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告|《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受眾分析》
書目：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受眾分析
符號學：原理與推演
趙毅衡老師寫的這本書，基本上可以歸為符號學入門的書，所以讀起來暢通無阻，大致能夠理解作者的意思。該書分了兩部分：上編和下編，用九章的篇幅講述了原理，用八章討論了推演。從引論部分的「什麼是符號？」，寫到推演部分的「當代社會的符號危機」，層層推進，正因此，其實看到後面就有一點抽象，覺得很深奧。上編寫的主要是符號的基本知識，譬如對符號下定義，符號學的應用之處，符號的構成等等，諸如此類，其實按理說不必再為符號學的基礎知識大費周章，就像新聞傳播學的當代著作很少再去討論什麼是新聞學，傳播學有何用處，更多的是對前人的經典著作進行分析，亦或是用前人的理論來解讀當今的社會現象。趙老師也在書中解釋了，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為符號學誕生以來，文獻資料很豐富，但沒有一個文獻達到了他所期望的目標，理論也是相當散亂，沒有形成體系。
趙老師在索緒爾、皮爾斯、卡西爾等人的基礎之上，給出了符號的定義，即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也就是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這裡所說的意義是指，一個符號可以被另外的符號解釋的潛力，解釋即意義的實現。既然符號是跟意義高度相關的，那麼符號學也就是研究意義活動的學說。
那麼符號學又有何用呢？在高度符號化的時代，個人通過作為消費者（尤其是符號消費者）實現人生價值，而非生產者。作者以奢侈品為例，說明瞭對「符號權」的爭奪的重要性。而符號學之所以能夠用來分析這些人類面臨的難題，是因為符號是人作為人存在於世的基本方式。人類淹沒在符號中，所有學問都涉及意義，因此都是符號學的範圍。
皮爾斯說，「每一個思想是一個符號，而生命是思想的系列，把這兩個事實聯繫起來，人的用詞或符號就是人自身。」
符號學是人類歷史上有關意義與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綜合提升，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適用於全部人文與社會學科。符號學是從批判理論所依賴的四個支柱體系（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心理分析、形式論）中的形式論發展而來。符號學原來只是其中的一個派別，六十年代成為形式論的集大成者，後來符號學從結構主義推進到後解構主義，從文本研究推進到文化研究，所以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符號學等於形式論。符號學發展經歷了四個模式和三個階段。
四個模式是：索緒爾的語言學模式、皮爾斯的邏輯-修辭學、卡西爾的文化符號論、巴赫金的語言中心馬克思主義。
三個階段是：二十世紀上半期，模式的奠定與解釋，此時索緒爾的理論率先成熟為體系；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符號學作為一個理論正式起飛，其他模式有一定發展，但索緒爾模式一家獨大，符號學成為人文社科規模宏大的總方法論；七十年代至今，皮爾斯模式取代索緒爾模式，符號學多元發展，其他學派結合，應用於課題之中。
趙老師說，二十一世界是符號學世紀，之所以這樣說，不是自誇，而是一種憂慮：它的符號構成變化太快，我們的理解追索至今尚未找到基本方向。「符號滿溢」「符號泛濫」「符號過飽和」都是問題。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叫魂這本書很有意思，全書明線是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事件，有了故事性，讀起來就不至於太枯燥。作為翻譯的著作，我個人覺得叫魂的文風讀起來很舒服，也許是加入了很多翻譯者的理解和改動之後呈現出來的作品，不像現代的翻譯文學，為了不改變原意，很多長句照搬過來，遣詞造句也很生硬，讀起來拗口，各有優劣吧。
回到書中來，作者很巧妙地利用叫魂案件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從一個案件就能看出乾隆時期的百姓、官員、皇帝等社會各個階層的畫像。平民百姓在面對妖術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是畏懼和害怕，但也不乏有人想要利用這種超自然的能力為自己牟利，除掉自己的敵人，達成自己的心願。書中寫到的抓獲的犯人基本都是和尚和乞丐，他們是底層人民中的底層，因為居無定所，無人知其底細，容易引起人的懷疑和恐慌，也容易讓人嫁禍和栽害。反觀當今社會，是一個極具流動性的社會，這種現象已經緩解了很多，因為隨著人員的流動，信息也在快速流動傳播。「信息是一種權力和力量，但也與安全有關」。掌握了信息的人自然掌握了權力。
「百姓大眾是輕信的，一有政治危機或天下大亂的跡象，他們就會驚恐萬狀，做出暴力反應。」
官僚階層一開始的反應不以為意，認為這只是無知百姓的盲目的恐慌，只是將擒拿的疑犯稍作懲戒，但很快流言就傳遍了江南地區，再到安徽、山東等地，後來連乾隆也收到風聲，頻頻施壓，甚至對於一無所獲的官員嚴厲斥責其為廢物。不管下面的官員信不信，不管是否確有其事，都不得不四處搜捕，嚴刑拷打，這其中山東巡撫富尼漢在辦案過程中最積極，卻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後被貶斥，而江西巡撫吳紹濤一直保持冷靜，不做任何反應。當然這其中有很多複雜的關係，比如江西巡撫吳紹濤的年紀偏大，以及他和乾隆微妙的關係等，單純比較山東和江西兩位官員的處事態度，也可以看出整個官僚階層對待同一件事的態度的差異，只不過有的抗住了皇帝的壓力，有的偷雞不成蝕把米。
至於皇帝，他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妖術的恐慌，也是對任免制度和官僚機制的不信任，以及對江南腐敗和滿人漢化的忌憚。原本只是毫無根據的虛無之事，後來卻因為乾隆的政策，搞得整個社會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作者在書中插入的皇帝硃批，能夠明顯看出乾隆的性格，多疑和易怒，因為處於那樣的一種情況之下，乾隆做出的很多努力收效甚微，他開始有一些害怕。
「術士們竊取人們的靈魂，腐敗的漢文化則竊取滿洲的品德，哪一種危險對他（乾隆）更為真實呢？」
從秦朝開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一直處在不斷加強之中，雍正的軍機處設立，代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達到頂峯狀態，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乾隆對於軍機處的信任，在案子後期將主要犯人都押往承德由軍機處大臣審理，直到最後由這些大學士證實，告訴乾隆這是一場鬧劇，乾隆這才罷休。
作者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體制瞭解得如此透徹不得不讓人驚奇。以史為鏡，不管過去多少年，對如今社會仍有借鑒意義。作者寫到，「妖術實踐是否『真的』會削弱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這實在是不得要領，真正作數的應該是百姓對於妖術的反應。」這句話換一種思路就很像奧威爾說過那句話，羣眾的激情可以像水龍頭一樣被人開關，要掌握好羣眾的情緒，社會才會穩定。「巫術引起的恐慌是由於人們的無知，但政府也無法保護他們不受危害。」
受眾分析
《受眾分析》顧名思義主要是詳細討論關於受眾的各種相關概念，因為在之前的學習中零零散散接觸過麥奎爾的受眾概念，所以讀起來比較熟悉，相當於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拓展和深化。
我主要分析本書的最後一章——受眾概念的未來，因為現在新媒體的發展勢頭很迅猛，很多人認為受眾這一概念已經過時，取而代之以「用戶」來指稱交互性媒體的接觸和使用者。麥奎爾在書中也提到了這種現象，新型媒介的產生帶來了新的分化受眾，以往受眾強調「被動接受」，是受傳者，如今用戶掌握信息傳播的主導權，並且依靠大數據分析，一條信息觸達到用戶後，用戶有沒有反應，有沒有行動，顯而易見，所以每位用戶的畫像是清晰的。
麥奎爾在書中提到，在媒介源和媒介渠道不斷增多的情況下，開始出現「受眾衰落」，人們的注意力被大量分散，單一受眾和大眾受眾這樣的概念已經不太適用，受眾的分化不只是渠道增加的結果，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新的技術的產生，以及伴隨著新技術而誕生的新型媒介，如果要按照舊的受眾標準來衡量，那新型媒介完全沒有受眾。所以這樣看起來，似乎非常有必要創造一些新名詞來指稱這一類型的受眾，但麥奎爾則話鋒一轉，說我們仍然不能棄用「受眾」這個術語。
麥奎爾說，在目前革新狀態下，我們能夠得到的一個最合理的結論就是，在面對所有這些變化和技術發展時，有一個相當強大的慣性力量制約著受眾的形成和受眾的根本性改變。他引用了紐曼在《大眾受眾的未來》中的描述，當新的信息和傳播技術推動傳播活動向著更加多樣化和更強的參與性發展時，所遭遇到的另外兩股強大的抵制力量。意思就是說新的技術和新的媒介在推廣和普及時會遇到強大阻力，只要「大眾媒介」依然存在，關於受眾的傳統含義和傳統顯示，也將繼續存在並且仍然適宜。
受眾被用於支撐那些被某一傳播媒介所到達的人們，或與之相聯繫的人們，不論他們對媒介捲入的實際程度如何。這一概念在使用中的適應程度如何，內涵上有何新發展，可能取決於我們對作為聽眾或觀眾統稱的受眾一詞的原始含義能夠保持多長時間的敏感。就是說在媒介的不斷發展變化中，受眾一詞的含義也會發生轉變，從舊時的觀看式、被動式的意義，轉向互動式、主動式的意義。
雖然「受眾」這個術語被麥奎爾支持繼續使用，但是麥奎爾也明白，將各種媒介使用者（即用戶）說成是受眾似乎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即使交互性本身具有多大程度的潛在吸引力，仍然是非常不確定的，但是交互性媒介明顯強化了受眾成員介入、反饋和選擇、接近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動搖了以往的受眾經驗，並使之多樣化。這類媒介和「觀看式」大眾媒介很不同，這類受眾和以往的「被動受眾」也很不同。最後作者提出了幾個主要維度來劃分各種不同的受眾，因為諸如主動性或被動性程度、互動性與可互換性程度、羣體特徵、構成的異質性、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等一些主要維度，仍然具有足夠的張力。新的更準確的術語會因為特定目的的需要而產生，這些因特定目的而產生出來的術語集合在「受眾」這一概念之下，形成一套豐富的專業術語，用來指稱由社會、文化、行為、語言、經濟等各種因素所界定的，目前正大量湧現的各種受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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