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倭寇的產生明朝不需要負責，從元代起就有倭寇，並且荼毒了元朝沿海和高麗，日本國內長期的戰亂是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後來倭寇消失也與德川幕府建立結束戰亂有很大關係。明初經過永樂的外交和軍事雙管齊下的管制一度絕跡。

但是嘉靖年間倭寇肆虐中國東南沿海，朝廷確實需要負最大責任。自永樂後百年承平，東南兵備已經形同虛設，民不知兵，官也不知兵事。再加上日本國內再度陷入混亂，倭寇四起，此時的東南沿海地區軍事力量卻處於最薄弱的時候，再加上內地豪紳與倭寇或內外勾結，或黑吃黑，明朝政府面對倭寇無力反擊和剿滅才最終釀成了嘉靖大倭亂的嚴重後果。

好在當明朝的軍事機器再度啟動後，湧現出胡宗憲唐順之俞大猷戚繼光等抗倭名臣名將，重新建立起海防力量，將倭寇一掃而空。

因北虜南倭的壓力，嘉靖朝重建的軍事力量甚至惠及隆萬兩朝，嘉靖年間開始的嘉靖革新同樣延續成為萬曆初張居正改革的基礎，這才有了能夠支持萬曆三大征獲得軍事勝利的家底。

---

謝 @數學老師 邀

今天下午滿課，所以這個時候才寫回答

先上結論——不是

其實李夢陽大佬說的很好了

我在這兒想要重點探討的是:

為什麼題主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我認為題主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受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學界對於明代倭寇成分爭論的影響。(其中有些觀點被國內的很多精神漢奸全盤接納並大肆宣揚)

因為上個世紀30年代初中國學者對嘉靖「倭寇」的論述摻雜了民族情緒,除了對史料的構建,其學術思想不被後來學者所看重。

而到了50年代,國內嘉靖倭寇研究又呈高潮,並出現了新舊兩種觀點。但由於種種原因,曾經提出的新論和爭鳴幾被遺忘,那個高潮留給後人的印象,僅僅是重複數百年來的觀點而已。故當代倭寇研究學術史回顧者的興奮點,大都集中在日本 50年代、台灣 60年代、大陸 80年代以降的成果上。

日本方面，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堀敏一《中國通史》，岡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潤《明清全史》中對於倭寇的定義是:「倭寇戰爭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日本人只是前來援助的國際顧問」

岡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潤合著的《紫禁城的榮光：明清全史》中說到：「當時明朝文獻中也有『真倭三』這樣的記載，這也說明後期倭寇的主要參與者還是漢族，日本人在其中只佔很小的比例。」

田中健夫的《倭寇——海上歷史》：「十六世紀倭寇大部分是中國人，中國人自己也記載倭寇當中日本人不過十之一二。中國人把頭剃成日本人的半月形髮式，喬裝為日本人進行海盜活動的事情並非稀奇……這一時期倭寇的主力是中國人。」

堀敏一的《中國通史——問題史試探》：「這種海盜沿襲元代以來的叫法，被稱作倭寇，但實際上日本人只佔少數，多數是沿海的中國人。」

宮崎市定的《宮崎市定中國史》和上田信的《海與帝國》更是荒謬，其認為倭寇的主體與頭目是中國人。宮崎認為，「從事叛亂的主要是中國人，日本人只是援助而已。」上田則說，日本武士只是作為高級軍事顧問和僱傭軍頭目參與其中。倭亂本質上是一場「明王朝的內部叛亂」。

到了八十年代,以林仁川、陳抗生、戴裔煊等為代表的大陸歷史學家對傳統的倭寇即日本海盜, 嘉靖抗倭是抵禦外侮的、正義的戰爭等觀點,做出了新的探討，其觀點與日本學界如出一轍。

但是范中義、仝晰綱先生(合著有《明代倭寇史略》)則表示: 「國內八十年代後關於倭寇研究出現的一些新觀點,原來在日本五六十年代就出現了」。

而在范中義、仝晰綱先生合著的《明代倭寇史略》便對日本學界的觀點做了完整而嚴謹的駁斥(有興趣可以搜來看看，學術界的撕逼果然精彩)

所以「有些所謂新觀點受日本人的影響也很明顯」,並引伸出「那種把嘉靖年間倭寇的入侵歸結為中國內部的觀點,實際是有意無意為侵略者開脫,應予屏棄」的結論。

與此同時, 台灣學者也一再敲定, 80年代以前,大陸學術界在倭寇研究方面「沒有新的觀點」。

綜上所述，日本學界關於明代倭寇的言論不必當真，學術界屁股歪很正常，何況是說自己的祖宗的事

我之前做過相關的回答，這裡就不過多贅述

我們說回明代倭寇的問題，其實倭寇問題不只困擾了明朝，元代的倭患就已經很強烈了。

明初洪武二年:

戊子，升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財貨。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眾，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

翻翻明太祖實錄你就知道，倭寇出沒的記錄是以月計算的......

洪武二年明軍才佔領陝西，這個鍋扣不到明朝頭上

況且不只是明朝，其他國家一樣深受其擾，《朝鮮史略》卷八高麗史中就有倭寇搶掠的記錄(史料之後補上)

大萌:你來打劫我，還是我的問題嘍？

更不用說倭亂在嘉靖朝基本被肅清，為隆慶開海打下了基礎，這怎麼說也算是功績了吧

所以挨打不要緊，關鍵是挨了打之後你得把場子找回來，這才是最關鍵的

---

自問自答一下，就當是拋磚引玉了。

如果說嘉靖的一通騷操作對明代中後期的倭亂負有一定責任的話，那麼明代前期的倭亂就純粹是元朝留下的爛攤子了，這一點 @李夢陽 答主和 @賀六渾 都有提及，這裡我想就此進行一些展開。

「蒙古國海軍」也曾經短暫的輝煌過。由於與南宋的作戰以及滅宋過程中吸納了南宋歸附的水軍，元朝繼承了南宋王朝的海軍優勢。

元曾經跨海攻克占城國（後來因為越南戰場的慘敗撤出占城），也曾經遠航爪哇島攻打信訶沙里王國（雖然在陸戰中被人反殺了），這都證明元王朝的海軍實力是可觀的。至於遠征日本時的兩次颱風翻船事件，與忽必烈同志找了黑心的高麗承包商，偷工減料有關係。①

元王朝對日戰爭使得本來就已經走向衰落的鎌倉幕府財政破產，大量武士淪為惡黨和浪人，他們出海集結成大批的倭寇，襲擾元朝沿海。照理說，元朝既然繼承了宋朝的水軍優勢，應當能夠有效懲治這些倭寇吧？

並沒有！由於元王朝長期處於財政入不敷出的狀態，忽必烈去世之後，水師迅速被裁撤廢弛。雖然依然重視海貿，但元朝卻無力維持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只能任由倭寇來去自由。倭寇對於元王朝的襲擊，從弘安之役一直持續到元朝滅亡，從未間斷，記載不絕於書。其持續時間之長，肆虐範圍之廣，實際上是明代倭寇所無法比擬的。

在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日本商人獻上黃金鎧甲作為貢品，得以在沿海重鎮慶元府（寧波）貿易。②區區兩年之後的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這些日本商人發現元朝沿海防禦薄弱之後，就露出猙獰嘴臉，化商為寇，竟將寧波全城劫掠後付之一炬，元朝官軍無法抵禦。此時忽必烈不過去世12年，而慶元府這樣的重鎮便被倭商焚毀，足見元朝的軍隊和海防力量衰退之遽。

元代詩人迺賢有《送慈上人歸雪竇，追挽浙東完者都元帥四首》描述一名都元帥在浙東寧波一帶抵抗倭寇的事迹③。這位被稱作完者的都元帥，應當是浙東道宣撫使哈答孫。④有說法認為完者都元帥被倭寇擊殺，這應當是因為詩作是悼詩導致的誤會。然而哈答孫戰於四明山一帶，雖然獲得多次小勝，以所獲倭首為漆器，但終究沒能得到決定性戰果就染病去世，之後倭寇肆虐如初當屬事實。由日本航行到浙江寧波較易，因此浙東是元代倭寇肆虐的重災區。到元仁宗時代，又有倭寇襲擊浙東的記錄。⑤但從元仁宗令虎都鐵木祿宣慰閩浙來看，不但浙江，臨近的福建同樣遭受到倭寇的殘毀。

倭寇的襲擊既見於閩浙，也見於江蘇、山東、河北、遼寧等地，覆蓋整個元王朝沿海，與元朝始終相伴。⑥1336年起，日本進入混亂的南北朝時代，倭寇活動更加劇烈，而步入衰微的元王朝無可奈何，基本放棄治療了，只是偶爾軟弱地稍作抵抗。倭寇在高麗也很猖獗，從高麗至正十年（1350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間，高麗連年都會發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少者50餘艘，多者則達200餘艘。倭寇每到高麗一地，則廬舍盡焚。而漕船也成為倭寇擄掠的主要目標，迫使高麗王朝最後改漕運為陸運。⑦⑧然而面對猖獗的倭寇，元朝還覺得挺有用處。

至正十八年（1358年），倭寇攻陷了被紅巾軍佔據的金復州萬戶府，元廷馬上派人賞賜安撫倭寇。⑨來自高麗的奇皇后也感覺到倭寇的作用。為了干預高麗內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奇皇后發兵一萬，聯結倭寇攻入高麗，試圖推翻高麗王擁立新王，結果被高麗軍伏擊，全軍覆沒。元王朝殘餘的一點底牌又報銷了不少。⑩倭寇問題的第一次解決還是明朝的事情。

朱元璋時代諸事紛紜，精力有限，雖然與日本有過往來，但並未能徹底解決倭寇問題。到了朱棣時代，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文武兩開花，一方面令名將劉榮鎮守遼東，在望海堝大破倭人，劍光寒賊膽，又命令李氏朝鮮發動己亥東征，攻陷日本對馬島；另一方面與日本開勘合貿易，室町大將軍足利義滿以日本國王身份，向大明稱臣納貢，約束倭寇。於是百年倭氛，一朝廓清，大明聲威，遠播東國，下次倭寇大規模侵襲，已經是明朝後期嘉靖朝之事了。

最後發個以前寫的段子，希望能博諸君一笑。

有一天，忽必烈不小心踩空了樓梯，一骨碌摔暈了過去，等到醒來已經是N年之後了。臣子前來探病：

「朕昏迷幾許？」

「多年矣」

「何以如此？！邊塞何如？」

「陛下安心。海都已平，邊塞已靜。」

「越南何如？」

「已經納入疆土。」

「倭人何如？」

「納貢自稱日本國王」

「何等奇事！莫非無為而已治，天下皆太平耶？」

「誠然。我中華已煥然維新也。」

「何耶？！如今何人主政？！」

「……永樂陛下也。」

①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美國得克薩斯州農業機械大學的考古學家蘭德爾·佐佐木在對1981年從高島附近海底打撈上來的700多塊蒙古戰艦殘骸進行了仔細研究和分析後表示，戰艦設計上的缺陷，拙劣的做工以及所用的劣質材料有可能是蒙古艦隊覆滅的原因。佐佐木說：「很多蒙古戰艦龍骨上的鉚釘過於密集；甚至有時在同一個地方有五六個鉚釘。這說明，這些肋材在造船時曾反覆使用，而且很多龍骨本身質量就很低劣。」

②《元史·成宗紀》：（元成宗大德十年四月）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元史·兵志》：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江浙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鎮。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術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行省忙古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訓曰：『忙古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今欲御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三分取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浙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兼收附江南之後，三十餘年，承平日久，將驕卒惰，帥領不得其人，軍馬安置不當，乞斟酌衝要去處，遷調鎮遏。」樞密院官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宜如所請，其餘遷調軍馬，事關機務，別議行之。」③元·迺賢 《送慈上人歸雪竇，追挽浙東完者都元帥四首》（其二）：日本狂奴擾浙東，將軍聞變氣如虹。沙頭列陣烽煙黑，夜半鏖兵海水紅。篳篥按歌吹落月，髑髏盛酒醉西風。何時盡伐南山竹，細寫當年殺賊功。註：公薨於四明，上人送公柩至野狐嶺安葬

④《新元史·哈答孫傳》：至大四年，賊起四明，賜三珠虎符，授中書右丞、浙東道宣慰使，兼都元帥，往討之，哈答孫驅賊入海，安集流亡，境內帖然。俄感瘴癘卒，年六十五。延佑初，贈推忠效義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昭宣。子塔海。

⑤《元史·虎都鐵木祿傳》：延祐三年，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漢卿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為之靜謐雲。⑥《故中奉大夫淛東道宣慰都元帥薊縣翼上萬戶府諤勒哲圖公行狀》：嘗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倭旋及昌國北界，擄商貨十又四，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之，余氓囗竄。⑦《高麗史》卷41 《恭愍王世家》，十五年五月乙巳、十五年九月丁：恭愍王十五年 (1366) 四月，「倭屠喬桐，留屯不去，京城大震」。而受命御倭的京城 (今開城) 宿衛軍兵，居然 「望賊不敢進」。九月，倭寇又至陽川縣掠奪漕船。⑧譚紅梅: 《倭寇與麗日關係》，《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⑨《元史·紐的該傳》：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⑩《元史·后妃傳》：初，奇氏之族在高麗者，怙勢驕橫，高麗王怒，盡殺之。二十三年，後謂皇太子曰：「汝何不為我復讎耶？」遂立高麗王族人留京師者為王，以奇族之子三寶奴為元子。遣同知樞密院事崔帖木兒為丞相，用兵一萬，並招倭兵，共往納之。過鴨綠水，伏兵四起，乃大敗，餘十七騎而還，後大慚。

---

明代的倭患要分階段，不是每個階段都要讓朝廷來負主要責任，但是嘉靖時期的倭寇泛濫，沿海鼎沸，這個責任是跑不掉的。

明朝的倭寇總的來說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分界點就是嘉靖前後；來看兩張圖：

上表明顯能夠看出來倭亂頻率的趨勢，洪武永樂時期和嘉隆萬時期是兩個高峰點；

松浦章《中國的海賊》第三章《倭寇與中國海賊（明）》中引用張瀚《松窗夢語》卷三《東倭紀》中的一段話：

「日本在東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最強盛......我明洪武初，倭奴數掠海商，寇山東、直隸、浙東、福建沿海郡邑，以偽吳張士誠據寧、紹、杭、蘇、松、通、泰，暨方國珍據溫、台等處，皆在海上。張、方既滅，諸賊豪強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冠。」

提到了兩個點，一個是洪武初倭寇襲擾頻繁，第二個是在統一戰爭時失敗的張士誠、方國珍部流竄海商，勾結倭寇襲擾；

而且我們一些記載上面，洪武、永樂、宣德時期也有沿海的居民造反，官方稱之為海盜的記載；

所以嘉靖前的倭寇主要有三個組成部分：

1.因為日本內亂侵擾朝鮮及北部中國沿海的真倭寇；

1336年日本進入南北朝時期，到了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北朝勝利才終結。在這個期間很多戰敗的武士和破產的日本農民，流亡到了海島之上，勾結九州一帶的商人劫掠中日韓三國沿海。

2.統一戰爭失敗後流竄沿海的張、方集團參與勢力；

3.沿海的居民

明朝中前期的倭寇是疹蘚之疾，騷擾規模不大。你說要有責任吧也有一點，殺死了頭子，跑掉了啰啰。

直接到嘉靖大倭寇時期，上述倭寇的三個組成部分就要再加上一條：

4.沿海勢家大族及與其勾結的冒險商人

所以作為當時明朝兩大憂患之一的「南倭」，實際上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寇是真寇，倭未必是真倭」。

實際上倭國對大明朝算不上尊敬的，洪武朝日本國送來的國書，大多言辭悖逆狂妄，氣焰囂張。永樂朝到嘉靖時期，朝貢中的日本又往往肆意妄為，甚至乘機寇掠；

1.永樂九年，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寇沙園諸處者不絕；

2.宣宗朝，入貢逾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把；

3.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只，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

4.正統七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化，亦包容之；

這不僅肆無忌憚的違背規定，超額來人來船，還動不動就搶，關鍵是朝廷還忍住了。憤青看到這段肯定得受不了；那要是看到對待蒙古的使團，估計得炸；

嘉靖二年四月，日本大內氏和細川氏在寧波因為入貢的事情大打出手（入貢回報高，利潤大），同年浙江市舶司（全國就三個市舶司，另外兩個在福建、廣東）被關閉，日本入貢的道路就此斷絕至嘉靖十八年。

我們都知道中晚明的商品經濟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海外貿易需求那是相當的旺盛，官方的朝貢渠道根本滿足不了這種日益增長的貿易需求。

嘉靖元年，葡萄牙船隊竄入廣東屯門，要求租借屯門通商，被拒，引發屯門之役。廣東海道副使汪敍大敗葡萄牙船隊於西草灣，故又稱西草灣之役。葡萄牙船隊大敗後東移福建與浙江沿海一帶，勾結閩浙海商在「雙嶼港」進行走私貿易。

與此同時，廣東當局關閉市舶司，也禁絕安南、暹羅等原有其他朝貢國的貢舶。

嘉靖三年，朝廷頒布福建浜海居民「凡番夷貢船官未報見，而先迎販私貨者」、或「私代番夷收買禁物者」、或 「攬造違式海船（雙桅海船）私鬻番夷者」皆論罪。

嘉靖四年，兵部以「漳泉府黠滑軍民，私造雙桅大船下海，名為商販，時出剽劫」，下令浙福巡按「査海船但雙槐者即捕之，所載雖非番物以番物論俱發戎邊，軍民知而故縱者俱調發煙癉」。詔可。

嘉靖五年之前，雙嶼港已經成為沿海走私貿易的基地；

嘉靖八年，因廣東關閉貢市後，葡海商轉到閩浙一帶私市，以致兩廣政府財政匱乏，兩廣提督林富上疏強調「廣東設市舶司而漳州無之，是廣東不當阻而阻，漳州當禁而不禁」，要求」廣東番舶例許通市者毋得禁絕，漳州則驅之毋得停舶」。林富的上疏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此又回復到「不拘年份，至即抽貨」的海禁弛禁政策。

同年，給事中王希文上疏強調許互市容易造成佛朗機（葡萄牙人）冒進為患，強調嚴行祖訓的勘合貿易規定，只許貢舶貿易，不許私舶通市。朝廷照準推翻林富前議。福州發生逃獄事件：逃犯有閩人林碧川、李光頭，歙人許棟等等，下海後勾引葡萄牙人及曰本人聚集於雙嶼港進行走私貿易。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明史》上的倭寇頭目。

嘉靖十九年，海商許氏兄弟潛往馬六甲等國，勾引「佛朗機國夷人」（即葡萄牙人）前來雙嶼港交易。當時海禁尚弛，（王）直與葉宗滿等赴廣東造巨艦，運載硝黃、絲、綿等違禁商品，往返於曰本、 暹羅、西洋等國間貿易。如此往來互市五六年，致富不貲，日本人大為信服，尊（王直）為五 峰船主。王直第二年抵達日本平戶。

嘉靖二十二年，王直帶領葡萄牙海商前往日本種子島，賣給領主時堯兩挺「鐵炮」（鳥銃)，開創日本鐵炮武器時代新紀元。

... ...

嘉靖二十六年，餘姚貴家窩主謝氏抑值賴賬，許氏海商糾合黨徒番客，夜襲謝宅，放火劫財，司官倉報「倭賊入寇」，震驚朝廷。

同年六月，浙江巡按御史楊九澤上疏說：浙福沿海，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不能通攝製御為難。建議特遣重臣盡統海濱諸郡，以便事權歸一，威令易行。

七月朝廷命朱紈任浙江巡撫，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朱執首次提出「寸板不許入海」的嚴格海禁口號，厲行革渡船，嚴保甲的嚴格海禁政策。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朱紈督盧鏜、柯喬領「福清兵船」進攻雙嶼港，大敗賊眾，獲全勝。「賊巢自此蕩平，餘黨通往福建之浯嶼」。六月，日本貢使周良復求貢，禮部許貢，但嚴限五十人上京。朱執力爭後許百人赴京。這是日 本最後一次的遣明船。中日官方關係此後中斷了三百多年。

朱紈平定雙嶼港後，許棟去向不明.王直接領許棟餘黨轉移陣地改駐瀝港。雙嶼港的走私渠道被摧毀後，雙均海商喪失走私基地，後來分裂成以王直為代表的互市派，與以徐海等為代表的掠奪派。朱紈剿毀雙嶼港，侵犯了閩系官家豪紳的既得權益，導致福建巡按周亮上疏詆毀朱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從雙嶼港南逃的葡海商集團寇掠詔安（福建南部鄰廣東），朱執督兵擊之於走馬溪，擒獲通番巨魁李光頭與許多葡萄牙人共96人，其中也有黑人。朱紈使用「便宜」特權斬殺。御史陳九德彈劾朱紈：專擅刑戳，濫及無辜，請治其罪。官方遺返朱執招集的「福淸捕兵船」時不支糧餉，致大半福清兵船投奔王直揮下，壯大王直的海上勢力。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兵部給事中杜汝楨在調査走馬溪案件後，彈劾朱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兵部遂詔逮朱紈至京審訊，鏜喬系獄待決。朱執含冤自殺。留下「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的治倭名言。 主禁派從此退潮。朱執死後，朝廷一反朱紈政策，「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撤備馳禁，舶主豪右唾於四起導致舟山海域眾盜群起。

朱執死後，海禁復馳，佛朗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浙江海道使丁湛以「姑容私市」的條件，檄王直配合擒捕入寇錢塘一帶的海寇盧七、沈九等。 因此王直聲勢益形壯大。

嘉靖三十年，王直接受海道衙門之託，平定大海寇陳思盼，收繳余部，稱雄舟山海域。

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大倭寇重要時間點），倭賊圍攻舟山所，王直應海道總指揮張四維之檄追殺倭船二艘，為舟山所解圍。後在定海，自稱「凈海王」。福淸賊首鄧文俊、林碧川等率倭夷二千，直入黃岩縣中焚毀縣治，居七日而去是謂「壬子之變」。 後賊以破黃岩得利，復攻郭巨所城。壬子之變是嘉靖倭亂的序幕，根據《籌海圖編》記載，壬子之變應為閩人鄧文俊、林碧川等寇掠派海寇的禍行。

嘉靖三十二年，嘉靖當局復設巡撫職位，王忬上任浙江巡撫後，一反過往海道官方對王直的友善態度，反而指控王直為「東南禍本」，被圍剿追擊而致流亡到日本平戶。不久王伃調任巡撫大同，張經接任浙江總督。正當王伃圍剿王直等海商之際，葡萄牙海商籍口避風暴，開始上陸浪白澳（澳門〉一角的媽閣 (MACAO),從此賴著不走。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二萬餘人盤據拓林、川沙掛等浙西一帶，嘉靖倭亂進入高峰期。同時，張經開始徵調廣西狼土客兵。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受賄，批准葡萄牙海商在繳納500兩白銀的條件下准予在浪白渙（即澳門）貿易。

嘉靖三十四年，總督張經在王江涇斬敵一千九百八十多人獲大勝，史稱王江涇大捷，但反遭趙文華誣陷謂「養寇失機」而下獄。

嘉靖三十五年，胡宗憲上任浙江總督，定下「攻謀為上，角力為下」的剿倭方針。他一方面派遣特使蔣洲及陳可願前往日本五島招降互市派的王直，許立功免罪；另一方面又用計謀剿盡盤踞江南和浙西的徐海等寇掠派流寇。同時還從全國各地徵調客兵合計二十萬。江南與浙西一帶的倭患從此平息。

嘉靖三十六年，王直率領船隊歸降，返抵舟山岑海後晉見胡宗憲並提呈《自明疏》。胡宗憲令謁見巡按御史王本固於杭州後被扣留。明朝地方衙門正式批准葡萄牙在澳門的居住權，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大興土木築城造房，並以澳門為對日貿易的中轉基地全面展開「南蠻貿易」。

嘉靖三十八年，王直在杭州被處死。

好了，大事記就到這裡。

距離明初倭亂一百多年後的嘉靖大倭寇，正好遇到葡萄牙海商東來叩門通關的大航海時代，比起明初的倭亂情況原因更加複雜，基本上可歸納出三個原因：

1.為葡萄牙海商的叩門通關導致民間走私貿易的國際化是基因；

2.為日本白銀驅動中國海商走私的白熱化是動力；

3.其三為中國社會內部從倭與客兵的問題是根源。

嘉靖大倭寇的根源是朝貢貿易在商品化的大潮流之下，已經落後且不適應，但是廷臣到皇帝都無意改變這個傳承百年的祖制；

此外，從朱紈到張經，再到胡宗憲，期間反反覆復的禁海政策，無不反應廷臣到皇帝對於海貿的物質和海防策略的稚嫩愚笨，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這些問題都在嘉靖朝經歷了三十年的發酵期，直到三十一年徹底爆發。

那麼，倭患與明廷關係那就大了，嘉靖朝廷的大臣們是要負很大責任的。

剛才提到的真倭假倭問題，親身經歷總督漕運的嘉靖年間兵部侍郎鄭曉在《四夷考·曰本》中指出：

「自壬子(1552年)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 倭奴直十之一二」。

也就是說當時的倭寇集團中絕大多數的人都來自福建、浙江、安徽（今）、江蘇以及廣東等等中國各地的「從倭者」，而不是真正的日本真倭。

還說：

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裔、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禍首。而小 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饑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故其勢益猖獗。」

「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福建、浙江、並江南北，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 聊之眾，齋糧漏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 。

鄭曉的這兩段話對當時寇亂主體的從倭與禍首的社會身份、扮湞角色、出身地區等等都有具 體的描述。根據這些當時的社會具體情況，可知裹靖倭亂的根源不是來自大洋彼岸的日本真倭。而是來自中國社會內部貧富兩極分化而被遺棄的各階層的社會流民。因此采九德在《倭變事略》 中也指出，嘉靖三十三年的寇亂是「海寇未除土賊繼作w所造成的社會動亂問題。

明代時期只有雙桅海船才能往返於中曰之間，同時由於季風關係一年僅能一次往返,因此要 組織成千上萬的日本海盜到中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嘉靖史學家唐樞也指出：「彼（日本）亦不自製舟，舟造於閩廣，事起於我人」。

就醬吧，OVER。

---

倭患的產生不應該歸咎於明政府，主要還是當時國內外局勢的使然。但是倭寇在東南沿海肆虐，明政府確實要擔負守備無力的責任。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