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中蜀國算不算是窮兵黷武？
明明都那麼窮了，還要堅持北伐
先明確一個前提：國家不是福利組織。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人教版高一思想政治必修2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
1963年10月，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會見日本記者時說：
帝修反有原子彈、核子彈，了不起嗎？他們如此欺侮我們，他們笑我們窮，造不起。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
兩天後，香港作家金庸在《明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其中這樣寫道：
中央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說到「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絕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陳毅是否瞭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製造了一兩枚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決計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中共製造原子彈，不知是什麼用處？能去轟炸美國嗎？能去轟炸蘇聯嗎？當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時候，能用原子彈將他們一一炸死嗎？當英法聯軍攻打蘇伊士運河時，英國早已擁有核子武器，但蘇聯一聲恫嚇，說要以飛彈轟炸倫敦，英國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國再努力十年，也決計趕不上英國在攻打蘇伊士運河時的核子成就，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不要褲子也要造原子彈算不算窮兵黷武？
把經濟建設和國民生活水平提到重要位置是在最近幾十年才成為世界主流，其前提是科技水平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使得人類社會有了讓大量國民過上相對較高質量生活的條件。對於三國時代則不可能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國家和政權的本質在那個時代要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窮兵黷武」一詞出自《三國志?陸抗傳》，是陸抗寫給孫皓的上疏裏用到的辭彙，其用意是讓孫皓暫停發動對外戰爭，積蓄力量纔有可能對抗西晉。雖然陸抗也提出要減輕百姓負擔，但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陸抗自己就是大地主，賀邵搜捕陸家藏匿逃亡人口時他還跑去找孫皓放人。所以要搞清楚一個公式，即反對窮兵黷武≠主張提升百姓生活水平。
《本佐錄》裏記載，德川家康曾說：「政治的祕訣是讓百姓餓不死又沒有餘糧。」德川家康這段話沒有把外敵算進來，純粹是他治國的心得，和窮兵黷武無關，完美地揭示了什麼叫做「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而我國的先秦諸子早有類似的論述，商鞅的治國理念裏最精髓的部分就是「弱民」，即不能讓老百姓太富，他在《商君書》裏如此寫道：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韓非子》裏則更為深刻，說治理的要訣不是滿足百姓的慾望，而是要在實際上對他們有利，所以對百姓動用刑法時，其實是在保護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種愛。他還將這種思想推及個人，即每個人的天性都是好逸惡勞，放縱這樣的天性會必定帶來亂象。也就是說，人活在世上就要想辦法對抗自己的天性，正如國家約束百姓一樣。
大家嚮往共產主義，歌頌無產階級，多半也是嚮往不用工作，而非歌頌勞動光榮，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
《商君書》和《韓非子》在漢朝長期被當做禁書，視為異端學說。而這不代表統治階級反對這樣的學說，他們只是不願意讓普通人去學這些。曹操曾下令嚴禁百姓和官員私藏兵書，違者嚴懲，而他自己就特別愛看兵書，還寫過兵書。
劉備算是三國時期對百姓比較好的君主了，他也同樣愛看《商君書》和《韓非子》，還讓劉禪也去讀這兩本書。原因無他，這些觀點在當時都是真知灼見，對治國很有用處。
雖然也有《管子》這樣提倡富民的著作，但《管子》裏也主張要用嚴格的法令來震懾下人，並用經濟手段來操控糧食，以此達到民力「為我所用」的目的。雖然書中提倡民富，但其目的不是讓百姓過上好日子，而是方便治理，如果百姓過得不錯，他們為了保住這樣的生活條件便會遠離犯罪，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經濟學理論。而對於百姓暴富以及遠離勞動這種事，《管子》書中是極力反對的。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何為窮兵黷武？這需要有一個界定標準。上面的論述都是為了說明，把「不發展建設只顧打仗，百姓生活條件糟糕」拿來當作窮兵黷武的標準對於當時那個時代是不合適的。反過來說，擁有強大的、高效率的、具備可持續性的、能夠積極對外的軍事體系反而是判斷政權水準的重要條件，窮兵黷武原本就是站在政權利益角度的說法。三國亂世對普通人而言就是這麼殘酷的一件事。
以這樣的標準來判斷，擁有優秀吏治水平和相對高戰鬥力軍隊的蜀漢政權放到中國歷史上任何割據時代都是合格的地方政權。但從延熙十六年（253）姜維重開北伐起，國家的吏治水平和軍事體系的可持續性都遭到嚴重破壞，進入各種糟糕情況的惡性循環，這時蜀漢發動的對外戰爭無疑對政權的自身延續已是相當不利的，也就滿足了窮兵黷武的標準。
最後告誡各位現代人一句：不要嚮往戰爭，不要嚮往古代。
如果想把題目變得更恰當，應該把蜀國去掉。因為三國全都是窮兵黷武，這幾國家本就以戰爭為主要目的，幾乎連年打仗，怎麼可能不是窮兵黷武。
東漢末年以來戰亂、天災對經濟模式進行摧殘，造成貨幣紊亂。人口消減對農商之影響，都讓三國在非常不良的狀態下建國。在這前提下，百姓還要不斷為戰爭服務，承受的擠壓可想而知。單是拿三國可控總人口跟東漢未分裂時期對比就知三國整體經濟有多糟糕。
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也就這麼一回事。
明明那麼窮，可是誰不窮呢？
吳軍師張悌在蜀漢滅亡前提到：「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
說的全是實情，只是他為了鞏固自己觀點，後面吹捧司馬氏執政內容有些過了。治亂必須得用重典，曹操那時採取過硬手段無可厚非，他也已經承擔了諸多民變的惡果。曹丕、曹叡時期依舊沒有停止大規模用兵，受到蜀、吳二線牽制不說，還數次主動大規模出兵，之所有沒造成大影響，終究是國大業大，折騰的起。原先是亂世，大規模搞屯田讓流民有口飯喫就不錯了，多年以後那些初時的經濟制度就成了嚴重的剝削，經濟環境好是好了，可百姓怎麼都富不起來。曹叡修宮殿在別的時代算不上什麼大興土木，因為國家窮，這麼幹就遭到羣臣圍攻。那二年科比能、諸葛亮、孫權聯合搞事，魏國經費猛烈燃燒，曹叡還曾親率大軍趕往合肥想跟孫權決戰，好在孫權跑得快，就算不交鋒，這一來一回也要錢！
「杜甫的祖先」杜恕曾向曹叡上書講述國政弊端，大致認為國家過度注重軍事，已經背離王道里安民豐財的方向，時人議論多推崇孫武、吳起這樣的兵家。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造成的影響是魏國擁有十州之地，其戶口不如東漢那時一州之民。加上吳、蜀、燕、鮮、羌多方牽制，邊境都需要駐兵把守，魏國的荊、揚、青、徐、幽、並、雍、涼都著重於發展軍事，能夠平穩積累財富的只有兗、豫、司、冀四州。邊境官員只要手頭有兵就越專註于軍功，不勤民事。但是為了方便，魏國邊境的官員多兼掌軍政。杜恕此舉是為了反對將軍呂昭出鎮冀州，認為兗、豫、司、冀這幾州應該弱化軍事，著重發展經濟。
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東漢，穩定時通常擁有五千多萬人口，漢軍需要在涼、並、幽三州邊境駐軍，交、益、揚也時有叛亂，需要一些部隊，加上洛陽中軍，整體軍事比重比三國低。三國不僅要承擔東漢舊時邊境的兵役，更需要在各自前線發展軍事，三國的中軍還經常要趕上前線，可三國在籍人口只有一千萬左右。
司馬炎能搞太康之治也不是他有多大經國之才，主要是天下統一後，自然而然可以解除三國時期過度的徭役，並把大量隱匿人口重新收編入籍，將多出的民力用於發展經濟。整個三國拿去跟任意一統國家平穩期比較，百姓都不堪重負。只是長期外部矛盾，讓人們可以忽略這種不正常的發展形式。
這種亂世悲哀不是三國獨有，唐長孺指出【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徭役也重於前承的兩漢與後來的隋唐。】
我不是故意拿大一統國家去貶低三國，是指出這麼一種客觀情況，分裂時期執政者一時善政對百姓恩澤真的非常有限，大一統國家發展經濟的條件比分裂時期好。這不是三國想要維持的局面，只是長期對峙之下誰也打不死誰的無奈。國家與國家之間是被迫陷入需要維持軍事力量的對峙，就好比冷戰時期，即便雙方陣營都不開打，都需要顯示出強悍的軍事實力，這樣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對經濟產生很大負面影響。
有人曾拿王夫之著《讀通鑒論》裏對三國君主評價來跟我爭辯，說孫權之才遠勝劉備，可王夫之對三國君主認知顯然帶有侷限性，他認為【雍既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
古代認為孫權執政寬仁不止王夫之一人，不少人還對孫權以儒道治國很是推崇，把孫權偶爾寬賦息調、崇尚節儉政策誤以為是持續舉措。可惜《走馬樓吳簡》揭露了孫權執政諸多細節，嘉禾年間（232年到238年）臨湘百姓和吏為配合吳國大規模軍事行動負擔起許多恆役以外的徭役，主要就是為後勤運輸等各項雜役，還需要徵召新兵。為了維持這些工作，基層公務員「吏」要承擔很大工作量，這還只是吳國官民為服務大規模戰爭的一角。試想一下，孫權時不時舉兵十萬對民力、財力消耗得有多少？
《走馬樓吳簡》還反應出孫權時代苛捐雜稅極多，百姓壓根不堪重負，頂多是踩著崩潰邊緣生活。士兵不是數字，每個人都有家庭，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幾年回不了家，要長期屯駐在前線。不打仗的時候有一部分士兵可以回到腹地，承擔較為輕鬆的工作，得以休養。國家也需要士兵回家跟關愛妻子，增加人口數量。不需要承擔徭役、雜役的人可以回家種田，好在繳付稅賦之餘還留有點餘財。一旦打起來仗，許多家庭都要放下私人工作去為國家服務，這還沒算士兵陣亡給家庭帶來的損失。這一點，三國裏誰發動戰爭都一樣。
因此諸葛恪上臺後除去孫權從前一些稅收，獲得了很大民心，他的聲望短期內到了不可動搖的地步。每次出行，百姓都伸長脖子想看清楚諸葛丞相面容。也不是諸葛恪多麼天才，就是孫權從前壓榨過甚，諸葛恪一旦減少壓榨就能收到了成效。只是好景不長，諸葛恪終究還是走孫權的老路，大舉十萬以上兵力北伐，終在戰敗之下搞得民望盡失。而後孫峻、孫綝為壟斷兵權也沒好到哪去。
即使是孫休想要以儒治國，被他任命的濮陽興、張布還是搞得國內大失所望，交州叛亂就是孫休留給孫皓的爛攤子。至於孫皓多次以弱國攻大國的神操作就不需要多介紹了，吳國人口甚至被他搞到負增長。
最後再講蜀漢，王夫之認為劉備、諸葛亮和曹操一樣，皆用申、韓之術為政。諸葛亮執法嚴峻很著名，這是治亂之本，確實無可非議。蜀漢自夷陵之戰後元氣大傷，諸葛亮是將蜀漢的國力從負恢復到了可進行大規模戰爭的狀態，這需要極佳的經濟政策才能辦到，所以諸葛亮執政時期對百姓沒有過錯，只有恩澤。
孫權對此表示：「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
袁淮則說：「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但諸葛亮不是神，他最後一次北伐是大規模行動，很多手尾工作需要跟進。張儼不免提到：「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故而，蔣琬執政前期沒有大動作，直到司馬懿伐遼東時期，蔣琬才奉劉禪之命入駐漢中，派姜維做偏師騷擾魏國邊境。因蔣琬病重，他大規模出兵的計劃被擱置了，自費禕主政後態度變得更加保守，因為大規模軍事行動少得到了陳壽好評：「費禕寬濟而博愛，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蜀漢最後十年由姜維出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他大反費禕方向，連年出兵北伐，國力日漸不支，最終造成百姓面有菜色的結果。
《三國志譙周傳》提到：「於時軍旅數出，百姓雕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壽在其本傳評價姜維使用的是窮兵黷武"近義詞"玩眾黷旅"。
《華陽國志》作者常璩評價：「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吳軍師張悌亦提到蜀漢末年是：「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
孫盛《異同記》亦載：「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
陳壽、張悌、常璩、孫盛對此給出了一致評價，可知蜀漢末年軍事投入的比重高於從前的執政者，是其衰敗的主因之一。由於蜀漢前期與後期強烈對比，蜀人才會認為初時不覺得諸葛亮執政有什麼好，到了後來變成了「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姜維在蜀漢最窮之際還堅持連年北伐是不爭的事實，自然稱的上窮兵黷武。
以上並不是反戰，分裂時期戰爭是必然的，只是戰爭的頻率和限度有講究，《司馬法》已經很簡明說出此理：「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無法在其中找到平衡的國家自然就會走向衰敗，魏、蜀、吳實際上都是失敗的例子，儘管西晉也一樣。
想從細節中比爛是真的沒必要，當你在比爛的時候你就已經承認自己立場是爛的。
先說結論，不算，接下來我會從幾個角度來說。以下是拙見。
首先，北伐是一種主動進取，表現季漢的正統姓和為了「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實質性努力，也是必須做的事情。而且，季漢只有一州之力，民不足百萬，帶甲只十餘萬而已，「益州疲弊」，哪怕是加上盟友東吳 ，也只有四州之地，而曹魏有九州之地，雙方的差距可見一斑。假如讓對方繼續平穩的發展，而自己這邊不行動，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到時候，恐怕曹魏想要滅亡他們 蜀吳雙方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只能主動進取，這樣才能搏一線生機。
其次，孔明的北伐，是在休養生息了很久才做出的決定。昭烈死後，留給孔明的是一個爛攤子，失去了荊州不說，南中地區又開始了叛亂，而且還有東吳方的介入，將近一半的國士失去，南中又不得安寧，但是由於襄樊，夷陵兩場大戰的失敗，兵力折損十萬左右，人才基本斷層，導致無力平叛。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孔明並沒有出兵平叛，而是閉境養民，休養生息，休養了兩年左右，再加上和東吳的關係正常化後，纔出兵平叛，最終「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不僅成功收復了南中，還獲得了大批的資源和兵員，這才考慮起了北伐。（以下接著）
但是，哪怕是在北伐開始之後，也不能說是窮兵黷武，先說第一次，「六年春，揚聲由斜穀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眾。。。所總統如前。」，第1次可以說是大型戰爭，而且準備相當充分，安排了趙雲，鄧芝當疑兵，（另外還引誘孟達反叛，可惜此人太不給力，沒有堅持幾天就被司馬懿搞死了，本來能多拖點時間的。）自己則帶著大部隊攻擊祁山，由於曹魏輕視季漢，所以在涼州一帶防備不是很足。漢軍大部隊一到，三個郡就望風而降了，局勢一片大好。可惜馬謖失街亭，導致大好的局勢全部失去，漢軍尚有一戰之力，但是孔明選擇了撤退，第1次北伐就此失敗。這是機會最好的一次，之後再也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隨後的，「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這是第2次，完全是為了策應東吳，減輕東吳的壓力而發動的戰爭。應該是小型戰爭。（準備時間，只有一個月左右，這樣短的時間，能夠完成多少軍事動員，糧草儲備，裝備裝配，實在是天知道），哪怕是這樣，還是斬殺了對方的將領。「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這是第3次，成功拿下了武都陰平，成功擴展了領土，成功深入到了隴西。第4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除此以外，孔明還成功擊敗了司馬懿，「（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這是堂堂正正的野戰勝利。三千（可能更多）顆腦袋加一個五子良將，肉疼嗎？然後就是最後一次，（這中間還有一次自衛反擊，曹真好幾路大軍伐蜀，可惜沒有真的打起來，這個過程當中魏延完成了一次陽溪之戰，根據論文考證，殲敵量在5000上下。）星落五丈原（哭了哭了），「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直接開始屯田了。（不過貌似很危險），
綜合來看，除去第2次和第3次的小型戰爭，基本上每一次發動大型戰爭，都會準備三年左右。（估計是囤糧食），這準備時間非常充足，遠遠算不上窮兵黷武，但是在戰爭的同時，孔明治理的季漢是如何的呢？「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而同時的曹魏，在孔明北伐的時候，是「雍涼不解甲」，還失去了地盤（武都陰平），還成功掠奪了一些人口，而諸葛亮的北伐，除了第1次的街亭，並沒有其他太大的敗仗。因此，孔明雖然沒有成功完成興復漢室的任務，但是成功延緩了曹魏發展的時間，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蜀漢。
完畢。
相較於大一統王朝，封建割據政權為了維繫其統治、抑或為了進取以圖天下而長時間處於戰備狀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
漢末以羣雄逐鹿譜寫了壯麗的詩篇，但這背後卻是「生民百遺一」的時代慘劇。
《三國志·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陳）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
陳羣為勸諫曹睿減省民力而上書，其言辭或有誇張的成分，但漢末三國時期百姓流離、人口銳減的現象卻可見一斑。
坐擁中原九州的曹魏帝國尚且如此，蜀漢、東吳二國實力遠不及此，卻同樣需要為己方負擔亂世之下繁重的軍務守備工作。蜀漢更是以一州之力荷一國之重，其所面臨的困境更是不言而喻的。
而即便敵對的雙方沒有「你來我往」的征伐，在邊境屯駐大量士卒以備守禦卻亦是常態。
雖然孟子早已在千年之前便提出「以民為貴」的施政綱領，但歷史的經驗教訓卻告訴我們，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是無處不在的。兵役、徭役、甚至清理稅戶、貨幣超發等行為，都會對人民帶去一定程度的負擔。相較於承平之世，這一點在亂世之下體現的尤為明顯。
若以「治世」的標準來衡量，則漢末三國本就是「窮兵黷武」的時代，本就是「人若轉蓬」的時代，區別只在於程度的高低而已。
若以「亂世」的的標準來衡量，則封建統治階層只需在「戰爭」與「休養生息」之間找到相對的平衡，使人民在負擔兵役、徭役的同時不至於出現大規模的離散，使國家在興兵征伐的同時不至於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那便應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狀態。
諸葛亮輔政時期，蜀漢是在維穩國內局勢、振興國內經濟後，在保證國內相對富饒的前提下進行張弛有度的北伐。若以「亂世」的標準來衡量，這是絕談不上「窮兵黷武」的。
《三國志·後主傳》：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國志·諸葛亮傳》：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三國志·後主傳》：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蔣、費輔政時期，二人無法如諸葛亮一般在「北伐」與「修養」二者中找到平衡，故而對內沿襲了諸葛亮治國的方略，對外則大幅度減少征伐的規模與頻率，面對曹魏集團多採取守勢，並不以兵戎屢發見諸於史書。
姜維北伐時期，蜀漢之國力相較於諸葛輔政時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而姜維連年出師北伐，史料中開始頻繁出現「大赦」現的字眼。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即便以「亂世」的標準來衡量，這也是「窮兵黷武」的表現。
《漢晉春秋》：孫休時，（薛）珝為五宮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木心先生說得好，人類的歷史進程，倒過來，才文明。
水平不夠，也沒什麼主觀意見，算不算窮兵黷武也和我沒關係，當個史料搬運工吧ん
陸抗定義的窮兵黷武是這樣
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雕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晉滅蜀之前（我實在是說不出漢滅袁術袁紹劉表宋建，見諒），張悌是這樣評價的
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
至於滿足不滿足窮兵黷武的條件，就看各位怎麼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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