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署封场无处容身

新冠肺炎重创本港经济，因失业流落街头者逐渐涌现，当中有客货车司机疫情下难以谋生，转职冻肉切割员，又因老板裁员失去工作，约一个月前无力缴付房租，无奈成为无家者，一日复一日苦寻工作，但换来一次又一次失望：「有手有脚，任劳任怨，点解会『瞓街』？」有酒楼厨工去年底亦因「反修例」示威浪潮失业，沦落街头两个月后获社工协助领取援助基金，暂与两名无家老翁合租板间房，但因疫情影响，没法找到稳定工作，仅能偶尔兼职糊口，随时再度无瓦遮头，慨叹疫境求存，谈何容易。

受疫情影响，在尖沙嘴文化中心附近行人隧道露宿的无家者近期增多。

《星岛日报》独家报道，长沙湾李郑屋足球场观众席上，十多名「街友」上月二十七日晚陆续走进以纸皮铺设的「床位」，度过康文署封闭全港游乐场地的「最后一夜」，众人通常互不理睬，也有人寒暄一番后钻入被窝，有人则通过手机和耳筒观赏影片解闷，亦有人呆看踢球或跑步的少年，及至十一时球场灯光熄灭后，球场逐渐由喧闹变为死寂，「新住客」明叔在昏暗环境中，诉说疫情下沦落街头的故事。

明叔摇头叹道，过往是当客货车司机的自雇人士，平均每月收入一万多元，足以应付三餐一宿，但去年底因连串「反修例」示威影响经济，导致送货生意大减，难以应付开支，于是转职冻肉切割员，无奈工作约三个月，又因疫情影响被辞退，不久无力缴付房租，亦无亲友接济，一个多月前成为无家者。

明叔因疫情失业，约一个月前无力缴付房租，无奈成为无家者。小图为他展示身无分文的钱包。

为免风吹雨打，明叔说首半个月在深水埗一家连锁快餐店入睡，但因不习惯人多嘈杂的环境，又曾被人盗去手机，于是带着一张薄绵被和少许衣服，前往李郑屋足球场看台露宿，「家当还有十几个口罩、几樽酒精搓手液，都是教会信徒探访时送的。」记者询问如何解决温饱，他激动地翻开钱包，展示身分证及数张白纸，表明「一个仙都无」，幸好南昌邨仁爱传教女修会属下「仁爱之家」，每天均派饭予露宿者，否则要翻垃圾桶找食物。

虽然流落街头，但明叔仍盼望工作及「上楼」，于是每天前往区内公园，向街坊借报纸翻阅招聘广告，无奈疫情拖垮经济，广告数目大减，仅有的工作亦被人捷足先登，唯有在区内四处游走，希望看到食店门外张贴聘请厨工或洗碗工人，但仍徒劳无功，日前只好前往社署办公室申请综援，至今尚未完成相关手续，无奈继续苦寻工作。

明叔回想，○三年「沙士」疫症爆发期间任职小巴司机，仍能自食其力，不料新冠肺炎令他沦落街头，目前唯一愿望是找到稳定工作，得以租赁板间房栖身，「只想有个安乐窝！」不过，当被问及翌日开始康文署封闭球场十四天，打算前往何处栖身，明叔长叹一声：「我都唔知道！」记者翌日晚上在球场附近寻找明叔，但不见踪影。

另一名最近失去家园的王先生（六十二岁）说，过往在不同酒楼厨房工作，月入约两万元，一半收入会交予内地妻女，并与一名同事各付约二千元，在太子道合租一百多呎「㓥房」，但去年六月因「反修例」示威导致酒楼生意锐减，不久失去工作，只好改当日薪厨工，「炒长散」维持生计，惟去年十一月因「暴乱」白热化等原因，导致食肆生意更差，已没法找到日薪工作，亦无力支付房租和内地妻女的家用，其后被逼到尖沙嘴天星码头附近一家连锁快餐店入睡，惟因长期坐下休息，未几腿部出现肿胀，再转到文化中心的长凳睡觉。

尖沙嘴文化中心外有妇女露宿，附近有人闲聚玩乐，两者成强烈对比。

为摆脱困境，王称每天起床后，总会致电询问友人是否有工作介绍，或向对方借钱解决三餐，但疫情下没法找到工作，亦难以长期向别人借款，幸露宿两个月后，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前往露宿者聚集地点派发物资，他向对方透露苦况后，获协助申请一次性的「及时雨基金」，随即与两名年长「街友」合租油麻地一个月租一千五百元的板间房，暂时脱离露宿者行列，但因没法找到长期工作，只能偶尔在屋邨茶餐厅当替工维持生活，加上申请综援需时，若短期内失去替工工作，随时可能重返街头露宿，「露宿的惨况，亲身体会才知道，真不想再度『瞓街』！」失业基层日增，疫境求存日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