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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为何常常北伐，从国家层面上看原因如下：

一，东晋和汉赵政权（包括后赵）有著深仇大恨。

东晋「王与马公天下」，王导和司马睿都是司马越一党，而司马越一党被汉赵物理毁灭，这自然决定他俩在政治倾向上和汉赵是对立的。

当然，这种仇恨或者这种政治倾向不仅是他俩个人问题，可以说是包括东晋整个统治阶级和基层百姓。

东晋的大权主要掌握在南渡的北方士族手中，而他们大多曾经在中朝交际。而洛阳沦陷，宁平之屠，大量名士被杀，自然其中有不少南渡北方士族的朋友乃至亲族。

另外司马越的王妃裴妃曾力助王导、司马睿南渡之计，可以说对王导、司马睿有恩，而裴妃的兄弟死于石勒之手，儿子也下落不明，因此如果王导司马睿不对北伐抱有支持态度（即使是表面上），那在裴妃哪里说不过去。（司马越的中朝对东晋朝廷影响很大，而裴妃可以说是司马越余党的一个代表。）

而汉赵帝国杀戮的不只是名士，被杀害的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无论是留在中原的百姓，还是南下避难的流民都对汉赵政权抱有仇恨，而东晋要想在江南立足，除了要稳定吴地百姓和士族，对于中原百姓和南下流民也不能疏忽，前者是抵御汉赵的屏障，后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引发动乱）

因此即使王导晚年怠政，司马睿基本上是傀儡，但这却不影响北伐在东晋的政治正确。这是因为东晋自上及下很多人对北伐往往能产生共鸣。乃至孔子的后人孔坦在临死之际依然挂念王师北伐。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民间，乃至礼教方面都对东晋北伐起促进作用。

从情感上说东晋自然要支持北伐，而凝聚的情感则又会影响利害关系。如果东晋反对北伐，那就会寒了人心，继而给自己统治增加不稳定因素。所以情感因素和利害因素都决定了东晋支持北伐的政治态度，而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这种情感虽然会随著时间而递减，但终东晋一朝却从未消失过。从负面情感上说，北方持续大乱，关键因素在于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和仇恨又有著很大关联。从正面情感上来说，北方百姓依然有不少人期盼王师，这在刘裕北伐时，百姓纷纷相迎，乃至边远的凉州都翘首以盼便能看出来。

二，东晋以正统自居，所以即使一些执政大臣如王导想偏安一隅，但嘴上还要说要恢复神州。并且东晋初年没有玉玺，被北方政权戏称「白板天子」，也自然让东晋政府不能忍，所以收复故都，夺回玉玺成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的必要途径。

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争正统是个挺无聊的事情，但在当时正统思想对政治军事都起到很大影响。

三，到了东晋中后期，北伐成了权臣提高声望乃至借机夺取权力的手段。如桓温借助北伐，打击异己，逐步夺取军权（如桓温借助第三次北伐，夺取了下游朝廷所倚靠的徐、兖军队）。

而东晋朝廷（主政的是司马昱）在桓温时期为了与之对抗，也进行北伐，不过因为殷浩是嘴强王者， 导致反而搬石砸脚，不仅没有提升与桓温对抗的资本，反而自损威望。

而刘裕时期，虽然东晋皇族已经摇摇欲坠，不过此时在东晋内部，刘裕还有如刘毅、诸葛长民等对手，所以刘裕通过北伐便能提高声望和地位，从而压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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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国家层面，再说说个人层面。东晋一朝倡言北伐者， 主要有祖逖，陶侃，庾亮（以及庾翼），桓温，谢玄，刘裕。

若以性质来看 ，我以为祖逖、陶侃、谢玄可以说是公大于私，而庾亮、桓温、刘裕是私大于公。

一，祖逖自不用多言，他的北伐不计成败利钝，一心想著收复失地。可以说在东晋诸多北伐中是最纯粹的一次。而祖逖北伐时，北方大乱，并且中原有不少流民帅在各自为战， 这给祖逖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陶侃，虽然他并没有进行北伐，但晚年确实有打算进行北伐。陶侃虽曾有异志（如曾打算废王导），但到了晚年也变的超然起来，临死之前主动提出把自己管辖的荆州、江州交还朝廷，同时在给皇帝的临终上疏中提到：「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陶侃这番表述理应更多是发自内心的。

而之所以陶侃会如此，我认为可能和陶侃的好友周访有关，周访生前曾有北伐之志，然未实行就病逝了。而陶侃受到周访影响，想帮友人完成遗愿也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当时石勒已死，石虎夺位，石赵帝国展开内战，这种外部条件也有利于陶侃北伐。

三，谢玄和谢安是东晋少有的贞臣。虽然谢玄北伐不能说完全没有为门户计的因素，但整体上看依然是公大于私，谢玄北伐更多还是想为国家收复失地。这点从谢玄临终上疏也能看得出来「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

并且当时前秦解体，北方再次大乱，确实是北伐的大好时机。

四，桓温和刘裕，桓温和刘裕北伐自然主要是为了增加声望地位和夺取权力，乃至最终篡晋，这无需多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俩北伐是为了私计，而不是为了晋室，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俩北伐依然有恢复神州的想法。（这种想法刘裕比桓温更强烈）

可以说虽然桓温和刘裕北伐是以达到政治目的为主，但两人悠然不失英雄豪气。

而从外部条件上看，北方大乱，各个势力相互征战，无疑也给了桓温和刘裕一个好的北伐环境。

五，最后说庾亮和庾翼，他俩北伐并没有真的恢复故土的打算，而是纯为门户私计。具体来说他俩是想借助北伐来夺取襄阳的控制权。

当时由流民帅桓宣驻守襄阳，桓宣志在抗胡，所以对政治上的事也不关心，因此和门阀士族没什么瓜葛，但也正因如此收到庾家的猜忌。

当时的东晋朝廷普遍对流民帅怀有戒心，而桓宣又没有靠山，自然成为了庾家排挤的对象。

而庾亮和庾翼的北伐正是为了从桓宣手中夺取襄阳，以此成为荆州的屏障（当时这是庾家的辖区）。

所以庾翼北伐看似草草而终，实际上是因为庾翼已经达到夺取襄阳的目地，自然不用再向前进军了。

而庾亮为了门户私计发起的北伐，也全然不顾外部条件（石赵帝国尚强），当石虎派大军反击时，完全出于私计的庾亮自然不愿也不敢和石赵大举开战，所以便托口邾城坚固不予救援，导致晋军惨败。

故而庾亮、庾翼为了门户私己，一个坑死毛宝，一个气死桓宣，实在令人不齿。

值得一提的是庾家夺取襄阳后，继而经营大荆州地区，但最终却成为了桓温的嫁妆，而桓温的崛起也让庾家步向没落， 也是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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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东西，难道不想夺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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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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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大部分的北伐，都带有彻头彻尾的政治目的，是披著权力斗争外衣的北伐，这里仅以桓温北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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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昱、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实力，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已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桓温于石虎死前，已经取得了克成都、灭李势的显赫功勋。司马昱的对应行动，则是引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膂，参综朝政，以抗桓温。石虎死于永和五年(349)四月，六月，桓温即由江陵出屯安陆，佯言北伐以观朝廷动静。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要求。但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

褚裒死后，殷浩亲自经营北伐。他只是联络北方降胡，虚张旗帜，并不急于出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自江陵声称北伐，又似东进，逼朝廷表明态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马昱书止桓温军，一方面由殷浩兴师北伐。殷浩北伐迁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终以前锋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朝廷不但丧失了可以制约恒温的实力，也丢掉了北伐旗帜。桓温以此为契机，成为北伐主将,使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蔡谟拒绝接受朝廷司徒之职,司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日:「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所谓「桓文之举」，即指桓温借故称兵犯阙而言。《桓温传》说:其时「以国无它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桓温于平静相持之中养精蓄锐，以待朝廷疲惫。所以终永和之世，桓温-一直处于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

永和十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又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这是桓温势力直接干预中枢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尚无决定大局的作用。《桓温传》说:「 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这一判断 ，我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此时桓温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势力还无从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内外大权。为此，桓温继续倡言北伐，以之作为主要手段,徐图发展。殷浩废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尽，能够举起北伐旗帜的，只有桓温一人。 桓温必须真正投人兵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不是虚声威胁，才能以战争的成果进一步改善 自己的处境，提高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废的下一月，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师就上道了。

柜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后相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

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洛阳陷于刘、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后赵乱，晋复有之，桓温曾倡还都之议。永和十二年，桓温在洛修缮诸陵，更倡还都之议以胁迫执政公卿。这次北伐，在进军路线上史传留有疑点。《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 经金城」云云。《晋书.桓温传》云:「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过淮泗，践北境,...师次伊水」云云。按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温自江陵次伊水，必无经金城之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刘盼遂之说，谓桓温经金城北伐，盖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从姑孰出发，转赴广陵，则金城为其必经之地。史传误植，遂以为永和十二年事。刘氏此说，似有可能，惜无确证。

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声望大增。但是作为结果，他对内既未能仙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此后东晋政局，继续在胶有状态中发展，又经历了十余年之久。

兴宁元年( 363)，桓温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豫州之军名义上自当在其属下因此有兴宁二年桓温命西中郎将袁真等凿杨仪道以通水运，温自率舟师次于合肥之事，见《晋书》卷八《哀帝纪》。桓温虽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势力，因面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来。至于徐州， 对桓温进人建康的障碍更大。桓温在期的二十余年中,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温只有徐徐寻找口实，逐个对付。升平五年，桓温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为继。《晋书》卷六七《郗愔传》:「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为郗鉴之子,以「冲退」著名，「虽居藩镇,非其好也」。桓温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

在桓温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间政局的胶著状态中，桓温步步进逼中枢。隆和元年(362),桓温上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此议桓温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惧，莫敢或异，只有孙绰冒险陈词,力言「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见《孙绰传》。扬州刺史王述则料定桓温不过欲以虚声威朝廷。桓温的威胁很快收到实效。兴宁元年(363)，朝廷加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桓温既为内录，又牧扬州，于理应当人朝。朝廷犹豫再三，既征又止,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惶感无主，举措失态。而桓温此时亦不敢贸然谒阙，于是而有兴宁二年七月桓温下驻芜湖西南之赭圻,遥领扬州牧之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赭圻以兴宁三年被火，桓温移驻姑孰，即今当涂，距建康更近。其时距桓温下镇赭圻仅半年之久。

桓温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门，重现了当年王敦、苏峻所造成的局势，也颇似庾亮之居芜湖。不过此时朝廷还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温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军受敌。《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三引《舆地记》日:「赭圻下流十许里有战鸟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温驻赭圻，恒惧掩袭。此圻宿鸟所栖，中霄鸣惊、温谓官军至，一时惊溃。既定，乃群鸟惊噪，故相传谓战鸟山」桓温所惧官军，当指京口的徐、兖军及此时在寿春、合肥的豫州军。桓温虽有危惧之感，但既已下驻，后路荆、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冲分督，他自然只能有进无退,力求解决豫、徐问题，消除进入中枢的障碍。而欲解决豫、徐问题，假北伐的名义最为堂皇。于是而有太和四年(369)桓温的第三次北伐。桓温第三次北伐，是在东晋内部权力之争面临短兵相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枋头，望实俱损，他的地位开始转折。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

《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注引《南徐州记》日:「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日:『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又，《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说新语》以此人「捷悟」类,是说郗超于桓温所道及的京口特点中，悟出桓温正筹思进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确出产名酒。《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后湖(按即练湖)水所酿」,又云湖水上承丹徒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这是说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酿成。又同书同卷引《郡国志》云:「「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 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唯酒可饮，兵可用耳。』」

京口箕，史亦有征。箕，篾制或藤制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太平广记》卷三二O引《续搜神记》「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条，谓「有物名甘罗，赤如百斛篅」。篅、甘罗、箩、箕，盖为一物。又，《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类「柳箕」,注:「柳箕可用，见《祥符图经》，今无之。」

至于桓温所说京口兵，即是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兖都督所部兵，造基于郗鉴所组的以北来流民为主体的军队，素以劲悍见称。郗鉴以后，虽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终处于郗氏影响之下。桓温以郗愔多「故义」，就是指此。桓温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兖，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须处心积虑，尽速夺取。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约徐兖郗惜、豫州袁真一同出师 即是承此谋略而发。

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 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浩》卷一八《据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

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

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惜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

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日:「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 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无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借此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钥匙。

这便使得北伐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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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国民党几十年前口口声声要反攻大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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