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否為秦朝的滅亡留下了隱患？
在網上看到有人說商鞅所推行的政策都是戰時政策，到了國家一統天下太平的時候不加以改革必將招致滅亡，這種說法對不對？
商鞅變法距離秦並六國相距百年之久，這樣所謂的隱患就好比你說劉徹給西漢滅亡留下隱患，張鐵林給大清滅亡留下隱患，脈絡上存在因果關係，但像這樣百年局勢，後人沒有依照原有政策與時俱進，跟前人關係真不太大，一代人做一代事。
大脈絡上都還能說秦漢的帝制給大清滅亡埋下隱患，你還要從腐朽的大清一路罪責到大秦？
要知道當初無論決定了何種政策，都必然會給後來的壞結果埋下隱患，中國歷史上超過百年的國家少，百年間還沒有顯現衰敗跡象的更少。
現在的人連未來十年變化都難預測，就拿今年來說，誰都意料不到這病毒對世界的影響。就是後人看到歷史才得到了一些經驗。
網路上這個觀點確實常見，是否有什麼出處我也不清楚。
就個人猜想的話，可能源自以下兩處：
一是扭曲《過秦論》的觀點，看過上下兩篇的朋友應該都知道，賈誼說的是秦王朝時期沒有調整戰國時期的政策，而非商鞅變法的政策。
另一個是扭曲紀錄片《復活的軍團》的觀點，不過該篇的觀點本來也存在一些問題，它認為秦國在戰國時期任何領域都是遠優於東方列國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歷史發明界有個邏輯學的研究成果，就是因為統一天下，所以一定各方面最優，持這一觀點的朋友當我沒說。）
回看題主說的觀點：
商鞅變法距離秦朝崩潰有一個半世紀左右，把兩者強行聯繫顯然是一個根據結果強行推導的結果。
另外，有兩點也和歷史記錄不符：
一是秦王朝時期戰爭從未結束；
二是「黔首自實田」就是在秦朝搞出來的。
所以，這一觀點不太可能站得住腳，無論它又什麼出處。
受益最大，自然就要承擔最大的責任。如果說秦滅六國，商鞅變法功勞最大，那秦國滅亡，商鞅變法自然也要承擔相應責任。事實上，商鞅變法不僅僅是改動了秦國的經濟和軍事，最重要的是改動了秦國的風俗，這才是最要命的問題。風俗關係人心。商鞅的政策與其說是法家，不如說是極端化的法家，或者說是軍國主義的法家。他的政策就是一切為了戰爭，而他設計的體系能夠建立運轉，同樣要依靠對外戰爭和戰爭獲勝，一旦出現失敗，就會導致危機，如果連續失敗，整個運轉體系就會崩潰。
但如果說商鞅為秦朝滅亡留下了隱患，則還不算更徹底，因為商鞅並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於秦國的滅亡來說，趙高、李斯的計謀，只是一種必然的「偶然」，而真正讓秦國這趟快車最終脫軌翻車的，則是秦孝公以來的歷代秦王。與其歸罪於商鞅，不如歸罪於使用商鞅，又車裂商鞅的秦王們。
至於你說的政策調整，劉邦就已經遇到過了，至於當時陸賈怎麼說的，可以查一下歷史，很耐人思考。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但對於商鞅建立的體系來說，並沒有什麼可以「弛」的理論調整空間。因為他理論之中的理想世界，從來都是約束和規範，沒有人，只有工具。除了秦王和商鞅一系列人，其他都是一台機器而已。機器不工作就會生鏽壞掉，工作就需要不停維護，如果明明機器已經磨損嚴重，卻還要加壓添火，最終的結局可想而知。
確實留下了隱患，但隱患和你所說的戰時政策無關。
商鞅變法留下正真的隱患是，去除貴族依附集團，極度集權於一人。這樣的王朝體制都有一個普遍的缺點，皇帝更替時，若繼位不順利，王朝極其容易被他人篡奪。最終導致趙高亂政。可能一朝就變天。
翻看之後歷史，呂氏專政，靠諸劉勢力壓制反撲。武帝後消滅諸劉王，最後被王莽篡奪。東漢末年皇帝淪為諸權利派系爭奪的傀儡。曹魏被司馬所篡。等等等等，對比戰國田氏代齊這種需要幾代人連續努力的難度，高度集權的權利過渡，權臣的篡權是有巨大隱患的。
怎麼說呢……
沒商鞅，秦依然會變法……
有沒有他沒什麼兩樣，再說了，他一個二十歲出頭的中二少年，你們是不是太看得起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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