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城漢墓的劉勝金縷玉衣之所以獨一無二，不但因爲它是首先發現、保存完整的金縷玉衣，而且它是按照人的體型做的，形體肥大，突起的肚子、臀部輪廓都做了出來。”

記者/艾江濤

滿城1號漢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劉勝金縷玉衣（河北博物館供圖）

春節後的國家博物館人流依然涌動，展館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年前即開展的“漢室雄風：紀念滿城漢墓考古挖掘50週年特展”。從走入展廳即映入眼簾的錯金銅博山爐，到壓軸出場的中山靖王劉勝金縷玉衣，來自河北博物院的149套722件文物，將人們完全帶入了西漢盛世的場景，也讓更多人瞭解了50年前那次非同尋常的考古發現。

1968年，在河北滿城國防施工中意外發現的中山靖王劉勝與王后竇綰墓葬，作爲少數未被盜掘的漢代諸侯級大墓，共出土文物1萬多件，是那個特殊年代極爲難得的重大考古發現。考古學家夏鼐曾這樣評價滿城漢墓：“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漢代文物考古的成就主要有三：一、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二、河北滿城漢墓；三、廣東南越王墓。而以滿城漢墓出土文物最全，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稱。在數以千計的漢墓中，唯滿城爲巖墓。”

開展當天，現場最激動的人恐怕要數當年考古隊的重要成員、已快92歲的盧兆蔭。當年滿城漢墓發掘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尚未成立，41歲的盧兆蔭還是哲學社會科學部考古所的一名研究人員。本刊記者到他家中採訪，盧兆蔭老人打開1980年出版的《滿城漢墓挖掘報告》，對裏面每件文物如數家珍。半個世紀過去，對滿城的記憶依然清晰如初：“我們發掘的時候根本沒路，1991年滿城漢墓對外開放後，現在小轎車能一直開到陵山上面……”

特殊年代的考古

滿城漢墓的發現，始於解放軍4749部隊在滿城1.5公里外陵山上的一次國防施工。據當年河北省考古工作隊成員鄭紹宗的記錄：1968年5月23日，夜間11時許，駐滿城縣某部機械連在陵山主峯東坡“跑馬道”西側施工。排長小胡率領12班打鑿山洞，在向西深入到24米處時，忽然塌下一洞。

後來發現，露出的洞口，正是劉勝墓（1號墓）南耳室的一角。盧兆蔭告訴我：“坑道剛好打到離南耳室最南端只有1米多的上面，如果再往南挪1米，可能這個墓現在也不一定能發現。”

戰士們起初試圖往裏填石塊，結果扔下去不少，依然無法填滿，於是將洞口砸成直徑1米多的大洞，幾個膽子大的戰士帶着長手電筒爬進去看，結果發現裏面很大，在散落的黑灰和瓦片中有不少東西。他們意識到，這有可能是一個古墓。

回頭來看，滿城漢墓能成功挖掘，完全是一個奇蹟。1968年，已是“文革”全面開始後的第三個年頭。盧兆蔭回憶，自己所在的考古所業務工作已全面停止，每天都在開會討論學習，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考古當時屬於‘四舊’，故宮都派了軍隊進去保護。”盧兆蔭說。

幸運的是，戰士們對這次發現非常重視，很快逐級上報到部隊司令部，並通過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上報中央辦公廳。據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祕書伍廷芳的回憶，6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歡迎坦桑尼亞總統的周恩來在宴會間隙將這件事告訴了郭沫若，並希望他能主導這次考古發掘。接到總理的指示，郭沫若第二天上午便派祕書到考古所瞭解情況。當天下午，郭沫若拿到了考古所推薦的三人名單：王仲殊、盧兆蔭、張子明。不久，周恩來便批覆了郭沫若的考古挖掘意見。心細如髮的周總理同時附了一封寫給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和副政委陳先瑞的親筆信，要他們協助辦理。

6月25日，考古隊離開北京，正式進發滿城。這大概是盧兆蔭所經歷的級別最高的一次考古任務，也是在那個混亂而特殊的年代的無奈之舉。“北京軍區派一個參謀陪我們去。先坐火車到保定，河北省軍區領導、駐軍領導、革委會領導接到我們後，由河北省軍區派軍車送我們去滿城。”

可是，一到滿城，這支中央派來的考古隊還是很快就感受到了緊張氣氛。當地的武鬥已很厲害。“路兩邊都是暗堡，到了夜裏，槍炮聲就和前幾年春節晚上放鞭炮一樣。”盧兆蔭說，爲了確保考古挖掘的順利進行，考古隊就駐紮在工程部的司令部，每天來回四趟都由軍車接送。與平常考古過程不同的是，此次考古無法僱用當地民工，一切後勤工作均由部隊負責。

6月26日，盧兆蔭第一次進入墓洞。海拔200米的陵山，是太行山脈東麓過渡到平原地帶的一個獨立山丘。由於墓地位於陵山東坡，爲了節約時間，大家放棄了南邊一條較爲平坦的漢代古道，選擇從東邊山坡爬上爬下。同時爲了儘量保持墓中原有的溫度、溼度，考古隊仍然選擇從距離墓底3米多高的洞口，沿着剛搭設的梯子進入墓中。

滿城2號漢墓出土的銅朱雀銜環杯（河北博物館供圖）

“一進去，裏頭陰冷潮溼，我們測了一下，溼度100%，完全飽和了。洞壁上已經形成鐘乳石，一層一層的水印都看得很清楚。”墓洞外還是初夏的炎熱天氣，從山下爬到洞口，考古隊員們往往汗流浹背，由於擔心溫差太大身體難以承受，他們往往在洞口休息一下，等汗幹了再進洞。在洞裏穿着棉大衣工作一個多小時，便要出來曬曬太陽，不然棉大衣很快就溼了。

在漆黑的墓洞裏，首先要解決的是照明問題。考古隊員請解放軍拉來1千瓦的碘鎢燈，以便照相繪圖。墓洞很大，盧兆蔭他們進去的時候，前期到達的河北省考古工作隊的兩位成員已對南北耳室及墓道、中室進行了初步清理。長16.3米、寬3米多的南耳室顯然是墓主人的車馬房，放置着4輛車，還有許多殺死的馬匹，另外兩輛車由於放置不下，只好放在甬道中。稍大一些的北耳室則是儲量豐富的庫房，放置着大量陶器。位於甬道和後室之間的中室，則是墓主人宴請賓客的廳堂，有大量青銅酒器與日用品。根據前期考古隊員的講述，結合地上殘存的瓦片痕跡，盧兆蔭等人判斷，墓洞中的南北耳室和中室，在建成時都有木頭建築的屋頂。整個陵墓，是一座不可不扣的地下宮殿。

隨着挖掘工作的進行，墓主人的身份也被鎖定爲西漢中山國靖王劉勝。劉勝是西漢第一代中山王，漢景帝的兒子，漢武帝的庶兄，也是西蜀昭烈帝劉備口中的那位先祖。直接的證據來自出土銅器中一系列諸如“中山內府……卅四年”（最多爲“卅九年”）的銘文。西漢中山國王共傳10代，超過上述在位年數的，只有在位42年的劉勝一人。“滿城漢墓很重要的一點是，墓主人身份很明確。現在漢墓很麻煩的一點就是墓主人身份很難確定。”盧兆蔭說。

發現金縷玉衣

挖掘工作很快推進到最重要的部分：存放棺槨的後室。打開後室密封的石門後，盧兆蔭發現，經過2100多年的時光，棺槨全部塌了下來，“漆皮、木頭的朽灰堆成一堆”。7月20日下午，在清理完棺槨堆積後，滿城漢墓最重要的發現——金縷玉衣，出現在大家眼前。

“以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玉衣，只在文獻資料中看到相關記載。《漢書·霍光傳》裏就寫了皇帝賜給霍光玉衣。但究竟什麼形狀，形如鎧甲還是像衣服的形狀，就連歷代注家也弄不清楚。”眼前的玉衣，與盧兆蔭的想象顯然對不上。“一出土的時候，我們看到金絲玉片，應該是文獻中講的玉衣。但是很奇怪，全部壓得扁扁的，頭放在枕頭上也變成一片，整個屍體也都是平的。玉衣的左邊放一把鐵刀，右邊放兩把鐵劍。”經過清理，盧兆蔭發現屍體從頭到腳都是玉片，玉片中間沒有絲毫鏽跡，原來全由金絲編連，“原來玉衣跟人體的形狀一樣，將整個人用玉片包起來”。

金縷玉衣的發現，頗爲振奮人心。盧兆蔭很快向郭沫若做了彙報。7月22日，76歲的郭沫若前往滿城漢墓，細細察看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最初發現的金縷玉衣全部被壓成扁平，郭沫若一度懷疑裏面是否還有屍體存在。直到玉衣被運往北京，經過實驗室考古，發現裏面有牙齒琺琅瓷的外殼，還有已爛如棗泥一般的骨頭，才確定玉衣中包裹的正是墓主人劉勝的屍體。“我後來寫了文章，漢人以玉衣殮葬有兩個目的：一是表明身份的高貴，非劉姓皇室或皇帝御賜不能享用；二是他們迷信玉能保護屍體不朽。事實證明，漢代人的玉衣不但不能保護屍體不朽，而且骨頭還爛得特別徹底。”盧兆蔭說。

玉衣的清理與運輸並非易事。盧兆蔭回憶，玉衣被分爲上身和下身整取，用鐵絲一個個從玉衣的底下穿過，形成一個方格狀的鐵絲網，便於將其平穩托起，然後分段放在兩個預先做好的大小相當的木箱裏。爲了防止裝運中造成玉衣的變形或玉片的錯亂，考古隊員又在玉衣的上面先鋪墊幾層麻紙，然後灌注一層石膏，使其表面完全固定。

滿城漢墓挖掘出的劉勝金縷玉衣，除了極少數玉片破損、金絲斷掉外，非常完整。經過復原後，這件全長1.88米，由2498片玉片、1100克金絲連綴而成的玉衣，呈現在人們眼前。復原後的金縷玉衣，外觀與人體形狀相同，分爲頭部、上衣、褲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盧兆蔭告訴我：“滿城漢墓劉勝的金縷玉衣之所以獨一無二，不但因爲它是首先發現、保存完整的金縷玉衣，而且它是按照人的體型做的，形體肥大，突起的肚子、臀部輪廓都做了出來。”

在劉勝的棺槨中，與金縷玉衣同時出土的還有鎏金鑲玉銅枕、握在手中的璜形玉握、用來塞九竅的玉塞和大量精美的玉璧，一起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玉殮具。玉九竅塞，同樣反映了漢代人追求永生不朽的夢想。晉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記載：“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不朽。”

陪同郭沫若參觀發掘現場時，盧兆蔭提出了在陵山可能還有一座王后墓的想法。西漢時，諸侯王一級的夫婦多采用同墳異藏，即一個陵墓兩個墓穴的喪葬規制。在挖掘1號墓時，盧兆蔭和同事們經常抽空到周圍調查。他們發現，那條當地人稱爲“跑馬道”的修築陵墓的古道，到1號墓的墓口之後並未停止，一路往北延伸至120多米遠的地方。而在古道停止的附近，同樣發現岩層被人工開鑿的痕跡。

考古隊員的推測得到了郭若沫的支持。8月初，在1號墓發掘完畢後，盧兆蔭在內的15人留在陵山繼續發掘，很快發現了2號墓，也就是劉勝的王后竇綰的墓穴。這座後修的墓穴，墓口更爲堅固，由於吸取了之前的經驗，南北耳室更爲寬敞。但與劉勝墓明顯不同的是，墓中的陪葬品明顯減少，除了少量竇綰的實用器外，有很多按比例縮小的明器。在盧兆蔭看來，這可能由於漢武帝爲了加強中央集權不斷削弱各諸侯王的勢力，劉勝死後，中山國經濟力量明顯下滑。但也不排除王與王后之間喪葬禮制的區別。

2號墓的發掘，除了竇綰的金縷玉衣、鑲玉漆棺，還有後室中發現的那件製作精巧的長信宮燈。與劉勝的金縷玉衣相比，竇綰的玉衣沒有做成人體的形狀，更像一件玉做的衣服。盧兆蔭認爲，凸顯女性身體的形態，可能不符合當時的道德觀念。

滿城1號漢墓出土的錯金銅博山爐（河北博物館供圖）

玉文化的巔峯

在滿城漢墓挖掘之前，人們從未見過完整的金縷玉衣，只在一些漢墓中發現過一些殘存的玉片，因而難以一窺其形制。如今，經過半個世紀的考古發掘，如滿城漢墓這樣完整的金縷玉衣依然非常罕見。盧兆蔭告訴我，目前出土比較完整的玉衣，不超過五套。除了滿城漢墓的兩套，還有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廣州西漢南越王的兩套金縷玉衣，此外還有徐州火山漢墓出土的一套銀縷玉衣。目前散落在各地博物館的多數玉衣，多是利用發掘的殘存玉片，參照滿城漢墓的金縷玉衣，修整復原而成。

金縷玉衣，是喪葬用玉的巔峯，之所以令後人迷戀，除了它的神祕，很大程度上還由於它僅存在於兩漢400多年的短暫歷史中。

華夏民族對玉石的迷戀由來已久。學者葉舒憲借用人類學術語，將玉石進入華夏文明視野的距今8000?7000年前的前文字、前金屬與前國家時代的文化傳統稱爲“大傳統”，而將黃金作爲稀有物質進入華夏文明、距今約4000?3000年前的以金屬和漢字作爲標誌的文明傳統稱爲“小傳統”。

在盧兆蔭的描述中，漢代是中國古典玉器文化的最高峯，也是分水嶺。早在石器時代晚期，在人們初步形成的原始宗教觀念中，玉石已從裝飾品變爲能夠通神的神物。正如《說文解字》中對“巫”的註解：“以玉通神”。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中，玉器都是原始宗教的法器。進入戰國，儒家學派賦予玉許多美德之後，人們對玉有了進一步道德化的傾向，產生玉德學說。漢代作爲玉文化的巔峯，便集中體現在以玉衣爲代表的葬禮文化中。

在文獻記載中，“玉衣”作爲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後的殮服，又被稱爲“玉匣”或“玉柙”。其本身也在兩漢發生着流變。如果說西漢時期葬玉的等級制度還沒有那麼明顯，像劉勝這樣的諸侯王還可以用金縷玉衣，那麼到東漢時期，更爲嚴格的玉衣體系已經形成。據《後漢書·禮儀志下》記載，皇帝的“玉衣”用金縷，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用銀縷，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

東漢後期，隨着統治階層內部的分化，皇室財力的衰竭，豪強國戚地位的擡高，所謂“禮崩樂壞”局面的出現，玉衣的禮制繼續變化。玉衣不限於上層統治階層使用，一般下層官吏和皇親國戚也在用，甚至與皇帝一樣，用金縷玉衣陪葬。《後漢書·王符傳》中便引王符《潛夫論》的話稱：“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必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

曹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玉衣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史籍中，曹丕給出的理由是：“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在盧兆蔭看來，還有經濟方面的原因，況且之前曹操便一直主張薄葬。

只是，玉衣爲何只出現在兩漢時期，其背後有無深層的原因？盧兆蔭於1989年發表在《文物》雜誌上的《再論兩漢的玉衣》中談到，漢代統治階級之所以以玉衣爲殮服，可能有兩方面原因：第一，漢人繼承並發展了儒家“貴玉”的思想；第二，漢人迷信玉能保護屍體不朽。

其實，這些緣由在漢以前也都成立，玉衣作爲殮服，其雛形在戰國末期已經形成，《呂氏春秋》中便有“含珠鱗施”的記載。1959年在洛陽中州路西段發現的戰國末期墓葬中，發現有些死者臉上覆以綴玉的面幕，身上穿有綴玉的衣服，在不少學者看來就是文獻中記載的“鱗施”，也是漢代玉衣的前身。玉衣的前身，所以叫作“含珠鱗施”，在葉舒憲看來，這與初民的神話信仰有關。先秦的冥界神話將地下死者之國稱爲“黃泉”，漢以後又稱“九泉”或“黃壚”，指黑暗的大水圍繞的狀態。死者下黃泉之旅，讓其口中含珠，模仿驪龍，身披鱗片玉衣，模仿游魚，自然順理成章。

考古學家盧兆蔭，是當年滿城漢墓考古發掘隊的重要成員（王旭華 攝）

西漢時期能出現金縷玉衣，與漢王朝對西域的開通直接相關。“因爲金縷玉衣費的玉料特別多，如果沒有張騫通西域，沒有玉門關在那設立起來，漢朝得以源源不斷地運回新疆的玉石，根本就不可能生產這個東西。”葉舒憲說。

只是，兩漢玉文化是最後的輝煌，六朝之後玉禮文化逐漸喪失。玉不再作爲官方的禮器，而成爲一般的財富奢侈品。但有關玉的“宗教”，在官方中斷之後，反而在民間一直傳承至今。

葉舒憲用一個聽來有些聳動的詞來形容這種史前文化的大傳統：玉教。“我把玉教的教義概括成三點：一、玉代表天，是天神恩賜的山川精英，代表天就代表天命，不然傳國玉璽爲什麼不用別的東西非要用玉？二、天是神的地方，所以玉代表神，死後想上天，就用玉來殮葬；三、玉代表永生不朽。很多人一聽“玉教”這個詞，很受刺激，但一個老太太手上帶一個玉鐲，就知道它能辟邪，能治病，這不是宗教又是什麼？”

（參考資料：《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滿城漢墓》，盧兆蔭著。感謝王輝、盧紅對採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