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以後，每位皇帝只有一個年號，故以年號稱呼，例康熙是愛新覺羅·玄燁即皇位時定的年號，習稱康熙皇帝；雍正是玄燁第四子即皇位時定的年號，習稱雍正皇帝。

康熙生於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雍正生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父子相差24歲，皆屬馬。

清初四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時間共計150多年，其間三次皇位傳承，即順治帝傳位於康熙帝，康熙帝傳位於雍正帝，雍正帝傳位於乾隆帝，傳承方式各不相同。

其中，康熙、雍正父子在清初皇位傳承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皇位傳承在父子倆運作下成為定製。嗣後，乾隆、嘉慶、道光、咸豐諸帝，均按雍正首創的秘密立儲制繼位。

同治、光緒兩帝由於均無子嗣，宣統帝未及親政即告退位，此項制度遂自行廢止。

秘密立儲制的創建避免了清初不只一次出現的爭奪儲位的殊死博斗，大大有利於政局的穩定，是一種較好的皇位傳承方式。

康雍父子的傳承之道開創了清朝皇位傳承之先河，也為康乾盛世作了制度上的準備。

第一次皇位傳承發生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

清朝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傳位於第三子玄燁。是年福臨未滿二十四歲，玄燁僅八歲。

福臨六歲繼皇位，由濟爾哈朗、多爾袞輔政。1644年，由濟爾哈郎護送至北京城，君臨天下。順治十八年，福臨臨終前，遺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代理國政。

滿清王朝國政初由努爾哈赤所定。八旗為努爾哈赤所定之國體。一國盡隸於八旗。以八和碩貝勒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貝勒分治其國，無固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為首領。八家如意有不合，即可更換。

努爾哈赤死後，八旗並立，各具實力。其第八子皇太極被擁立為汗，政權沿襲原來的原始軍事民主制，由皇太極及其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四大貝勒共同主持軍政大事。

皇太極改易族名為滿洲，並改變四大貝勒共主國政的體制，各旗設旗務大臣，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國政，後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貝勒的權力，從而形成了皇太極一人面南獨尊的格局。

在削弱旗主權力的同時，皇太極建立並完善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國家機構，取代了八旗貝勒理政的局面。

皇太極突然逝世後，清廷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發生糾紛。皇太極長子豪格與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爭立，經調解，由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繼位。是為順治帝。

福臨臨終前，一反傳統做法，未經商量，遺詔異姓四大臣輔政。

四輔臣心裡不託底，宣讀遺詔後，率先跪告諸王、貝勒：

「今主上遺詔，命我四人輔佐沖主（玄燁），從來國家政務，惟宗室辦理，索尼等異姓臣子，何能綜理，今宜與諸王、貝勒共任之。」（《清聖祖實錄》卷一）

諸王、貝勒等急忙答道：

「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國家重務，詔旨甚明，誰敢幹預？四大臣其勿讓！」（《清聖祖實錄》卷一）

於是，四輔臣與王以下文武大臣分別在順治帝靈位前與大光殿各立誓言，強調四輔臣、諸王和文武大臣，均不得利用親戚、親族關係，出自個人恩怨，互結黨羽，以致亂政。尤其是四輔臣應共同執政，不受諸王、貝勒干預，不得單獨同諸王、貝勒等府私相往來，以竭盡全力輔佐幼主。

隨後，孝庄皇太后召集諸王貝勒等及文武百官，諭令他們務必偕四大臣「同心協力，以輔幼主」。四輔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行皇帝職權。一切軍政命令均以「輔臣稱旨」的名義諭告諸王、貝勒、大臣遵行。不過，真正把持朝政的其實是孝庄博爾濟特氏。康熙帝是在孝庄直接教誨下學習如何治理國政的。

即位不久，孝庄曾問康熙有何慾望。玄燁答道：「惟願天下太平安定，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孝庄則親筆書寫條幅：「古稱為君難，蒼生至眾，天子以一生臨其上，生養撫育，莫不引領，必深思得國得眾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綿曆數於無疆，惟休。」

為君必深思得國得眾之道，成為日後康熙治國理政的指路燈，也是康熙雍正父子傳承之道的出發點。

第二次皇位傳承發生在六十年之後。

這次傳承擾得康熙晚年不得安生，心力交瘁，甚至當眾痛哭流涕。此時的心境據本人自述：

「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即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

位踞至尊，內心深處其實無異於尋常百姓。且聽康熙獨白：

「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知，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墮，至於萬世隳壞，而後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於未死。」

康熙帝何以如此重視選擇皇位繼承人？且聽他的回答：

「太子為國本，朕豈不知，立非其人，關係非輕」；又說：「今欲立皇太子，必以朕心為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

「以朕心為心」乃康熙選擇繼位者的唯一標準。具體說來，須具備五項條件：

一、仁義 「君道在於愛民」，「所敬惟天，所重惟民」，「得眾心者未有不興，失眾心者未有不亡」。

二、孝悌 孝順父皇母后，敬愛皇兄皇弟，又須為兄弟愛戴，以免除鬩牆之禍。

三、賢明 知人，用人，容人。

四、治平 須能充分理解其治（國）平（天下）之道。

五、年齡 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將老則精力衰頹，年輕恐不夠沉穩。繼位時以將入中年為宜。

前二項為「德」的條件，三、四項為「才」的條件。第五項為立儲的首選條件。

康熙帝多子息，有三十五個兒子和二十個女兒。年齡，作為立儲的首選條件，又可分兩個層次，一是繼位者本身的年齡，二是其下一代的年齡。

繼位者的年齡不宜過大。明光宗朱常洛33歲即位，在位僅一月即崩。

繼位者得子不宜太晚。光宗死後熹宗繼位時年僅15歲。幼齡即皇位，絕非國家之福。

胤禩不可立為太子，即因他到康熙四十七年尚未有子。倘繼位而終無子，或晚年得子，別無選擇，終將危及天下。

似此年齡失調的困擾：皇帝生子或早或晚，嗣位之君或長或幼，每每成為亡國的肇因。

康熙帝對歷朝得失瞭然於胸，選擇一個理想的繼位者自然不能不考慮年齡問題。

康熙的兒子中以「胤」字排行者有二十四個。「胤」字輩的諸皇子中長子胤褆，乃惠妃納喇氏所生，不為帝喜愛。

次子胤礽，為孝誠皇后赫舍里氏所生，康熙十五年出生時母后便去世，一歲時被太皇太后與皇太后命立為皇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八月，帝率皇太子及諸皇子西巡行圍。九月，貴妃王氏所生皇十八子病亡。康熙異常悲痛，眾皇子亦然，而皇太子卻無動於衷，「毫無友愛之意」。

康熙帝為此深加指責，而胤礽「忿然發怒」，加上以往惡行，帝令胤礽在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的行宮前下跪，並發布諭旨，宣布皇太子三條罪行：

一是窮奢極欲，生活放縱，所用一切，遠超乃父，仍「猶以為不足」；二是專擅威權，肆惡暴戾，對「諸王貝勒大臣官員任意凌虐，恣意捶撻」；三是鳩聚黨羽，覬覦皇位。

凡此種種，

「必致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為君，其如祖業何？」

宣諭完畢，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後，帝又諭曰：太祖、太宗、世祖所締造之天下，「斷不可以付此人！」

同年九月十八日，正式宣布廢黜皇太子，並加以拘禁。

胤礽被廢后精神失控，

「忽起忽坐，言行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尚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見醉」。

更沒有料到的是，皇長子胤褆與皇八子胤禩與舅父佟國維等相勾結，加緊謀奪皇太子之位。

由廢黜皇太子引發的父子之間、兄弟之間的愈演愈烈的爭鬥，尤其是廢太子的瘋顛，使晚年康熙的心靈蒙受巨創，以致卧床不起。

康熙帝自忖世事難料，付託無人，倘有不虞，勢必危及大清基業，便面諭大臣，除皇長子外，可從諸阿哥中推舉一人為皇太子。

不料諸王、滿漢大臣一致請立當時「身攖縲絏」的八阿哥胤禩為皇太子。

康熙帝頓感事有蹊蹺，深疑其中必有詐，即向他們傳諭說：「立皇太子之事，關係甚大，爾等各宜儘力詳議。八阿哥未嘗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賤，爾等再思之。」

諸大臣奏說：「此事甚大，本非臣等所能定……皇上如何指授，臣等無不一意遵行。」又把球踢回到康熙一邊。

同年十月，康熙帝又召諸皇子及大臣們說：「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諸大臣，亦不令人所知，彼時爾等只遵朕旨而行。」故意賣了個關子。

從此，康熙帝著手從德才兩方面對諸皇子進行深入考察，從中選擇合適的繼位者。

康熙關於生前秘不宣布儲位的暗示，以及對「小人希圖倉舉之際廢立」的警告，給皇四子胤禛的逆向思維提供了想像的空間，從而為入繼大統打開了門戶。

胤禛降生之前，父皇已生了十個兒子，但康熙血胤幼殤居多，不以齒敘，因而排在第四位，成了皇四子。這個行次在胤字輩中居前列。

康熙賜名胤禛。禛，以真受福也。康熙給兒子取名都從「示」字旁，所用「是」、「礽」、「止」諸字，皆寄予福佑的厚望。

胤禛系吳雅氏所生，出生時她還是一宮女。母以子貴，次年被封為德嬪。胤禛屬庶出，並非嫡出，其生母及外家並不高貴。

何況，帝對廢太子並未完全放棄。待他病癒後，又復立胤礽為太子。時為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五十一年，胤礽第二次被廢黜。理由仍是「不仁不孝，徒以言語貨財，屬此輩貪得諂媚之輩（流），潛通消息，尤無恥之尤。」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為此而寫的一道硃諭：

「前次廢置，情實僨懣；此次毫不介意，談笑處之而已！」

從首次廢太子時的「且諭且泣，至於仆地」到此次「談笑處之」，康熙的心境前後迥異：

康熙曾認為「胤礽儀錶學問才技，俱有可觀」，滿以為神器有訖，不料「行事乖謬，不仁不孝」，不能承受列祖列宗締造的天下。數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痛惜之情實難言諭。然而，廢太子後，康熙猶不死心，以為一時「鬼物憑付，狂易成疾」，因而復生希望，以為「狂疾頓除」，「改而為善」，遂復立為太子。

康熙誤以為胤礽迷失本性，是由於與群小為伍，習於下流，所以親自加以督教，卻在「不得須臾離側」之中漸漸發現：胤礽不但無改過向善之心，而且無人君之度。「勒征貨賂，責納美姝，小不如意，訴讒褫罷」，令臣民敢怒不敢言。

而促成再次廢黜太子的主因實為「上自內閣，下至部院，隨事請託」之行徑。自輕自賤至如此地步，一旦即位，滿朝皆是朋比為奸、夤緣圖利之人，朝綱不肅，號令不行，必致失國而後已。

從復立到再廢的三年間，康熙帝對胤礽的期望由熱而冷，由冷而灰。父子之情既絕，視若陌路，只得聽其自生自滅，自然能夠「談笑處之」了！

第二次廢太子時，康熙心目中已有了合適的人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帝曾向諸子及大臣們吐露心跡道：

「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

「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遊安適，無一事攖心，便可望加增年歲矣！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

康熙帝反覆強調的一條道理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立儲一事不容任何人置喙。只要一息尚存，大權在握，就不容分理，更談不上旁落。

康熙帝還暗示：生前不會宣布儲位；一旦駕崩，親筆所書遺詔，將解釋他選定繼承人的緣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十三日，康熙病情沉重，急召胤禛，又召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至此，第二次皇位傳承終於塵埃落地。虛懸十載的國本問題最終得到解決。不預立皇太子遂成定製。

清初第三次皇位傳承，按秘密立儲制辦理，進行得有條不紊，充分顯示了雍正帝精明強幹的一面。

胤禛即位伊始，便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等宣布秘密立儲的原委與方式：

「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於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光明正大』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

宣畢，問諸臣有何意見，隆科多奏稱：皇上「聖慮周詳，為國家大計發明旨，臣下但知天經地義者，豈有異議，惟當謹遵聖旨。」

於是，諸王大臣等免冠叩首。雍正帝令眾臣退下，僅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後。

除此之外，另書內容相同的傳位詔書置於圓明園。

雍正八年九月，帝病重時，曾將此詔書之事告知張廷玉、鄂爾泰。十年正月，又向張、鄂二人作了說明，並特意指明：「汝二人外，再無一人知之。」

雍正帝因居住圓明園時日漸多，故在大內之外，又書傳位詔書，足見雍正慮事之周詳。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暴卒於圓明園。張廷玉、鄂爾泰說，如今正大統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應急清出。

諸人同意，但不知藏於何處。

張廷玉說：「大行皇帝當日密封之件，諒亦無多。外用黃紙固封，背後寫一字者即是。」

取出後，即傳位於弘曆的密旨。由張廷玉宣讀，眾臣拜請弘曆受命。弘曆遂令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四人輔政。

以上內容見諸於張廷玉之記載。

另據《清高宗實錄》記載，雍正子時死，弘曆於寅時至大內，內侍從「正大光明」匾後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詔書，俟允祿、允禮、鄂爾泰、張廷玉四人到齊，始啟封，方知嗣君為誰。

雍正創建的秘密立儲制收到了立國本、固人心的效果，對清王朝的興盛與強固起到了旁人無以企及的作用。

自1644年入關始，清朝即謂天下取自李自成，於明朝不但不視為敵國，而且把消滅李闖當做為明帝復仇之舉。入據北京城後，又以禮葬崇禎及后妃，並安置宮眷。

康熙帝的一道諭旨揭示了清初諸帝的為政之道：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雲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

「後流賊李自成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

大凡正統王朝，必懲戒前朝覆亡之由，而有所改進。改得越徹底、越完善，則享國越長久。

清懲明失，做了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

這幾件事，裁抑外戚及宦官，做得不夠徹底。皇子教育直到雍正以後，始予以重視，惟有勤政一事，始終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無一日不與大臣相見。清朝諸帝中尤以康熙雍正父子做得最好。有意思的是，清朝入關後親政的九位皇帝中唯他倆屬馬！

重視皇子教育始於雍正，可見康熙疏於皇子教育，原因大概有二：一為政務繁忙，無暇顧及，一為皇子眾多，無力顧及，「多令人視養」。

「養不教，父之過」。康熙疏於教子，後患無窮。他晚年被諸皇子爭奪嗣位事弄得焦頭爛額，其源蓋出於此。

雍正帝引以為戒，重視皇子教育，加上制度完善，終於迎來了長達六十載的乾隆盛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