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字为什么如此尖刻？

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被指控为不爱祖国的神，并且腐蚀了雅典的青年。为此，苏格拉底不得不在法庭上进行申辩，他说自己并非不爱国，祖国就像一匹马，而自己是一只虻。如果虻不去刺激马，它就会一直昏昏欲睡，萎靡不振。苏格拉底说：

“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就是让我起一只虻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

人们厌恶苏格拉底的清醒，想继续昏睡，所以才要致他于死地。而苏格拉底最终也拒绝逃生，用死亡来遵守雅典的法律，证明了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与苏格拉底类似，鲁迅常常揭露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国民性格，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而许多爱国人士劝他“搬出中国去”，还有人说“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这些言论都抄录入鲁迅写的《评心雕龙》和《论辩的魂灵》里。

鲁迅在《我还不能“带住”》中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可是中国四处都是说正确废话的学者和道貌岸然的文士，他们假借公理正义的美名、吞吐曲折的文字，冒充理客中的态度来行私利己，所以鲁迅要想“使其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就得使用尖刻的文字写作，他的风格颇类叔本华与尼采。

尼采曾说，蚊虫叮咬人不是出于恨，而是为了生存。叛国者也一样，他们想吸的不是我们的痛，而是我们的血。苏格拉底与鲁迅却并非如此，他们批判自己的国民并不是为了吸血，或者另谋他利——叮咬我们既不是因为恨，也不是为了生存，而是想要唤醒我们。这是庸俗的爱国者所无法理解的，所以尼采说：

“民众理解不了伟大之为伟大，即：创造者。然则对所有伟大事物的表演者和戏子，民众却是兴味盎然。”

他们把鲁迅视为叮人的害虫，千方百计想堵他的嘴，并请他“搬出中国去”。却喜欢看那些已经离岸的戏子们在装腔做调地演爱国戏，愿意听着塞壬的歌声入睡，闭上眼睛再续旧梦。他们总是想拍死那只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虻——这是我们的国民性格使然，鲁迅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瞒”和“骗”，不仅喜欢骗人，而且还享受着被骗。

为什么说中国人喜欢“瞒”和“骗”？

中国人历来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因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也不敢当。一遇到什么问题，不是去寻求解决，而是用“并无其事”来进行掩饰，认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那是他自己不努力，自作自受。《论睁了眼看》中说：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当孩子问父母“我是怎么来的”时？中国的父母们不是瞒，就是骗，甚至顾左右而言他。问题是搪塞了过去，下一代的教育却总是跟不上。既然中国人不敢正视“人之生”，自然也就不敢正视“人生”了。

中国的文艺把我们引入瞒和骗的泥潭中，让我们觉得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什么“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更有善恶终得报之类的无稽之谈。一部剧，演到最后都是生旦净末丑齐等场，共唱一出大团圆，好像人生本是美满，痛苦仅是意外似的。《西厢记》和《牡丹亭》都写张生和柳梦梅先是私定终身，然后再考取功名，才能终成眷属。本来是一个婚姻自由的主题，最终又以“才子及第，奉旨成婚”来告终，婚姻制度良否的问题也就被瞒了过去，无人去思、无人去想。

历史领域欺和瞒的现象尤甚，孔丘删定《春秋》，明明是晋候召周王于河阳，却讳言是天子到那里巡守，这是“为尊者讳”。不过对于弑杀君父之类的大罪，孔丘却还是秉笔直书。如果说《春秋》瞒的目的是为了贬斥诸侯，尊崇王室，意欲光复周制的话。那么到了《三国志》发明的“回互法”，历史就真正变成“瞒”和“骗”，变成消极抵抗了。

明明是司马师擅自废立，陈寿却诬少帝曹芳无道不孝才为太后所废；明明是司马昭授意弑君，他却委婉成晋公讨贼杀成济。这种写法又被后世“发扬光大”，无数罪恶也就都给“瞒”了过去。到了宋朝，皇帝被俘虏了就叫“北狩”，国家偏安则为“中兴”，以前是欺人，这时已是自欺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不仅抹去建文的年号，销毁相关史料，而且还在《明实录》中把建文帝抹黑成“荒淫酒色”的昏君，把“瞒”发展成了“骗”。

鲁迅：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到了明末，这两种手段变得登峰造极，国家灭亡，再也无人去反思历史，总结教训，谋求光复。却只是悼念那几个殉难的忠臣，夸赞几句勇于“死社稷”的先帝，遗老们从一长串殉国的名单中找到藉慰，《石匮书》里还说什么“古今得天下之正，无过吾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无过吾烈皇帝。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仿佛亡国还能让他们增高了价值，从死人身上获得了荣光，可是现实中终究是做了满清的奴才，一天又一天的堕落着。

国人每每如此，逢灾遇难时，他们也只是表彰那个英雄、歌颂几句烈女，事过之后，既不思惩凶问责，也不想自卫防范，只求淡化遗忘，日夜苟且。我们很少去追究国家为何昏乱，对忠臣烈妇的事迹却是熟烂于心。整日热衷于争论崇祯是否贤明，东林与阉党孰是孰非，却不曾去反思为什么国家会腐坏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后也难免要步先辈的后尘。因此，鲁迅说：

“活着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瞒”与“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喜欢瞒人、骗人，这是因为怯弱，有着见不得人的污点，而自己又不敢直面它，故而只能欺人。懒惰却也使我们乐意接受别人期瞒，只要有死人的荣光在那，我们也就可以引以为荣，而不用费心费力去谋发展了。所谓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大家乐意互相期瞒，也把它当做生存之道，这便是中国人的“巧滑”，然而这只是小聪明而已了。

不敢于正视问题，才导致了瞒与骗。一个人的身上长了一块肿瘤，他不敢问诊、不能医治，最后就选择熟视无睹、甚至眼不见为净，可是他虽然不敢正视肿瘤，却也无法逃避疼痛。鲁迅说：

“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

当社会出了问题时，许多人选择了回避、甚至隐瞒与欺骗，导致不能进行修正。这就好像拉长裤腿把伤口遮盖起来不给医生看见一样，他虽然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到最后伤口溃烂，痛的还是自己。瞒与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们只会让问题变得积重难返。例如当天下皆叛秦时，赵高仍隐瞒说“关东盗毋能为也”，朝廷也沉迷于形势大好的迷梦中，最后大家都得一起身死国灭。

只有敢于正视问题，才有解决矛盾的希望，才可以最终克服缺陷，实现进步。然而我们缺乏正视的勇气，这种国民性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仅没有从瞒与骗改回“睁了眼看”的正路，而且还发展出了“坚壁清野主义”的歪路。

什么是“坚壁清野主义”？

“坚壁清野”是兵家术语，所谓的“坚壁”就是深沟高垒以拒之的策略。长平之战，若不是赵王临阵换将，白起面对廉颇的乌龟壳恐怕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坚壁”看来是绝佳的防范措施。而“瞒”的结果就是“坚壁”，它划定禁区，不准擅自进入。据说民国时，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的情事，故而对女学生进行“坚壁”政策，禁止女学生进入游艺场和公园，认为这样就可以瞒住荷尔蒙，不使其爆发了——现在看来，这是多么愚蠢啊。

什么又是“清野”呢？在军事上，当我方需要撤离根据地时，就得把所有物质焚毁，以免供敌人使用。所以黄巢退出长安时还不忘放把火，李自成、张献忠流窜过的地方也无不残灭。在文化领域，秦始皇坑术士、焚诗书，太武帝毁佛象、禁僧俗都深得“清野”的精髓，凡我所不乐见的，一并销毁，全“收起来”。

鲁迅批判民国的“坚壁清野主义”，说：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是教育者所当位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

不敢“睁了眼看”，只想通过瞒、骗、管、清来回避，这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是退守而不是进攻，是固步而不是进步。兵法主张深沟高垒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援军或者反击的机会，“坚壁清野主义”却是缩入乌龟壳里自欺欺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可是沟挖得再深、垒堆得再高，到最后还不是困住了自己吗？——谁又能在狭小的乌龟壳里生存，而不发生粮草断绝的惨剧呢？

无论是“瞒”和“骗”，还是“坚壁清野主义”，都是要不得的，中国人需要有冲破国民性格的闯将，摒弃对“自古以来”的崇拜，才能进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