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一言不合就杀人系列之武德年间孔德绍案
孔德绍，会稽人，曾在武德年间担任窦建德的中书令（一说中书侍郎）。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由于孔德绍曾在檄文中毁谤李世民，因此，在武德四年（621）平定窦建德后，李世民命人将其摔死在汜水楼下。
这一事件被有些人抓住说事儿，批评李世民残暴，特别是，吕思勉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也拿这件事儿做文章，批评说：此君人之道乎？抑寇贼之所为也。话说得很重。
那么，孔德绍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一、史书关于孔德绍案件的记载
史书关于孔德绍案件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隋书》列传41：会稽孔德绍，有清才，官至景城县丞。窦建德称王，署为中书令，专典书檄。及建德败，伏诛。
《北史》列传71：孔德绍，会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县丞。窦建德署为中书令，专典书檄。及建德败，伏诛。
《新唐书》列传121：（孔）德绍，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尝草檄毁薄太宗，贼平，执登汜水楼，责曰："尔以檄谤我云何？"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捽殒楼下。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孔德绍担任窦建德的中书侍郎，曾在檄文中毁谤李世民，在平定窦建德后，李世民将孔德绍抓到汜水楼上，问孔德绍为什么毁谤他，孔德绍说当时是各为其主，李世民生气的说，贼寇难道是你的主公吗？于是命令壮士把孔德绍摔死在汜水楼下。
而《隋书》和《北史》只是简单的说孔德绍在窦建德被平定后，「伏诛」。
对此，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隋书》和《北史》在为尊者讳，不想记载李世民的暴行。
其实不然，请注意《隋书》和《北史》的用词，「伏诛」，孔德绍有罪，依律被处死刑，才算是「伏诛」。李世民用私刑杀死孔德绍不能说是「伏诛」。
那么，孔德绍到底是因犯有死罪被依律处死，还是李世民为了泄私愤而用私刑杀死的呢？
二、孔德绍罪名分析
孔德绍为窦建德起草檄文，是否有罪呢？
请注意，是有罪的，而且罪行很大。他犯了《唐律》中的「大不敬」之罪，这属于十恶重罪之一。
孔德绍到底为窦建德起草了多少檄文，都是如何毁谤唐朝和李世民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孔德绍有一篇「为窦建德遗秦王书」保存了下来，被收录在《全唐文》卷134中，全文如下：
夏王敬问唐秦王，彼朝发迹太原，奄有关内。郑氏光启伊洛，崇建宗社。予则创基燕赵，包举山东。郑国何辜，兴师致讨。深怀固存，不惮濡足。方今千乘雷动，万骑云屯，投石拔距，蒙轮击剑，统三燕之义勇，驱六齐之雄杰，制敌如拾遗，殄高墉若摧朽。郑都鞠旅，誓众雪雠。我师跃马砺戈，克荡氛祲。彼则外无救援，内绝军粮，将听楚歌之声，方见崤陵之哭。若能反郑国之侵地，守秦川之旧邦，更修前好，不乖来请。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这里面倒并没有对李世民本人进行什么毁谤，用词都非常谨慎。
但是，上述文字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奉李唐为正朔，它只是把李唐看作是一国，同时把王世充的郑、窦建德的夏也看作是独立的国。因此，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诋毁李唐， 「指斥乘舆」，犯了「大不敬」之罪，这可是十恶重罪之一，《唐律》对此处罚很重，据《唐律疏议》记载：
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
当时虽然唐朝自己的《武德律》尚未颁布，但是，即便沿用隋朝的《开皇律》，孔德绍也是很明确的犯了死罪的，《隋书》和《北史》说他「伏诛」，用词是准确的。
实际上，在初唐时期，因为起草檄文而丧了命的绝不止孔德绍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王世充的黄门侍郎薛德音，就因为「移檄嫚逆」而在武德四年（621）王世充被平定后被诛杀（《新唐书》王世充传）。再如李密手下的祖君彦，也曾为李密起草檄文，「及为密草檄，乃深斥主阙」（《新唐书》李密传），后被王世充杀掉。
那么，孔德绍被杀，除了依律被处死的因素外，是否有李世民个人泄私愤的因素呢？
三、李世民与孔德绍之死的关系
我认为，李世民个人与孔德绍是没有私怨的。孔德绍被杀，就是依律处死，李世民并未泄私愤。
我是通过分析孔德绍的好友和儿子的经历得出这个结论的。
（一）孔德绍好友虞世南、刘孝孙的经历
根据史书记载，秦府十八学士中的虞世南、刘孝孙，都是孔德绍的好友，「（刘）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旧唐书》列传22）。
虞世南也是跟著窦建德的，担任黄门侍郎，窦建德被平定后，虞世南就跟随李世民，出任秦王府参军，后来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进而成为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又陷于窦建德，伪授黄门侍郎。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旧唐书》列传22）。
刘孝孙则是跟随王世充的，王世充被平定后，刘孝孙入唐为官，后进入秦王府，成为秦王府学士，「大业末，没于王世充，……武德初，历虞州录事参军，太宗召为秦府学士」（《旧唐书》列传22）。
试想，假如李世民是因为泄私愤虐杀了孔德绍，那么，作为孔德绍好友的虞世南、刘孝孙，特别是虞世南，当时他也在窦建德手下，对此事应该是一清二楚，那这老几位难道是一窝子受虐狂吗？在明知孔德绍被李世民虐杀的情况下，还这么上杆子跟著李世民，虞世南还混成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几位在武德年间是有选择权的，不一定非要去秦王府做官，可结果却是他们都去了秦王府，这就反映出他们对李世民的认可。
据此，从虞世南和刘孝孙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孔德绍被杀，与李世民个人没有关系。
（二）孔德绍之子孔昌寓的经历
从孔德绍的儿子孔昌寓的经历看，孔昌寓并未因为孔德绍的死而对李世民有什么怨恨，恰恰相反，孔昌寓还积极做官，在贞观年间参加对策，并高分及第，出任魏州司马（魏州是中州，州司马六品上），在任上还得到了李世民的褒奖，李世民甚至因此不在魏州设置刺史，后升为膳部郎中（从五品上）。
（孔）昌寓，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新唐书》列传121）。
试想，假如李世民是因为泄私愤虐杀了孔德绍，那么，作为他儿子的孔昌寓，就算没有能力给他父亲报仇，那也不能这么积极主动的去做李世民的官呀，难不成被虞世南、刘孝孙等人给带坏了，也变成受虐狂了？
因此，从孔德绍之子孔昌寓的经历也完全可以看出，孔德绍被杀，与李世民个人没有关系。
这里多说一句，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可以顺便解决薛德音的问题。薛德音因为「移檄嫚逆」而在武德四年（621）王世充被平定后被诛杀，而平定王世充的人正是李世民。那么，薛德音的死与李世民个人是否有关系呢？也是没有的，因为作为薛德音亲族的薛收、薛元敬都投奔了李世民，成为了秦王府学士，据《册府元龟》卷777记载：
薛收与从子元敬及薛德音俱有才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仕至天策府记室，元敬至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
因此，从薛收和薛元敬的经历看，薛德音被杀，与李世民个人也是没有关系的。薛德音就是因为大不敬的罪名而被依律处死的，正如《册府元龟》卷923记载：
薛德音，大业末为著作郎，及越王侗称制东都，王充之僭号也，车书羽檄，皆出其手，王充平，以罪伏诛。
《隋书》列传22记载略同。
四、李世民个人对待类似情况的态度
孔德绍、薛德音等人皆死于武德年间，那时候，生杀大权并不掌握在李世民手中。对于那些按照律法以及李渊的意志要被处死的人，如果李世民想救，最多也只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李渊求情，例如，王世充的部将刘师立，当时按照常例也是要被处死的，由于李世民的力保，才幸免于难，「刘师立，初为王世充骑将，武德中，洛阳既平，师立罪当诛，太宗惜其勇，力保获得免，引为左亲卫，特蒙委接，任以心膂」（《册府元龟》卷99）。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李世民想保的人都能保下来的，刘文静不就没保下来嘛。
那么，李世民本人对檄书嫚逆、言辞不逊这类情况具体是个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从邓隆的经历窥见端倪。
邓隆的经历与孔德绍、薛德音非常类似，他是在王世充兄子王大手下效力，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时，曾写信试图招降王大，王大的回信就是邓隆代为起草的，言辞不逊。后来王世充被平定后，邓隆因为害怕被治罪，隐姓埋名藏了起来。
初，王世充兄子大之守洛阳也，引（邓）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大，隆为大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黄冠野服，不接人事（《册府元龟》卷149）。
应该说，邓隆是比较聪明的，按照武德年间根据李渊意志确定的常例，邓隆如果被抓住，也是个死。
后来，李世民即位后，于贞观年间征召邓隆，同时被征召的还有博陵崔仁师、昌黎慕容善行、弘农刘𫖮、新野康安礼、河东敬播等人。
邓隆由于以前的罪过仍然非常害怕，「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册府元龟》卷149）。这时候，李世民派遣房玄龄向他说了一番话：
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谓之曰：「尔为王大作书，诚合重责，但各为其主，于朕有恶。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
李世民这番话，说的非常艺术。首先，他承认邓隆确实有罪，「诚合重责」，这是在维护李渊的面子，意思是说，武德年间李渊定的旧例并没有错，你邓隆原本是要受到处罚的。但是，李世民又明确表示，现在皇帝已经换了，李世民作为皇帝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了，「何能追责匹夫之过」，这事儿已经翻篇了，让邓隆放下心来。
通过邓隆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李世民本人对于言辞不逊这类事情，看的是很淡的，是能够从各为其主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这也可以佐证，李世民虐杀孔德绍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武德年间孔德绍案，确实是个冤案，只不过被冤枉的不是孔德绍，而是李世民。结合相关史料综合来看，孔德绍就是因为檄文言辞不逊而被唐朝依律处死，与李世民个人并无关系，《新唐书》关于李世民虐杀孔德绍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以上是我对孔德绍案的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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