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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谈阶级报复的。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

我一页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墨，而且，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怀疑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在第五次围剿中，象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

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阒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卖掉。

我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传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著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少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著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著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著，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

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仇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译

如果果粉不相信左翼的斯诺，就看一下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录：「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再看一下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运输大队长下达的手令：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因为这是由他认为所谓「正直」、「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执行，所以被执行的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他们还纠集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国民党军队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员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如火烧、活埋、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挖眼睛、穿铁丝、割舌头、割耳朵、破肚取肠、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割乳挖胸、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不管男女老幼，均不能免遭毒手。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

而国民党用来邀功而编写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国民党军队有军纪吗？如果更彻底屠杀平民是显示国军优秀和忠诚的功劳簿，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军纪更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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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军的军纪不能说没有，不过下限应该相当低了，而且能够不断向下突破。

胡宗南记录西北战场国军军纪之败坏

在蟠龙战役后的1947年5月12日到13日，胡宗南日记记载，董钊、刘戡均指出，陕北连遭败绩，军纪败坏为核心原因。董钊指出：

山地行军疲劳万分，士气很坏，纪律废驰。部队不能作战，而对匪士气不佳，非即整顿不可。而各部落伍士兵极多，每天必有二、三十人为匪捕捉。

刘戡指出：

部队精神收到威胁，旅长被俘三人，打死一人，影响军心士气。故现在第一事，为提倡气节，恢复士气，振作精神。

军官平时不求进步，如做工事、运用兵力无研究，部队纪律之坏，简直就是土匪。

次日，胡宗南日记记载，吴俊指出：

对纪律上无法挽回者。马干草料、柴。延安出青化砭，房子拆了、门窗烧了、民众逃了。

同年7月28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

本日周会讲「仁义之师」。仁字，为除暴安良之解释。延安光复数月，而纪律之坏，前所未见。所以然者，处死刑之军官太少，故也。

　蒋公对胡宗南部军纪的褒扬

那么，在胡宗南等人眼里「前所未见」、「简直就是土匪」的军纪，在国军之中是什么水平呢？　蒋公钦定，「为全国军人模范」。

1947年8月7日【前述胡宗南日记后十天】，　蒋公飞抵延安巡视。胡宗南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　蒋公对二十七师的训话。　蒋公指出：

沈阳、北平官长纪律太坏，管束无人，战斗力因之削弱。而陕北军官能耐苦劳，维持革命军人荣誉，在胡主任部下，为全国军人模范，不可和旁人一样，经商图利，营利舞弊，为人痛惜。以后责任重大，如果山东、陕北奸|匪|消灭，则以后革命可以成功。

　蒋公在训话中，要求胡部继续保持良好军纪，「建国前途，全在你们」：

此后剿|匪|建军，要绥署作一模范，才能达成政府及人民之期望。不可和别的部队官长营私舞弊，以毁灭自己，如此事业无疆，前途无量，建国前途，全在你们。

【下图为8月7日　蒋公训话后同胡宗南及其他军官合影】

东北国军军纪荡然的记录

那么是不是　蒋公刻意在延安说违心话呢？还真不是。

1947年10月29日，　蒋公给陈诚发出酉豏侍宙代电，抄发《东北驻军违犯纪律情形报告》，揭露上至杜聿明、郑洞国、赵家骧，下至新一军、五十二军的各种腐败贪污、生活放浪、抢劫挪占、走私经商之事。

陈诚整理摘要如下：

（一）敌伪官吏与部队长狼狈为奸

敌伪官吏与宪警多补国军部队充当卑下职务。部队利用彼等获取物资，强占财务。彼辈亦可借以掩护，并从中渔利，以致相习成风，军纪之败坏莫此为甚。（二）官兵多蓄日女国军出关，日女大部嫁与我方军民，不可胜数。如长官部郑副长官亦蓄日女数名。

（三）抢劫物资

上次四平解围后，遭受部队之抢劫。大石桥作战时，列车所载之大豆均被二十五师劫走。抚顺207D构筑城防工事时，煤矿局被偷，损失材料约计值流通卷廿五亿以上。鞍山第二师构筑工事时，炼钢厂之损失难以估计。（四）官兵生活放浪刘德铭在沈阳设立军人之友分社，修建舞厅，系由郑副长官及各省首长所集资。每日下午二时起即开始跳舞。自陈总长到沈后已暂停止。（五）部队走私经商如52A在安东时将朝鲜物资往鸭绿江走私运回安东，或将物资由安东运往朝鲜。N1A及60A及13A等官兵，利用出差开拔等便利，私运货物图利。53A官兵将粮食零星运至平津一带出售。（六）舞女运至前线取乐50D/N1A驻农安、德惠时，常派汽车将长春之舞女乐队接运前线，跳舞取乐。（七）高级长官豪赌如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等家中日夜赌博不息。

（八）特工为患

中央特工及吸收敌伪宪警及特务官吏，并到处设置检查站。既无编制，又无经费，因之不得不擅自接收及到处敲诈。（九）借办报以营私各部队擅自接收敌伪印刷物质、纸厂等，均为利用办报名义以营私。如N6A之《前锋报》，207D之《新报》，52A之《光华报》，71A之《大众日报》，N1A之《新生报》，沈阳警备部之《民德报》，长官部新闻处之《中苏日报》等。（十）列车装运物资陈总长于七月十一日到沈后，杜长官夫人于十二晚将接收之钢琴、地毯、木器等装车一列，用杜夫人之封条，于当晚开平。通饬沿途禁止检查。（十一）隐匿物资余纪忠接办之中苏联谊社及《中苏日报》之印刷机器，造纸厂之物质甚多，均有隐匿舞弊情事。以致引起东北人士之公愤。（十二）役政紊乱沈阳市在七月中公开由市府派人强拉壮丁。目前役政紊乱，人民怨声载道。

与此一比，陕北国军似还真的不错。

胡琏、杨伯涛洛阳烧杀

到了1948年，随著战场形势恶化，国军各部军纪更是一落千丈，而各部官长包庇纵容，已达肆无忌惮的程度。例如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也开始大肆烧杀。

1948年6月10日，在收到整十八军整十一师十一旅【按：旅长杨伯涛】在河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报告后，　蒋公震怒之下致电胡琏，限期十日内将肇事官兵查明法办。全电如下：

整编十八军胡军长，密。

据确报，该军所属十一师十一旅三月廿五日在豫省巩县孝感镇宿营，有士兵二名擅自向人民索取面粉，杀害人民傅志通。又该旅部队驻洛阳翟全镇时，于三月十九日有士兵十余人至大学乡找粮，强奸民妇二人，引起民愤，发生冲突。该士兵等复相率百余人至该村报复，复焚毁房屋廿余栋，约百余间。被害人命及焚毁财物损失甚重，状至凄惨。又称，该军部队因过于娇纵，致军纪败坏，影响作战甚大，等情。希即彻底查报并应令该旅长限十日内将此肇事之官兵查获法办呈报。否则该旅长应即撤职解京法办。蒋中〇已灰枢思

收到　蒋公的命令后，胡琏分别于6月26日和7月14日两度复电，表示十一旅绝无烧杀淫掠之事。在7月14日的电报中，胡琏指出：

犯纪扰民案经查十一旅并无此事。

随即俞济时令饬罗奇检具有力证据报核。7月31日，俞济时给　蒋公上签呈，指出巩、洛两地国军所犯罪行确实，基本可以确定为整十八军十一师十一旅所为。俞济时指出三点理由：

（1）傅志通被杀案，查罗奇报告为驻军所杀。但当晚住宿者只11B，别无他队。则此为该旅所为，自堪认定。

（2）洛阳太学乡烧杀案，查罗奇原报告称，「据众称为11B一语」。众称当无挟嫌诬陷之事。（3）罗奇原报，「巩、洛案，经张视察官报告，【胡军长及王参谋长极为震怒，并另组迳函该军，注意整饬】。」如非该旅犯纪，何以胡军长不予否认。

然而俞济时指出，由于巩县、洛阳已被解放，胡琏借此狡辩，拒不承认：

惟洛、巩为匪窜据，搜证困难，胡军长因以有所推诿。

总统　蒋公得报，大为光火，加码批示：

此全案皆应示胡军长负责，限半月内查报勿误。否则即以该军长有意包庇纵容论处。

然而胡琏在高压之下依然抗拒到底。8月29日胡琏再度呈复，虽退一步承认洛阳事件确系该部所为，但咬死人抓不出来：

在洛阳与居民发生冲突实系士兵采购粮食，当时以言语不通，态度欠佳，误会而动武，民众士兵互有伤亡。旅长杨伯涛亲赴肇事村庄慰问、赔偿、道歉。但未查得肇事士兵为系何部何人。该地已陷匪，又以行军不定，实难调查。

最终，　蒋公无奈同意该案「存查」。

同年12月中旬，十八军（原整十一师）在双堆集被歼，杨伯涛被俘。胡琏侥幸逃脱，最终逃台。

胡宗南部堕落

那么，到了1948年，「为全国军人模范」的西北国军军纪如何了呢？可惜已经和胡琏差不多了。

1948年6月2日，保密局兰州站廉励洁致函　蒋公，对陇东战役「|匪|我」两方军纪优劣进行了比较。而此函揭露的胡部强奸不成，逼死农民全家的恶性事件，虽然　蒋公亲自督办，然在胡宗南丧失天良、肆无忌惮的包庇纵容下，也同胡琏洛阳烧杀一样，不了了之。

廉的报告中，首先谈了共军的军纪：

此次陇东战役，匪军所经之地，除向民间索取食物，借宿住处外，尚无抢劫、拉夫、拉畜之举动，且对人民态度言语极为和平。尤以每至一地，必须召集民众会议，宣传「国民党政治腐败，军纪废弛；八路军以铲除贪官污吏，解放西北人民而革命，绝不扰害良民」，以收买民心。……总之，其所经过之地，人民因未遭受损失故，尚无怨恨共匪之心理。

接著谈了国军的军纪：

我整卅六师及卅八两师军纪败坏，所到拉捕青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尤以春麦禾苗人践马食，损毁无余。秩序骚乱，不堪设想。

接著，廉举了整三十六师强奸不成，逼死农民郑文汉（按：后胡宗南调查为邓馥）全家的恶性事件：

如卅六师某部于泾川玉都镇在乡民郑文汉家中因强奸未遂，遂将郑之妻与两妹先后逼迫投井而死。郑母亦自杀井旁。其他抢去之民财民畜不计其数。

然后，又举了整三十八师强买强卖，逼得百姓纷纷逃到山谷的事实：

卅八师之一部，于泾川采买物品，不付分文，致男女老幼每闻国军过境均逃匿山谷，不愿协助。

最后，廉总结：

陇东人民怨言啧啧，咸谓国军兵燹甚于红军。

　蒋公阅后，大为光火，批示：

此应即电胡宗南彻查详报，并严惩卅六与卅八两师之害民官兵，限半月内详报勿误。

那么爱民如子的胡长官怎么查的呢？

8月5日，胡宗南报告调查结果，陇东会战邓馥一家为剿匪关系而死非受国军所辱自尽。

胡长官同步附上了调查村民的口供，而在这个口供中，村民明显指出是受辱投井自杀，同胡的报告结论南辕北辙，胡长官显然连表面功夫也懒得做。

薛岳在向　蒋公呈报的时候，忍不住指出这一点：

谨查胡主任报告称邓馥眷属系因作战关系而死，非因奸投井。邓馥等谈话笔录记载，其妻嫂等确因受辱投井自杀，两相对照，显有出入。谨注，呈核。

对胡宗南如此作为，　蒋公思绪良久，批示：

暂存。

可惜，蒋、胡舍不得下手的整编三十六师，就在胡报告后四天被歼灭，不过师长钟松倒是成功逃台，晚年定居荷兰。

周至柔问谁是匪

到了1949年，国军军纪之坏已让人无可奈何。2月9日，徐永昌在南京召集作战会议，据其日记记载，周至柔发言称

今日纪律之坏过于北洋时代，腐败更过于北洋时代。今日就经（究竟）共党是匪，【？】我们是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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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公跟我舅舅说过的故事，当年他在西安上学学医。37年卢沟桥事变后，38年他就弃医从戎报考了陆军官校第七分校十五期，也就是西安的王曲军校第一批学员。

到学校报道几个月后，学校中间放了几天假，学校驻地王曲镇离西安城不太远，我外公想趁著假期回家看看。

回家的时候穿的是便装，回家后待了一天，然后我外公想去看看嫁在南郊的大姐，刚出城没多久就遇到往东开进的一支部队，后来才知道这是前往河南参加豫东会战的十七军团的一个部队。当时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了，拉了壮丁。我外公百般解释，说他是陆军官校的学生，但是身上没有带证件，那些兵不相信，只管绑了就走，半路上还把我外公的衣服给脱掉扔了，塞了件军装让他穿上。

路上我外公一个劲的想办法，等天刚黑时，队伍开进到户县西北的一个村庄吃饭时，我外公想起来了，他们学员队里有两个同学貌似就是这个村的人，放假好像也回家了， 。但是他被押在那没法动弹。没法找人，刚好旁边有个本村被雇来打杂的老头。我外公就把兜里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让这老头去这两个同学家送个信，让同学来救他。

这老头顺利的通知到了这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也很快找到了他。穿著军装拿著证件去证明我外公真的是官校的学生，那些当兵的还是不信，就是不放人。 我外公就让这两个同学赶紧想别的办法，让一个回学校去报告，让另一个立马去西安城xx药铺我外公的家里报信，我外公家里是世代行医开药铺的。

这两个同学还是给力，立马连夜出发，去西安城我外公家里顺利的报了信，我外曾祖父也慌了，立马去找到了自己的二女婿，也就是我外公的二姐夫。我外公的二姐夫是驻扎在西安城里中央宪兵第六团的一个连长，听到消息后赶紧带了三个兵去追。

另一个回学校报信的，也通知到了，学员队也派了好几个人去追。

两路人马，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村子，但是队伍已经开拔了，又追了20里地，才把队伍追上，把我外公给救出来了。 走的时候把军装还给人家，我外公就剩条裤衩了，几个人给他凑了身衣服这才回来。

我外公所上的官校第七分校是胡宗南创立的，这个十七军团也是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的部队把把胡宗南另一个部队的预备军官给当壮丁给抓起来了，也是够荒唐的。

再更新一些老照片，国共内战期间，国军随军记者拍摄下来的。 1947年，华北某地，一支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国军溃兵，又累又饿。这时在路上遇见一辆往前线运输粮食的运输车。这股溃兵便拦下车向押车官兵讨要一些粮食，押车官兵拒绝了，因为粮食是有数的，给了他们自己就没法交差。

可是这股溃兵不管那么多，讨要不成，就直接把押车官兵拉到路边一顿胖揍，把军粮给劫了。

国军的军纪也是随著自身的粮饷水平走的，有粮有饷，后勤保障充足，自然没人闲的没事去抢老百姓，那会军法管的也严，军纪相对也就好一些。吃的饱，有饷发你还出去抢老百姓，宪兵自然要收拾你。

如果部队没粮没饷，士兵吃不饱，上峰也没办法喂饱士兵，那就只能放任士兵自己去想办法喂饱自己。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饱，这事放在哪都挺难办。毕竟国军没有共军那么高的组织度和政治信仰，这个时候军纪就很难约束部队。士兵劫掠百姓，宪兵也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宪兵敢去管？对于那些兵被军法处置也是死，饿死也是死，那帮子饿急眼的饥兵小心一枪结果了你。你不能让士兵吃饱，还不让他们想办法喂饱自己，那就容易引发士兵哗变。假如是一帮子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溃兵，那就比土匪还恐怖，为了填饱肚子，别说死老百姓，就是兄弟部队，照样也抢你的！！！

自古以来，那会兵匪不分家，一遇到战乱，老百姓最遭殃，先是战火波及。被打败的兵撤退过来先来抢你一波，打胜的追击过来又抢烧一波。还得抓夫抓丁。被打溃的兵，手里有枪就成了匪，有的成了贼，继续为祸乡里，匪被官军招安又成了兵。被战火波及的老百姓种不了地，为了填饱肚子，青壮年只能去当兵糊口，老弱妇孺只能饿死。 所以历代只要一起战乱，人口就会锐减。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的部队，也就是兵灾。水灾，旱灾，蝗宰，兵灾，这四种灾害是并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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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的支持(??ω??)??

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历史罕见的政治利益集团，在它统治下几乎遭到了中国各阶级反对，它是能把资本家、地主、奴隶主逼成红色资本家、开明地主和红色奴隶主的奇葩，现在居然还有东西去粉这种垃圾简直脑子秀逗了

我在看上海解放时老爷爷们的回忆-《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一书中许多上海老爷爷都提到过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报复性轰炸上海，他们轰炸瘫痪了上海电厂导致市区停电，直接被炸死电厂工人、平民数千。

不止如此，南京、常州、无锡、江阴等地解放后国民党空军多次轰炸我们南京下关电厂，炸死工人无数其中甚至还有婴儿！轰炸常州戚墅堰电厂时国民党特务还公然叫嚣：「电厂三年不能发电，四年才能恢复供电！」

不止江苏如此，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败退广州前除对地下党员疯狂屠杀外，还炸毁了海珠桥。在没有告知疏散平民情况下直接引爆炸药（老花园口了，刮民党传统艺能），海珠桥钢铁破片砸毁江船100余艘，共造成死难平民400多人，3000余老百姓受伤！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除了更增添人民对它的仇恨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简直不把老百姓当人的真土匪，至今还有东西在评论区里大言不惭，令人作呕！

淮海战役纪念馆内陈列著几幅木刻版画，今年五一参观时给我以极大震撼。这些版画生动再现了国统区与解放区人民生活对比，吾国吾民解放前夕的苦难生活，闻之垂泪：

晋冀鲁豫边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在1947年7月作出的《关于晋冀鲁豫边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

1946年7月到11月初，这一时期是情况最严重的时期，这是由抗战后和平转入游击战争的初期，敌人气焰非常高涨。大军之后，国民党还乡团、伪政权、恶霸地主、特务汉奸随军推进，从专署到村政权反动派都准备了一套法西斯反动机构。大规模的倒算、报复运动随即开始，血腥的镇压和掠夺普遍于沦陷区……

国民党在占领我解放区不久，就暴露出其残暴的本性。他们滥杀无辜，奸淫掳掠，抓丁征粮，无恶不作。不要说老百姓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就连地主都逐渐转变了立场。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杨珏在1947年1月《河南辉县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

河南安阳观台的一个地主，土改斗争中批斗他分浮财，农会给了他留了8亩地生活。按道理这样的人国民党来了肯定完全倒向国民党了，但国民党军一占领观台立刻给他摊派了20万元的税款，不让他活下去，结果这个地主当场气死。

河南汲县一个地主女儿被国民党兵强奸，地主说：「我是财主，和国军是一家人！」结果国民党兵说：「财主的女儿更漂亮！」还打了地主两个耳光，结果地主都往解放区跑。

在这样情况下河南辉县地主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甚至公开大声说：「宁叫八路军斗干，不叫中央军住一天！」

老解放区地主多年生活有经验，他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容易被打败的，「有股翻腾劲儿」、「本以为他们（指八路）都走了，可是又来了」，他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央军不一定持久，八路军一定会来。地主也最怕流亡生活，他们说这是「官捉大头，民捉土鳖，到处受气」，地主宁肯在家种农会留给自用土地，也不愿意到异乡流亡。

在这样情况下地主也不得不选择与我们妥协：国民党军在沦陷区建立伪保甲组织，地主也暗中与我们接上关系，敌占区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早已经被我们控制掌握。

以下是答案：

谢邀。

事实上现在大多数影视作品不仅没有真实表现出国民党军军纪，相当程度上还美化了，真的按照我们身边爷爷奶奶亲历者口述来拍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像。

我查到一则口述历史资料，是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的金吉泰老爷爷1949年亲历解放军途径金崖镇解放兰州的往事。他晚年回忆记录下解放军解放金崖的经过我看后唏嘘不已，特把老爷爷的回忆资料重新整理（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真的很累啊_(:з」∠)_）

【解放记忆】兰州解放记忆：解放军初到金崖

口述人：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村民金吉泰

在我的儿童少年时期，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恐怖的印象，要数国民党军队了。

当时，那些军队频繁的换防，不是以兰州途径金崖往东开拔，就是由甘草店路过金崖朝西行军。金崖——这个有一条热闹的小街道的镇子，是通途大道上的一处站口，这些军队常常在镇子上住宿一夜，第二天开走。

每次这些军队在到来以前，总有骑马的前站士兵来「号房子」，镇上的居民、商人、店户、农家，只要远远一看见他们，就纷纷逃避躲藏，商号仓皇关门，其他人则把大门闩起来。一霎间，镇上变得长街空旷门户禁闭，风吹尘动，一片死寂。

这些打前站的穿二尺五「黄皮」的兵士，走进无人的街市，跳下马来，气势汹汹地用脚踏开那些紧闭的大门，不管主人如何哀求：「班长，实在腾不开空房啊！」兵士却像没听见一样，一声不响，兀自用粉笔在大门扇上写「xx排xx班xx人」

房主人一看，摇头痛心，如丧事临门一般，因为这些蛮不讲理的兵们，会打人，借东西不还，而最主要的还是害怕看见那些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士兵的惨状。

房子号过不久，镇外便涌来一长列褴褛如乞丐，疲惫不堪，骨瘦如柴的壮丁队伍。他们一瘸一跛地进入镇子。

为了防止壮丁逃亡，军官们便用绳子把他们的胳膊串绑起来，互相连结，一起走，一起住，甚至连大小便都是一块行动的。

这些壮丁们只背著简陋的行军包，一律不带武器，只有班长才背著一支步枪，押送著他们。

老百姓对这些军官们的官职大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穿呢子衣服，有卫兵跟著的就是营团长，甚至一名小小的连长都是身著武装带，双手叉腰，神气十足，帽子戴在脑勺上。

残暴的军官们每到宿营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惩罚逃兵：

他们让壮丁列队站成空心四方阵，把逃亡的壮丁拉到阵中央，在四面排列，恐慌木立的壮丁面前「打黄牛惊黑牛，」用木棒拷打逃兵，打昏之后，用水喷活，再打。那惨叫的声音，由高到低，由低到无，只有砰砰扑打肉体之声。这种惨状不仅使四周战立的壮丁失色，就连周围的百姓莫不痛心疾首，怒恨蒋介石的残暴无道。

一次，有个班长带著两个士兵逃跑被捉了回来，路过金崖，就要在那里处死。当地的士绅闻讯后，便联名写「帖子」呈送营、团长，请求赦免他。一般情况下，这些绅士、地主们的求情还是起作用的。这一次，可能是押送士兵的班长竟领著士兵逃跑，情节严重，触怒了上峰吧，绅士们的帖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个倒霉的班长便押到羊市口以北的一个沟口之内，在一块荒地里，扒去班长上衣，跪在地上，当著士兵们的面，由两个行刑者手持步枪，用刺刀从脱光的脊背上捅刺而毙。

有一次，路过的军队住在前庄巷一家客店里，排班长把大门照例严加关锁，但一时疏忽，士兵们瞅空撬扒开锁蜂拥而出，飞也似地从前庄巷冲出，下小坡，朝长著庄稼的田野散开、隐没。等拿枪的排班长发觉，早已经跑的一个不剩了。押送者魂飞魄散，这是无法向上司交代的，正惊慌间，忽然有个伙夫，从老乡家借了许多碗，双手捧在怀中吃力地自远而来，他还不知道刚才士兵们集体逃亡的事，正气喘吁吁地往住宿客店走来。押送者急中生智，立即推子弹上膛，举枪将迎面走来的伙夫击毙，伙夫怀中的数十个碗也跌碎于地。于是押送者向上司呈文：「士兵哗变逃跑，我们追截拦堵，将一名击毙，余者逃逸」云云。

除了这种种酷刑和无辜被杀，士兵和壮丁们的待遇也是极差的，往往看到这样的景象：时令已是夏天了，他们仍穿著棉衣棉花从破洞里露出，寒冬时节，他们仍穿著夏季单薄的衣服。

伙食又极差，兵士们吃不饱，个个骨瘦如柴，军饷被军官层层贪污，士兵每日两餐，皆是粗糙的糊糊，抢吃时，他们都有窍门，先舀半碗，在碗里泛泛晃动，使其不太烫，飞快喝下去以后，再舀再抢，否则，先舀一碗，等你吃下去时，锅里的糊糊早已经被抢得精光。

因此，他们赢弱不堪，行军途中，沿途倒毙的事时有发生。他们每在金崖住宿一夜，第二天开走，总要留下几具尸体，老百姓互相报告数字，无限感慨地叹息：「唉，昨夜又死了几人啊！」

一些子弟被抽壮丁出门在外的人家，看到当兵的这种惨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去当兵的亲人，真是心如刀绞。那时，有青年惹父母生气，父母往往骂道：「我叫你去当兵！」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军换防的倒少了，却是青海的骑兵不断朝东开拔，他们是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率领著去陇东打「共产」的。这些骑兵倒是不进村庄，不入民房，在金崖镇外的苑川河干涸的河滩上驻扎。白布帐篷，一圈一圈，呈圆形排列，帐篷门一律向内。兵们多是青海人，体格壮实，纪律尚好。他们每人一支步枪，一把鬼头大刀。所到之处，地方镇长、保长、甲长只支应喂马的敷料和饲草。

老百姓只见这些骑兵整团整师地往东开拔，一去不再回来，直到1949年夏天，这些骑兵从东方折转倒流，败退返回。原先那些白布帐篷没有了，这次进入金崖，也借住民房。老百姓们发现，这些骑兵，马已不多，有的变成了步兵，甚至还有牵上毛驴的。有一个团长据说生病，骑在战马上，摇摇晃晃而据士兵透露，他是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吓成病的。他们完全是一副残兵败退的模样。

从甘草店经夏官营、金崖、响水子、桑园子、十里山这条旧大路退却的这些骑兵，纪律还可以，只是把金崖街上的一家粮店里的豌豆无代价驮走不少，是拿去当饲料喂马的。

而从甘草店、三角城、定远沿著西兰公路退却的一股骑兵，老百姓管他们叫黑马队，据说他们是马步芳的精锐主力，全骑黑马，能打仗，但很「野」，所到之处，把马打进糜谷地里放牧，并且在个别地方还发生糟蹋妇女的事。

就是这些败退的骑兵透露：「共军厉害得凶！他们又种地又打仗；开起火来神出鬼没，是打不过的哩！」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金崖镇东头的巴石沟，因夜间发山水把大路冲坏。日出东山不久，即听到一片人声。有人跑进镇内向街市上的人报告消息说：「解放军到来啦！他们在修寺背后被水冲坏的大坡！」

消息迅速传遍全镇，人们纷纷跑到街上探听究竟。说话间，街东头转角楼那里，出现了身穿灰军衣，推著自行车，身背著冲锋枪，头戴五角红星军帽的矫健战士。他们的军帽上还加以柳条编的圆圈，形似绿色的草笠，翠绿的柳叶随著前进的步伐颤动——这是防空用的。

街两厢的人们叫道：「解放军来了！」

推自行车的前哨约有十数人，排成单行，互相间隔四五丈，鱼贯而进，自东向西穿街而过，朝兰州方向前进。他们后面紧接著出现了大队人马。

这时，大街两旁商号店铺台阶上，老百姓闻风而来，越聚越多，挤得密密层层，大家踮起脚跟，很感兴趣地观看这传说多年，第一次见到的共产党的队伍。但见他们的灰色军装整整齐齐，个个身体强健，精神抖擞，目光有神，只因行军打仗，脸色晒得黝黑。他们每人都肩扛武器，有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有的替换战友，一人肩扛两支枪。老百姓并看见了两个战士争夺扛枪的新奇事。

大军行列不象国民党的军队那样是三路纵队，而是两路笔直纵队箭一样北去，每隔一段就夹著驮著迫击炮架的骡子和穿便衣的民工担架队。这些民工也排成两行，随大队前进，有的肩扛迫击炮弹。

更叫老百姓惊奇的是队伍里还有一些穿军装，剪头发的女兵，她们挺胸前进，气势不亚于男子，脸色也和其他人一样，晒得红里透黑，显得风尘仆仆。

这时大街闹市一家铺面的砖墙上，贴了一张用毛笔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百姓们第一次公开看到了传说多年的「毛泽东」、「朱德」的署名。

与此同时，各处墙壁显眼处，写上了宣传标语：「消灭胡马匪，解放大西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回汉人民是一家」等。

先头部队过了好多，直到下午，进入街上的一部分才奉命停下来，他们一排排地分开，席地而坐，抱枪于怀。每排都有一个兵站著对他们讲话：「同志们好好休息，再把脚洗洗。把武器检查检查，等接到命令，我们就努力进攻，解放兰州！」

百姓们奇怪了：「呃！他们的长官呢，怎么叫兵给队伍讲话？！」大家一回忆，从早上日出到现在日已西斜，过了那么多的队伍，自始至终竟然没有看见一个军官。

有人告诉大伙：「公馆巷的砖门楼郭家，房上拉了很多电话线，那里头住著一个师长！」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来著？！」人们摇头不肯相信。消息灵通的人便指著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说：「就是他，师长！师长！不会错的！」

这位被说成大军官的人，后面倒是跟著一个背盒子枪的卫兵，不过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卫兵怎么和长官穿著一样的衣服？他俩就随随便便地在队伍中间走来走去，找军人说话。战士们没有一点点惧怕他的样子根本没有全体立正，向长官敬礼的那一套。

后来人们终于弄清，他们的称呼古怪，不叫司令官、卫兵、电话兵、马夫、伙夫，却叫做司令员、指战员、警卫员、饲养员、炊事员，女兵们叫电话员、卫生员。百姓们笑道：「原来他们的官兵拉平了，这样好！这样好！」

官兵如此，军民关系更是空前的好，他们和百姓见面态度和气，对人热情，甚至帮百姓的忙，做这做那，百姓们觉得这是亘古以来没有过的事。以前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如今是解放军战士「大爷」长、「大娘」短，帮著干活，又拉家常。人们有点受宠若惊，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

暮霭里，几个十五六岁的号兵拿著闪亮的铜号朝苑川河畔走去，这些被叫做司号员的可爱孩子，在河滩里鼓憋两腮，滴滴答答地拨号音。古老的金崖镇便沉浸在新鲜欢快的气氛之中，仿佛换了一个新的天地。

当时金崖地区早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是甘肃地下党较早的据点之一，党员们迎接解放军，当晚和军队领导一起开了会，接受任务，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大军在金崖一带仅仅驻扎了一夜，到第二天下午，便整装出发；房东们到大门外送行，战士们挥手告别，列队直朝兰州外围的营盘岭奔赴而去。

翌日凌晨，残酷的兰州战役打响，经过七天七夜的枪炮轰鸣，兰州解放了。营盘岭一战，便牺牲了数十名烈士就安葬在冯家湾村后的一片山地里。后来竖立大石碑「永垂不朽！」

就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突然从东方飞来一架样子奇异的飞机，飞临金崖上空时，在高空里咚咚地响起机关炮声。百姓们抬头一看，半空中闪闪烁烁，不知是什么东西象雪片一般飘落下来。

有知道底细的介绍说：这种飞机叫「黑寡妇」，是马步芳用金子从美国换来的，本来是叫帮著打内战的，迟了，兰州城早已解放，它才来这里撒传单。

天上飘零的传单掉到地上，人们抬起一看，是三寸宽五寸长的红、黄、绿的纸条纸质极好，上面印著的黑字是「来归证」，下面的小字写著 「亲爱的共军弟兄们：你们是抗日有功的将士，但那些可恨的政委们欺骗了你们，驱赶你们和国军作战。赶快归来吧你们持此证到国军这边，可以得到食宿等优待。」下款署名是「西北长官公署政工室」

百姓们一念，憋不住笑骂：「哎呀呀，你们的官对兵是那个样子，兵对百姓糟害苦了，众百姓只希望你们早点完蛋！你们不亡，事无天理！现在你们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吗？这些厚脸皮的家伙，简直能笑掉人的大牙！」

这就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解放军初到金崖的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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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7日，小金门的国民党军在哨所附近发现有不明渔船靠近，当时的国民党军长官下令按战备程序实施警告射击，接著又实行驱离射击，但渔船仍然上岸。之后，渔船被国民党军发射的火箭筒击中，有三名男子先后企图跳下船，大声以汉语与国民党军沟通，然而三名男子均遭到射杀。三名男子遭射杀后，国民党军上船检查，上面均为没有任何武装的越南难民，船里伤亡狼藉。

　　旅长下令把船上所有难民无论死活都带至沙滩上集中监管。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军并没有对难民进行任何医疗或救援。

　　这个事情对于国民党军来说很难办。毕竟已经杀了三个无辜者，剩下这些人，如果收容，会有违抗军令之嫌，且很可能带来舆论的恶评，里外不是人。最后只好汇报给上峰师部。师部也很头疼，觉得一旦手软了，很可能要承担意想不到的责任。

　　经过很长时间沟通，国民党军最终下定决心，决定将这些难民全数灭口，于是可怜这些难民，飘洋过海，却遭集体枪决。有一枪未死的，被下令补枪。老人、妇女、儿童，甚至还有一名孕妇与一名婴儿也都遭杀害。

　　之后又命士兵掩埋尸体。掩埋时尚有醒转而挣扎哭喊者，也被下令以军用锹击毙。最后，国民党军将船只焚烧后埋入于沙中以毁灭所有证据。烧船时，意外发现一名被藏在船层夹板中的小男孩，旋即也将其处决。事后有人回忆，前后杀死的越南难民至少有十九人。似乎一切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一艘难民船来过这里。

　　然而，知道真相并目睹这一切的国民党军士兵却不能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军心开始浮动，似乎有著哗变的危险。于是国民党军旅部直接从旅部连派出军士官兵接管营部连，然后封锁现场，对金防部战情以例行驱离匪船结报。而金防部呢，也隐瞒不报，佯做不知。

　　或许是老天爷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事情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由于东岗埋尸的沙滩处地层太浅，尸体因海水及高温腐坏，不到一周就被附近垃圾场的野狗群掘出啃食......这件事情还是外泄了。媒体开始调查报道。金防部知道情况后，紧急调防，将所有涉事官兵全部调离。后来有军人退伍返回台湾后，说出了一切，三七事件的消息开始在台湾传开。最后蒋经国将金防部司令调职，而其余涉杀的旅长、营长、连长等均送交军法处侦办，最后均被判刑，不过刑罚都不重。该事件后来被称为「三七事件」，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军机密，直到2000年后才有限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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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难民船如此，对我方船只只能更加残忍。。。。他们有个淡的军纪。。。。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唱的歌是

「国家有肛肠，军队有军妓，军妓是军队的命脉」

顺带，国民党军的军妓到了1992年才解除。。。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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