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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一站到底》和《奇葩說》的國家博物館八零後講解員河森堡，曾經講述過一件他親身經歷的事。他在書店裏讀歐洲史，裏面提到了公元457年，他就在書架前自言自語：“公元457年在中國該是什麼時代呀……”

旁邊一個眼鏡大叔主動接了話，“宋朝。”

河森堡心裏一聲冷笑：公元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纔有了宋朝，這都差了幾個世界了好不好。可他還沒作出反應，大叔跟着又推了一下眼鏡，“應該是大明”。

河森堡的鄙夷就要藏不住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纔有了明朝，差了快一千年了。罷罷罷，跟這種不懂裝懂的人有什麼好說的？他回了一個標準的白眼之後離開。

回家一查公元457年，才發現被吊打後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宋朝是南北朝的劉宋，不是後來契丹人喬峯心嚮往之的趙宋；大明不是明教張無忌培養出來的國號，而是皇帝的年號，一如近來人人皆知的日本從“昭和”到“平成”再到最新的“令和”。只是日本的年號制度，百分之百是照搬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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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這個東西，從夏商周到西漢初年都是沒有的。秦始皇兵馬俑都打包完畢封存下地了，年號還要等個一百多年才誕生。

年號誕生之前要紀年，除了甲子乙丑的干支紀年法之外，基本採用諡號紀年法和名號紀年法，就是用天子國君死後的諡號和生前的名號，再加上數字來紀年。在諸侯國林立的春秋時期，一年可以有十幾到幾十個紀年名稱。

比如孔子逝世的公元前479年，就是他所在魯國的哀公十六年 、齊國的平公二年 、晉國的定公三十三年、秦國的悼公十二年、宋國的景公三十八年……一直到吳王夫差的十七年和越王勾踐的十八年。當然爲了統一起見，一律以當時的周天子爲準，就是周敬王四十一年。如果當時高考要考中國歷史哪年是哪年，各國考生一定會想跳樓。

終於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了複雜的紀年換算方式。從秦始皇嬴政到漢高祖劉邦，都是“始皇五年”“高祖三年”這樣的紀年法，一如今天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擬》。劉邦的兒子漢文帝劉恆、孫子漢景帝劉啓，都是如此。即便劉啓的兒子漢武帝劉徹剛剛接班的時候，也是如此。

但情況總有一天會起變化，變化來自一隻國家級保護動物。漢武帝當了十九年皇帝之後的公元前122年，他出門打獵打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羣臣大聲恭喜皇上吉祥，說這是難得一見的神物啊，完全值得紀念。

於是漢武帝就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立了年號，名爲“元狩”，所以公元前122年就是元狩元年。不僅如此，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當然還要彌補掉失去的時間，所以他把元狩之前的登基歲月也追認了三個年號：建元、元光和元朔——平均分配，每個負責六年。

一轉眼打獵已經過去六年，忽然山西又出土一隻三足寶鼎，羣臣當然又二二三四再來一次，大聲恭喜皇上吉祥，說這是難得一見的神物啊，完全值得紀念——於是就又改了年號，稱爲元鼎。

估計那時顏值的概念還沒有深入人心，否則說不定漢武帝突發靈感，覺得自己既然長得辣麼帥，那叫元帥元年也挺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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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開了頭，之後的皇帝當然有樣學樣，自己登基要改年號，自己當皇帝心血來潮也要改年號。

跟日本的“令和”來自詩集不同，中國古代的年號許多都是高大上得超出天際的。不僅有文化是當然的標配，格局大才是需要劃的重點。

比如劉宋的“大明”，即出自《周易·乾卦》的“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在他之前的晉武帝司馬炎，年號“咸寧”也是來自同一段文獻，“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鋪張揚厲跟漢武帝有一拼的隋煬帝楊廣，年號“大業”來自《周易·繫辭上》的“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喬峯的好兄弟段譽段公子、大理皇帝段和譽，年號“日新”來自《大學》裏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要是膽敢把年號定爲“語嫣”，天龍寺裏不問世事的和尚都會衝出來跟他拼命。

因爲每個皇帝都想蒸蒸日上、江山永固美如畫，所以取年號時往往意在記祥瑞、誌喜慶、祈昌盛。像太平、中興這樣的年號，兩千年來用過的政權動輒十個八個。論文都可以抄，年號重複又有什麼關係？

到了證券基金誕生的1997年，一堆投資機構紛紛把年號拿過來直接用，比如一堆上市基金開元、天元、景福、興安、泰和、興和、漢興……就全都是古代帝王的年號，反正定年號爲開元的李隆基也不會穿越來算賬。而香港人鄒文懷跟老闆邵逸夫決裂，要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時，他選的名稱也是“嘉禾”，三國時東吳孫權稱帝的年號。

年號最終是最大的頭頭說了算，所以有些沒讀過書的割據政權顯得就比較沒見過世面，比如隋末的竇建德、南宋時的楊幺，直接就用當年的干支把年號定爲“丁丑”、“庚戍”。倒是不費腦筋，可也沒有什麼技術含量。更有渾人比如明萬曆四十七年稱王的固原人李文，直接把年號定爲“真混”。

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是唐朝時的李治武媚娘兩口子：不但喜歡起年號，而且尤其熱衷與時俱進。唐高宗在位35年，換了14個年號；而武則天在位21年，雖然時間短但足足換了18個年號。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創下了歷代以來年號更換頻率的最高紀錄，也許女人天生就更喜歡玩花樣？

尤其是武則天正式即位之後，“天授”“如意”“長壽”這樣的普通年號都不能讓她滿意，她心存高遠的志向一定要得到充分體現。於是一連來了三個四字年號，“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後來徐克的電影《狄仁傑之通天帝國》，通天就是從年號裏來的。

任性是帝王的特權，取年號是霸氣的標誌。明成祖朱棣奪位成功之後，羣臣建議的年號是“永清”，朱棣不滿意，說冷冷清清的哪有“永樂”好啊！而且我將來要修書，《永樂大典》也比《永清大典》酷炫多了不是嗎？有沒有誰不同意的？

下面一堆噤若寒蟬的讀書人高呼萬歲英明，沒有一個人敢告訴他：“永樂”是三百年前北宋強盜方臘曾用過的年號，雖然跟你的所作所爲也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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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許多年號，跟現代漢語裏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大象”不是動物，是北周靜帝宇文闡的年號，源自古語“大象無形”；“保安”不是職業，是大理和日本都用過的年號，意在“保國安民”；“普通”不是平凡，是嗜好佛教的梁武帝蕭衍年號，因爲普通本來是伽藍（寺院）的六種名稱之一；“神功”不是葵花寶典，是喜新厭舊武則天只使用了三個月的年號……

然而像武則天這樣以改年號爲樂的行爲，到了明清基本絕跡了。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年號越混亂，朝局越混亂。嘉靖年間成書的《丹鉛總錄》裏有一句話：“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要想長治久安，就不要總是變來變去。

所以從明朝開始，一個皇帝終生一個年號基本上已成慣例，只有兩次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鎮例外，第一次“正統”第二次“天順”。清朝也依照了明朝的慣例，所以明清之前的皇帝，一般用諡號廟號來稱呼，比如漢武帝、唐太祖、宋徽宗；而明清之後的皇帝，就用年號代替了，例如嘉靖萬曆崇禎、康熙雍正乾隆。

日本的一個天皇本來有許多年號，但在明治維新之後，就向中國看齊，立法規定一個天皇有且只能有一個年號了。

中國的年號比日本久遠得多，但結束得比日本的早。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民國成立，從此以民國來紀年，年號被掃進了歷史的故紙堆。1916年袁世凱要復辟稱帝，把年號恢復成了洪憲，但洪憲元年最終只持續了短短數十天。

而許多貌似是日本代表物的詞彙，其實都是中國曾經已有的年號。“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號，白居易李商隱都度過了完整的大和年間；“天皇”是唐末割據政權朱泚的年號，距今也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了；“明治”是大理皇帝段素英的年號，比明治天皇要早八百多年……

年號這東西，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已經漸行漸遠，如今只存在於一堆少有人問津的典籍和娛樂電視劇裏，《貞觀政要》、《宣和畫譜》、《康熙大帝》、《戲說乾隆》……只是我們棄如敝屣的東西，也有人還在用，而且似乎也沒耽誤現代化進程。假如將來有一天日本去把年號申遺，雖然我們能理直氣壯言之有據地說“年號本來是中國的”，但恐怕也不會殘存多少底氣。

主要參考：

李崇智《中國曆代年號考》

周到《讓紀元再現中國元素——關於恢復年號的倡議》

陳靈海《唐代改元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