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清晨，我剛起牀不久，外面進來一個人，像旋風一樣進入我家。我一看是黎丁！驚喜之餘，請他坐下敘談，他照例不坐，顯然不準備久留。我也就順着他，兩個人都站着說話。每次又都說得不少，說得很開心。

　　他說剛剛冬泳完了過來看看我。那時他已是七十多歲的古稀老人。我說你這麼大冬天，你這麼大年紀還冬泳，受得了嗎？我們連少穿一件衣服都不行！他說沒問題，我每年都冬泳，特別舒服！他邊說邊笑，邊張開雙臂活動了幾下，顯得非常自信和快樂，表示他已經很適應很習慣了。後來聽說，他還被評爲北京市的冬泳明星呢！

　　黎丁是我在光明日報工作時的老同事，也是前輩資深的老編輯，一向對他很敬重。他個兒高，身板直挺，留着像是怒髮衝冠的寸頭，一口不易聽懂的福建普通話。冬天時穿着一件舊的棉大衣，圍着圍巾。精神矍鑠，佈滿皺紋的臉上總是漾着笑意。我到報社工作期間正是“文革”後期和“文革”後，人事關係比較複雜難處，但從未聽到哪個人對他有過半點非議。他對誰都溫良恭儉讓，但又明辨是非，遇事主持公道，所以人緣特別好，無論老小都喊他“老黎丁”。

　　我在九十年代初離開工作崗位，因爲比較突然，引起很多朋友關心。但也有疏遠的。黎丁在與我共事時從未到過我家，這時他卻隔些日子就會來訪，許多年來一直如此。我心裏尤其感到溫暖。我瞭解他就是這麼個脾性。有一次曾與他說起老舍的死，他說就在老舍死前幾天，他還到老舍家去看望過。讓我感動的是，在那樣的氣氛中，他卻還照常到老舍家去看望。這樣的友誼情義，在那時是多麼可貴，對老舍該會有多大的安慰！報社同事們都知道黎丁與文藝界的許多文化名人、作家有廣泛的聯繫，因爲他的實在誠懇博得人們的信任。他自己卻總是“公事公辦”，從不因此摻和什麼私事。就像到我家來帶來了友情，卻又站着說話，說了一會，又像一陣風走了。不喝一杯茶，不吃一頓飯，更不說別的了！我相信他去老舍家也是這樣，單純而充滿真誠的友情！尤其在對方處於逆境的時候，他更是表現了他的勇氣和善良。

　　我在報社工作時，有一次曾與他談起巴金。那時“四人幫”還在臺上，巴金的處境很惡劣。我悄悄地對他說，自己曾去看望過巴金。他馬上興致勃勃地說：“嗨！我早就與他有聯繫。”我開始有點不大相信，因爲那時用巴金的話來說：馬路上遇到熟人“誰也不敢跟我打招呼”。以前他家裏常常訪客盈門，高朋滿座；現在門前冷落無人上門。黎丁怎麼會與他有交往呢？

　　黎丁也悄悄地說，他早在1973年1月就曾給巴金寫信問候，還把北京文學界一些朋友情況告訴巴金，使巴金非常感動。那時許多朋友私下很惦記巴金，苦於得不到確切的消息。黎丁得了巴金回信就將巴金的遭遇傳告給有關的朋友們。接着巴金的十一妹李瑞珏到北京還受到黎丁全家盛情款待。“文革”後期三四年間他們一直保持聯繫。黎丁寫給巴金至少有十四五封甚至更多的信。黎丁與巴金還有另一層關係：早年他在泉州平民中學讀書時，他的老師葉非英是巴金早年非常要好非常敬重的朋友。巴金三次到泉州，與平民中學、黎明中學關係極深，許多學生受到過巴金的親炙教誨。由於這個原因，巴金應是他的老師輩，在抗戰前1936年就認識了。巴金對黎丁也格外關心。有一段時間，黎丁好打牌，巴金還在信中規勸他。黎丁說，巴金寫信總是稱呼他“黎丁兄”，他覺得很不好意思。有一次巴金到北京開會後住在前門飯店，正好在報社對面。我和黎丁、喬福山一起去看望巴金父女，還送他們上火車。黎丁那種落落大方、不露痕跡的樣子，一點看不出他與巴金有着很深的交情。

　　大概很少有人能像黎丁那樣在“文革”期間和這些處境險惡的文化人保持這樣廣泛的聯繫。他和沈從文、唐弢、葉聖陶、茅盾……都若無其事常去走動看望。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當他們復出後情況正常了，他也並不去湊熱鬧。

　　也是在“文革”剛結束，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一時洛陽紙貴，大受歡迎。我之前沒有與姚接觸過，就請黎丁陪我去姚老家拜訪，請姚寫稿。姚雪垠與黎丁熟識，但他還很謹慎，覺得自己還不宜多說什麼。他告訴我們：茅盾曾給他寫了許多次信，談論《李自成》的得失，認爲非常精彩。他還把一大沓茅公的原信給我們看。我看到茅公寫的洋洋灑灑成千上萬字漂亮的墨寶幾乎要驚叫出來。同樣，黎丁和茅盾熟識。我很早因工作到過茅盾家兩次，已是“文革”前的事了，那時他還住在東四頭條衚衕的一個小樓裏。所以我與黎丁商量又一起去茅盾家徵求同意發表這些書信。茅盾已有十多年沒有發表過作品。他開始也不大相信他可以公開發表作品了。用現在的話說，這是中國首席大作家“文革”後用“茅盾”的筆名第一次亮相。那天的光明日報成了搶手貨。我又一次看到黎丁在這些他熟悉的名人朋友面前不卑不亢、心地磊落的情景，也從不借此炫耀自己。心裏好生欽佩他。

　　黎丁爲人樸素無華。我覺得他處世有君子之風，與人相交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今人再覓這樣的風度，難矣！（陳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