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桂元

当下文坛，王松的写作具有个案性质。这位技艺精熟、历久不衰的小说高手，迄今仅发表中篇小说就达 350 部，1200 万字，这个炫目记录令人难以置信。王松小说多产，且质量稳定，已形成了极具个性和辨识度的叙事风格，卓然而成一家。近些年挺进长篇小说领域，同样游刃有余，别开生面。长篇新作《荣誉》——人物传奇，想象力恣肆，语言飞扬，内功扎实，显示了王松对于小说美学形式的一种建构能力。作品没有直接描摹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而是通过描摹非主流事件，市井烟火，日常细节，呈现岁月皱褶里的湍急暗流，聚焦动荡社会大潮中另类英雄的传奇命运，雕刻个体生命姿态，洞悉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追问和思考人的终极存在与归宿所在。小说自始至终发散着令人心跳加速的阅读魅力，揪着读者穿越苍茫的历史烟尘，一步步抵达那片血色风景的神秘深处。

毫无疑问， 《荣誉》具有“好读”的小说审美特质。曾几何时，好读似乎成了小说的原罪，一些自视甚高的作家想当然地把好读与通俗、浅显、庸常之类划等号，而羞于提及。这显然是一种认识误区。小说作为一种令人着迷、影响深广的文学样式，要不要写得引人入胜，爱不释手？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小说不同于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不需要理路验证，无论其流派怎样五花八门，都不应排斥“好读”这一小说审美的基本品格。把小说写得好读绝非易事，它得益于一种高难度的叙事操作策略，需要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叙述能力，指向的是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文本境界。

小说好读，说到底，解决的是“怎么写”的问题， 这也是王松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学方向。高明的作家不会拒绝小说的“好读” ，古今中外，好读的小说名著不胜枚举。 王松也很清楚， 小说仅仅做到一般意义上的好读是不够的，小说还要耐读，能够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面读者的审美需求。怎样让悬念丛生的故事和情节变得好读、耐读，需要悟性的引领，灵气的灌注，也离不开叙述者的殚精竭虑，“惨淡经营” 。小说固然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可以象征，可以荒诞，可以灵异，可以魔幻，可以悬疑，可以隐喻，可以科幻，可以超现实，但无论如何，写出真实感应该是小说叙事的应有之义。莱布尼茨认为，真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逻辑的。 《荣誉》的真实感源于各类人物的生命轨迹、原生态的烟火气息与文学的自身逻辑，大半个世纪的时空跨度涉及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生意买卖和行当，伶人遭际，行乞无赖，以及行医问药，植物器物，地理水土，有如民俗大全，林林总总，应有俱有，这一切化为整体叙事的有机部分，极大充实了小说内存，同时，为了增加小说的好读指数，使其拥有多元气象，王松力求吸纳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精华元素，又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学精粹，从而形成了一种酷烈而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小说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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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历史与谱写英雄，是中国近现代长篇小说的两大传统主题，而在表现形式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家族叙事。家族叙事以伦理血缘为纽带，以家族兴衰和家道消长为走向，注重的往往不是生活事件而是人物命运。其叙事结构大致有两类，一是上下相承的直线型叙事，一是左右相连的平行性叙事，如今有两者彼此融合、互为增值的趋向，形成了贯通上下、左右的立体网络式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丰富了家族小说的故事底蕴。比如《荣誉》 。这部小说没有按常见的正史编年模式搬演生活剧情，也无意承担小说反映历史兴亡、社会进退的使命，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单线叙述方式，展现了一个官宅家族的兴衰荣枯。民间叙事反映的未必就是历史原貌，却可以通过人物命运折射某些历史真相，或是透露历史真相的某些信息，以发挥独特的小说审美效果。事实上，要求小说具有梳理历史脉络、澄清历史真伪的功能是不现实的，民间叙事对主流的庙堂叙事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戏说”作用，硬要其还原历史、诠释历史，将不堪重负。

当历史学家把注意力放在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小说家却把叙事焦点对准了小地方的日常岁月和人物命运。这意味着，《荣誉》的叙事核心和聚焦点在人而非史，或言之，小说叙事重心是为人物生命立传而非演绎过往历史。 《荣誉》 叙事沉稳，行腔从容，控制有度，节奏自如，通过地域色彩浓郁的小地方叙事，唤醒那些曾经植入精神内里的家居伦理、处世经验、性爱姿态、日常习俗细节的遥远记忆。小说涵括诸多个人命运，诸多生活片段，诸多矛盾纠葛，诸多民生细节，千头万绪，错综交织。小说叙事轴心围绕主要人物旺福以及长贵、云财三兄弟运转，次要人物命运与之相互呼应，又生长出各自的枝杈，这种结构方式具有合传性质，却又不是简单的多人经历集成，而是许多独传叙述的群芳斗艳，他们互为因果，彼此映照。独传通过个人的小历史串连起家族的中历史，为时代的大历史提供了无数侧影和无尽想象。

小说中王家的“老太爷”本是朝廷命官，落叶归根，成了滹沱河边一方拥有阔绰庄园、众多仆人的大户人家。这个家族的庄园有多大，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借助人物活动场景和线索，我们还是能够想象出来。“我太奶”为了弄清楚小小年纪的旺福是不是一直在纠缠自己的贴身丫头梅春， 就去厨房查看，“从我太奶的上房去厨房要经过两道月亮门儿。第一道是我爷长贵住的，一间卧房，一间花厅，旁边是他的书房。院当中有个荷花池，池边种了些竹子。经过一个回廊，是第二道月亮门儿。这个月亮门儿一出来是个更大的院子，我二爷旺福和三爷云财就住这儿。院里有一片果林。果林的后头是一座用怪石堆的假山。我太奶经过这片果林时，听到假山后面有动静” 。有趣的是，草莽英雄的旺福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钟鸣鼎食的豪华环境。《荣誉》最初的题目叫《爷的荣誉》，这个“爷”，就是旺福，一度“我太爷”很无奈，叹息王家本是书香门第，却出了这么一个惹是生非、胆大妄为的逆子。“旺福从小有个怪癖，不睡上房，一放到细软的麻席炕上就大哭不止。但只要抱他去牲口棚，往腥臊恶臭的干草堆里一扔，立刻就酣然入睡。后来抱他的老妈子偷懒，也图省事，干脆就揹着我太爷总让他去睡草堆。一来二去，他也就养成了习惯，一辈子只睡干草”，这个细节暗含草寇之意，注定了旺福一生的另类命运。

那么，旺福是不是英雄？是怎样的英雄？这要看怎么理解。旺福从小脑门上就顶着一个凸起的鹅包， 这成了他一生的相貌标志， 当地人称“王大脑袋” 。他的一生黑白混杂， 毁誉参半， 天生爱打仗， “一沾打仗的事，连后脑勺都乐了”。在大量的传统民间叙事中， 一些嫉恶如仇、 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草根好汉并非鲜见，其命运结局也大体相似。“王大脑袋”没有生活在底层， 他身上有公子哥的恶习，喜欢近女色，生性强悍，行事情绪化，用“我四爷”的话说，旺福这辈子干过不少好事，也干过不少坏事。更离奇的是，旺福干的不论好事坏事，都足够惊天动地。直到晚年，旺福卸甲归乡， 而“思想觉悟”仍没有质的升华，对于自己当年带人杀死十二名日本妓女，他仍然坚持认为， “许他日本人祸害中国女人，就不许我祸害他日本女人？”我们以前理解的英雄，即使没有孤身炸碉堡、用胸口堵机枪，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也是那类政治风云中有胆有识的弄潮儿，他们的身上承担了更多的政治理想和家国情怀，思想进步，品质优秀，无私忘我，带有正面的符号意义，若以此标准衡量旺福，显然经不起推敲。

近些年，民间叙事以颠覆性姿态进入历史，解构了庙堂叙事的意识形态，原始性的性爱和暴力成为此类小说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推进的动力，传奇性的草莽英雄取代所谓主流英雄成为叙事主角，改变了过去那种政治符号化的庙堂叙事模式。伴随着传统意义上的主流英雄逐渐淡出，文学的“逻各斯”主义也已悄然退场。旺福的荣誉包括了所有的好事和坏事，皆浸满血色。这些荣誉，一部分血色鲜红滚烫，值得大书特书，一部分血色暗黑板结，难登大雅之堂。他为抗日成为革命队伍一员，即使日后成为团长，也未必有大志向、大抱负。海明威笔下的硬汉英雄，失败常常是预先注定的，却信奉人的精神是打不倒的，这样的人生往往面临着一场西绪弗斯式的悲剧结局，硬汉旺福也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他很少落泪， 却非铁石心肠。他与 “卖大炕” 的冯寡妇有情有义，一诺千金，豁命保护，又哭倒在一同出生入死、亦仆亦友的祁顺兄弟坟前，之后血溅日军炮楼。 “我四爷”对他的三个哥哥这样评价，对大哥长贵是尊重，对三哥云财是佩服，对二哥旺福则是爱，这是对三兄弟的人格定性。尊重和佩服，基本上没有太多情感属性，“爱”就不一样了，旺福虽然一生充满争议，却留下了“重情重义” “是最可爱的人”口碑，也算是盖棺论定。尽管个人在历史的动荡沉浮中非常渺小，但历史正是由千千万万的独特个体生命轨迹构成的。性格即命运。旺福的一生命运带有某种存在主义哲学意味，即世界是荒谬的 , 人生是痛苦的，生命是无常的。旺福到死也还是旺福，没有被同化，也没有被异化，他其实只是一个不轻易低头的充满血色传奇经历的普通人，却值得岁月的祭奠与缅怀。

在《荣誉》中，与旺福同时代自生自灭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有着各类活法各自命运的小人物。不是他们穿越历史岁月，而是历史岁月流经他们的生命历程。毛姆认为：“伟人通常是始终如一的，而小人物则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是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们为你储藏的惊奇永无止境。 ”王松不会轻慢任何一个人物，旺福是小说的轴心人物，顺此上下挂联、左右触及的有名有姓、面目清晰的人物约有六十余位。王松懂得写人物的秘笈。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 ? 格林墓碑上刻着一段话 ： “我爱看的是 ： 事物危险的边缘。诚实的小偷，软心肠的刺客，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 ”这段话出自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句，格林之所以欣赏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位小说家看来，人物矛盾是把叙事置于危险边缘的推手，比如，小偷越诚实，刺客越心软，事件的凶险性指数就越高，就越具有波折、悬念和挑战性，也必然会增添叙事的精彩程度。除了旺福，包括长贵、云财、 “我太爷” 、以及冯寡妇、甘草、陆擎天、 “一千红” 、王茂、长生、管家王辰儿、仆从祁顺、何家父子、麻广泰、土匪花秃子、 “小面人儿” 、 “瘸拐儿李” ，这些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书写价值，他们在《荣誉》里各有看点，绝无雷同，他们的生命存在如同汹涌支流，汇入家族命运的澎湃大河， 即使只是过场角色， 也神态鲜活，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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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的另一层文本意义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即王松在创造人物的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叙述者的自我创造。王松曾被李敬泽形容为“故事篓子” ，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讲故事固然是小说家的天职，但谁在讲故事，以怎样的方式和腔调讲故事，这里面很有讲究。甚而至于，这个讲究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王松把《荣誉》写得如此奇诡、飞扬不是偶然的。多年来，王松为如何讲好小说中的故事煞费苦心。在《荣誉》里，我们看不到王松对时间年月的具体注明，却觉出岁月感扑面而来， “这年开春，滹沱河边彻底乱起来。先是日本人在桥头镇设了据点。接着北岸就冒出各种队伍，有穿军服的，也有不穿军服的，打的都是抗日旗号，专找大户人家征钱征粮，收缴各种枪支弹药。有的队伍干脆开进有钱人的家里驻扎，把私宅当成兵营。一时闹的乌烟瘴气” 。他早年的小说叙事语言， 北方的硬朗和江南的细腻彼此渗透，烟火气与书卷气互为融和。近些年， 他开始求变， 越来越不喜欢用复杂句型，欧化倒装句式，语言也不过多修饰，尽量挤干句子水分， 以简洁示人， 却隐伏着密集的弦外之音。被称为“简洁大师”的契诃夫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正所谓大道至简、大音希声。这个简洁隐伏着令人惊骇的奇诡力量，以一当十，蕴藉丰富，语感，语境内含玄机，达到用俭省的文字表达无限宽广内容的“冰山”效果。小说结尾写到旺福之死，看似云淡风轻，却力胜千钧， “一连下了几天雨。滹沱河水暴涨了。这时的滹沱河已经改道，河床朝南滚了几滚，已经离我家很远了。那天晚上，梨树小院里仅剩的一棵梨树突然倒了。 这时我桐林叔住在这个小院。 据桐林叔说，大概是树太老了， 根也浅了， 雨一大就站不住了。也就在这天夜里，旺福走了。 ”同时还可以发现，为了叙述精准，王松不惜挑战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在小说中对于某些用词和语法上进行了个性化处理，效果如何，谁说了也不算，需要时间的审美验证。

茨威格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 “每一页都出现高潮” ，这也正是王松的叙事追求。 《荣誉》内聚一种“仗剑起舞”的酷烈之美，使我想到了一种“刀锋叙事”姿态，人间冷暖、世相百态与英雄末路通过王松的激情雕刻而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这种“刀锋叙事”体现出了一种颇有动感的力量、速度和节奏，寒光逼人，呼呼带风，锋刃所向，刀刀见骨。这需要执刀者过人的胆识、腕力与技法。 《荣誉》中， 王松也很喜欢让主人公旺福携刀复仇， 除暴安良。有时是菜刀， “旺福的菜刀已经挂着风声横砍过来。只听咔嚓一声，花秃子的这颗光头就从脖子上给砍下来。由于旺福用力过猛，这颗秃头也随着菜刀的方向横飞出去，一边转着直到撞上青砖院墙才掉的地上，又骨碌碌的一直滚到院子当中。花秃子的身体一下就变的好看了，如同一支巨大的烟花来回摇晃着。脖颈口儿被砍得齐刷刷的，一下喷出几尺高的血沫子” ； 有时是柴刀， “旺福拎着柴刀追上来，跟着横里一砍。但这一刀砍偏了。还不是偏了，这刀螂比旺福矮，所以是砍高了。旺福本想砍他的脖子，却砍在脑袋上，这柴刀的刃儿虽钝，但旺福用力过猛，这一下半个脑袋砍下来，跟着就像一顶帽子似的飞出去。刀螂只剩了半个脑袋又跑了几步，才一头栽的地上” 。这一幕幕与刀锋有关的场景，为小说注入了触目惊心的肃杀氛围。

王松的“刀锋叙事”与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密不可分。 《荣誉》中的“我” ，通过频繁穿插“我四爷”的说法，完成了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兼容幷蓄，相得益彰。一些旁白的出现恰到好处，况味十足。事情一旦交代清楚，则戛然而止，绝不饶舌，留下令人唏嘘回味的想象空间。王松喜欢在叙事中不断制造一波一波高潮，却不会以狂欢的面目出现，这些高潮是内敛的，蓄积的，犹如岩浆滚动在地表，一旦喷发，天光无色。这也为“王氏”叙事文体增添了阅读魅力。小说家是否拥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是检验其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这是小说叙事的高级境界，没有深刻的领悟和长期的修炼，很难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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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