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建築師拿起法律的武器……做設計？
在日益密集的城市環境定義的社會中，人們受到各種法律、法規和規範的高度制約，這也影響著建築從業者的實踐狀態。德國建築師阿諾·布蘭德胡波經常通過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將原本不可能的項目變為可能。他的設計方法完全建立在對現有建築法規參數的理解和使用之上，結果往往看似簡單粗暴，卻又耐人尋味。從這一獨特角度切入建築，源自於他對於法律、政治和經濟的關注，同時他也以活動家的角色，用出版物、公開辯論、影片等形式，尋求與當代社會的對話。
- 法規與建築 -
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法規和規範已經取代了過去集中體現在個人身上的傳統權威。今天，在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所謂的「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中，人們幾乎已經很少與他人打交道。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計算機以及基於網路的介面，如自動櫃員機和信用卡等匿名的方式與「抽象的他者」（Abstract Others）進行互動交流。有時候，專家也會被引入系統之中，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建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爭議性的。系統可能會與其他的意見相左或存在法律上的衝突，而當事情出錯時，警察、律師和法官就會介入。
20世紀以來，建築師越來越重視建築法規這一議題，這些法規通常是由建築師所倡議，並基於實證研究而起草的。因此，法規（Regulations）塑造了現代城市，但是隨著其基礎發生變化——有時候是持續性地發生——它們被不斷地修正。在社會變革以及技術進步的影響下，這些法律法規變得越來越複雜，但在這樣的複雜性下，有些條例卻是相互無關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今，它們填滿了一部又一部書籍，不僅對建築作出了規定，甚至對內部結構及物理環境的設置都進行了限定。近年來，法律和法規再次成為建築展覽和出版物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早在20世紀90年代，荷蘭事務所MVRDV就把研究重點放在了調節我們周邊環境的抽象系統上。這些系統通常是可量化的且能夠生成空間結果，並可以通過MVRDV稱之為數據景觀（Datascapes）的三維圖像表示出來。數據景觀顧名思義就是由數據所定義的景觀，將一切可能會對建築師的工作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力量進行視覺化表達。
這些力量可能是規劃和建築法規，如區域規劃，也可能是由投資者、開發商、建造商所提出的「經驗規律」（laws of experiences），還可能是技術限制或自然條件，如太陽和風等，但也可能是來自法學的影響，如最低工作條件，或來自委託方組織內外的相關利益集團所施加的政治壓力。每一項建築委託都會面臨很多像這樣的力量的約束，而這些力量之間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
經過視覺化以後，這些力量共同構成了一幅更為複雜的基地圖景，而不僅是過去簡單的一份總平面圖。因此，數據景觀是MVRDV在設計過程中使用的一套實用的工具，用於促進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協商。從很早以前，這家事務所就開始關注集體效應，同時也對這種不僅掌控一座建築，而且掌控大片（城市）景觀的方式十分感興趣。這套方法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思辨型研究工具，常用於學術著作中。
實際上，這套方法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OMA，當時被用於快速找到如競賽等複雜項目中面臨的所有約束條件，並發現其中的漏洞。在這些三維圖像中，漏洞會以體塊或者鑄模（cast）的形式出現。
用建築法規做設計的建築師
德國建築師阿諾·布蘭德胡波（Arno Brandlhuber）的處理方式與OMA很接近，作為當今歐洲最富魅力的建築師之一，其作品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他以多樣化的合作型實踐而著稱，這一點從他事務所名字Brandlhuber+中的 + 就可知一二。這個+ 指向不同領域的合作夥伴，其中既有建築師、藝術家，也有作家、電影製作人和音樂家。例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瑞士建築師克里斯蒂安·克雷茲（Christian Kerez）、德國音樂家克里斯朵夫·戴爾（Christopher Dell）等等。
布蘭德胡波對城市中僅存的最小地塊充滿了興趣，並且煞費苦心地為它們列了個清單。以2.56公寓辦公樓（2.56 Apartment and Office Building）為例，這棟包含辦公室和公寓功能的建築物位於科隆一條只有2.56米寬的夾縫中。
建築利用了兩側建築的現有界牆，在其中直接插入新樓板，以便最大化利用有限空間。一條狹窄的走廊穿過建築通向後側的庭院，將城市人行道和後側的室外樓梯相連。重新安置在室外的垂直交通不僅為了增加室內空間的使用率，也方便住戶獨立使用樓層。每層的單元沒有隔牆，僅有一個房間。核心筒中容納了浴室和儲藏間對空間進行最小限度分隔。建築立面使用通高玻璃窗，幾乎完全開敞。
德國的建築規範要求街區內的每一座建築物都要獨立施工，這與建築師利用現有界牆用作新結構的安排相抵觸。建成後，該建築直接促成了德國建築法規的新增條款：Verweisbaulast（可參考建造產權置留權）。該條款允許在新建結構中使用相鄰建築的界牆，並引用了2.56作為法律先例。
而在柏林，布蘭德胡波則起草了一份備選場地清單（Option Lots），將隱藏在東德預製住宅綜合體之間，一些有未來發展潛力的夾縫記錄在冊。
再比如建築師位於柏林的工作室Brunnen街9號（Brunnenstra?e9），基地是位於原東柏林的一處廢墟，僅剩首層和地下室的部分牆體。該地塊是20世紀90年代一次失敗投資的產物，對尋找空置地塊的企業投資者毫無吸引力，相反卻給建築師（同時也是投資者和建造商）創造了機會。在2007年以極低的價格買下該地塊後，建築師決定在保留原有結構基礎上，新建包含畫廊和公寓的新建築。
其時正值柏林城市規劃局推廣有關尊重城市歷史環境的批判性重建（Critical reconstruction）議程。建築師認為與其將該議程闡釋為一種退步，不如選擇參考地塊的環境，創造出一種工作生活的新類型。
建築的設計方法完全建立在對現有建築法規參數的理解和使用之上：
建築的高度由兩側現有建築的屋檐高度限定，相鄰建築的樓板高度在新建築中延續，形成了每層樓板上30cm的高差，自然分隔了每層空間，以滿足不同使用功能對不同空間高度的要求。
閣樓層的形狀源自對北側建築日照時長的考量。
混凝土核心筒中容納了衛生間和電梯，體積被縮減至最小，以最大化室內空間使用，電梯連接每層單元與首層入口。
除此之外各層唯一的交通連接是建筑後側的室外樓梯，距離建築立面5m遠，以符合建築防火規範，同時滿足了對室內樓梯的需求。連接室外樓梯和建築的平台還成為了住戶難得的公共空間。
由於街道一面的架空電線阻礙了消防員架設伸縮消防梯，所以建筑後側立面上必須設置安全出口。為了符合防火規範，後院地面一側抬高72cm，另一側抬高36cm以配合消防梯的最大長度8m，將兩扇窗變為安全出口（窗戶）。
建築臨街一側是繁忙的Brunnenstra?e 大街。因此採用全封閉立面，大面積使用塗層聚碳酸酯板，在不打開立面的同時儘可能多的引入光線。每層立面都安裝了一整塊固定的玻璃，尺寸由普通起重機所能吊起的最大重量決定。立面安裝了空氣閥，方便空氣流通。這是布蘭德胡波在柏林的標誌性項目，克雷茲甚至在其中重新設計了自己的公寓。
總的來說，在創造性地利用法律和法規這一方面，布蘭德胡波是一位無可置疑的大師。他經常通過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將原本不可能的項目變為可能。「遵從現狀（as found）」的物理環境，再加上法律和法規，共同定義了布蘭德胡波的工作的現實條件基礎，他比其他大多數建築師都更有意識地去處理這些問題。
他還會根據某種數據景觀來決定建築的大圍護結構。
哥本哈根的市立體育與文化中心水晶（Crystal），它的形狀是由連接到四面相鄰圍牆的體育館的高度所預先決定的，而這四面牆均已按照法規的要求進行了退線。
這座建築，看起來就像是2003至2006年建於科隆的那一棟形如山巒起伏的建築——Magnus Nordwand，它原本也可能是MVRDV的項目。
與MVRDV在實證主義傳統之上的統計調查方法不同的是，布蘭德胡波的作品更多是由文化和身份所驅動的。他採用的模型不是由數據驅動的、統一化的巨型結構，而是對」綠色群島」（Green Archipelago）理念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奧斯瓦爾德·馬蒂亞斯·翁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和雷姆·庫哈斯在1977年發表的著名宣言中對柏林提出的設計概念。
《城市中的城市，柏林：綠色群島》（The City in the City, 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一書中這樣寫道：」由於其二元對立的歷史，柏林不得不經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多的矛盾、衝突和斷裂。不同的敘述、概念和項目之間的長久衝突導致了能量和物質的持續性損耗。這種無序狀態導致了城市的所有觀念和意識形態在空間上的沉積，形成了一本構成複雜的羊皮書，或是一本層次豐富的「活動教科書」（textbook of events），在古典的美學範疇下，這一切被認為是醜陋和反城市的，因此，在柏林牆倒塌後，應該被城市政治和建築經濟所取締。」
因此，在與弗洛里安·赫特韋克及托馬斯·梅弗萊德合著的《對話城市——柏林成為柏林》一書的序言中，布蘭德胡波承認了烏爾利希·貝克看法，即，僅僅接受異質性和反對「非此即彼」的態度還不夠，更是要尋求「兩頭兼顧」的解決方案，總是要揭示出社會矛盾、政治衝突與歷史斷裂。因此，當問題涉及到法律和法規時，布蘭德胡波總是會從系統的矛盾和爭議處著手。
建築師對法規的深入研究和創造性利用，不僅使地塊利用率最大化，有時候甚至顛覆了開發商原有的想法，督促其承擔更多城市責任。例如入圍2019年密斯獎的柏林洛貝混合功能大樓（Lobe Gallery Atelier and Housing Building）。
開放商買下了這片曾經是垃圾場的地塊，位於柏林威丁區。要求建築師在這個商用和住宅混合地塊中設計一座混合用途的建築物，並希望保留室外空間，供鄰里使用。開發商原本只想進行小規模開發，但建築師援引法規說服開發商擴大規模，承擔起土地所有者的責任，最大化利用地塊在城市中的區位優勢。
布蘭德胡波參考了1985年一項規劃法規：該法規允許該地塊建造最多五層的商用建築。但一項正在生效的保留條款保證了該地區原有的住宅區屬性。新建築同時回應了基地的辦公和居住混合用途的特殊屬性。
建築物低層向南錯列放置，形成了一棟金字塔形的外觀，每層樓帶有六米深的陽台。這在北側首層創造出一處7.5米進深的有頂的半公共廣場，最大化的騰出公共空間。
南側的兩跑室外樓梯通過露台連接了不同樓層，通向最頂層的浴室和桑拿房。室外交通鼓勵住戶更高效的使用戶外公共空間。下雨時，雨水從一個陽台流到另一個陽台上，最後從兩層樓高的地方落入花園中。
階梯式剖面創造了不同尺寸的單元，樓層深度從首層的26米到頂層的11米不等。除了畫廊、共享辦公空間，可出租辦公室、藝術家公寓和工作室外，靈活的樓層布置還使未來的使用者受益於地塊特性——因為該建築的註冊地址並非住宅，所以使用者可以隨意將他們的單元從居住改造為商用，方便那些繳納低個稅自由職業者使用。
作為活動家的建築師
從第一印象來看，阿諾·布蘭德胡波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經濟和政治議題驅動的，像《立法的建築》（Legislating Architecture）、《立法的建築 瑞士篇》（LegislatingArchitecture Schweiz）、《解放建築》（Release Architecture）和《房產的戲劇》（The Property Drama）這些標題。
《房產的戲劇》，一部由克里斯朵夫·羅斯和阿諾·布蘭德胡波製作的影片，2017年；影片調查了塑造我們環境法律背後細微的差別和爭論。通過並置不同的立場，影片收集、反對並創造當代背景下立法和建築的新方法。由於土地所有權是引發社會糾紛的主要原因，因此劇中提出了問題：誰擁有地塊？為什麼？物業法如何決定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是否仍有可能為公共利益服務？
在他最早出版的著作《政治地景》（Political Landscape）中，這就已顯得十分突出。該書的編輯在前言里稱，他們尋求的是「基於當前的某種介於新自由主義、政治幻想破滅和改革積壓之間的現實條件下，在政治和社會方向上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制度上的政治實踐已基本被認為停滯不前，或已沾染上了污名，而『政治地景』則將目標瞄準了『社會』構成的另一端，在這裡，社會責任和能力必須被重新定義，且不斷自證：不管是在個人層面上，還是在對未來設想的需求層面上。」
布蘭德胡波常常扮演著一名活動家的角色，必要時還會挑起企業家的擔子，負責聯絡政治家以尋求諮詢，或是引導公務員和投資人的意見。不過這此之前，他首先充當的是一個「關係節點」的角色。所有這些活動都圍繞他的建築實踐展開，而無論有多少團體參與合作（布蘭德胡波也確實邀請了許多人加入），他本人始終都是聯結大家的核心人物。
作為一名活動家，布蘭德胡波突破了個人層面，並試圖去打破政治僵局。這一點尤為體現在他2011年的作品RGB 165/96/36 CMYK 14/40/80/20中。作品中的棕色是由柏林市議會各政黨的標誌性顏色混合而成。
這件作品被印成了海報，以抗議這些黨派之間的日漸趨同，尤其是在處理城市發展以及房地產問題的方法上。為了平衡柏林的財政預算，越來越多的房產被出售，除了導致士紳化以外，還讓城市的未來規劃變得更加困難。
多位藝術家及多家畫廊共同參與了這次行動，並使其成為了選舉時的焦點。伴隨項目出版的還有一份報紙，它看起來就和真實存在的報紙一樣，只不過上面刊登的是一系列有關這個議題的文章、展覽以及辯論。
在布蘭德胡波看來，這一切都是我們建築環境設計中的一部分。用他的話來說，他堅持的是一種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
說到底，他的方法更像是一種應用於建築的話語分析，無論是對建築有著決定性影響的法律、法規及規範，還是房地產和金融等議題，都是其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除了專門收集一些學術知識以外，（建築傳統上是一門公共學科，作為一位活動家，他表現出了更大的野心），他還會在出版物，展覽，以及像《立法的建築》和《房產的戲劇》這樣的影片中向公眾傳達這些知識。
布蘭德胡波對這種實踐滿懷信心，建築的設計與建造也能夠產生類似於文字，影片，或某種直接的政治行動的效果：它們都能夠帶來真實的影響。
在某些時候布蘭德胡波似乎也意識到，他渴望知道我們的環境是否有可能達到一種更單純或更自由的狀態，儘管這在過去可能從來沒有被想像過。假如真的有可能實現這種狀態，也不會立刻就能找到方法，而是要進行一些更巧妙的解構——與法律進行博弈，或採用類似電影《哲姆洛克》（Themroc）的解構手法：快樂地用鐵鎚在建築上打洞。
布蘭德胡波也經常對現有的建築舉起他的鐵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AntiVilla。這棟建築建於柏林附近的克拉姆普尼茨湖邊，被廢棄的500平方米的建築曾經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家女性內衣工。建築拆除成本高昂，而且，法規規定任何被拆除的建築物，體量只能為原建築的20%，起居空間不得超過100平方米，因此對未來的投資者毫無吸引力。
根據一項法律的規定，這塊土地上不允許修建新建築，但另一項法律卻又允許在不推倒現有建築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改造。因此建築師保留了建築的物理外殼，改造二層，置入了新功能。
項目保留了首層結構和三個空間的原用途：運輸、儲藏、車庫。拆除了二層的坡屋頂，和非承重結構，置入工作室、居住等的新功能。內部添加了新的混凝土核心筒支撐新屋頂，核心筒包含了衛生間、廚房。二層新添加的連續梁，結構強度保證立面可以開出最寬為5m的洞口，其他開窗保持原樣。
這些大開口顯示出原有結構的存在。受Claude Faraldo的實驗電影《哲姆洛克》啟發，建築師在牆上砸出了大洞，帶來面向湖面和森林的最大視野。
布蘭德胡波建築上的孔洞也讓人想起麗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設計的位於巴西聖保羅的休閑綜合體Sesc Pompeia，其前身是一座幾乎全是用混凝土建造的舊廠房。
根據湯姆·阿韋馬特（Tom Avermaete）的描述，這座混合用途建築最初是在一群商店店主和小型企業家的倡議下建造起來的，這也許就是今天公地（commons）利用的最佳範例，它的開發不是由市、州、或資本雄厚的市場利益相關者主導的，而主要是依靠各類民間團體的協作而逐漸發展起來，並為公眾提供了自我放鬆、發揮創造力與結識他人的機會。孔洞是這種開放性的象徵和表達。
在一種看似陷入困境的情況下，孔洞在字面上暗示了一種突破（breakthrough），無論它是一種話語，還是一個用混凝土建構出的現實。打洞帶來的快樂首先產生了一種釋放，並確實地顯現了出來。
當然，布蘭德胡波也知道這樣的釋放只是暫時的，因為沒有人能夠把任何的空間，場所，甚至是自己放置到社會之外。但是，我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在迷宮中尋找突破口，哪怕到最後還是徒勞，至少越界這件事能帶來一點樂趣。
阿諾·布蘭德胡波（Arno Brandlhuber），1964年生於德國wasserlos，1993年畢業於達姆施塔特應用技術大學，獲建築與城市專業學位。1994年開始與不同領域專業人士合作，開展與建築有關的多樣性實踐
本文節選自EL Croquis No.194 Brandlhuber+ - A Discursiv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漫談性建築實踐》
作者：巴特·洛茨瑪 （Bart Lootsma）是建築、設計和視覺藝術領域的歷史學家、理論家、評論家和策展人。他是因斯布魯克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及建築理論教授，盧森堡大學、維也納視覺藝術學院、紐倫堡視覺藝術學院、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以及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的貝爾拉格學院的客座教授，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巴塞爾工作室的科研負責人，以及阿納姆藝術學院三維設計系主任。他發表過多篇文章與多本著作，並曾擔任Forum，de Architect，ARCHIS，ARCH+，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Daidalos以及GAM等雜誌的編輯。*所有未註明來源的圖片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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