》怎麼又能把‘說不出來的道’給說出來了呢？”這是一種鑽牛角尖式的“直線思維”。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說不可說之道”自相矛盾，但是他們並不想去消解這一矛盾。因爲，在古人看來，“說不可說之道”是人們在認識道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悖論。北宋學者蘇轍即指出：“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章安也說：“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求夫言跡之間，固非所以得道。然舍夫言跡，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可見，對於道與言的關係必須作辯證的理解。一方面，任何語言都只是對道的一種有限的陳述，而無法表達道的無限的意義，正如王雱所說的那樣：“雖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這樣，語言對道就有一種遮蔽的作用，即以對道的某一方面的闡述，遮蔽了道的其他方面。爲了防止對道的片面理解，必須強調道不可說。另一方面，“道非言無以致顯”。領悟了道的人，如果想要表達出他所領悟的道，就必須用語言來象徵性地對道進行描述。言說雖然不能完全表達道的意義，但終歸對道有所指示，聽此言說的人，也可能透過此言說對道有所領悟。因此，“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言說，問題在於言說道的人是否對道真有所悟；問題也不在於言說不可說的道，問題在於聽此言說的人能否得道忘言，由有限的言說去領悟那無限的道意。”（文/尹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