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題。另外，假設宋高宗對於朱熹理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那麼是否與他的經歷——靖康之恥有關?畢竟當時國已不國，社會動蕩，徽欽二帝被擄走，君臣人倫枉顧，其妻女被淫，綱常敗壞，所以是否影響了宋高宗，以至於他大力推行朱熹的「三綱五常」思想?

嚴格來說，朱熹與宋高宗並沒有什麼交集，跟朱熹有交集的帝王是宋孝宗和宋寧宗。但這兩位君王都不喜歡朱熹，後者更是將理學定為「偽學」，禁止傳播，以至於朱熹在授課的時候總要跟他的學生開個玩笑：你們學我這個理學可是當不了官的。

實際上跟宋高宗有交集的是朱熹的父親朱松，但同樣是不愉快的君臣關係，紹興八年宋金第一次和議時，朱松與其餘主戰派官員上書反對議和，並請斬秦檜，但是被宋高宗貶官，朱松因此鬱鬱而終，死前將其孤兒寡母託付給了主戰派首腦張浚的幕僚劉子羽（1），所以在其父朱松及劉子羽的熏陶下，朱熹是堅定的主戰派，也因此在其著作中對趙構的嘲諷、對秦檜的憤怒比比皆是。

但宋高宗與理學卻是有交集的，宋高宗的皇權來源於宋哲宗的廢后孟氏，而孟氏對理學人士抱有同情態度，故在孟後的影響下（2）更兼之宋高宗為穩定早期朝廷局勢，啟用了一批在士人群體有很大影響力的理學人士比如胡安國，楊時（程門立雪故事原型）等等，另外秦檜為對抗呂頤浩、朱勝非為代表的熙豐黨人（即王安石新黨），也支持理學，儘管其本人是新學出身。但隨著秦檜與趙構轉向宋金議和，理學門人因"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無法接受紛紛反對（朱熹之父亦是其中之一），秦檜雖與胡安國有故交，但胡安國子侄胡宏（3），胡寅紛紛與其斷交，在秦檜徹底掌權之後，更是下令禁伊川程氏之學，史稱「紹興學禁」，所以說理學在宋高宗期間基本是被壓制的。

君王對於學術的態度歷來是利用，朱熹在世的時候恐怕已經明白這一點，無論是表面上英明的宋孝宗還是徹底的糊塗蛋宋寧宗（這位連立嗣都不知道的），當朱熹要求他們「正君心」時，他們的態度都是無所謂，不接受。所以在「得君行道」無望的情況下，朱熹的選擇是在民間開書院，立鄉約，轉向「覺民行道」。而理學在宋代被正式推向前台則是在朱熹死後的宋理宗期間，但宋理宗推崇理學的原因無非是他不是具有法統的皇帝，這就跟他的老祖宗趙匡胤得國不正一樣，都需要尋求外界道義上的支持，趙匡胤的方法是對文官的寬鬆態度和讓渡一部分權力，而宋理宗則是通過提拔在民間廣有聲譽，但在前朝倍受壓制的理學名士，但宋理宗顯然不是理學門人心目中的君王，很快宋理宗借故逼死了法統上的皇室繼承人濟王，這徹底觸怒了道義至上的理學家們，因此在宋理宗長達四十年的統治期間，充斥著理學人士對宋理宗道德上的鞭撻，這使得其謚號理宗在後人看來是莫名的諷刺。

理學在政治上的訴求是：得君行道，以道制君，這無疑是個悖論，一方面希望君王推行理學理想的道義，另一方面又希望以道義來約束君王的權力，然而君王又何嘗願意給自己套上鎖鏈呢？有位我尊敬的老師說過：儒學人士的學問在「得君行道」期間是不能看的，所以你看朱熹，王陽明他們的大學問，不都是在他們「得君行道」無望後做出來的嗎！

（1）劉子羽：南宋名相張浚首席幕僚，在富平之戰宋軍大敗後，向張浚舉薦了吳階、吳磷兄弟主持川陝軍務，吳階在和尚原大敗金軍後，完顏宗弼(即金兀朮)親率大軍欲復仇，吳階畏懼金軍勢大，派人請劉子羽撤走，但劉子羽回之以血書「子羽誓死此處，吳將軍就此別過」，吳階收信後大慚，遂率軍翻身死戰，在仙人關再度大敗金軍。劉子羽後反對和議，派人將金使羞辱宋人所掛之旗「江南撫諭」扯去，因此得罪了秦檜，罷官。

（2）朱熹《朱子語類》：高宗初立時，猶未知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趙鼎）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孟後居中，力與高宗說透了；高宗又喜看蘇黃輩文字，故一旦覺悟而自惡之，君子小人之黨始明。

（3）即胡五峰，牟宗三認為其學問是最正宗的孟子心性之學。

第一：朱熹的思想之被重視推廣是 宋理宗朝的事。

第二：朱熹的思想有「從道不從君」 的強烈動機。你覺得高宗會喜歡嗎？他一路南逃，差點死在海上。為了一統，不惜殺死岳飛。

第三：三綱說本來自韓非。儒學法家化也是大一統的需要。孔孟並沒說過這樣的話。朱熹既然有「從道不從君」 的思想，「三綱說」自然不會被他接受。

趙構這廝，天天被大金嚇得夜不能寐，哪有空理朱熹？岳飛他都閑廢話多

謝邀。

怎麼說呢……兩宋的歷史畢竟離現在還是太久遠了。大家的認知存在很大的偏差。

首先，朱熹生於建炎四年（1130年），靖康之變發生在靖康二年（1127年）。

與問主所設想的不同，靖康之變後，宋朝的基層政權依然非常穩固（尤其是南方地區）。朱熹一生都生活在南方。

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地域上，朱熹都很少受到靖康之變的直接衝擊，並沒有宋亡、明亡之際，士大夫的那種亡國之痛。

其次，終南宋一朝，朱熹和他的學說雖然在民間社會影響力很大，但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當時南宋官方的意識形態是王安石一手塑造的荊公新學。朱熹，甚至包括陸九淵的心學、葉適的永嘉學派都在官方打壓之列（參考「慶元黨禁」）。朱熹的學說成為官學，那是遲至元朝才有的情況。

另外，朱熹在總結靖康教訓時，把鍋都甩給了王安石（這一點基本上是南宋反新學士大夫的共識，陸九淵則因同鄉情誼例外）。所以在他對王安石及其新學評價總體偏負面。

那麼總結一下：

1.不用假設，宋高宗基本上對朱熹理學的形成沒起到多大作用。宋高宗退位時，朱熹才32歲。朱熹一生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絕大多數並不完成於這一階段。

2.朱熹出生於靖康之變後，一生主要活動於未受戰亂影響的南方地區。很難說靖康之變給朱熹帶來了多大的直接衝擊。朱熹對北宋滅亡的反思，主要還是與他從學理上批判荊公新學聯繫的更為密切。

3.朱熹雖於高宗朝入仕，但終高宗一朝，朱熹基本都在地方任職。名微職小，談不上對高宗產生多大影響。不僅高宗，終南宋一朝，朱熹的學說都不被官方所接受。甚至一度被指斥為「偽學」，朱熹晚年也受到黨禁禁錮，門生弟子也遭受迫害。

綜上，問主的問題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在這裡推薦一本書吧，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我第一遍讀完之後，真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希望通過這本書，能讓更多的人對南宋、對朱熹生活的歷史世界有更為直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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