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范曾的恩怨：欲说当年好困惑
沈从文和范曾的恩怨：欲说当年好困惑
文/老张在路上
范曾在当下的中国，可谓大名鼎鼎。赞之者誉为当代大儒、国学大师、书画巨匠、诗人。是当代中国集诗书画、文史哲、儒释道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自己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范曾虽然是名满天下的文化大家，但坊间对其为人处世方面，人设似乎一向不佳。似乎除了生活被人垢病外，他在对待好友和恩师的一些做法，也落下不少口实，以至于很多人在提到范曾时骂他道貌岸然，忘恩负义。
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家，范曾曾拜在他的门下。后来范曾名声鹊起之后，在李苦禅面前颇有些不尊重恩师的举动，据说他曾与恩师勾肩搭背直呼其名“苦禅”，言辞之间流露着一种志得意满的嚣张，这让李苦禅相当不满。李苦禅曾一怒之下将范曾逐出师门，并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范曾的种种不为人知的行径，并用《红楼梦》里的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来评价自己的这位学生。但他又羞于自己有过这么个学生，以至于在临死之际也不肯原谅他，他曾跟家人们表示自己死后拒绝让范曾为自己扶灵。
在李苦禅这里，倘若范曾不是有什么过于出格的言行，想必李苦禅不会如此地计较，以至于死都不肯原谅。至于范曾究竟还做过什么事惹得恩师怒斥不休，坊间说法不一，真正原因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了。
2012年十月，北京《读书》杂志登载了陈徒手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披露了沈从文和范曾一段纠葛恩怨。
陈徒手的文章，主要讲了三件事：1．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2．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3．曾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的，你靠边站吧。”于是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后来不再提范的名字。”
范曾对沈从文的揭批，范曾自己也坦然承认过：
沈从文“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
（范曾书法）
范曾也没有否认他为工作事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也承认他自中央美院毕业后能够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沈从文出力最多，他还直言为曾给沈从文写过一张大字报而“懊悔”。
范曾并不认同他“天天写信”“从天津赶来”、“揭发最多”的指责，也不承认他揭发过沈从文容纳丁玲、萧乾、黄苗子在家跳黄色舞。
陈徒手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骂声四起，范大师千夫所指，成了忘恩负义的典型。
也有人为范曾出来背书。沈从文和范曾当年的同事范世民以“历史博物馆旧同事”的身份否认范曾写过“沈从文头上长脓包⋯⋯”那篇大字报，更断言，范曾给沈从文写大字报，只有一张，因此“不是‘最多’，而是‘最少’，并且不是‘揭发’，只是‘表态’”；至于“天天写信”“天津赶来”等，乃子虚乌有，而“画屈原事”更是“伪纪实”。相反，“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也是怛恻的。”
然而，范同事的声音太弱，几乎淹没在对范曾的骂声里。
（沈从文书法）
沈从文和范曾有关的文字，包括以下几篇：写于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写于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写于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写于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
1948年沈从文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一年，沈从文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1969年12月沈从文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成就了他晚年的辉煌功业。当时沈从文已经是79岁高龄了。
沈从文开始将自己的事业中心转移至文物研究的那一年，沈从文46岁。十多年后，60年代初的沈从文决定正式整理一本有关服饰史的书籍。
从1964年初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样稿完成，本来以为1964年冬天就可以出版。然而由于当时已经初见后来浩劫的影子，出版之事自然被耽搁下来了。
这一耽误就是整整十七年，差一点沈从文自己都看不到这本书的出版，而且还是在香港出版。
而当增订版问世时，沈从文已逝世5年了。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
1962年，范曾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随沈从文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并临摹优秀绘画作品多件。
为了可以进入历史博物馆，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露关心，当时学校认为此人骄傲狂妄，但是范曾的老师刘凌沧一再推荐，所以当历史博物馆进行专题研究时沈从文便让他和陈大章等人一起进行绘图工作，沈从文事实上成了范曾在工作单位的导师。
很快就遭遇了浩劫年代，范曾和沈从文的恩怨从此开始。
范曾“揭发最多”“约丁玲等在家中聚会”的说法来源于《一张大字报稿》：
“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不仅如此，沈从文更将“揭发最多”具体化到了“几百条”：“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
对于“几百条”的指控，范曾的辩解是：
以五百条算，“说清楚一条罪状以五十字计，已是春秋左传笔法，那是至少几万言的大块文章，倾历史博物馆走廊、过道、院中的所有墙面亦无法容纳如此宏伟的大字报。”
范曾没有看到过沈从文1969年11月写给张兆和的信。在这封信里，所谓“几百条”是“二百几十条”，分布在“十二大张纸”（意即“十二张大字报”）中。这二百几十条的“罪状”，“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但在当时“都能致人死地”。
1975年2月，沈从文写了《致一画家信》，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沈从文是就范曾所绘商鞅像（而不是屈原像）引致范曾不悦的。
沈从文做为一个文物研究大家，认为商鞅不应该佩刀而应该佩剑。沈从文大概因为不满范曾“不虚心”的态度，他旧事重提：
“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他没有直言范曾是否说过“你过时了……”的话，他只说：“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
两年后，1977年4月，沈从文写给汪曾祺的一封信里，又旧事重提，更加具体：
“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对范曾“大画家”的名头和“名人”身份很不屑，认为范曾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不过是一“中山狼。”
在这两封信中，沈从文两次提及自己早年为范曾的工作出力的事，明确说范曾是经他“负责介绍推荐”才进入博物馆的。
《一张大字报稿》，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过，它最早公开是在1992年，被岳麓书社编入《沈从文别集·顾问官》）。
《致一画家信》也似乎只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编选时的注解是“据废邮残稿编入”。
这两封信的最终公开，让后人了解了沈从文与范曾的恩怨纠葛始末，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性。
被政治利益绑架的师生反目为仇，浩劫过后缺少自我反省，或者片面地把恩怨归于人性的恶。这些并不足以对重蹈覆辙起到警示意义。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