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晉為何常常北伐，從國家層面上看原因如下：

一，東晉和漢趙政權（包括後趙）有著深仇大恨。

東晉「王與馬公天下」，王導和司馬睿都是司馬越一黨，而司馬越一黨被漢趙物理毀滅，這自然決定他倆在政治傾向上和漢趙是對立的。

當然，這種仇恨或者這種政治傾向不僅是他倆個人問題，可以說是包括東晉整個統治階級和基層百姓。

東晉的大權主要掌握在南渡的北方士族手中，而他們大多曾經在中朝交際。而洛陽淪陷，寧平之屠，大量名士被殺，自然其中有不少南渡北方士族的朋友乃至親族。

另外司馬越的王妃裴妃曾力助王導、司馬睿南渡之計，可以說對王導、司馬睿有恩，而裴妃的兄弟死於石勒之手，兒子也下落不明，因此如果王導司馬睿不對北伐抱有支持態度（即使是表面上），那在裴妃哪裡說不過去。（司馬越的中朝對東晉朝廷影響很大，而裴妃可以說是司馬越餘黨的一個代表。）

而漢趙帝國殺戮的不只是名士，被殺害的百姓更是數不勝數。所以無論是留在中原的百姓，還是南下避難的流民都對漢趙政權抱有仇恨，而東晉要想在江南立足，除了要穩定吳地百姓和士族，對於中原百姓和南下流民也不能疏忽，前者是抵禦漢趙的屏障，後者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反之如果處理不好，還會引發動亂）

因此即使王導晚年怠政，司馬睿基本上是傀儡，但這卻不影響北伐在東晉的政治正確。這是因為東晉自上及下很多人對北伐往往能產生共鳴。乃至孔子的後人孔坦在臨死之際依然掛念王師北伐。

因此可以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民間，乃至禮教方面都對東晉北伐起促進作用。

從情感上說東晉自然要支持北伐，而凝聚的情感則又會影響利害關係。如果東晉反對北伐，那就會寒了人心，繼而給自己統治增加不穩定因素。所以情感因素和利害因素都決定了東晉支持北伐的政治態度，而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

另外這種情感雖然會隨著時間而遞減，但終東晉一朝卻從未消失過。從負面情感上說，北方持續大亂，關鍵因素在於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和仇恨又有著很大關聯。從正面情感上來說，北方百姓依然有不少人期盼王師，這在劉裕北伐時，百姓紛紛相迎，乃至邊遠的涼州都翹首以盼便能看出來。

二，東晉以正統自居，所以即使一些執政大臣如王導想偏安一隅，但嘴上還要說要恢復神州。並且東晉初年沒有玉璽，被北方政權戲稱「白板天子」，也自然讓東晉政府不能忍，所以收復故都，奪回玉璽成為了證明自己是正統的必要途徑。

雖然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爭正統是個挺無聊的事情，但在當時正統思想對政治軍事都起到很大影響。

三，到了東晉中後期，北伐成了權臣提高聲望乃至藉機奪取權力的手段。如桓溫藉助北伐，打擊異己，逐步奪取軍權（如桓溫藉助第三次北伐，奪取了下游朝廷所倚靠的徐、兗軍隊）。

而東晉朝廷（主政的是司馬昱）在桓溫時期為了與之對抗，也進行北伐，不過因為殷浩是嘴強王者， 導致反而搬石砸腳，不僅沒有提升與桓溫對抗的資本，反而自損威望。

而劉裕時期，雖然東晉皇族已經搖搖欲墜，不過此時在東晉內部，劉裕還有如劉毅、諸葛長民等對手，所以劉裕通過北伐便能提高聲望和地位，從而壓制他們。

---

說完了國家層面，再說說個人層面。東晉一朝倡言北伐者， 主要有祖逖，陶侃，庾亮（以及庾翼），桓溫，謝玄，劉裕。

若以性質來看 ，我以為祖逖、陶侃、謝玄可以說是公大於私，而庾亮、桓溫、劉裕是私大於公。

一，祖逖自不用多言，他的北伐不計成敗利鈍，一心想著收復失地。可以說在東晉諸多北伐中是最純粹的一次。而祖逖北伐時，北方大亂，並且中原有不少流民帥在各自為戰， 這給祖逖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二，陶侃，雖然他並沒有進行北伐，但晚年確實有打算進行北伐。陶侃雖曾有異志（如曾打算廢王導），但到了晚年也變的超然起來，臨死之前主動提出把自己管轄的荊州、江州交還朝廷，同時在給皇帝的臨終上疏中提到：「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毌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

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陶侃這番表述理應更多是發自內心的。

而之所以陶侃會如此，我認為可能和陶侃的好友周訪有關，周訪生前曾有北伐之志，然未實行就病逝了。而陶侃受到周訪影響，想幫友人完成遺願也是理所應當的。

另外當時石勒已死，石虎奪位，石趙帝國展開內戰，這種外部條件也有利於陶侃北伐。

三，謝玄和謝安是東晉少有的貞臣。雖然謝玄北伐不能說完全沒有為門戶計的因素，但整體上看依然是公大於私，謝玄北伐更多還是想為國家收復失地。這點從謝玄臨終上疏也能看得出來「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

並且當時前秦解體，北方再次大亂，確實是北伐的大好時機。

四，桓溫和劉裕，桓溫和劉裕北伐自然主要是為了增加聲望地位和奪取權力，乃至最終篡晉，這無需多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他倆北伐是為了私計，而不是為了晉室，但不能因此就否認他倆北伐依然有恢復神州的想法。（這種想法劉裕比桓溫更強烈）

可以說雖然桓溫和劉裕北伐是以達到政治目的為主，但兩人悠然不失英雄豪氣。

而從外部條件上看，北方大亂，各個勢力相互徵戰，無疑也給了桓溫和劉裕一個好的北伐環境。

五，最後說庾亮和庾翼，他倆北伐並沒有真的恢復故土的打算，而是純為門戶私計。具體來說他倆是想藉助北伐來奪取襄陽的控制權。

當時由流民帥桓宣駐守襄陽，桓宣志在抗胡，所以對政治上的事也不關心，因此和門閥士族沒什麼瓜葛，但也正因如此收到庾家的猜忌。

當時的東晉朝廷普遍對流民帥懷有戒心，而桓宣又沒有靠山，自然成為了庾家排擠的對象。

而庾亮和庾翼的北伐正是為了從桓宣手中奪取襄陽，以此成為荊州的屏障（當時這是庾家的轄區）。

所以庾翼北伐看似草草而終，實際上是因為庾翼已經達到奪取襄陽的目地，自然不用再向前進軍了。

而庾亮為了門戶私計發起的北伐，也全然不顧外部條件（石趙帝國尚強），當石虎派大軍反擊時，完全出於私計的庾亮自然不願也不敢和石趙大舉開戰，所以便託口邾城堅固不予救援，導致晉軍慘敗。

故而庾亮、庾翼為了門戶私己，一個坑死毛寶，一個氣死桓宣，實在令人不齒。

值得一提的是庾家奪取襄陽後，繼而經營大荊州地區，但最終卻成為了桓溫的嫁妝，而桓溫的崛起也讓庾家步向沒落， 也是頗具諷刺意味。

---

失去的東西，難道不想奪回來嗎？

---

北伐有錯嗎

---

東晉大部分的北伐，都帶有徹頭徹尾的政治目的，是披著權力鬥爭外衣的北伐，這裡僅以桓溫北伐為例。

---

永和政局，是以中樞司馬昱殷浩為一方，以上遊方鎮桓溫為另一方的實力相持。司馬昱、殷浩的中樞秉權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名士清談集團，夙有盛名但並無經綸世務的才力。所以中樞的重心是不穩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鎮的支撐,才能免於被桓溫顛覆的危險。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局面，擁有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但桓溫也亟須乘時立功以增實力，才能在與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動地位。永和年間中樞與上遊方鎮之間的基本態勢如此，雖然關係有時緊張，但雙方之間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脅的危急情況。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亂，東晉相持的雙方藉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搶奪北伐旗幟，企圖在聲勢上壓倒對方，以圖鞏固自已在江左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

桓溫於石虎死前，已經取得了克成都、滅李勢的顯赫功勛。司馬昱的對應行動，則是引享有盛名的揚州刺史殷浩為心膂，參綜朝政，以抗桓溫。石虎死於永和五年(349)四月，六月，桓溫即由江陵出屯安陸，佯言北伐以觀朝廷動靜。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搶先出師北伐，以拒桓溫要求。但褚裒旋即敗歸，慚憤而死，使桓溫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

褚裒死後，殷浩親自經營北伐。他只是聯絡北方降胡，虛張旗幟，並不急於出軍。於是桓溫於永和七年冬率師自江陵聲稱北伐，又似東進，逼朝廷表明態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馬昱書止桓溫軍，一方面由殷浩興師北伐。殷浩北伐遷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終以前鋒姚襄倒戈而徹底失敗。朝廷不但喪失了可以制約恆溫的實力，也丟掉了北伐旗幟。桓溫以此為契機，成為北伐主將,使自己的權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綜觀永和年間上下游關係的發展，桓溫的策略是靜觀持重坐大於荊、梁。他調遣荊、梁軍隊，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實力，而自己卻引而不發，靜觀朝局，待機行動。司馬昱、殷浩的朝廷始終處於被動狀態，謹慎對付，唯恐授桓溫以口實，引發桓溫對朝廷的強力行動。《晉書》卷七七《蔡謨傳》蔡謨拒絕接受朝廷司徒之職,司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羨止之日:「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所謂「桓文之舉」，即指桓溫藉故稱兵犯闕而言。《桓溫傳》說:其時「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所用」。桓溫於平靜相持之中養精蓄銳，以待朝廷疲憊。所以終永和之世，桓溫-一直處於可進可退的主動地位。

永和十年，桓溫以殷浩出師敗績，逼朝廷廢殷浩為庶人,桓溫又少了一個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這是桓溫勢力直接幹預中樞的一個重大步驟,不過尚無決定大局的作用。《桓溫傳》說:「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這一判斷 ，我認為為時尚早。因為此時桓溫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勢力還無從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內外大權。為此，桓溫繼續倡言北伐，以之作為主要手段,徐圖發展。殷浩廢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盡，能夠舉起北伐旗幟的，只有桓溫一人。 桓溫必須真正投人兵力進行北伐戰爭而不是虛聲威脅，才能以戰爭的成果進一步改善 自己的處境，提高影響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廢的下一月，桓溫第一次北伐之師就上道了。

櫃溫第一次北伐,出師順利,軍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勞。後相達到了增益聲威的目的，不願繼續消耗實力，因此臨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溫意在江左而不在關中，是有識的。但桓溫部將薛珍卻不明桓溫意圖，咎責桓溫持重不攻長安,終於觸及桓溫忌諱，被桓溫誅殺。

永和十二年桓溫第二次北伐,大敗羌帥姚襄於伊水，留兵戍洛陽而還。洛陽陷於劉、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後趙亂，晉復有之，桓溫曾倡還都之議。永和十二年，桓溫在洛修繕諸陵，更倡還都之議以脅迫執政公卿。這次北伐，在進軍路線上史傳留有疑點。《世說新語.言語》:「桓公北征， 經金城」云云。《晉書.桓溫傳》雲:「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日:『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於是過淮泗，踐北境,...師次伊水」云云。按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溫自江陵次伊水，必無經金城之理。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二，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餘氏引劉盼遂之說，謂桓溫經金城北伐，蓋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從姑孰出發，轉赴廣陵，則金城為其必經之地。史傳誤植，遂以為永和十二年事。劉氏此說，似有可能，惜無確證。

桓溫兩次北伐獲勝，聲望大增。但是作為結果，他對內既未能仙手中樞政柄，又未能獲得豫州、徐州。此後東晉政局，繼續在膠有狀態中發展，又經歷了十餘年之久。

興寧元年( 363)，桓溫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豫州之軍名義上自當在其屬下因此有興寧二年桓溫命西中郎將袁真等鑿楊儀道以通水運，溫自率舟師次於合肥之事，見《晉書》卷八《哀帝紀》。桓溫雖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勢力，因面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來。至於徐州， 對桓溫進人建康的障礙更大。桓溫在期的二十餘年中,先後居徐州之任者為褚裒、荀羨、郗曇、範汪、庾希、郗愔，他們都出自高門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溫只有徐徐尋找口實，逐個對付。昇平五年，桓溫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範汪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為繼。《晉書》卷六七《郗愔傳》:「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郗愔為郗鑒之子,以「沖退」著名，「雖居藩鎮,非其好也」。桓溫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潛在力量，然後再相機處置郗氏，奪得徐州。

在桓溫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間政局的膠著狀態中，桓溫步步進逼中樞。隆和元年(362),桓溫上疏言:「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此議桓溫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懼，莫敢或異，只有孫綽冒險陳詞,力言「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見《孫綽傳》。揚州刺史王述則料定桓溫不過欲以虛聲威朝廷。桓溫的威脅很快收到實效。興寧元年(363)，朝廷加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二年又有揚州牧之命。桓溫既為內錄，又牧揚州，於理應當人朝。朝廷猶豫再三，既徵又止,執政的會稽王司馬昱惶感無主，舉措失態。而桓溫此時亦不敢貿然謁闕，於是而有興寧二年七月桓溫下駐蕪湖西南之赭圻,遙領揚州牧之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赭圻以興寧三年被火，桓溫移駐姑孰，即今當塗，距建康更近。其時距桓溫下鎮赭圻僅半年之久。

桓溫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門，重現了當年王敦、蘇峻所造成的局勢，也頗似庾亮之居蕪湖。不過此時朝廷還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溫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軍受敵。《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引《輿地記》日:「赭圻下流十許裏有戰鳥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溫駐赭圻，恆懼掩襲。此圻宿鳥所棲，中霄鳴驚、溫謂官軍至，一時驚潰。既定，乃羣鳥驚噪，故相傳謂戰鳥山」桓溫所懼官軍，當指京口的徐、兗軍及此時在壽春、合肥的豫州軍。桓溫雖有危懼之感，但既已下駐，後路荊、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沖分督，他自然只能有進無退,力求解決豫、徐問題，消除進入中樞的障礙。而欲解決豫、徐問題，假北伐的名義最為堂皇。於是而有太和四年(369)桓溫的第三次北伐。桓溫第三次北伐，是在東晉內部權力之爭面臨短兵相接狀態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溫敗於枋頭，望實俱損，他的地位開始轉折。但這只是情況的一個方面。情況的另一方面，就桓溫在江左積累權力的過程看來，第三次北伐以後，桓溫才取得徐、豫，掃清進入建康的障礙，控制司馬昱，使東晉朝廷一度成為「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朝廷。因此，桓溫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權力之爭中取得勝利的頂點。

《世說新語·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引《南徐州記》日:「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日:『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又，《晉書》卷六七《郗超傳》:「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說新語》以此人「捷悟」類,是說郗超於桓溫所道及的京口特點中，悟出桓溫正籌思進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確出產名酒。《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雲:「曲阿出名酒，皆雲後湖(按即練湖)水所釀」,又雲湖水上承丹徒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這是說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釀成。又同書同卷引《郡國志》雲:「「潤州遏陂，有湖名龍目湖。京口出好酒，人習戰， 故桓溫雲:『京口土瘠人窶，無可戀，唯酒可飲，兵可用耳。』」

京口箕，史亦有徵。箕，篾制或藤製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太平廣記》卷三二O引《續搜神記》「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條，謂「有物名甘羅，赤如百斛篅」。篅、甘羅、籮、箕，蓋為一物。又，《至順鎮江志》卷四「土產」類「柳箕」,注:「柳箕可用，見《祥符圖經》，今無之。」

至於桓溫所說京口兵，即是以京口為基地的徐、兗都督所部兵，造基於郗鑒所組的以北來流民為主體的軍隊，素以勁悍見稱。郗鑒以後，雖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終處於郗氏影響之下。桓溫以郗愔多「故義」，就是指此。桓溫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兗，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須處心積慮，儘速奪取。所以桓溫第三次北伐時約徐兗郗惜、豫州袁真一同出師 即是承此謀略而發。

桓溫第三次北伐，成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 出師日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空。此前數日，會稽王司馬昱與桓溫曾有會晤。《真浩》卷一八《據真輔》:」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

大司馬克二十六日發也。」大司馬是桓溫也。溫在姑孰，應北伐慕容。…於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據此可知，桓溫出師預定為三月二十六日，會晤當在出師前數日:據《晉書·海西公紀》，桓溫實際出師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為朔日。可知出師之期較預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幾天。出師之前首輔與元帥會晤，事關重大，理應書之史冊，但是今本《晉書》於此事卻毫無痕跡。我懷疑此次會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機事商籌，而當時最敏感的重大機事，莫過於桓溫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賴的徐、豫兵力。

桓溫取得徐、豫的具體過程，研究晉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於事機，得桓溫相約北伐，立即覆箋「共獎王事，修復園陵」。愔子超為溫參軍，見惜箋毀之，另作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桓溫乃順水推舟，轉郗愔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自己則兼領徐、兗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鎮問題，未動刀兵,戲劇性地解決了。

桓溫處置豫州袁真的辦法，卻不相同。袁真得桓溫命,未達其旨，遂率師逾淮，攻克譙梁。桓溫敗於枋頭之後，委過於袁真，奏免為庶人，而以桓溫世子桓熙代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繼，被桓溫消滅於壽春地區。《太平御覽》卷六五四引《世說新語》日:「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未當其罪，世以為冤焉。袁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妊焉， 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識者以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經，又貫串佛家果報思想，有無無須置論。但其中說袁真「未當其罪，世以為冤」是反映了當時實際情況的。

徐、豫二州在桓溫第三次北伐中統統落入桓溫之手，桓溫藉此掌握了進入建康的鑰匙。

這便使得北伐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了

---

就像國民黨幾十年前口口聲聲要反攻大陸一樣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