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客人过来，我问他说要买花吗，他看都不看我一眼、赶快挥挥手跑掉，好像我身上有病毒！」疫情期间，街友团体社工意识到「很多人打电话来说没地方住」、台北车站发便当更是多出数十个「生面孔」，而一位在街头卖玉兰花、业绩跌到一天最惨只能赚50元的阿嬷，也说出这段日子的贫穷人们，日子是如何像被海啸扫过一般......。（简必丞摄）
「整个社会被海啸打过，脆弱的地方，就会破掉……他本来可以勉强维持生活收支，但一个状况，就会破碎……」
自中国扩散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在2020年横扫全球，台湾虽以「防疫奇迹」成为最后一块净土之一，却也敌不过经济萧条、底层劳工大量失业的风暴。而在成立5年、致力为贫穷者发声的「人生百味」创办人之一巫彦德看来，这一切就像海啸，打过去，生活近贫状态的人们就会掉下那条线，甚至出现在街头。
疫情期间巫彦德看到的现象之一，是友团芒草心社工说「很多人打电话来说没地方住」，当疫情致使台北车站发给街友「善心便当」的民众变少，人生百味出动发便当，也发现发得比往常多──以前一次发60–100个、4月底已发到170个，车站还出现很多「生面孔」。生面孔从哪来还无法确知，只能猜测这些人或许过去打零工为主、收支刚好打平，却因疫情冲击收入，没地方住了。
「流落街头」一语看似惨到不能再惨，现实的街头却接住了没钱的、失意的人们，而疫情期间，街头贩卖玉兰花的美花姐、卖彩券的小明、长期看著各种贫穷者的巫彦德，纷纷说出当疫情这场「海啸」扫过街头，是哪些脆弱的地方破了，又，该如何补起？
玉兰花阿嬷的疫情记帐本：有时候1天只卖1个客人，连本钱都赚不回
「有时候一天连本钱都没起来、250都没有，有时候只卖1个客人，我想说回家算了，不然花会坏掉啊！」问起在台北市中山商圈卖玉兰花、年近70的美花姐最近业绩如何，她马上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的是每天卖出的钱──价格是1串20、3串50元，一周业绩为290、270、200、230、180、160，最低只卖50元，采访当天是70元，但玉兰花一天批货的成本就要250元，再加上来回的公车票，不出来可能真的比较轻松。
采访开始前美花姐请记者帮忙顾摊、她要去捷运站上厕所，在美花姐返回前的近30分钟里，记者就这么坐在承德路天桥下美花姐自备的小椅子上，看著行人来来去去，视线一交会，对方便火速别过头、跑得远远装没事等红灯──这状况循环了这漫长的30分钟，令人难堪，却是美花姐的日常。
「有个客人过来，我问他说要买花吗，他看都不看我一眼、赶快挥挥手跑掉，好像我身上有病毒！」明明是让人生气的一幕，美花姐却是笑著说的。
大众对玉兰花的想像很多，集团操控、暴利、拥豪宅、开名车，或许是谣言造就人们对玉兰花的恐惧，但这一切在美花姐身上都没有──美花姐的一天通常是黑蒙蒙的凌晨1点起床、2点多收货，接著开始忙剪花、绑花，「夜来香要剪很多，要两个小时，哪有你现在看的这么漂亮！」弄完花也差不多天亮了，煮稀饭配菜当早餐，就坐5点45分的首班车出发往商圈，早上6点卖到下午1点，日复一日。
美花姐从前也不是卖玉兰花的，做过很多生意，艺术品、青草茶、爱国奖券、羊肉炉都做过，后来年纪大了无法继续、家里却还是缺钱，她想想，就卖起了玉兰花。一开始在西门町城隍庙，因为生意较佳，频遭其他摊贩检举，警察下令「两个都不要卖」，后来她到了行天宫，却碰上2014年全面禁香禁摊商，她不知道还能去哪、被迫放假半个月，低收入户身份也是那时候去申请的。
被电话通知核发低收入户补助那天，美花姐已到新地点继续卖花了，但业绩最好的时候也只赚1万多，当疫情来袭时数字更是雪崩式滑落、少了6–7000元，她只能靠每月低收补助与数千元收入养活自己与年迈丈夫。
「只要能卖完，我就很开心了！」无力做清洁工作的近70岁老人心愿：疫情过去，恢复正常就好
随疫情弹性放假、在家上班，美花姐有好几个熟客都不出门了。她一开始完全不晓得疫情严重，看到新闻说艺人徐熙媛（大S）买一堆口罩送中国也还没感受到，但到了4月份，她已经完全不敢拿下口罩：「前几天一个人在这边咳嗽，我吓死了！我不能被传染到、不能再生病了，生病就完蛋了……」
问起「口罩之乱」时期美花姐是怎么去买口罩的，她说自己其实没有时间去排队、没办法去抢，一开始也是非常害怕，但幸运的是有客人对她很好，天冷的时候有人会买关东煮、热饮请她，疫情期间自然也有人送口罩，甚至有客人一次送7个口罩，她可以不必排队。每个她都小心翼翼保护好、重复使用，毕竟这是疫情做生意的人最珍贵的「战备物资」了：「戴口罩把自己保护好，客人就不用怕。」
疫情期间低收入户加发3个月内每月1500的补贴，这笔钱美花姐到现在还是很小心地用著，还没去申请1–3万元的纾困。问起她对这1500元感觉如何，她笑：「加减的，有总比没有好。」
至于劳动部的「安心即时上工计划」，美花姐虽然没有劳保身份、本来就不适用，问她想不想争取，她也笑笑说没办法：「我已经老了，没办法跟上班族一样固定时间……」尽管卖花辛苦，她还是想继续卖花，毕竟年迈又有「三高」，已经无法负担站一整天的工作、大楼清洁等，街头就是她求生的地方。
她对政府没有太多期待，能有什么就很感激了，唯一期待的就是疫情赶快过去，「赶快好起来就好，恢复正常、刚好正常就好。」
「我都辛苦惯了，我半夜起来拿花卖完就好，有时候花会剩很多、没生意，只要能卖完我就很开心了──剩下的妳帮我买下来好吗？」美花姐笑。采访结束的下午2点还剩12串，卖200元，记者全买下了。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去拜拜都讲这句话，一定要讲。」美花姐一边收钱一边笑著说。12串玉兰花的扑鼻香气，或许也是对台湾一切平安的期盼。
月赚不到1万、疫情缩水3成、一人养全家，卖彩券的他却更关心：疫情下的街友容易被忽视
每天傍晚现身于捷运东门站5号出口、永康街口的小明是位身障者，他也曾卖过玉兰花，清晨6点到中午卖花、下午到晚上10点卖彩券、天天拚16小时，只是后来身体状况变差，变成只有卖彩券，也看当天雨势决定是否出动。
每个街卖者都有各自的故事，小明当兵时患上「多发性肌肉炎」罕见疾病，全身肌肉慢慢退化，提早退伍后做过平面设计、信用卡打字员，却在2008年碰上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引发的金融风暴，原本最高可到5万的薪水也缩水到1万5，加上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便做起街卖。
小明的哥哥也是身障者、妈妈也退休了，家里经济主要靠小明，平时每月收入不到1万，收支到最后会是零，赚的钱留不住。往年都是农历年间生意最好、过完年还会有一段时间生意不错，是彩券小贩都期待的「旺季」，但小贩们想不到的是，2020这一年新冠肺炎飘洋过海，台湾确诊案例就刚好出现在过年结束时。
平时都待在永康街口的小明，见识过许多韩星来台吃小笼包、粉丝围在外头尖叫的盛景，也曾与「人生百味」合作贩卖聂永真联名设计口香糖、插画家马来貘的香氛片，他忘不了那时自己轮椅前排了超长的人龙、前来协助的人生百味实习生甚至一边卖一边赶著装订──然而，当疫情扫来台湾，这一切盛景也被迫熄灯了，过了晚上7点路上就几乎没人。
小明对业绩滑落这事看得比较淡，说跟往年的淡季比起来是掉了3成左右，有些生意差到不行的同业干脆收起来不做了，他是不想闷在家太久、也顺便出来替女友卖毛线手作狗狗。由于小明有彩券职业工会劳保、收入未超过门槛，他也得到劳动部的纾困补助3万元，非常感激：「政府后面纾困对我们来讲是及时雨、帮助很大，我的资格刚好可以申请。」
只是身为身障者，小明也说：「这个疫情会让你看到人心善良的，还有不舒服的。」不舒服是指民众被假消息、各种恐慌影响下造成的物资抢购，例如「口罩实名制」尚未上路前，口罩主要在药妆店、超商贩售，然而药妆店走道狭小、身障者不方便进去，问便利商店通常也都没有了，化工行酒精、被抢购的卫生纸就更不用说，「这样弱势族群会显得更弱势，你没办法跟大家去抢。」
善良的部份，则是台湾人的互助。小明与女友去天水街买酒精时早已抢不到，化工行老板却偷偷塞给他一瓶，这经验让小明决定也自掏腰包买酒精给提供街友休息、洗澡、媒合就业的咖啡厅「重修旧好」，没想到当药局老板知道酒精是要送给街友的，他竟拒绝收钱、免费赠送、「这钱算我的！」
「疫情期间的街友容易被忽视，有的人觉得街友不干净、会传染肺炎，但他们待的地方空旷、固定，不像我们会到处跑啊！」小明说。尽管收入缩水3成以上，小明想的是比自己更辛苦的一群无家之人，也相当支持民间团体：「人生百味跟芒草心真的很好，他们这些NGO组织照顾的是政府没有关怀到的族群，所以我才会去注意以前没注意过的这些贫穷人……」
被社会漏接的穷人：危难时没拉一把，再见面可能就是街头、监狱
「贫穷是整个都市被隐形的样貌，他已经不是我们想像的典型样貌、不是癌症末期的阿嬷抚养3个孙子……他可能是花非常多时间在工作的爸爸妈妈照顾几个孩子，虽可以勉强维持生活收支，但一个状况、生活遇到一些风险就会破碎。」说起贫穷是怎么一回事，「人生百味」创办人之一巫彦德是这么想的。
美花姐与小明虽然受疫情影响严重、收入少到只剩几千，不过有低收入户、身障、甚至职业工会身分，两位街卖者都说生活还过得去──但并不是每个贫穷人都被接住，疫情期间的台北车站，社工就看到许多与街友一起拿便当的「生面孔」，一次发出去的便当从60个飙到170个。
在巫彦德看来，台湾低收入户约占人口3%、一般贫穷线则设在15%，至于3–15%之间的这群人，人数未知、状况未知，可能是睡网咖的、租屋的、被家暴离家的、打零工过活的、提早出社会的青少年、街友，他们不在劳健保、低收入户系统、甚至没有可以互助的家人，是一群被社会系统排除的人。
这些人可能平时住在网咖、借住朋友家、便宜租屋处，每个月收支打平，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从事打零工、兼职等非正规工作，但当疫情来袭，庙会阵头打工机会因为「避免群聚」而消失、派报发传单工作没了、夜市人潮锐减致使帮工机会减少、甚至连自己上街卖玉兰花业绩都普遍掉3–4成，这些人无法有储蓄、无法应对生活突变，就往下掉一层了。
「这冲击是隐形的，他们没有在任何劳健保中低收体系，他们今天失业了、就业了都没有人知道，失业率不会增加、也不会降低。」巫彦德说。
本来有家的，若是房租付不出来、没有亲友借住、就连住网咖的钱也拿不出来时，生活就会失序，最底层的就是街友。尽管卫福部提出给无劳保工作者的纾困方案，巫彦德说很多人是连「就业证明」都提不出来的，例如卖玉兰花、出阵头、临时工现领现金，因此纾困方案才改为以「切结书」认定的形式。
在巫彦德看来，「纾困」的本质应该是让众人停留在现有的位子上，贫穷人不要往下掉、拿一笔钱来维持必要开销与房租，等到经济复苏那天才能重新接上轨道。即便政府说纾困要「从宽认定」，区公所基层还是怕发错人、民众痛骂开名车揹名牌包领纾困的都市传说，对此巫彦德只能提醒：
「宁滥勿缺，比宁缺勿滥重要……过去是不要给错人，但现在，你付给保时捷老板的同时可能也付到一个贫穷妈的家庭，这个『付错』的损失，远远比不过『付对』的效益──你在家庭自己可以维持，远比进入社福系统便宜得多，就像你如果可以正常吃饭，比起要给人灌食，一定是便宜得多。」
「很多以前申请低收被打回票的人是过去漏掉的名单，可能在承平时期不需要帮助他们，但危难时期需要──不然，他们再被你重新找到的时候就是在社会底层的时候了，他们失序，睡在医院、警察局、监狱、街上。」
对于街头求生者，有像美花姐、小明这样虽穷但仍被社福系统接住的人，也有巫彦德所说的完全隐形、被彻底漏接者──无论状况如何，当疫情海啸袭来，贫穷人往往是最先击中的一群，最脆弱的时期能否被拉一把，也深深关系到他们往后是平稳、是流浪、还是更陷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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