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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1019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砸缸，唐代八仙佛大缸？！

怎麼說呢？作為山西運城人，基本上只要遼國或西夏突破宋朝邊境進入縱深，司馬光及其老鄉肯定會被掠奪一番。考慮到早在蕭太后甚至更早的時候，遼國有派遣間諜的習慣，再結合司馬光一生與大宋王朝的根本利益不對付，我們不得不懷疑司馬光及其老鄉是遼國間諜冒充大宋百姓。反正澶淵之盟之後，宋遼來往頻繁，遼國本身也有不少漢人，滲透一些到地方上還是沒有問題的。為了更好地給遼國給西夏牟取巨額利益，司馬光從小就身負打入大宋的文官體系，深入東西兩府搞破壞的重任，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在做官前期不斷獲取好名聲，官越做越大，皇帝越來越信賴他的原因了。因為他的使命就是長期潛伏並伺機破壞。然後嘛，作為大遼帝國的友邦或者肥肉，河湟吐蕃還是得由遼國或西夏征服它，而不是宋朝。至於打西夏，只要西夏佔便宜，什麼都好說，所以上台之後以遼國和西夏的利益為先，章惇、章楶、呂惠卿、蔡確、王安石自然就是對大遼最具威脅的人，自然得盡全力打壓，最好再蠱惑一幫傻缺，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寫史書……勞資故意寫一堆沒營養的地攤文學合集，看著乾貨滿滿實則都是渣渣，就是要從根子上毀滅你們！不過作為萬千遼國間諜之一，和同志們保持聯繫還是很有必要的——韓琦、文彥博、富弼、周敦頤等都是我大遼的好同志好夥伴啊！范純仁這個傻X，不利用他以及他老爹的名聲我還是間諜嗎？所以司馬光是一代名臣一代賢臣不假，只不過是遼國的，不是宋朝的。宋朝的賢臣是范仲淹、王安石、章惇、章楶、王韶、蔡確、范純仁、种師道、種世衡、李綱、宗澤、寇準、趙普、王旦，對國家有一定貢獻但或多或少有污點的大臣是蘇軾、呂惠卿、李定、高遵裕、童貫、李憲、劉昌祚、種諤，奸臣是呂大防、劉摯、蘇轍、文彥博、富弼、曾布，內奸是韓琦和司馬光，被收買的人是高太后和向太后。

以上純屬個人推測分析，如有不嚴謹之處請諒解，不過奸臣和賢臣的名單都是依據對宋朝的貢獻輔以人品排定的，排名不分先後。

司馬光屬於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也是典型的滿口仁義道德，實則只重利己的道德先生。從學術上，他的成就不可否認，他的學識淵博，著作頗多；在政治上，他明哲保身，在變法派得勢時，從不正面反對，而是申請國家財政的支持，躲到洛陽主持修史；在宋神宗去世後，積極響應當政的宣仁太皇太后的要求，不遺餘力地廢除新法，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政治人物。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 ，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明哲自保，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即首相）。

哲宗繼位後，被保守的宣仁太皇太后委任為首相，上台後不遺餘力地廢除新法，並積極奉行妥協投降政策，將宋神宗和王安石時代所獲取的邊功全部毀棄，成為「元祐黨人」之魁首。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勛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以後，年輕氣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虛心下問、多方徵求治國方略以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並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並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據史料記載，司馬光之所以反對青苗法，實則是因為青苗法等新法損害了以其為代表的保守派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為當時的民間借貸主要是從這些勢家大族大官僚手中借貸。他們借貸的利息是王安石變法所規定的利息的兩至五倍。青苗法規定每期取息2分，而民間借貸的利息通常高達5分至1毛。

宋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但是司馬光看到大局勢不利於保守派，便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並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時間長達15年。由此可見其心機之深。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鑒》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司馬光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並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徵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斥責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後世證明，司馬光的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禍國殃民的行為，也從此斷送了北宋的自保能力。

宣仁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到任就職後，司馬光向宣仁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范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為了廢除新法，司馬光先後上了《請革弊札子》和《請更新新法札子》，並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當他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時，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

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而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著，他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等新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宣仁太后是前此宋神宗時期宮廷中反對變法的總後台，掌權後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

新法基本廢除後，許多舊法，一一恢復。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內全部恢復，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與此同時，司馬光等保守派勢力喪失道德底限，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並將一些變法派迫害致死。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章惇（dūn）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台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

在對西夏方面，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著想，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

宋哲宗親政後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台，並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綜上所述，司馬光在學問上是有著其巨大的歷史貢獻和歷史成就的。但是在政治上，司馬光是典型的保守勢力的利益代表者，是地地道道的「口喊愛國，實則賣國」的反動政治勢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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