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导演为蒋能杰的那部。
我叫蒋能杰，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在我的老家，很多亲戚得了尘肺病，从2010年开始，我拿著摄像机记录他们。在这过程中，如果没钱了，我就去外面接活挣钱，挣到钱再去拍摄，这样的状态下，我陆陆续续的一直拍到2018年，当年拍摄的矿洞封了，拍摄的主人公也不幸离世，我觉得影片的故事完整了。于是开始进入后期剪辑。
片中的马夫是我爸爸，「牵牛」是我堂弟，其他拍摄对象也都是邻村的。刚开始素材拍摄的有点少，如果看过我的成片，就会发现，片中前半部分故事拍的比较散，因为那时候设备不好，也没有钱，甚至连多买块电池，买张卡的钱都没有。在山上拍摄，拍著拍著电池就用完了，也没有地方充电，素材积累的不多，拍摄经验也不足。但我一直坚持著拍摄。
我爸爸九几年就查出了尘肺病，因为发现比较早，症状比较轻微。村里也有其他尘肺病的人。尘肺病现在还是职业病范畴，但因为村民从事的挖矿工作，大都是给私人小业主打工，职业病赔偿根本无从谈起。以前医疗报销比例比较低，现在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很多人也在推动社会上对尘肺病群体的关注。
这个病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感染者丧失劳动能力，很多家庭因病致贫，我跟拍已去世的尘肺病患者赵品凤大哥，他的子女上学有公益机构助学，他姐弟俩的基本生活有我朋友资助，但是还有很多尘肺病患者的家庭亟待救助。
我有一个三四个人的摄制团队，如果我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会找摄影师去继续拍摄尘肺病这部纪录片，摄影师拍摄回来以后，由我自己来剪辑，因为拍摄的是我家乡，摄影师不懂方言，而且素材很大，好的剪辑师也请不起，没有预算。
2018年拍摄结束后，2019年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候剪辑，剪辑过十几个版本。我的剪辑逻辑是以呈现事实为主，一些过于情绪化的内容并没有放在影片之中。但自己剪辑存在很大问题，我以为讲的很清楚，可能观众不是这么觉得。初剪版发给过很多朋友看，有些反馈意见提的不错的，我就去修改。但主动权还是在我自己手里。
因为是公益题材，而且资金基本是我自筹或者周围朋友支持的，花的最多的其实是我的时间成本，我并不是很在意成本的回收，最重要的还是传播出去，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尘肺病患者这个群体。也有人说，我这是破坏行业规矩，应该搞付费观看。但因为这部片子的版权是我自己的，我愿意不要版权费，我会在影片结尾处附了二维码，如果观众看完，肯打赏也是可以的。
时间跨度长，题材非常罕见，生猛有力，讲述人的生活处境。以马夫作为线索串联起矿民和肺尘病，最后落脚在村民家庭命运。相当典型的中国独立纪录电影，颇有王兵的感觉。问题也有，叙事上不够有条理，当然也是因为跨越十年难度很大；镜头语言比较平常，与艺术感较强的纪录片相比有差距，但是偏偏有这么一种生猛、凌冽之感，直指生活本身，没有那么多技巧，反而回到纪录片最本真的模样；社会问题的剖析不够深刻，当然也是因为题材有些敏感涉及到「扶贫」问题。走总而言之，这部纪录片值得一看，并且可能会引起关于肺尘病的讨论。
不过我要说的重点不仅在于纪录片本身，更在于这部纪录片是怎样进入我们视线的。我是在鹅组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帖子，然后发现关注的人有很多在转发这部影片的信息，于是得以看到。导演亲自关注想看这部影片的人，私信发资源，也不断在分享资源，我想这体现出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人，尤其是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艰难处境。
基本没有上映渠道，除非去各大电影节和独立放映机构，但场次少；没多少人看，影片没有多少技巧，更不用说那些吸引人的画面和特效，只有最真实的记录；钱更难赚，上映渠道少、观众少注定了没有什么收入。这些年能进入我们视野的国产纪录片应该只有《二十二》和《四个春天》，并且这两部作品上映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筹了很多钱才能上院线。
独立电影的历史几乎和电影历史差不多长，20世纪初曾经受到好莱坞大制片厂的压力，至今也还是处于相对小众和边缘的位置，和商业片以及艺术电影相比，融资难、曝光少、观众少、处境难，但独立电影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位置。
在今年初，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
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mp.weixin.qq.com
我想这部纪录片的小火不只是因为题材的特殊，更因为其火热渠道的特殊，也是因为「独立电影」的特殊。独立电影究竟对我们意味著什么？
《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一书中写道：
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独立艺术家或是独立导演，不仅要在思想上独立，很多情况下更要在经济上独立。要在经济上独立，你就要在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之间周旋、博弈。要利用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对抗。
这本书采访了挺多人：万玛才旦、徐童、郑大圣、周浩、张献民等，当然还有王兵、张以庆以及第六代导演早期的作品，这些导演的作品没有上院线，或者是朋友间观看，或者是在地下放映。但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主流影片中没有的东西，那是对现实的捕捉、对当下的记录和思考、对宏大叙事的冲击。我还记得看完王兵导演《铁西区》后，深深地震撼和无力感，对东北老工业区的记录，生活的琐碎、玩乐和无奈，那是在主流叙事里无法看到的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在这些没有多少技巧的影片中，记录了另一个「中国社会」，而我想这样的记录无疑是我们需要去观看并产生思考的。
皮埃尔·诺阿有这样一段话：
记忆是生命，由活著的社会产生，而社会也因记忆之名建立。记忆永恒演变，受制于铭记与遗忘的辩证关系，无法意识到自己逐次的蜕变，易受操纵侵犯。而历史则永远是对逝水流年的重构，既疑惑重重又总是挂一漏万。记忆是时时刻刻实在发生的现象，把我们与不息的现实扭结在一起；而历史则是对过往的再现。只要是动人心魄又充满魔力的记忆，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对事实挑肥拣瘦；它所酝酿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历历在目，既可能包含有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有自己。
独立电影，或者说独立纪录片便是记忆的再现，是我们从无数现实里发现的关乎我们自己的珍贵记忆，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我们的「口味」才会丰富。而这里的口味，不仅是视野的开阔，更是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补充甚至是重构，历史如何书写在这里不成问题，问题是有多少记忆被历史抹去，有多少记忆还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这便是独立的意义，独立不仅是钱少、观众少，独立之意义是不陷入宏大叙事陷阱，是寻找历史中的点滴事实，因为事实才关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独立电影不仅是作为电影存在，更是作为历史材料存在，它的价值已超过电影本身，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记忆中。
独立电影者们未来如何？赵琦导演转型综艺节目，制作了《奇遇人生》系列节目，而这档节目的第一季也获得很多人的好评。号称每一帧都可以做壁纸的画面，以及在旅行中嘉宾对自我的寻找。我们需要独立电影吗？我们当然需要，我们一直都需要。我们更需要什么，当然是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在电影院看独立电影。
其实这个片子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我在每天看今日说法的那个年代，就经常会看到尘肺病、黑煤窑、痛苦的矿工、贫困的家庭、艰难的维权、工伤的认定、束手无策的医生……
这已经快二十年了，这个事儿还是解决不了。
整个社会看到这个纪录片还会有很多人产生「眼前一亮」「接触到了新世界」的感觉。
这是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无视——我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我们一次次的把声音忘掉了。
但愿下一次我们看到类似纪录片的时候，至少还能记得，20年有这么一部片子拍出来过。
上一次全国性质的关于尘肺病的热点事件是什么？我估计大部分人已经想不起来了。
张海超（开胸验肺者）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
开胸验肺，还记得这个词儿吗？这不过是2010年前后的事情了。
恐怕不少人直到现在，才突然想起来——哦，是啊，中国曾经有这么个事情发生，曾经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
求求你们，别再遗忘这些事了。
如果这些声音发不出来，那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声音发出来了，听到了，却被我们每个人遗忘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了。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问题：没人看、难上映、没钱赚，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2020年3月30日，有人在豆瓣电影的短评页面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电影名叫《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这样一个毫不特殊的日子，这样一部题材艰苦的现实纪录片登上了豆瓣热门电影榜单。
肺炎阴影笼罩下的日子，人们通过这部片子认识到另一种受伤的肺。片子带著粗砺的真实，描绘了三幅受难图景：矿难与矿民，马夫与家庭，尘肺病患者与死亡。
过去没有人要看这样展现痛苦，也带来痛苦的片子，短评中「独立纪录片」遭遇的问题，这部《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确三者全中——默默无闻，无法上映，更没有宣发资金，它的导演采取了一种仿佛天方夜谭的方式，他寻找每一个在豆瓣标记「想看」的人，然后加关注，发私信，豆邮内容是那部片子的网盘下载地址。
这位导演，名叫蒋能杰。
从开拍到杀青，这部成片仅有82分钟的片子花费了蒋能杰十年时间，十年过去，他镜头下的主角们有些已经长大，另一些则已告别人世。
而十年对一个导演来说意味著什么？可能是十四部影片叠加的轨迹，可能是乡村与城市间徘徊的时间，或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权衡，也或许，仅仅浓缩于他本人习惯使用的介绍自己的方式：
「我是蒋能杰，拍纪录片的，湖南人。」
村小的孩子
蒋能杰与镜头之间的故事，最初从一所村里的小学开始。
2001年起，全国掀起了撤点并校的浪潮，2004年，村中开办多年但无力维修的村小学也难逃一劫，最终宣告裁撤，从此村中的孩子们只能到十公里外的镇上读书。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支撑这样的求学路，2006年，村里集资在一间民房里开办了一个「临时私立学校」，供初小的孩子们上学。
村中劳动力多半外出打工，村小当时在读的22个孩子里，17个是留守儿童。几年后，村小的孩子数量翻了一番，老师仍只有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村小读完低年级，然后也开始跟著哥哥姐姐一起，在清晨六点挤上前往镇里的破旧卡车。
湖南省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是村小所在的地方，也是蒋能杰自己的故乡。
2009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蒋能杰带著他的镜头回到村里，将注意力定格在了这些孩子身上。黑白颠倒的三个月后，以对孩子们的访谈为素材的第一部纪录短片《路》终于出炉，作为处女作，这部片子不久后入围了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但在此之前，蒋能杰本人却在北京耗光了有限的积蓄。
应聘，辞职，再应聘……为了筹集拍摄资金，也为了自己活下去，找工作是当时的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依靠《路》的成绩，蒋能杰进入北京一家大型影视公司，却没有离梦想更近一步——村小仍在召唤他，不断回村继续拍摄的直接代价，就是不断地辞职。
2010年，因为终于得以重建并且重开的村小学留不住老师，蒋能杰辞掉北京的工作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老师，回去代了三个月的课。2014年，这段代课岁月、最初《路》的素材与此后继续跟拍的三年时间，在蒋能杰的电脑里拧成了新作《村小的孩子》。同年九月，《村小的孩子》在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国内热门电影《钢的琴》。
执著于村小并非偶然，在撤校风波之前蒋能杰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的母亲也曾是第一代打工大潮中的一员。后来的作品《加一》中，名叫加一的小女孩在父母离家那一刻没有出门去送，而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默默哭了起来，蒋能杰小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时刻，只是或许没有那么伤心——那时的他，已经比镜头下的加一大了不少。
那时候每年节假逼近的日子，他就开始数手指头，数完了也就盼来了。「只是没过多久我就又想到要数手指头了」。
而每一次母亲离开，父亲在旁边扛著包，三姐弟就那么在门口呆呆站著，目送母亲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为什么告别总是沉默，多年后蒋能杰才有机会得到母亲的答案，「不敢回头，不敢说话，一说话眼泪就出来了。」
从小成绩不错的蒋能杰在长大后考上了大学，读了设计专业，但对于同样属于村小的孩子们，这并非大多数人的可选项。2009年刚读初三的范魏媛在《村小的孩子》里曾说，「没希望（继续）读书，送不起，再便宜也念不起」，同一年大学毕业回到村小的蒋能杰则执著地将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抛给镜头前的每一个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打工。」这是每一个孩子的答案。
不同寻常的路
从每一个憧憬著外出打工的孩子开始，蒋能杰的镜头开始延伸向更深的地方。《村小的孩子》当中那些清晨六点去往镇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数人的终点将止步于2015年作品《初三》；2009年《路》中刚刚六岁、尚且满脸懵懂的小女孩云洁，则在2015年成了新作《矮婆》的主角。
来来去去，相似的是命运与困境，不同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他没成长起来，他就马上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刘文良是《晚安广州》节目的导演，他看完《村小的孩子》掉了眼泪，立马邀请蒋能杰上了一期节目，之后两人成了朋友。
他把《路》形容为蒋能杰的敲门砖，他敲进去了，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而且还走成了。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成立于12年，是蒋能杰真正独立的时刻。工作室最初设在光安村，只有他一个人。「资金是所有电视制作人员要面对的问题」，谈到钱，刘文良叹了口气。
这当然也是蒋能杰的问题。但他的心态是：「有钱是有钱的玩法，没钱是没钱的玩法。」
「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他的玩法。人力成本被最大程度地压缩，拍、剪、上字幕，通通都由他自己来。长期大量的工作，让他的手指落下了疾患，提一下沉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痛。13年工作室才招了第一个人，此后陆陆续续又进来两个。其中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也回了乡村，开始做纯商业的拍摄，「也没怎么做产品了」。
而养活自己的问题始终严峻。除了持续不断的纪录片取材，棉花沙工作室也接一些商业项目，其中一次，一个拍摄农村空巢老人的项目找上门来，要求拍拍能反映这些老人生活状态的照片，再把照片拿去工业区和高校展览。
蒋能杰很快意识到，同为弱势群体，老人比小孩更边缘、更容易被忽视。当地的空巢老人一位位进入了他的镜头，除了摄影，也做口述史，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依然孤独，也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真的离去了。
展览结束后几年，一些亲属还会因老人过世而找上门来索要遗照。这是蒋能杰也没想到的用处：至少还能为他们的家人提供一张照片。
而蒋能杰因此开启了另一条探索之路：镜头所能触及的不仅有孩子们的未来，也可以有老人们的过往。光安村几位曾参与过抗战、如今只能面对空巢的老兵成了蒋能杰的第一批拍摄对象，抗战老兵系列纪录片拍摄计划于焉发起。
2013年，蒋能杰首部关于抗战老兵的作品《龙老一生》问世，2015年又完成了同系列跟拍续集《龙老》，而此时，镜头前的主角龙运松老人已经离世。
这位前中国远征军军人晚景凄凉，但问题却又并非生活窘迫潦倒所能概括——蒋能杰在拍摄者手记中记下了令他震撼的细节，其时国家低保与民间扶助的资金已够老人在农村正常生活，但在问及老人有何心愿的时候，这位终生未获承认的抗战英雄回答：
「去死，希望现在就去死。」
「我就是个记录者」
从留守孩子，到孤独老人，不同的境遇指向同一个原因，但答案却非某一个人所能承担。农村发展问题是太大的问题，想要通过镜头直面现实的人，不可避免会首先遭遇对自身意义与价值的拷问。
沉浮十年，蒋能杰对此给出了一个相当保守的答案：「我就是个记录者，我就是一个发现者，我没那么伟大，我改变不了至少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至少记录历史。」
对于创作，他拒绝去做任何预设负担的考量。纪录片的价值不与它的票房挂钩，那是发行商需要考虑的事情；观众有多大的共鸣，能在公益上奉献怎样的力量，他同样控制不了，那终归是「他们做的事情」。 「我没那么厉害，我虽然拿个机器，我自己都是个弱势群体一样。」
不是没有过通过镜头改变些什么的美好愿望。《路》拍完后，湖南卫视注意到影片中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的问题，曾经送给村里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问题难以解决。再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的开支。校车终究被闲置。
而创作本身，则在这样的不断承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与越来越高的自我要求。
2018年，还在读大三的许睿用微信联系了蒋能杰，希望来他的工作室做实习生。「他非常的猛，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的猛」，许睿指的是《村小的孩子》中那个一次次得到了同样答案的问题——「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想像中总是容易，做起事来才发现纪录片拍摄的难度超出预期。实习期间许睿曾领过去村里拍摄素材的任务，恰好遇到一个小女孩站在田边耕地的草上，唱歌。许睿悄悄打开摄影机。画面中女孩兀自唱著，旁边是她耕地的奶奶。过了一会他又关掉视频，然后录声音。
事后再看这段内容时，蒋能杰和许睿都感到很可惜。风太大了，舔著耳麦过去，呼呼的风声在空阔的环境中打转，把歌声压了下去。蒋能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让她再唱一遍？去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离得近一些。」许睿对这种意见保持沉默，只是简单回了一句，对，我当时没有做到。
「你让一个养成习惯三十多年的人，做了十年导演的一个人，去改变他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大男孩感受到导演在工作中的固执，有时甚至觉得他过于苛求，工作中的蒋能杰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领教过这一点的不止他一个。
2015年以小姑娘云洁为主角的《矮婆》是蒋能杰的第一部剧情片，出于爱才之心，来自台湾的知名制作人廖庆松和林强分别接手了剪辑和配乐工作。两位都在各自领域拿过金马奖，但涉及片子，蒋能杰仍旧固执己见，只做自己想要的风格。「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蒋能杰导演，那么就来接受一个我的风格，我讲故事的方式，能触碰到你我也很高兴。」
而许睿理解并认同著蒋能杰的工作。「太多人干预他的创作了，有些片子还不能上映不能播放，他非常压抑的。」他称呼蒋能杰为「我导演」，沉默了一会儿，又强调，「我导演，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毕业后，许睿留在棉花沙做了摄影导演。
等待故事发生变化
十年间，蒋能杰在村小做了五次统计，留守儿童的比例一直占到75%上下，很多孩子的父母在他们不到一岁时就出去打工，彼此的形象正在他们之间逐渐消失。
《村小的孩子》里，一位奶奶讲过自己儿媳和孙子的故事：儿媳在外面卖衣服，正月背著一个大袋子出去，十二月背著一个大袋子回来，在路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镜头偏转，另一个问题被抛出来：「你爸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被问到的小男孩表情有些木讷，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留守不只是这些父母孩子要解决的问题，它也是整个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问题上到处是连环的缺口。2004年，撤点并校后的村小没了，孩子们面临四个小时的山路；快捷的交通工具被捐来，却没有能负载它的马路；路修好了，油钱和人工的费用又打上了问号。即使一切外部条件得到抚平，那个讲台上的人也没有了——张老师在对三百元的工资多次申诉无果后，最终黯然离开了。
剧情片《矮婆》里，云洁奶奶在一次危急抢救后回到家，当晚喊来自己的孙女，状似无意地告诉她寿衣在哪，并叮嘱她把粥放在床头，「奶奶自己待会起来喝」。第二天，奶奶没有再醒过来，匆忙赶回的父亲只能从自己女儿口中得知寿衣在哪。独自在家带著姐弟俩的老人，前晚已经默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服药的镜头最终被删减，但蒋能杰觉得没有影响情节的交代。电影完成后两年，云洁的奶奶真的去世了，电影仿佛成为了一个预言。被压迫的现实在电影内外交织，它包含的是无法自由表达的创作，是乡村的留守，医疗和养老保障，是家庭创伤下父母和子女的两种缺席。
而时间匀速消逝，生活继续向前。2013年10月，云洁的父亲蒋廉生回到家乡做起了装修工，妻子成为村里的幼儿园老师。2019年，加一的母亲徐梅也做出了辞职回家的决定。
至少在光安村，蒋能杰的镜头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一些大学生联系蒋能杰开展了留守儿童筑梦计划，有孩子对著屏幕那边的妈妈说，「我爱你」，从此父母回家的频率从三五年一次变成了逢节假日必返乡。第二次乡村摄影展办了起来，有孩子形容相机给了他「看世界的神秘角度」。
云洁考入了一所职高学校的会计专业；蒋能杰之后，光安村迎来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学生教师范乐梅。尘肺病患者赵品凤留下的子女，也接受了来自公益机构的长期助学。
2020年1月13日，蒋能杰参加了央视节目《遍地英雄》。大屏幕上显示出光安村棉花沙图书室的画面，蒋能杰的父亲成了图书管理员。孩子们在长桌围坐一团，开著读书会。不同面孔在这十年的记录中不断闪回。
而蒋能杰依然在镜头之后，他的工作也在继续。「我们把这个叫做：等待故事，发生变化。」（文/谢亦欣 责编/张希蓓）
我是山西人，就是你们熟悉的「煤老板」的山西人。
八九十年代、零几年的时候，私挖煤矿、小煤窑在山西范围内数不甚数；那个时候国家正处于极速发展时期，在煤炭开采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是严格的管控，而且那个时候煤炭的GDP是整个国家的大头！
还有就是家乡里的工作机会并不多，「铁饭碗」只是有钱人的机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是可望而不可及！
我爸之前就是一个矿工，我们兄弟三人，妈妈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在煤矿上打工实话说是因为生活所迫，矿工们明知道很危险，但还是依然毅然决然地下井挖煤，因为这是生活啊！！！而且矿工的工资确实比工地的小工高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冒著生命危险下井挖煤。
「井下透水事故「、」井下瓦斯爆炸事故「、」井下塌方事故「 等等经常环绕在耳边。
骡子，在零零年前是井下最主要的劳动力，从井下将煤拉出煤窑；那个时候的技术根本没有，大多是靠矿工们徒手举著羔子一点点挖出来的！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经常一身黑的回到家......
再后来，矿上慢慢实现了机械化，家里的骡子卖了；小煤窑由于国家管控渐渐被收购合并，煤矿上安装了公共洗澡的设备，爸爸至此以后再也不用一身黑的回家了.......
最开始家里住著你们熟悉的黄土高坡上的「土窑」，后来盖起了平房，后来因为大型露天煤矿开采占用土地，住进了楼房。
爸爸后来就辞职不干转装修行业了。
庆幸的是，爸爸一直没有遇到危险，没有患病。
长大后、工作了，
我才慢慢地明白当时候的爸爸为什么不顾危险下井干活。
感谢 @蒋能杰 导演敢于说实话的勇气。
向艰苦奋斗的老一辈致敬！他们用生命换取我们的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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