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運：中美洲革命與第四國際（托派）的決議（03）尼加拉瓜革命
第三章 尼加拉瓜革命
（1）1979年4、5月間所開啟的雙重政權在7月19日有了質的改變。在革命推翻了索莫沙與瓦解了國民衛軍（事實上是完全與索莫沙政權一致的）以後，決策權和人民政權的領導都操在桑解陣線的手中。
資產階級國家機構的主要部門——它的鎮壓力量——已經被擊碎，而且一支革命軍隊已經建立起來。這支革命軍隊的起源、成份、領導結構和訓練，都是桑解陣線發動的革命戰爭的直接結果。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樣，尼加拉瓜的資產階級國家並沒有一下子被消滅（譬如行政機構、中央銀行、一部份法律制度）。但是它的主要支柱已被打斷，而且被一個不同階級性質的國家機構所代替。表達勞苦大眾願望的桑地諾軍隊操縱了這個國家的實權。
資產階級以前及現在繼續保有相當大的經濟基層。然而它的傳統的政治弱點；它之無法在革命戰爭後期抓住反索莫沙鬥爭的領導權的一部份；而且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它不得不尾隨桑地諾主義而生存；所有這些因素使它更不能夠把它的經濟力量轉變為政治力量。它是有組織的——主要是「私營企業最高會議」，一些表達意見的孔道（如其主要的報紙普倫沙報及私營電台），天主教高層內的有影響力量的盟友，以及幾個微弱的政黨。它在一部份國家機構（行政部份、銀行、法院）之內有支持的力量，但是這些人對整個國家的方針是沒有決定權的。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不僅僅再度產生我們已經在其它革命過程（古巴）中所見到的東西。如果我們要用適當的詞句去表達的話，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也與雙重政權的相對短暫和桑解陣線所追循的政治路線（如國民重建執政團在1979年6月成立）有關。因此，在7月19日以後這個雙重政權的某些因素仍舊存在。但是，這些因素是在權力集中在代表工農利益的桑解陣線手中的情況下存在的。根本沒有相對抗的分子之間平均共享政權的情況發生。天平桿是決定性地一面倒。政權轉移在工人的手中。
政權的奪取以及對國家權力主要部份的控制，是任何資產階級革命的開端，而且使桑解陣線有工具來保衛革命、加深革命、擴大與鞏固革命的社會基礎、發動對資產階級財產的侵犯、以及把經濟的方向轉變為符合創造革命的階級的利益。這些革命行動的步伐——特別是在一個生產力非常弱、極端地依賴他國、面對著極大帝國主義壓力的國家裡——還是依靠一連串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因素。
1979年7月19日標誌了建立在工農聯盟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步，也即是建立工人國家的初步。這個工人國家，就像任何新興的工人國家一樣，必需加以鞏固。在這個意義上，鞏固與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是有一個過渡階段的。財產關係的社會經濟的階級內容（私有部門的比重）是和這個新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內容互相矛盾的。但是這個矛盾是被壓縮在新政權的外殼之內。這個矛盾表達在桑解陣線已經奪取了政治權力——那就是建立了專政——但還沒有通過沒收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財產以及通過引進集體化的財產關係來鞏固這個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支配國家這個工具——開啟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政治權力的階級性質和經濟關係的階級性質之間，可能會有矛盾。當然，在最後階段，經濟基礎對工人國家的鞏固會有決定的作用。任何革命都要經過這種交叉路口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中，指導所有措施的方針，才使革命的階級與它的社會內容取得和諧。
我們只要考察過去五年中革命的措施和收穫，就可以證明這個新的工人國家——美洲第二個自由領土——的力量已經增強了。
（2）7月19日以後，桑地諾領導層在作主要的決定時，需要考慮三個問題。第一，這個對中美洲的現狀作的激進挑戰，一定會在短期內引起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要在政治上鞏固革命和在軍事上加強國防，它就要爭取時間，尋找不同國家的（即使是薄弱的）支持，以及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其次，在桑地諾革命的衝擊下，中美洲各地的革命的步伐加速了。從那時候開始，尼加拉瓜革命的方向就與這些革命的進展、和帝國主義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活動聯繫在一起了。最後一個問題是，桑解陣線如何對付這個規模相當大的經濟災難。
在這個情況之下，它很快地鞏固了政權的主要工具；工人、農民、和半無產階級的專政。
（A）這個新國家的基石就是革命軍隊。建立桑地諾人民軍隊並使之專業化，自然是首要的任務。它的核心是由五千人左右桑解陣線的舊有的「正規軍」所組成。桑解陣線在這些戰士之間進行了識字和政治化運動。整個指揮系統是在桑解陣線的手中。在那個時候，亦成立了桑地諾警察。它的大部份成員是因戰爭而失業的反索莫沙的工人階級戰士。
雖然在革命勝利後初期組織桑地諾人民軍隊是優先任務，桑解陣線領導層也在準備建立民兵。桑地諾人民民兵於1960年3月成立。人民參加民兵是完全自願的。好幾萬工人和青年很快地參加了民兵。
關於內政和國防部的種種決定，是由「九位革命指揮」所組成的桑解陣線聯合全國領導層所決定的。
（B）革命初期所發生的政治衝突顯示出誰掌握真正的決定權。桑解陣線已經在1979年12月決定重組政府——指派它自己的人員擔任三個重要部門的首腦：國防部長由奧提加（H．ORTEGA）擔任；農業和土地改革部長由威洛克（J. WHEELOCK）擔任；計劃部長由魯易茲（H．RUIZ）擔任。
從這時候開始，私營企業最高會議即集中其火力對向一個目標：「桑解陣線必須減少它對軍隊、警察和桑地諾防衛委員會的控制」。
在1980年3、4月間，國民重建執政團因國務會議的構成問題而產生分裂。穩定多數的席位被指派給群眾組織及表達人民多數意見的政黨。從幾方面看來，兩個資產階級代表（查莫羅和羅貝樂）之離開國民重建執政團是有相當象徵意義的。5月4日國務會議即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建立起來——那一天剛好是1927年桑地諾雖然遭到資產階級出賣但仍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周年紀念。辭了職的位置並沒有馬上填補起來。資產階級反對黨直接與九位「革命指揮」交涉，因為他們知道，歸根到底，這九個人是掌握決定權的。執政團的新成員是由這九位「革命指揮」所提名的。他們並沒有顧及到過份的禮儀。兩位新的資產階級人物（克魯茲和科多巴）被包括在執政團了。私營企業最高會議被解除武裝，就公開同意執政團的新成員。接著，私營企業最高會議就要求召開立憲大會，使桑解陣線和國家機構分離，執政團成員有否決權，控制司法制度和財政，以及正式地保障私有財產。
對國務會議這個諮詢機構組成的爭執從兩方面顯示了誰掌握大權。在一方面，桑解陣線領導層表明它掌握國家大權，因此對資產階級一點都不讓步。在另方面，兩個資產階級代表被另外兩個代替，證明什麼都沒有改變。資產階級代表完全處在附屬的地位。即使克羅茲當了資產階級的新代表，他與羅貝洛一樣在新的國家機構中拿不到決定的力量。
1980年7月，奧提加答覆私營企業會議的要求，宣布1985年舉行選舉。這裡再度表示出誰掌握決定權。更好的是，這位國防部長還宣布，真正的民主應該是社會不平等的減少，並不單單是選舉。選舉的目的是「使人民權力達到完善的地步」。
在1980年底，資產階級發動一個新攻勢。這個攻勢使用了現在常常聽到的主題：桑解陣線獨霸權力。但這個主題與首次以武裝攻擊革命的行動結合起來。資產階級反對力量又叫它的成員退出國務會議。幾個月以後，國務會議就被那個已減少到三個成員的以丹尼爾·奧提加（D.ORTEGA）為主席的國民重建執政團所改組了！
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漸增地集中其火力在經濟陣地和軍事陣地上。由於經濟方面的攻擊，執政團不得不於1981年9月宣布經濟和社會的緊急狀態。由於軍事方面的攻勢, 執政團不得不於1982年3月宣布全國的緊急狀態。資產階級並沒有放棄在政治上玩花招。他們只不過以政治花招來補助經濟破壞與或多或少地公開支持以宏都拉斯和哥斯大黎加為基地的反革命軍事行動。
（C）新政權的基礎，除了桑地諾人民軍隊和民兵以外，就是群眾組織。好幾個群眾組織是革命的直接產物（如桑地諾防衛委員會、農村工人協會）。
群眾組織主要有以下幾個：
·桑地諾防衛委員會，對於團結人民中的不同的階層有很大的貢獻。
·桑地諾工人聯合會，第一次在全國規模上組織了大多數的工人，而且（經過了幾次挫敗以後）對團結獨立的工會運動作了持久的努力（在1980年2月組織了全國性的工會聯合委員會）。
·農村工人協會，不但觸發了土地改革，保衛農村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而且密切地監視地主的舉動。由於桑地諾工人聯合會和農村工人協會之間有機的聯盟，工農聯盟得以實現。
·全國農民與牧民協會，組織目標是對糧食生產和合作社的發展有決定作用的小農和中農。他們的支持對於打敗反革命有極大的重要性。
·尼加拉瓜婦女協會，任務是爭取婦女應有的權利。婦女在革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桑地諾青年團，是在掃除文盲運動和學生生產隊的推動下組織起來的。掃盲運動是提高城市的和特別是農村的群眾政治意識的廣大運動。
帶有工會性質的組織是獨立於桑解陣線的。即使桑解陣線的政治影響是舉足輕重的，但它沒有強加它的獨霸。這些組織的門戶是對任何人都打開的。它們的壯大是這幾年的特徵之一。它們已經使群眾的意識和社會的權力機構發生深刻的轉變。
它們的功能和目標，雖然沒有常常實現，但可以總結如下：
·鼓勵人民積極地參加各種社會生活。
·幫助人民中的不同部份團結一起，來保護它們的利益，表達它們的需要，提高它們的階級意識，以及使它們與桑解陣線及有關的政府部門發展（有時候是衝突性的）對話。
·參加政權的機構——以它們在國務會議中的代表的比重或者以它們在市政府中所起的作用來證明。
·支持經濟重建，共同推動或領導教育運動、公共衛生運動，和維護地方設備，以提高人民中最貧窮層份的生活水平；它們也通過計劃與組織它們的活動和任務，來教育擔任管理與行政方面的人員，而且訓練各級領導。
·保衛革命，使之不受錯誤的宣傳運動和破壞的影響。
·在一個過去充滿了腐化現象的社會中，提倡道德與文明態度，而且向「濫用職權」、自大、和官僚化現象——這是這樣落後的情況中所內涵的危險——進行鬥爭。
·這些組織把以革命的實踐改變社會和經濟環境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我轉變」結合起來。
從革命的最初的日子開始，桑解陣線就以政治力量來組織和擴大革命群眾的隊伍，而且發動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D）桑解陣線是真正的權力中心。它鞏固領導權和合法性，並不是用預先與1979年6月的聯合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決裂的方法來達到的。它是因為具體的任務和選擇才與資產階級分子決裂的。這些任務和選擇是從革命的必要的進展而來的，而且是有利於群眾意識的進展的。資產階級每次失去常態，它就被暴露為與「桑地諾主義的計劃」破裂，而且被群眾視為反對「反帝的」民族統一和「國民重建」。
桑解陣線的方法表示出它能夠抓住民族和反帝意識的成熟和社會主義意識的成熟之間的關連。一個澄清化的過程在運轉（而且現在還在運轉）；在這個過程中，桑解陣線日漸地不再使它自己僅僅作為推翻獨裁政制的派別，而是作為領導人民走向「新社會」的力量。由於資產階級——特別是因為它與帝國主義的聯盟——還有一些實力，在這點或那點上對資產階級的讓步，如果我們要正確地評價它的話，必須要從全面的動力和加強勞動人民地位的角度來看。
桑解陣線之所以有政治的領導權，一方面是因為它在反帝與反獨裁政制的鬥爭中所爭取到的權威，另方面則是因為它能夠把全國的積极參加建立「新尼加拉瓜」的力量團結起來。它的這種能力就在實際上證明它比其它政治、社會力量優越。
桑解陣線不斷地爭到領導權，是以多元化為先決條件，特別是因為尼加拉瓜革命的思想基石是建基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特別是古巴）、以及一支準備為民族和社會的獨立而進行最堅決鬥爭的基督教派之間的聯盟。
（3）桑解陣線稱尼加拉瓜的經濟結構為「混合經濟」。這裡，如果我們不把向帝國主義的支配作出的挑戰和現政權的性質考慮在內的話，我們是無法了解這個「混合經濟」的。我們必須看看這個情勢的演進。
事實是這樣的：桑解陣線之對於1979年7月以後所建立的國家的控制，已經把它自己的痕迹印在經濟的「混合性」上面。這是因為它有資源和社會基礎，不但用來增加它對私有財產的侵犯，而且擴大已受它控制的範圍（如外匯、分配、信用等）。它的功用，不但是一個經濟改變的槓桿，而且是一個永久性的強制作用的工具。很明顯地這個控制還沒有消除經濟的不同部份之間的尖銳矛盾，一方面是消除革命的社會、經濟目標和另一方面是世界市場的壓力，以及私有部門的再生產規律（它在具有戰略價值的農產品輸出部門仍然普遍）之間的尖銳矛盾。但是現政權能夠在由保衛革命所指定的優先次序的基礎上解決這些矛盾。國家的「經濟以外」的性質就變為經濟的力量。
（A）在這整個時期中，桑解陣線所採取的經濟政策不能夠與以下的幾個因素分開來看：1979年的經濟情況；國際的因素；它從古巴的卡斯特羅領導層在革命初期採取的措施中所得出的經驗。
我們應該回憶一下經濟方面的一些情況：
·索莫沙政權和內戰所遺留下的狀況：
五萬人死亡，大約十萬人受傷，工業大量破壞，兩個農業周期的失調以致大大影響糧食供應和輸出；每人平均的國內總產值已降落到十七年前的水平；大量外債，幾乎完全缺乏外匯，高度的通貨膨脹；國家預算完全不平衡，再加上大量的「社會虧損」（文盲、健康與房屋）。
·發展十分不足的資本主義經濟（比1959年的古巴還要差），因此城市與農村的無產階級的數量非常少而且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只有薄薄的一層技術人員（聽說農業方面只有四百人！）。
·國家要依靠農產品輸出來賺取國外的收入，而後者對外匯匯率的變動和充滿了危機的世界市場的要求特別敏感；農產品輸出部門的發展，除非洲發生國內糧食的缺乏以外，還使輸入品（肥料、化學品、機器及零件）的「平衡」變形。
·經常有經濟制裁與經濟封鎖的威脅。
（B）新政權，面對著如此困難的局面，快速地控制了經濟的四個重要部門：索莫沙及它的支持者的財產（這個部門提供了公有部門的主要骨架）；財政與保險；對外貿易（逐漸地國有化了將近七成的輸出部門）；和自然資源。
桑解陣線說，由於以下的幾點理由，它認為不應該要馬上接收農產品輸出的部門：
·資產階級的脆弱和缺乏內聚力，使桑解陣線有轉圜的餘地，而且有利於「促主生產的同盟」——資產階級只能寄望於在新的「壕溝戰」中有佔據經濟陣地的可能性。
·這個聯盟的另一個好處就是馬上獲得主要的貸款和延遲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束縛。新政權快速地在有利的條件下得到十五億美元的貸款。在革命以後的頭三年，除了古巴以外，沒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熱切地提供大量援助。除此以外，這個援助只相對地符合即時的需要，而且各種不同的援助和貿易是反對華盛頓的戰爭行動的一個積極的政治因素。
·公有部門需要很多的很複雜的全國性的和地區性的組織來避免額外費用的過份膨脹。這些額外費用在過渡時期是必然會發生的。在這個優先工作和其它的優先工作之間存在著特別緊張的狀態。而這緊張狀態多份是因重建的過程而起的。為了使公有部門賺到很大的盈餘，它必須發展比較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這個有效的行政管理的能力幫助它日後接收新的農業與工業公司。但是桑解陣線只爭取到少數的幹部，而且工人在這方面的水平非常低。
·生產力的微弱的社會化（由於小商品生產的、手工藝生產的、小農和中農的份量）使中央計劃成為一個問題；它的應用範圍應該快速地擴張。同時，因收入的分配的變化而產生的需求的結構，與公共部門的供應，常常接不上頭。計劃也需要它的過渡。
桑解陣線因此選擇了直接控制佔少數的公有部門與間接控制私有部門（用對外貿易、信用、按契約而生產、工資的的決定等等方法）的結合的方法。它同時也顧及到在階級矛盾時這些控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極限。制訂公有部門的計劃，並且使它在第二階段能夠地區化，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開始實施。這時所決定的就是有關於大的目的與任務的每年一次的計劃。
桑解陣線已經清楚地強調，它的中期目的是使國有及合作社所有的部門變為經濟中多數的而且佔優勢的部門。
（4）為了適應群眾的要求，以及對付資產階級的破壞，桑解陣線不得不定出對舊的統治階級不利的規則：
（A）1980年春天，反對資本逃離（資本逃離、破壞生產資料和原料、囤積居所）的法律的通過，使它能夠以全部或局部沒收土地或工廠的方法，來制止這些不法行動。農村工人協會和桑地諾工人聯合會在區分誰是「響應重建號召」和誰是「破壞者」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們並沒有給前者政治的紅利。對外匯交易所的控制逐步增加，以至全面控制的制度在1983年5月建立起來。
（B） 土地改革是革命以後經濟鬥爭的一個主要武器。它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把貧農在革命初期所佔領的土地沒收過來，交給貧農使用；其次就是降低地租。然後開始土地改革的新階段：把大地主所荒棄不用的或不好好種植的土地，轉交給無地的農民及貧農、有時也轉交給國營農場。這是對大地主財產的直接攻擊。
這個階段的重點是自願組織生產合作社和服務合作社。從短期和中期看來，它們比公有部門更易於對緊急的失業問題作出反應。它們使大多數的小農和半無產階級的農民與革命認同。這些農民對於糧食生產是極端重要的。
土地改革的第三個階段是在1984年初開始的。這個階段的要點，是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耕種土地的小農，特別是在「農業前線」的小農。這就是對反革命游擊隊想在農民中尋找支持的一個回答。
土地改革的每一階段，是與有系統地組織農民運動分不開的。
就國家而言，它保證在困難時供應定量的消費品和服務。它以保證的固定價格購買一部份產品。它就這樣地控制了大約40%的基本食糧的分配。一連串重要的農業和農用工業的計劃已經發動了。
農業已經一方面真正恢復經濟方面的活動，另方面局部地改變社會關係。這個困難的雙重挑戰，是每個急進的土地改革必須面對的。
與國家及合作社部門比較起來，大地主的影響力已經減少了很多。在1979年7月，（佔地五百西班牙畝以上的）大地主控制了36.1%的可耕地；在1984年7月，他們只佔11%的可耕地。在私有部門，聯合生意方式（合作社）的數量增加，已經導致深入的分化，破壞了反動的尼加拉瓜職業農民聯合會的基層。在1984，四萬四千農戶在土地改革中受益，其中二萬五千戶現在在合作社中從事農業生產。服務合作社控制了8.2%的可耕地；生產合作社控制了10.7%的可耕地，而公有部門控制了18.3%的可耕地。
土地改革是革命推動者手中的一個工具。野蠻的高度剝削不但在國有部門完結，而且在農村工人協會的力量能夠及到私有部份終止。尼加拉瓜的農村正在發生劇變——除非合作社的進展以外——農民群眾的政治與文化水平也在加速轉變。
（c）相隨著所有這些進展，是教育、衛生、房屋、社會服務方面所作的大躍進。所有這些進展是將來發展的堅實基礎。
我是作者，我是魔都上海人，我信仰社會民主主義，我有3級輕度智力障礙殘疾人證（號碼是我的身份證+53），現在在麥當勞工作，我畢業的特殊學校（一個專門給智障青年進行職業技術培訓的學校主要是考廚師證）
來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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