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六期第三次的调查（备份），台湾自认为是同性恋的人口数大约是2‰，然而这千分之2实际上是面对面访谈时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也就是已经勇于出柜的人。而在《台湾青少年成长历程研究》当中借由问卷匿名方式得到的结果，自我认同是同性恋的人，比例是5.05％。（详细的讨论可参考曾宝莹博士的文章，备份）

这5%的人当中假设其中一半是男同性恋，那么男同性恋就占了人口比例的2.5%。假设今天有1000个人，那么男同性恋就有25人，男异性恋有475人，女异性恋也有475人。（抱歉为了简洁的表达概念，这边暂不计入双性恋、跨性别等等族群）假设同性和异性恋族群各有一个HIV感染的男性，请问，今天你在找伴侣时，有多少机会碰到这个HIV阳性的人？如果你是男同志，有1/24的机会，如果你是异性恋女性，就只有1/475的机会。这两者的差异已经接近20倍了，也就是说，即使一开始感染HIV的人数在同性和异性族群是相同的，后续碰到感染者的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此外，由于社会仍有不少人对于同性恋抱持著不欢迎的态度，不少同性恋不敢大方地进入亲密伴侣关系，或者亲密伴侣关系因为在旁人不友善的目光之下较不容易维持。相较之下，不少同性恋就会选择像是一夜情或性爱派对等等活动，毕竟偷偷的和同性发生性行为然后分开，要比在不友善的社会环境中长时间维持一段同性恋情来的简单多了。偏偏一夜情或性爱派对这类活动，往往容易涉及多重性伴侣或者危险性行为，这无疑使得HIV的传染问题雪上加霜。

这种现象是少数社群常有的表现，美国的公卫医师黄国栋医师就曾指出：

「这是主流社会排斥的必然后果。他们不能建立长期的忠实关系（monogamous relationship），就唯有不断转变伴侣。……因为同性恋者的人口比异性恋少得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紧密得多（在任何社会，小数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特别紧密，因为更需要互相之间的支持，这在外国华人社群中就很清楚，华人愈少的城市，华人之间就愈多接触），所以就算其他参数（生活方式、肛交和阴道性行为的风险）完全一样，他们的整体HIV感染机会也会比异性恋者高。……这未必是道德问题，是传染病的基本原理。」（备份）

由上述的状况来推断，就算男同性恋者一辈子只跟一个人做爱，超级忠贞，他碰到HIV阳性的伴侣的机会仍远远比异性恋还来得高。这种因为人口数量以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现象，往往超乎个人可以选择和控制的范围。然而，有不少人仍然认为同性恋族群的高HIV盛行率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咎由自取」。

反过来说，一个男同性恋者与一个男异性恋者同样都过著相同的生活型态，每天都进行危险性行为，这个男同性恋者感染HIV的机会会比男异性恋者还高。然而同样都是滥交，相同的行为和动机，社会却赋予不同的道德意义（谴责的力道完全不同），只因为个人无法选择的族群数量问题。

有许多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要尽到「洁身自爱、减少HIV传染的义务」，才能够享有各种对异性恋来说是再基本也不过的权利。然而，由于上述的少数族群的效应，同性恋者往往需要花费比异性恋者还要多出数倍或甚至数十倍的努力，才能在统计数据上与异性恋族群相同。但是，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他需要尽的义务比你还多，得到的却可能比你还少？只因为他生来是同性恋，就活该吗？

公卫统计是拿来想办法帮助人群的，不是拿来当做攻击和否定他人生命的工具。世界上有需多的公卫专家以及相关学者，每天那么努力的在研究人群、研究疾病，他们为的不是让你有个数据可以说嘴，可以用作武器来伤人。绝大多数的公卫研究，都是努力地确认情况，然后想办法减少风险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没看过直接拿数据来否定别人生命的。科学不是这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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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我知道HIV在台湾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话题，我这篇文章只是试图以宏观的交度去看待同性恋这个族群，并没有试图为那些进行危险性行为又不采取保护措施的人护航。以单一个人的层级去评论他们的道德，并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我的重点摆在以整体族群来说，少数族群纯粹因为人数少而所造的效应，是比想像中还要来得大的。

后记2：一定会有人非常好奇「肛交比上阴道交，是否有更高机会传染HIV」，的确在网路有很多文章试图以「肛门黏膜较脆弱，所以比阴道容易磨损」来解释男同性恋者的高HIV盛行率。然而目前来说，我还没翻阅到任何真的具有实证力的科学研究来确定这件事，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个议题，是打上一个大问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