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那個多的小國家為什麼不願意實行仁政思想？難道他們不關心平民百姓的生死嗎？

不會，馭「龍」之術，有「龍」之時千金難得，無「龍」之日一無可取；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戰亂時代，儒學毫無用武之地，下面說個題外話，儒學的用處：

《史記·鶡冠子》

魏文王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

魏文侯曰：「可得聞邪？」

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閑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秦 楚 之堅甲利兵矣。」

儒學思想猶如扁鵲兄之醫術，防危度患，去病於萌芽之中；然而春秋亂世，病入膏肓，更盛扁鵲之術。

窮困、亂世之時，第一策略就是不擇手段的生存並發展起來，這個時候仁義、和平、幸福也就是睡前想一想罷了；但是和平統一的時代，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想要長治久安，就必須要有一套正確的價值觀來主導社會。

為什麼呢？

比如，法律可以嚴懲那些操弄假疫苗的人，但是誰又能挽回那些被其殘害的家庭呢？法律能阻止那些想作惡卻還沒實施的人嗎？

答案是不能的，唯有能深入人心的道德觀念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唯有國家施行仁政！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各司其職，各安其位，為自己的不同身份負責，從而減少社會上的不公和怨恨，從而避免一些人產生扭曲的價值觀；社會不再以金錢論地位，人們不再以良知換利益，大家的共同目標是平安幸福，整個國家進入良性循環，循環漸進的達到國富民強，這才是儒學的真正目的。

我其實對孟子的論點一直有一個疑惑。

孟子對他的仁政的最終結果總是這麼形容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但是事實是既不存在親戚全叛之的失道國家，也很難構建天下全順之的得道國家。如果從0到100打分的話，桀紂10分（因為還有伯夷叔齊這樣攔路保護的），堯舜90分（因為還有堯舜其猶病諸的事情），戰國末期的大部分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似乎在40分（比如孝成王之後的趙國？）到60分（比如文化還行但是武力值特低的齊國？）之間。而事實上春秋五霸也就在75分上下浮動，所以這個時期君主基本上想夠到堯舜是比較難的。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即使一個小國家（比如孟子賦予厚望的滕國）真的做到了90分甚至95分，天下人真的會「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嗎？事實上交通那麼不發達，大部分百姓也不太清楚天下大勢咋樣，也不可能拖家帶口去投奔，何況國君設個路卡就擋掉一大批。話說今天雖說從亞洲某國偷渡出去的也不是沒有，但是大部分人不也在原處待著嗎？何況中國人本來就安土重遷，也沒人發路費。這讓我想起孟子說商湯當初「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話說這幫人這麼喜歡被湯征伐，居然沒有主動來歸順，可能還是移居成本的問題。

所以就算有個小國治理得全體人民幸福如天堂，別的國家的百姓還是會在羨慕中觀望，或者可能壓根不知道這個小國的存在。而這個小國也沒有經濟能力組建軍隊去解放全世界，否則人民生活水平肯定要下降。更何況在對外環境中，還是軍事實力的影響更直接也更有效，而國民生活指數只能起參考作用。

所以除非每個百姓都素質很高，明辨是非，而且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否則不太可能「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吧？而歷史事實是相反的。

所以只能保守地說，推行儒家思想的國家可能比同樣數量級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更高，長遠的發展能力更強。但是軍隊素質究竟會不會更高？可能短期內不如法家政策的強效，但是長期效果可能好些。話說北伐戰爭時的黃埔學生告訴我們有素質的軍人戰鬥能力會比較強，但是普通士兵的實力就難說了。至於靠儒家統一。。。我終究還是覺得孔孟的思想更適合維持體系內部穩定，對外能力整體偏弱，效果也偏慢。

仁政有利於促使君臣百姓上下一心，不攻伐他國，至少可以自保。如果他國入侵，舉國皆兵，誓死守衛，那麼他國也會權衡利弊是否要入侵。

實行仁政，同樣要教民戰鬥，不教謂之棄民。

商鞅推行的法家思想並非是秦國崛起的最根本原因。什麼是根本原因？

就是鞏固和發展土地私有制。

這樣地主才越來越有錢，能繳比其他國家更多的稅。國家才有錢練兵、修水利。那地主不交稅怎麼辦？用嚴刑峻法逼他們繳稅咯。國家有了錢，如何把錢變成戰鬥力？獎勵軍功唄。如果身體素質不適合打仗也沒事，多種地多繳稅就好。同樣，如果六國推行以「仁」為本的儒家思想，而和秦國一樣，施行其他有益於國家的制度，那強大也不是不可能。

發現了這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所以不請自來。

首先亮明觀點，戰國時的儒家思想雖然以「仁」、「義」為口號，但其倡導的政策與思想，並不是「仁政」；而即便是真正的「仁政」，也無法令一個戰國時的國家強大起來。

首先說明為什麼我認為戰國時儒家的政策不屬於典型的「仁政」。仁政與善政不同，並不是說對百姓好，對國家有助益的都叫仁政。仁政的核心在於減輕民眾負擔，和弱化君主的專製程度。從這一點上來說，孟子學派對弱化君主專制提出了明確的「民貴君輕」思想，但對於更為核心的減輕百姓負擔這一點上，更多的停留在理想化和口號的層面。雖然戰國儒家減輕徭役，減少戰爭的主張確實能夠降低普通民眾的負擔；但另一方面，對周禮的推崇和重道德心性而輕實際生產的思想使得儒家的學說和倡導的政策與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相去甚遠。過於繁複的禮制是對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而對實際生產的輕視實際表明了儒家學說並不重視基層民眾的生活實際，更不能代表基層民眾的呼聲。孟子民貴君輕中的「民」，也並不是指的平民百姓，而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地主和宗族。事實上，西漢以後，這些代表地主豪強和宗族的「民」反而是底層民眾最直接和最殘酷的盤剝者。因此，至少戰國時期活躍的儒家治政思想並不屬於典型的「仁政」，而更偏向於依託禮制的「王道」。

其次，仁政在戰國並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前面已經說了，仁政的核心在於給百姓減負。給百姓減負好不好？當然好。但是政策能不能達到執政者預期的目標，是需要看環境的。你給百姓減負了，那麼同時也就會減弱國家機器調動國民的能力，因為君王本質上和人人平等就是不可能相容的，因此君王能給出去的實際也就是一些小恩小惠，「小惠未徧,民弗從也」，靠這些是無法發動足夠的民眾力量來彌補國家力量的損失的。如果是穩定的社會環境，並不需要一個很強大的政府就能正常地運轉下去。但在春秋戰國，如果君主不能有效及時地調動足夠的力量，那麼他就很難維持自己國家的疆域，那麼這些民眾反而要遭到別國的擄掠。

當然，在依舊存有奴隸制的春秋戰國時期，對於君主來說，他們也確實不在意底層民眾的生死。

在中國封建時代，天下太平了坐江山管治官員管治百姓時候用儒家，打天下的時候必須用百家，特別是兵家之孫子兵法，鬼谷子的縱橫家、秦國用的法家，其實能打下一統的都是一、兵不厭詐。二、無法無天

亂世當用重典
請參考齊國。首先在武帝之前，儒學從未上升到國家指導思想。事實上，在封建貴族統治時代，諸子思想流派都從未取得過這種地位。唯一接近的是齊國有大量的儒生，在官學中也有地位，但是戰國時候的儒生和後世定義的儒家並不相同。硬要套的話，也恐怕不能改變六國被兼并的結果。

我個人認為儒家也好，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類似於現在的數學模型，都是需要滿足某種條件，才能達到最優化，而法家相對來說達到要求的條件最低，也就最容易見到效果，所以戰國時所有的改革基本都是法家的改革，也是最讓君主滿意的，所以儒家沒有了市場。

不能，戰國幾個強國老闆都是靠政變陰謀詭計發家的，那個來的快。你這詩書禮樂的搞法，解決不了政權的生死存亡，你有心和諧，別人提著刀子要干你啊。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都知道這種情況不能談仁政了，跟梁惠王還能扯扯淡他有資本，騰國力太弱，主導不了命運，只有投靠大國換生存，這才是牆頭草們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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