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身後名————300年間袁崇煥形象變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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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舞：斬帥與被斬——300年間袁崇煥形象的變化（其一）
袁被處死後，由於「斬帥踐約」是其被殺的罪名，雖然崇禎並未允許毛文龍舊部和親人藉此翻案，但原本就有的為毛翻案的呼聲借勢興起。是以袁崇煥剛下獄不久，崇禎三年八月恭順候吳惟英即作《東江客問》一文，反駁程本直對袁案的辯護，表揚了毛文龍的牽制之功，怒斥袁崇煥「跋扈之臣，與處魏檔，先後相似」，並在袁案官方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袁斬帥踐約的罪狀「煥不和於同期，而欲和於敵國，不和於同事，而欲和於仇寇」。
毛文龍的親子在父親死後，數次拒絕徵召，專心在家整理其父上報的疏揭瑭報，編成《東江疏揭瑭報節抄》八卷，期望就此反駁輿論對父親的指責。節抄保留了許多原始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學價值。但也要承認毛承斗必然在立場上維護父親，如其中過度抬高皮島戰略地位的言論「奴可以棄寧遠而攻關，則為守關必於關外之說左矣」「河西一線七百里，土不足屯，險不足控，出屯關外，為自屈自疲之策」等言論顯然不是持中之語。節抄本身並未對袁表態，然而其本身的立場傾向使許多閱讀了節抄的人物得出了對袁相當不利的結論。
反觀挺袁一邊，由於袁案可以說是崇禎上台後除了魏閹案後的第二大案，且朝廷已經下了明確結論，想要翻轉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為袁辯護的聲音一直不大，局限於程本直、周文郁、楊士聰以及袁的廣東老鄉祁露等少數人。而晚明江南地區發達的文化產業，也助長了這一熱點話題的發酵，崇禎三年同時出版了兩部時事小說《遼海丹忠錄》和《鎮海春秋》，其中《遼海丹忠錄》的立場相對持中，即歌頌了毛的功績，批評了袁妄殺毛的舉措，但也承認袁在寧遠時的功績，並也對他的下獄處死表示了惋惜，而《鎮海春秋》的立場就更偏向毛文龍一些。
不過總的來說，崇禎時期袁崇煥的形象在朝廷整體定調「謀款欺君，斬帥踐約」的基礎上，對他的爭議只局限於部分利益相關人士的立場衝突，離一個全民性的公眾形象還有相當大的差異。
明室南渡後，時人的風評物議對袁的形象變化又有新的影響，弘光時期為了收攏人心，處理了若干歷史遺留問題比如方孝孺等建文遺臣，官方層面進行了平反。因此也有部分人借勢提出為袁崇煥平反，但袁案牽扯眾多最終不了了之。直到永曆在廣東建立政權後，由於當時已經有了部分清廷實施反間計的傳言以及朝廷為了給廣東籍士人賣好，選擇為袁平反。但永曆朝諸多事務千頭萬緒，且朝廷多次輾轉資料散失，因此這一結果既流傳不廣也難以服眾。而明清交替時的慘烈兵禍，國破家亡的痛楚，迫使志士遺民們不得不反思國亡緣由，試圖理清萬曆末期開始遼事的來龍去脈，這一情況下，疑似亡國罪人的袁崇煥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此時絕大多數明末義士及遺民，尤其江浙地區人士都對袁崇煥評價極低，朱之喻，文秉，林時對等人均指責其能力不足，使後金髮展壯大，形同賣國。對其能力上的質疑尚在其次，不少人則直接對他斬帥等行為的動機產生了懷疑，認為他是出於與後金議和的意圖，才斬殺毛文龍乃至勾引後金軍隊入關導致大局崩壞。
夏允彝編纂的《倖存錄》即認為袁崇煥是擔心毛文龍妨礙其餘後金議和，遂殺死毛文龍，「再出無以塞滅奴之命，遂以平奴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泄其計，遂深入島，誘文龍斬之」。談遷的《國榷》也秉持類似說法，「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慮文龍泄其計，遂深入島，誘文龍」。計六奇的《明季北略》也記載「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減島糧，兵變可圖」。張岱的《石匱書後集》更是聲稱「欲為城下之盟，故先殺文龍以為信物...故時人謂其殺毛文龍，比之秦檜殺岳飛」，不過張岱本人倒不完全贊同這個說法（他同樣看不起毛文龍），「秦檜力主和議，緩宋亡且二百餘載，崇煥以齷齪庸才，焉可上比秦檜！亦猶之毛文龍以么么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論者乃取以比擬，不特開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檜」。其他如三朝野紀，烈皇小識，明史紀事本末補遺等均持類似的態度。
平心而論，上述許多文獻的作者在明末清初的史學界具有重要聲譽，而且從時間上來說，許多史料距袁崇煥身亡不過幾十年，還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因此如果一味將這些史料視為作者偏見或者不明內情的產物這本身也是種偏見，如此多的史料一邊倒的指責袁崇煥謀款議和，既是崇禎時期官方聲言的延續，也證明此事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天啟六年的議和行為也確實是袁崇煥主導的，雖然這一行動主動上報了朝廷，聲稱自己的企圖是為了窺探虛實並離間努爾哈赤去世後後金諸貝勒的關係，但該議和行為是袁主動發起的基本沒有疑問。不僅如此，在袁和後金正式和談不到一個月後，洪太即決心趁此機會徹底解決東江和朝鮮在側後的威脅，後金出動重兵圍剿東江，最終釀成鐵山之敗也是事實，而同時間袁在和談破裂後，並沒有及時渡過三岔河為東江方面減輕壓力，而是專註於趁此時機修築錦州、松山等據點。此舉在軍事上的成敗暫且不談，但政治上遼西方面與後金單獨議和，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反金陣營內部遼鎮、東江、朝鮮間的猜忌與矛盾。挺袁者在論及第一次議和的效果時，往往自喜於袁隨後在寧錦戰場上的勝利，卻忘了從熊廷弼開始就強調遼西、東江、朝鮮方面通力協作才能有所作為，東江鐵山兵敗、朝鮮與後金議和無疑是洪太的重大勝利，此時還能奢談什麼「三方布置」呢？這種眼光局限遼西一隅的做法之後會讓袁在總領東江、遼西、薊鎮全局時自釀苦果，焦頭爛額。袁身故後，此事被拿出來作為「謀款議和」的原因之一舊事重提並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也確實需要注意上述史料的論者本身有一定的立場問題。這又涉及另一個話題，毛文龍在大明高級武官中少見的浙籍身份對袁崇煥形象的影響。明代的整體風氣重文輕武，眼高於頂的江南文人尤其如此是沒錯的，但其對桑梓出身的武將多有照顧也是事實。毛文龍東江開府後，數次派人到浙江招募生員進入幕府，依靠這層關係，江浙市井相比遼鎮反而更了解東江作為。謳歌毛文龍的話本、小說、戲劇從天啟年就開始大規模流行。明清易代之際，毛文龍在敵後孤身抗金的事迹更是江浙義士勉勵自己奮起的素材，毛的形象在江浙變得和岳飛、于謙一樣，在抗清義士心中就是民族英雄的象徵。這種喜好無疑使絕大多數江南文人憎恨袁崇煥，將其視為殘害忠良的秦檜，抗清而死的葛麟就批評袁崇煥「獨罪盜名之豎儒者，以徒然挾私憤而去干城」。
此外，另一個現實因素也使得江浙義士和遺民對袁崇煥極其反感。不知是否清廷有意為之，袁崇煥的許多部下在大凌河投降後入關時多被派往江浙鎮壓毛文龍老鄉們的反清起義，毛文龍的許多部下渡海投降後入關時則多被派往兩廣鎮壓袁崇煥老鄉們的反清起義，真實平衡鬼才。對當時的江浙平民來說，最憎恨的並非三王一公等東江舊人，而是袁的老部下在大凌河投降後金的張存仁。張在清軍征服江南後，長期擔任浙江總督，手上血債累累。而三王一公雖然在湖南和兩廣孽債滿滿，卻並沒有與江浙義軍發生過衝突。恨屋及烏，也使得江浙遺民心中袁崇煥的形象極為不堪。
因此這種立場上的傾向，未必能保證那個時期江浙方面對袁崇煥的相關記敘和形象描述貼近史實。如江浙文人認為袁崇煥斬殺毛文龍是為了函首安邊，其實並無決定性證據，在崇禎元年袁崇煥第二次開始與洪太議和的書信往來中，目前尚未見到所謂「殺文龍以講款」的說法，後金方面自己的檔案也沒有記敘洪太借袁崇煥之手斬殺毛文龍的「秘策」，如果僅因為第二次和議與殺毛存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就認為兩者間存在聯繫個人認為是種冒失的做法。否則的話，反毛一方也可以拿著毛文龍誘騙後金重臣來到皮島而寫的那些大話「牧馬登州」等語，指責毛文龍在崇禎元年打算反叛明朝。即使從時間順序上來說，斬殺毛文龍的時間離他許下的復遼之期也為時尚遠，因為擔心自己完不成復遼承諾而與後金謀款的做法不通情理。
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則恰恰是江浙方面為了渲染袁謀害忠良而增加的袁崇煥與洪太和議時的許多細節，其中人物、情節、對話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什麼「崇煥遣喇嘛僧往建州主款，建州曰『果爾，其以文龍頭來』」「建州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令惟有斬毛文龍，在彼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成功』」實際上第二次議和的具體內容雙方都有明文記載，並無所謂「以文龍頭來」之說，即使可能有意隱晦，那為何袁下獄後那幾年並無這等細節，反倒此事過了將近二十年後各種細節勾畫得如此栩栩如生？此外，若真有其事，此事另一個重要相關方，毛文龍親子毛承斗是最有資格發揚這種說法的，然而至少在崇禎時代毛承斗並未承認這一說法。
事實上，明末文人好大言的毛病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是值得注意的，如滿清親王尼堪被殺一事本是無可置疑的一大軍功，王夫之記載其事後又畫蛇添足地加上其和二十個隨從飲茶時被殺的言論，反而讓晉王的功勞平白添了「取巧」的評價。其他如毛奇齡等人「四萬萬有奇」「剖人腹為馬槽以飼馬」等歷史發明不一而足，讓人不得不驚嘆其想像力的豐富。
綜上，袁崇煥死後的情形和岳武穆死後「天下冤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現有部分書籍描述袁死後天下人都為之可惜並輔以袁部下為其恪守忠節的故事並不符合明末時人對其評價的整體風向。事實上，他死後絕大部分輿論並不認為其死的可惜，反而將其視作「亡國罪臣」，乃至殺害邊將和後金媾和的當代秦檜。這無疑反應了袁崇煥個人的能力、功績乃至人品均不能服眾的事實，差岳飛遠矣，但另一方面，在明末具有巨大話語權的江浙文人，出於立場原因和現實好惡，誇大了其不少作為，為其安排了一些莫須有的睿智言行，亦使其形象離史實偏離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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