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國富論是一個針對個人財富如何如何的書,很想了解,但是閱讀起來每一段感覺要理解過久,


《國富論》之所以難讀,不是因為這本書有多深奧,而是因為亞當斯密的說理方式,主要是依靠實證,有人說它是「18世紀下半期英國社會的風情畫卷」。因為年代久遠,所以書中案例對現代人來說有些陌生,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版本又是半文半白......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郭、王版本是最好的,人日出版社胡長明譯本刪減得太任性,居然連「看不見的手」都刪得看不見了。

如果有一個導讀,幫助我們把握該書的主線,把書中的案例都串聯起來,還是相當通俗易讀的。我推薦羅納德.科斯《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中的這一篇:

以下文檔為ocr處理,未仔細校對。

今天天是1976年3月9日,我們在此相聚,紀念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200周年。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為此書具有經濟學發展里程碑的重要地位,而且因為它是一本依然有著生命力、我們能不斷從中受益的著作。我所做的評論,其價值只相當於對《國富論》本身的初次閱讀或重讀的開端。

《國富論》是一部傑作。它相互關聯的主題,對經濟生活的入微觀察以及表達得清晰而優雅的有力思想,使它不可能不產生魔力。但是,該書內涵的豐富性意味著讀者會對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它不像乘法口訣表或只有一些簡單信息的教科書,一旦被吸收,就沒有了重讀的必要,其中蘊涵了許多可供選擇的觀點和可供思考的問題。儘管會有那麼一天,我們再也無法從《國富論》那裡學到什麼東西,更確切地說,我們從中學到的將和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毫不相關,但是,這一天還沒有到來,在我看來,很長的時間裡,這一天也不會到來。

亞當·斯密,1723年出生; 14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根據w. R. Scott的觀點,這一入學年齡在當時算較大的);17歲,即174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接著,他被選送到牛津大學進行一個我們現在所謂的研究生課題項目。在那裡,他自學了6年,被那些如他在《國富論》中所評論的、不管上不上課都能領錢的老師們所忽視。

1748-1751年期間,他在愛丁堡開設文學、修辭學、法學的公 開講座。顯然,他的法學講座包含了《國富論》中一些主要思想的雛形。1751年,他成為格拉斯哥大學教授,開始講授邏輯學,但很快就轉而講授道德哲學。

1759年,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該書包含了他大部分講座的基本內容。他同時開設法學方面的講座,在這些講座中,他在"警察"(Police)這個標題下陳述了自己的經濟學觀點。正如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指出的,我們或許會對此感到有些奇怪,因為亞當·斯密堅信,經濟體系,應該通過市場的運行來控制一一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他的著作,這一點己成為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如果亞當·斯密和他同時代或先前的教授一樣,是坎南所說的"老式的貿易與產業政府控制論的信徒",那麼,"警察"當然是適合談論價格決定的最自然標題。①但是,讓當時的格拉斯哥大學的昕眾感到驚訝的並不是他的標題,而是他的結論。

1764年,亞當·斯密辭去教授職位,成為年輕的巴克勒公爵(Dukeof Buccleuch)的家庭教師,並和他一起在法國待了兩年半時間,這給斯密帶來了每年300英鎊的養老金收入。1766年,斯密回到英國,其大部分光陰是在出生地卡柯爾迪(Kirkcaldy)度過的,在那裡,他繼續從事研究,並進行《國富論》的寫作。

從對亞當·斯密生活的描述中,我們可能覺察使《國富論》產生如此超乎尋常影響的特殊環境一一拋開他的天分不說。首先,他的許多主要思想,很早之前,很可能在牛津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他對這些思想不斷進行思考,通過閱讀和觀察來充實其分析。他先是在牛津,後來在卡柯爾迫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獨立工作,與其他關注經濟問題的學者很少或沒有接觸。斯密自稱"孤獨的哲學家氣儘管他看起來是一個容易交往的人。他肯定是從自己的事業中獲得了樂趣,並能夠在無需外部激勵的情況下獨自出色工作。在卡柯爾迪,他給朋友大衛·休漠(David Hume)的信中寫道:"我在這裡的任務是研究......我的娛樂是獨自在海邊遠距離散步,你或許會評判我怎麼這麼打發時光,但我個人覺得特別快樂、舒適和滿足,我一生中的最大享受恐怕也莫過於此吧。"?

亞當·斯密思想獨立、偏愛孤獨,孤獨使他的思想自由馳騁,這必然有助於撰寫一部主題新穎的著作。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巧合,亞當·斯密和伊薩克·牛頓(Isaac Newton)都是遺腹子。經濟學思想史告訴我們,而且我也確信,亞當·斯密也受到諸如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son)、伯納德·孟德維爾(Berhard Mandeville)等其他學者著作的影響,但他吸收了他們的思想並為己所用。

《國富論》之所以成功並廣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的可讀性。從亞當·斯密在愛丁堡以及後來在格拉斯哥所作講座所涉及的主題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他對寫作藝術非常感興趣(James Boswell是他的學生之一)。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用幾乎嫉妒的口吻這樣評價斯密的寫作藝術:"他不喜歡任何超過常識性的表達,即便頭腦最愚笨的讀者也能通讀無礙。他娓娓道來,用細微而樸實的觀察鼓勵讀者,使他們在閱讀中一直感覺愜意。」熊彼特的意思是說,《國富論》清晰、有趣、富有說服力,能使讀者饒有興趣地閱讀。當然,亞當·斯密的寫作風格和現代大部分經濟學家迥然相異,因為現代經濟學家們要麼不會用簡單的英語,要麼就用晦澀的方式來故弄玄虛

亞當,斯密工作獨立,並耗費人生大半時間來撰寫《國富論》,這是使它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品質的部分原因,但同時這也造成了一些不利之處。人們常常提到《國富論》的結構不夠嚴謹,一些章節的安排不夠恰當,實際上,斯密自己也認為一些太長的章節"離題"了。對這一問題,一般的解釋是:斯密寫作《國富論》歷時很長,各章節在不同時期完成,如果要按一個更完善的結構要求來對以前完成的部分進行大量修改,那他會發現任務太繁重。看來有一點很清楚,亞當·斯密感覺寫作異常艱辛,甚至就寫作所耗體力而言,他也確鑿無疑地感到力不從心,因此,他常常通過向文書助理口述來撰寫。

《國富論》同時還有一些模稜兩可和前後矛盾的問題。如果亞當·斯密不那麼孤獨,而是和更多人進行商榷,那麼,這些缺陷或許可以消除,儘管我們必須承認,他同時代的人沒有幾個能透徹分析其作品。然而,另一個原因可以解釋亞當·斯密為什麼沒有對本可消除的這些前後矛盾給予更多關注,那就是:他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亞當·斯密。如果他知道《國富論》在兩百年後還會被討論,那麼,毫無疑問,他會對其寫作更加謹慎。但是,我認為,我們或許應該為他沒有預見到這種情況而感到欣慰。因為,如果他有此預見的話,他很可能根本就不願意出版《國富論》。亞當·斯密在臨死前把他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這雖令斯密作品的愛好者痛惜不已,但無奈,它已成事實。作為一個那麼在意其作品沒有恰當完成就拒絕將其公之於眾的人來說,他必然會對《國富論》如今受到的仔細推敲而感到憂心重重。斯密臨終前為自己建樹不多而深感遺憾:「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所有這些都表明,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他全神貫注的研究鑄成了經濟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一部天才之作。

亞當·斯密的貢獻在於對經濟學進行了清晰表述。他所討論的主題、運用的方法,甚至各種論題的論述順序都在現代經濟學中重現。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過去的兩百年中,經濟學僅僅是做了一些"梳理工作,在此期間,經濟學家們只是對《國富論》的分析工作進行一些補充、更正、提煉而已

亞當·斯密通過一系列的絕妙手筆,成功造就了一個分析體系——我們的分析體系,其中一些我們非常熟悉,另外一些在我看來尚未得到充分發掘。眾所周知,斯密思想的出發點是拋棄許多重商主義者所秉持的財富由黃金或貨幣構成的觀點。對斯密而言,一國的財富是人們使用金錢所獲得的東西,也就是直接由生產獲得的或間接通過與別國交換得到的東西,這就是他在《國富論》開篇提到的觀點: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是最初供應他們每年消費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品,或是用這種直接產品從外國購買的產品。因此,一回國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應是好是壞,依這種直接產品或用它換來的產品與消費者人數的比例如何而定。

我們立即就能明白亞當·斯密關注的是某一時期實際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以及和消費這些商品的消費者數量之間的關係,他的重點是實際收入而不是貨幣收入:"勞動者是貧是富、報酬是高是低,與勞動力的實際價格而不是名義價格成正比"。

亞當·斯密的分析出發點是:一國的福利有賴於它的生產,但生產的數量又依靠勞動分工:"勞動生產能力的最大提高,以及運用勞動所表現的更大技巧、嫻熟程度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p.13)。即使是為了生產最普通的商品也需要眾人的合作: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榮的國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品吧!你會看到,用他的勞動的一部分〈雖然只是一小部分〉來生產這種日用品的人數是難以計數的。例如,日工所做的粗劣呢絨上衣,就是許多勞動者聯合生產的產物。為完成這種樸素的產品,必須由牧羊者、揀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紡工、織工、漂白工、裁縫工,以及其他許多人聯合起來工作。p.22)

亞當·斯密繼續寫了更多細節,並最後總結道:"如果考察這一切東西,並考慮到投在這每樣東西上的各種勞動,我們就會覺得,沒有成千上萬人的幫助與合作,一個文明國度里的微不足道之人,即使按照我們的虛幻想像過他最普通簡陋的生活,也無法獲得其日用品的供給。p.23)

熊彼特這樣評論:"在亞當·斯密前後,從來沒人想過要賦予勞動分工如此重任。咱亞當·斯密關於勞動分工重要性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卻錯誤地輕視了它。因為對勞動分工的關注,使經濟學轉向對社會中人的研究,並提出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世界各地數量眾多的木們之合作是如何形成的?即便用最低生活標準來衡量,這種合作顯然也是必要的。亞當·斯密的答案是:利用貿易或交換,使用由自利( self-interest)所推動的市場。

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但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夠剌激他們的自利心,並表示對他們自己有利,那麼,他們的行動就容易展開。不論是誰,如果要和他人做任何生意,請首先照這樣做,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會獲得你所要的東西一一一這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是以這種方式獲得的。我們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於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要討論他們的人道,而要討論他們的自愛(self-love) ,不要對他們講我們的需要,而要談對他們的好處。(p~26-27)

這是一段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在教科書或其他地方見過無數次的《國富論》引文,它似乎表明,人類完全是由自利( se1f-interest)而根本不是由什麼仁慈感情(feeling of benev-olence)所主宰。此外,它似乎意味著仁慈(benevolence)或愛(love),不能構成經濟組織賴以運行的基礎。但是,這些推理都是不正確的。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所說,人類的行為,受仁慈感情的影響;家庭,甚至是大家族(extended family)中的勞動分工,都可能是由愛和仁慈得以維繫的。我相信,亞當·斯密給出的是一個比我們通常的假設更微妙也更重要的觀點。仁慈或愛是個人化的(personal);它在家庭中表現得最為強烈,也可能存在於同事和朋友之間。然而,隨著關係的疏遠,相互之間的愛或仁慈就會減弱,但總的來說,我們受愛或仁慈這些感情的影響。這正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要討論的。

我很有必要提醒人們,在引用這一著名段落時(它在無數場合被引用),也要同時考慮亞當·斯密在此之前所說的話,"在文明社會,人隨時需要多數人的合作與協助,而一個人窮其一生也難以博得幾個人的友誼"(p. 26)。如果你和我對這 句話的理解是一樣的,那麼,你就會完全改變對斯密觀點的理解。依靠仁慈來提供充分的勞動分工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大多數人的合作。這些人中的許多人,我們甚至是素昧平生,因此,我們既不可能對他們懷有仁慈,他們也同樣不會對我們表示仁慈。如果我們確實了解他們,他們的生活、背景很可能與我們迥異,這就很難讓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依靠自利不單是實現必要勞動分工的一種途徑,對於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勞動分工而言,也是唯一途徑。

我們只是沒有時間了解誰從我們的勞動中獲益,他們的背景又如何,所以我們無法感覺到對他們的仁慈,即使我們完全知道應施加仁慈。當討論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論述時,經濟學家常常引用他關於制針廠(每個人限制在單個工廠之內)的著名例子,而不是我前面引用的例子(那個例子中勞動分工是在世界範圍內),制針廠的例子也有助於我們把注意力從仁慈在現代經濟勞動分工中所發揮的極其有限的作用中轉移開去。

我已經提到,.一個人"窮其一生也難以博得幾個人的友誼"這個句子從來沒有被引用過,同樣奇怪的是,在那段著名引文之後的句子也鮮為人所引:

社會上,除乞丐以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全然依靠別人的恩惠過活。而且,就連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賴別人……他的大部分臨時需要和其他人一樣,也是通過契約、交換和買賣而得到供給。他把一個人給他的金錢拿去購買食物,把另一個人給他的舊衣,拿去換成更合身的舊衣,或交換一些食物和寄宿的地方,或者換成貨幣,再用貨幣隨時購買自己需要的食物、衣服和住所。(p.27)

在我看來,亞當·斯密的主要觀點並不是說仁慈和愛不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而是說它們不可能是。在自利,動機下,我們必須依靠市場。如果人類天生只能對仁慈感情作出反應,我們將依然在洞穴中過著骯髒、野蠻而短命的生活。

市場的有效運行是維持和提高舒適生活標準的關鍵。亞當·斯密首先表明,在一個有效的市場系統(market systerm) 中,由於物物交換(barter)的不便,我們使用貨幣,用貨幣來表示所有價格;然後,他表明,價格體系(price system)是一個自我調節的機制,它能夠引導資源在生產中以發揮最大價值的方式被加以利用。儼每個人都在不斷努力以尋求與其能力相稱的最具優勢的就業。這確實是出於對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對社會的考慮。但是,對他自己有利的努力,自然或相當必然地導致他選擇對社會最有利的就業"(p. 454)。他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儘力實現一個並非其本意所要達到的目的。沒有考慮社會利益,並不見得就會對社會有害。一個人通過追求自身利益,往往會促進社會利益,比他有意要促進社會利益還要有效"(p.456)。

對我們而言,亞當·斯密的分析體系可能顯得有些原始,但實際上,他所得到的結論在今天也被認為是正確的。他所使用的自然價格概念,就是我們所謂的長期供給價格,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就是這一價格下的需求數量,以下是亞當·斯密對均衡的描述:

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的量不多不少,恰夠供給它的有效需求,市場價格便和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價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價格售出。各商人之間的競爭使他們都接受這一價格,而不是更低的價格。(p.74)

他也假設,在均衡價格下,供給量少於需求量的情況,並描述了整個運行過程,就像經濟學課程所介紹的那樣: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給量,如果不夠滿足對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些願意支付這種商品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之全部價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願支付更高的價格,而不願得不到這種商品。於是競爭在需求者之間發生,而:市場價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價格之上。(p.73-74)

當然,他同時也考察了在均衡價格下供給量超過需求量的情形

當市場上這種商品的供給量超過它的有效需求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那些願意支付這種商品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v工資和利潤之全部價值的人,其中一部分必須售給出價較低的人。這一部分價格的降低,必使全體價格隨著降低。這樣,市場價格便或多或少地下降到自然價格以下。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超過額是怎樣加劇賣方的競爭,或者說,要看賣方是怎樣急於把商品賣出的。超過程度儘管相同,與耐久商品相比,易腐爛商品輸入過多會引起賣方更為激烈的競爭。例如,柑桶輸入過多就會比舊式鐵器輸入過多所引起的賣方競爭更為激烈。(p.74)

亞當·斯密考察實際情況時,使用了一個例子,是他對國喪期間增加黑棉布需求的討論

國喪期間,黑棉布存貨往往不足,導致價格上揚,因而持有多量黑棉布的商人利潤增加。可是,所增加的僅是商人的利潤,而對紡織工的工資毫無影響。因為這時市場上不足的是商品,而不是勞動,換而言之,是產成品不足,而不是在產品不足。不過,國喪雖不能影響紡織工的工資,卻會抬高縫工們的工資。因為,此時要乾的活比能完成的多,勞動力就會不足。國喪降低了花絲綢和花棉布的價、格,從而降低了持有過量花絲綢和花棉布的商人的利潤,以及-精製這些商品的勞動者的工資。因為這時候,對於這些商品的需要都不免要停頓半年或一年,於是,這類商品與這類勞動都供過於求。(p.76-77)

上述分析展現了亞當·斯密一針見血的分析能力,他的工具可能是原始的?但他運用工具的技巧是超一流的。他可能沒用任何需求曲線,但在他的分析中已包含著一個觀點:如果一個人要製作一個需求表,則在更低的價格下就會對應一個更高的需求量。再考慮一下斯密關於價格管制的討論:

當政府為救濟糧食匱乏所造成的困苦,命令所有的銷售商按它所認為的合理價格出售穀物時,其結果,或者是使他們不把穀物提供給市場,這有時甚至導致在季節開頭就鬧饑荒,或者,如果他們將穀物提供給市場,又鼓勵人們快速地進行消費,從而必然會在季節結束前鬧饑荒。不受限制、沒有約束的穀物自由貿易,是防止饑荒災難產生的唯一有效辦法,也是減輕糧食短缺痛苦的最佳辦法,因為真正糧食短缺的痛苦無法消除,而只能予以緩解。(p.527)

如果我們今天討論政府對石油或天然氣價格的管制,能做得比這更加出色嗎?

但是,亞當·斯密對於經濟學分析的運用並沒有獲得普遍讚譽,他處理方法的笨拙和不完整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強烈批評,這些批評是如此強烈,以至好像如果他們生活在1776年前後,亞當·斯密就沒有必要了。許多經濟學家批評過亞當·斯密區別對待"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論述:

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沒有什麼東西比水的用途更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金剛石几乎沒有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p.44--45)

誠然,這段話既非原創,也非特別有用。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絲毫未因他也沒有告訴我們邊際效用遞減理論而受損。效用理論通常只是經濟學分析的一種裝飾,而非經濟學分析的組成部分。

另一段令經濟學家反感的文字是亞當·斯密關於壟斷價格的陳述:

壟斷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能夠得到的最高價格。反之,自然價格或自由競爭價格,雖不是在各個時期,但在長期內,卻是可能有的最低價格。壟斷價格是在各個時期都能向買者榨取的高額價格,或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買者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而自然價格或自由競爭價格,卻是賣者一般能接受的最低價格,也就是他能夠繼續營業的最低價格。(p.78-79)

讓人產生異議的是,斯密講述的是可能的最高價格而不是使利潤最大化的價格,好像他沒有考慮價格更高需求量會更少,或者,他是轉而假設需求量的減少會以不連續的形式發生。但是,從我前面列出的引文以及《國富論》的其他地方可清晰看出,斯密是知道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的。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即他不能用古諾(Cournot)式的嚴密方式將壟斷價格的決定公式化。然而,斯密關於競爭的觀點是相當有力的,如前面所引用的那樣,他將競爭視為-個過程(process),而不像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那樣,把競爭視為一個用高需求彈性定義的條件。我不需要隱瞞自己的信念,我認為,斯密關於競爭的觀點,最終會被廣為接受。

亞當·斯密還討論了競爭者數量與可能出現的價格之間的關係。他說,如果交易"在兩個不同的雜貨商之間瓜分,他們的競爭將使售價低於商品只為一家所有時的情況;如果交易在20個商人之間瓜分,他們之間的競爭就將更加激烈,為了提高價格而合併的機會就會更少"(pp.361-62)。斯密相信,競爭者數量越多,將直接通過競爭過程和間接通過減少相互聯合的可能性而使價格下降。這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論述,但是,我相信,現代經濟學家不會做得比這更出色。我們不應當因為斯密留給我們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而拒絕他的觀點,儘管我們有理由抱怨,自《國富論》出版兩百年以來,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進展甚微。

亞當·斯密說明市場運作是如何調整一個經濟體以實現產值最大化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要求政府給予最少的幫助:

每個人只要沒有違反公正的法律,他就應當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使自己的產業和資本能與其他人展開競爭......自主權完全來自職責,在履行職責的努力中,人必然會有無數的謬見,任何人的智慧或知識對恰到好處地履行職責都是遠遠不夠的;管理民眾事務的職責與引導最符合社會利益的就業的職責亦是如此。(p.687)

注意,當斯密說"公正的法律"時,表明他看到了設立政府——即我們所說的產權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對除此之外的政府行為並不贊成。

亞當·斯密反對更廣泛的政府活動,並不是因為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而是他覺得政府行為通常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他認為,政府既缺少管理經濟體系的知識,也缺少出色工作的動機。他說:"地大物博的國家,儘管有時會被政府的奢侈妄為弄得窮困,但從來不會因私入而貧窮。"(p.342)

這是最大的放肆和專橫……在王公大臣中,倡言要監督私人經濟,節制鋪張浪費L·h·-而他們自己j卻總是無一例外地是社會上最揮霍之人。他們只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花費就行了,人民的費用可以讓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們的揮霍不會使國家滅亡,人民的浪費哪裡談得上呢?(p.346)

亞當·斯密迸一步解釋,政府管制通常受到能從中受益的那些人的影響,結果就未必對整個社會有益:

商人的利益……不論是何種商業或製造業,在若干方面重往往與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至相反。擴大市場,減少競爭,通常符合商人的利益。擴大市場,雖然往往對公眾有利,但減小競爭卻不符合公共利益,只會使商人能夠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將其利潤提高至高於他們本來所應該得到的,而其餘國民卻要為此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層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小心聽取,如果沒有經過長期而仔細、嚴謹、質疑的考察,就決不應採用。因為他們這幫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來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子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常為他們所欺騙和壓迫。(p.267)

在亞當·斯密看來,政府只有三個職責。第一,使社會免於"其他獨立社會的暴力和侵犯"(p. 6"89) ,如他所說:"國防……比富裕重要得多。"(pp.464-65)第二,通過他所指的界定個人權利的法律體系(leg~lsystem)來建立…·今公義體系(systemof justice)。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斯密僅僅是提倡使用定價系統(pricingsystem),但通讀《國富論》後,我們會發現,他是在討論價格體系運行所依賴的恰當制度框架。不管人們是贊成還是反對斯密關於學徒年限法、土地租賃、合股公司、司法管理或教育體系的觀點,在一點可以把斯密方法與很多從那時起就開始存在的方法區別開來,那就是:他顯然認為,對上述這些制度問題的討論,是一個經濟學家不可或缺的正確而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是在最近,才有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制度框架的選擇是值得系統研究的課題。

斯密認為,政府的最後一個職責,是建立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他所指的主要是公路、橋樑二運河等諸如此類。在我看來,斯密所認為的政府應該承擔的公共項目的目錄儘管很有限,但會越來越廣泛,因為斯密沒有預見到現代公司和現代資本市場的潛力*,它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斯密那個時代的合股公司,而斯密對合股公司是不贊成的。但這絲毫未損害他對此所做的非凡論述。在關於這些公共工程該如何得到融資和管理的探討中,斯密認為,它們應當用消費者的付費來融資,而不是靠公共收入融資。

這些公共工程的支出,似乎不必由通常所說的公共收入來支付。公共收入的徵收和使用,在大多數國家由行政權力經辦。這種公共工程的大部分,可能很容易這樣來進行管理:使之被支付一種特定收入以足夠支付建設它們所需要的費用。這樣,就不會對社會的整體收入帶來任何負擔。

例如,在大多數場合,公路、橋樑、運河的建築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車輛船舶所收的小額通行費;港灣的建設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上貨和卸貨船隻所收的小額港口稅……公路、橋樑、運河等等,如:當利用它們的商業來建造和維持,那麼,這種工程就只能在商業需要它們的地方興建,因而,就只能在易於興建的地方興建……宏偉的大道,斷不能在無商業可言的荒涼國境內建造,也斷不能單為通達州長或州長:所要獻媚的某大領主的鄉村別墅而建造。同樣地,不能在無人通過的地方或單為增設附近宮殿憑窗眺望的景緻9而在河上架設大橋。在公共工程建設費不由該工程本身提供的收入支付而由其他收入開支的國家中,這類事情有時亦會發生。(pp.724-25)

有一點很清楚,如果把邊際成本定價的提議拿給亞當·斯密,他一定會理解它的優點,但他也不會忽視這樣的政策對所提供的公共工程所產生的影響。

在對《國富論》的綜述中,我主要關注了自己所認為的亞當·斯密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勞動分工、市場運行、經濟體系中的政府角色。我深深地意識到,這樣對待斯密的巨著是有失公平的,然而,這些主題仍然還需要很多演講和很多演講者來做。《國富論》所探討的其他很多主題,無疑和我已經提到的那些一樣重要,比如關於經濟發展、公共財政、教育、宗教創立、殖民地(特別是美洲殖民地)等的討論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在上述的所有主題和其他一些主題中,亞當·斯密的論述都是意義深遠的。看起來,他的思想令今天的一些讀者觸動很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令今天的一些讀者感到新奇。

我將通過在這個場合難以迴避的一個主題來說明這一點。這就是亞當·斯密關於美國革命(AmericanRevolu-tion)的觀點。在《國富論》中,美洲事實上是價格體系運行這 個大主題下的一個小主題咀如Fay所說:"美洲從來沒有離開過亞當·斯密的思想,事實上,它最終成為他的一種執迷。"⑦斯密的觀點是自由主義的,他看到了未來美國的強大:

它將成為"世界上出現過的最強大無敵的帝國之一"(p.623)。他不相信英國實施的政策。1776年6月,在《獨立宣言》發表的前一個月,斯密在卡柯爾迪所寫的一封信中說:"美洲戰爭己陷入僵局,我希望——我不敢說是預期,戰爭會更好地結束。現在的英格蘭雖然培訓出各行各業的高水準專業人才,如偉大的律師、製表商、制鐘商等,但它似乎沒有培訓出政治家或將軍。

亞當·斯密沒有低估美洲軍隊的作戰能力。在討論國防開支時,他認為儘管美洲民兵表面上不及英國常備軍,但在若干年以後,它們將達到同等水平。他進一步說:"難道要通過另一場戰役來拖延在美洲的這場戰爭嗎?美洲軍隊可能在各個方面都與英國常備軍不相上下,包括他們所表現的英勇……也不會比法國和西班牙最英勇善戰的部隊差。"(p. 701)無疑,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斯密在《國富論》的其他章節中談到:"他們非常憤弱,但還自以為……能通過武力輕易征服我們的殖民地。"(p. 623)在1778年的備忘錄中, 斯密給出美洲衝突的四種可能結局,而其中之一已經成為事實。@在戰爭臨近結束時,他給謝爾本(Shelburne)勛爵寫了封引薦信,謝爾本勛爵站在里查德·奧斯瓦爾德(RichardC)s-wald)也就是與美洲談判的英方總代表的一邊,謝爾本勛爵後來成為首相。1782年,奧斯瓦爾德代表英國在和平草案上簽字,他後來被指責為代表美洲利益而非英國利益,並因此丟了差使。事實也差不多如此吧。例如,奧斯瓦爾德不但轉達而且好像還贊成本傑明·富蘭克林(Ber歸minFranklin)關於將加拿大割讓給美利堅合眾國的提議。

然而,所有這些無疑都支持了亞當·斯密的態度,雖然他決不是美洲事業的熱烈支持者。在《國富論》中,他對美洲領導人的動機做了如下描述:

人們之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美洲領導人和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像,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並認為其權力和英國議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議會低聲下氣的臣僕或執行宮,他們自巴的重要地位就會大部分喪失c所以,他們拒絕議會徵稅的建議,像其他野心勃勃、趾高氣揚的人一樣?寧願拿起武器來捍衛自己的重要地位。(p.622)

對亞當·斯密而言,美洲領導人想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地位。為此,他設計了一種能夠給予他們這種地位的方案:在英國議會中,根據殖民地在公共稅收中所佔的比重,給予其相應的席位。如果這樣做:

那麼,各個殖民地的領袖,就有了一種獲得重要地位的新方法,就有了一個嶄新的更加燦爛的野心目標。他們不再為在殖民地派別的小小彩票中可能得到的小獎而去浪費光陰,而是在天生就具有的對自己能力和幸運的妄想下,希望在英國政治的巨大國家彩票的車輪中抽到某種大獎。(p.622一-23)

這就是說,一個充滿野心的美洲人有希望成為首相,即實際上成為大英帝國的統治者。亞當·斯密也認為,美洲人最終期望大英帝國的資本能夠越洋而來:

美洲在財富、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面的進步一向是如此迅速,或許在不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它的納稅額就會超過英國的納稅額。到那時,帝國的中心自然就會遷到對整個帝國的一般國防和支持作出最大貢獻的那個地方去。(p.625-26)

喬治·J.施蒂格勒引用亞當·斯密關於美洲領導人動機 的論述,贊同這一"對政府行為的完全冷血的理性表述",並認為斯密的方案是精明的。斯密的這個論述,與《國富論》中其他稱人們表面上"熱血"(hot-blooded)或者在政治行為中甚至"非理性"(irrational)的論述是相抵觸的,而這些論述與政治行為是"冷血"(cold-blooded)的和"理性" (rational)的觀點不一致,因此存在錯誤之處。但是,美國人在革命中的行為,證明人兼具冷血和熱血特徵。我自認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略ton)和托馬斯盧傑斐遜(Thomas.] efferson) 支持美國革命的動機並不難理解二一亞當·斯密充分解釋了他們動機的很大一部分。但是,他們為什麼會獲得受盡磨難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群眾的支持呢?在解釋革命者行為時,追求自身利益成功實現的動機顯得不夠充分。對於所有參與革命的人來說,革命是充滿風險的事業,如果革命勝利,獎勵將給予成功的革命領袖。

亞當·斯.密確實解釋了為何美國領袖們會擁有追隨者,但這並不是在《國富論》中,而是在《道德情操論》關於等級差別的討論中。"最偉大的暴民都是仰慕者和崇拜者,也許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常常還是對財富和偉大了無興趣的仰慕者和崇拜者。,,@亞當·斯密解釋說,服從基於等級差別的權力,是人類維護次序所必需的天性。但是,我們也會看到,這種天性偶爾也能製造混亂。

對普通美國人而言,擺脫大英帝國的統治是不是更好呢?

當然,這使他們擺脫了斯密所譴責的為了英國商人和製造商的利益而強加於其上的荒謬的貿易限制,但是,美國政府將通過它的關稅政策,把符合美國商人和製造商利益的相似荒謬政策重新強加於他們。獨立以後的關稅就會比獨立前更低嗎?如果英國在美洲的支出主要用於防禦,那麼,在亞當·斯密看來,徵稅問題就變得簡單i誰是低成本防禦的提供者?如果是英國政府,殖民地人民會支付防禦費用嗎?如果他們不支付,英國就沒有理由來維繫它的控制。"如果大英帝國的任何省份不能對維持整個帝國作出貢獻,英國就應當從戰時保衛這些省份以及和平時期支持它們的民用或軍事建設所支付的花費中解脫出來,並努力使其前景和規劃適應自己真實而平凡的處境。"(po947)這是《國富論》的最後二句話。

的確有理由認為亞當·斯密可能參與了查爾斯·湯曾德(Charles Townshend)沓的徵稅方案,而這些方案有助於加速美國革命的爆發。@亞當·斯密將稅收視為殖民地對宗主國所提供服務的付費,而殖民者,或更確切地說?殖民者領袖將經濟問題轉化為了政治問題。但是,如果斯密的整個方案獲得通過,美國革命也許就不會發生。我從芝加哥電台聽到一個孩子關於1776年所寫的一篇論文中有這樣一個句子:「如果不是1776年,英格蘭現在還統治著美洲。」但是,如果亞當.斯密的方案獲得實施,1776年也許什麼都不會發生,美洲仍在英格蘭的統治之下,那麼,我們今天紀念亞當·斯密,就不會僅僅視其為《國富論》之作者,還要歡呼其為建國之父。

《國富論》是一部要人們懷著敬畏之心進行深思冥想的著作。它分析之敏銳、範圍之寬廣超越了其他任何經濟學書籍。然而,它的卓越令人心緒不寧。在過去兩百年里,我們究竟都做了些什麼?我們的分析當然越來越複雜,但是,我們並沒有顯示出關於經濟體系運行的更高明洞見。而且,在某些方面,我們的方法還不如亞當·斯密。當我們討論有關公共政策的觀點時,我們會發現被我們忽略的一些命題,亞當·斯密已經論述得幾近"不證自明"。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或許,部分答案就在於我們沒有讀過《國富論》吧!


國富論講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富如何增長。

國富論之所以難讀,不是因為這本書有多深奧,而是因為亞當斯密的說理方式,主要是依靠邏輯,出於嚴謹就會論述的非常啰里啰嗦,讀起來會有一些困難。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體系是針對當時英國所面臨的問題而寫的,不一定特別符合現在的社會狀況。亞當斯密的學派被稱為古典經濟學,馬克思的資本論算是古典經濟學的巔峰了。經過200多年的發展,經濟學已經度過了直覺和邏輯的時代,開始走向了數理化的新時代。目前主流的經濟學叫"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核心思想與亞當斯密有一些繼承,但是方法上已經千差萬別了。

如果你是經濟學類專業的學生,在讀完初級宏微觀以後,讀一讀國富論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你不是經管類學生,想學一點經濟學知識,那曼昆呢《經濟學原理》更適合你。

如果你單純為了娛樂而讀書,《生活中的經濟學》《優雅的理性》《魔鬼經濟學》都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想學習一些理財知識,同樣推薦《窮爸爸,富爸爸》。


如果你讀這個比較費勁的話,那就千萬不要讀了。

國富論受限於作者的時代,已經有太多的缺陷,必須在有分辨能力的情況下閱讀才不會受它的錯誤干擾。


題主找錯書了,《國富論》絕不是關於個人財富如何的書,它討論的是國家財富,關乎的是國計民生,如果題主想通過閱讀《國富論》提高個人財富管理能力,那算是緣木求魚了。


國富論是一本構建框架的書籍,這也就是相隔這麼多年,這本書還有其閃光點的原因。

讀《國富論》應該當作是一本工具類的書來讀。

1.首先讀一遍目錄,構建一個這本書的脈絡和架構

2.然後是通讀一遍,通讀後的結果物應該有兩個:一個是書中的名詞或者是概念不懂就查,搞明白;第二個是找出自己認為的關鍵章節,或者不好理解的章節

3. 隔一段時間可以拿起來看看,或者是遇到一些類似的問題的時候,大腦里閃現了書中的內容,那就拿出來看看。著重看2中記錄的重點章節或者是腦中閃現的章節。

對於這種經典的大部頭,一般不要期望一次讀完或者一次讀懂,而是要先把書拆解,在日常中一點點的消化,此類書需要細嚼慢咽,才能真的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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