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中美洲革命与第四国际（托派）的决议（03）尼加拉瓜革命
第三章 尼加拉瓜革命
（1）1979年4、5月间所开启的双重政权在7月19日有了质的改变。在革命推翻了索莫沙与瓦解了国民卫军（事实上是完全与索莫沙政权一致的）以后，决策权和人民政权的领导都操在桑解阵线的手中。
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主要部门——它的镇压力量——已经被击碎，而且一支革命军队已经建立起来。这支革命军队的起源、成份、领导结构和训练，都是桑解阵线发动的革命战争的直接结果。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样，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一下子被消灭（譬如行政机构、中央银行、一部份法律制度）。但是它的主要支柱已被打断，而且被一个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机构所代替。表达劳苦大众愿望的桑地诺军队操纵了这个国家的实权。
资产阶级以前及现在继续保有相当大的经济基层。然而它的传统的政治弱点；它之无法在革命战争后期抓住反索莫沙斗争的领导权的一部份；而且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它不得不尾随桑地诺主义而生存；所有这些因素使它更不能够把它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它是有组织的——主要是「私营企业最高会议」，一些表达意见的孔道（如其主要的报纸普伦沙报及私营电台），天主教高层内的有影响力量的盟友，以及几个微弱的政党。它在一部份国家机构（行政部份、银行、法院）之内有支持的力量，但是这些人对整个国家的方针是没有决定权的。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仅再度产生我们已经在其它革命过程（古巴）中所见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用适当的词句去表达的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与双重政权的相对短暂和桑解阵线所追循的政治路线（如国民重建执政团在1979年6月成立）有关。因此，在7月19日以后这个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仍旧存在。但是，这些因素是在权力集中在代表工农利益的桑解阵线手中的情况下存在的。根本没有相对抗的分子之间平均共享政权的情况发生。天平杆是决定性地一面倒。政权转移在工人的手中。
政权的夺取以及对国家权力主要部份的控制，是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且使桑解阵线有工具来保卫革命、加深革命、扩大与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发动对资产阶级财产的侵犯、以及把经济的方向转变为符合创造革命的阶级的利益。这些革命行动的步伐——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非常弱、极端地依赖他国、面对著极大帝国主义压力的国家里——还是依靠一连串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因素。
1979年7月19日标志了建立在工农联盟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也即是建立工人国家的初步。这个工人国家，就像任何新兴的工人国家一样，必需加以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巩固与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财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的阶级内容（私有部门的比重）是和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被压缩在新政权的外壳之内。这个矛盾表达在桑解阵线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那就是建立了专政——但还没有通过没收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财产以及通过引进集体化的财产关系来巩固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支配国家这个工具——开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政治权力的阶级性质和经济关系的阶级性质之间，可能会有矛盾。当然，在最后阶段，经济基础对工人国家的巩固会有决定的作用。任何革命都要经过这种交叉路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指导所有措施的方针，才使革命的阶级与它的社会内容取得和谐。
我们只要考察过去五年中革命的措施和收获，就可以证明这个新的工人国家——美洲第二个自由领土——的力量已经增强了。
（2）7月19日以后，桑地诺领导层在作主要的决定时，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对中美洲的现状作的激进挑战，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要在政治上巩固革命和在军事上加强国防，它就要争取时间，寻找不同国家的（即使是薄弱的）支持，以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次，在桑地诺革命的冲击下，中美洲各地的革命的步伐加速了。从那时候开始，尼加拉瓜革命的方向就与这些革命的进展、和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桑解阵线如何对付这个规模相当大的经济灾难。
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很快地巩固了政权的主要工具；工人、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的专政。
（A）这个新国家的基石就是革命军队。建立桑地诺人民军队并使之专业化，自然是首要的任务。它的核心是由五千人左右桑解阵线的旧有的「正规军」所组成。桑解阵线在这些战士之间进行了识字和政治化运动。整个指挥系统是在桑解阵线的手中。在那个时候，亦成立了桑地诺警察。它的大部份成员是因战争而失业的反索莫沙的工人阶级战士。
虽然在革命胜利后初期组织桑地诺人民军队是优先任务，桑解阵线领导层也在准备建立民兵。桑地诺人民民兵于1960年3月成立。人民参加民兵是完全自愿的。好几万工人和青年很快地参加了民兵。
关于内政和国防部的种种决定，是由「九位革命指挥」所组成的桑解阵线联合全国领导层所决定的。
（B）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政治冲突显示出谁掌握真正的决定权。桑解阵线已经在1979年12月决定重组政府——指派它自己的人员担任三个重要部门的首脑：国防部长由奥提加（H．ORTEGA）担任；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由威洛克（J. WHEELOCK）担任；计划部长由鲁易兹（H．RUIZ）担任。
从这时候开始，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即集中其火力对向一个目标：「桑解阵线必须减少它对军队、警察和桑地诺防卫委员会的控制」。
在1980年3、4月间，国民重建执政团因国务会议的构成问题而产生分裂。稳定多数的席位被指派给群众组织及表达人民多数意见的政党。从几方面看来，两个资产阶级代表（查莫罗和罗贝乐）之离开国民重建执政团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5月4日国务会议即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那一天刚好是1927年桑地诺虽然遭到资产阶级出卖但仍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周年纪念。辞了职的位置并没有马上填补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党直接与九位「革命指挥」交涉，因为他们知道，归根到底，这九个人是掌握决定权的。执政团的新成员是由这九位「革命指挥」所提名的。他们并没有顾及到过份的礼仪。两位新的资产阶级人物（克鲁兹和科多巴）被包括在执政团了。私营企业最高会议被解除武装，就公开同意执政团的新成员。接著，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就要求召开立宪大会，使桑解阵线和国家机构分离，执政团成员有否决权，控制司法制度和财政，以及正式地保障私有财产。
对国务会议这个咨询机构组成的争执从两方面显示了谁掌握大权。在一方面，桑解阵线领导层表明它掌握国家大权，因此对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让步。在另方面，两个资产阶级代表被另外两个代替，证明什么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代表完全处在附属的地位。即使克罗兹当了资产阶级的新代表，他与罗贝洛一样在新的国家机构中拿不到决定的力量。
1980年7月，奥提加答复私营企业会议的要求，宣布1985年举行选举。这里再度表示出谁掌握决定权。更好的是，这位国防部长还宣布，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并不单单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使人民权力达到完善的地步」。
在1980年底，资产阶级发动一个新攻势。这个攻势使用了现在常常听到的主题：桑解阵线独霸权力。但这个主题与首次以武装攻击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力量又叫它的成员退出国务会议。几个月以后，国务会议就被那个已减少到三个成员的以丹尼尔·奥提加（D.ORTEGA）为主席的国民重建执政团所改组了！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渐增地集中其火力在经济阵地和军事阵地上。由于经济方面的攻击，执政团不得不于1981年9月宣布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态。由于军事方面的攻势, 执政团不得不于1982年3月宣布全国的紧急状态。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玩花招。他们只不过以政治花招来补助经济破坏与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以宏都拉斯和哥斯大黎加为基地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C）新政权的基础，除了桑地诺人民军队和民兵以外，就是群众组织。好几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如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农村工人协会）。
群众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不同的阶层有很大的贡献。
·桑地诺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组织了大多数的工人，而且（经过了几次挫败以后）对团结独立的工会运动作了持久的努力（在1980年2月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联合委员会）。
·农村工人协会，不但触发了土地改革，保卫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且密切地监视地主的举动。由于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和农村工人协会之间有机的联盟，工农联盟得以实现。
·全国农民与牧民协会，组织目标是对粮食生产和合作社的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支持对于打败反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尼加拉瓜妇女协会，任务是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妇女在革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桑地诺青年团，是在扫除文盲运动和学生生产队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扫盲运动是提高城市的和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政治意识的广大运动。
带有工会性质的组织是独立于桑解阵线的。即使桑解阵线的政治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没有强加它的独霸。这些组织的门户是对任何人都打开的。它们的壮大是这几年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使群众的意识和社会的权力机构发生深刻的转变。
它们的功能和目标，虽然没有常常实现，但可以总结如下：
·鼓励人民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生活。
·帮助人民中的不同部份团结一起，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表达它们的需要，提高它们的阶级意识，以及使它们与桑解阵线及有关的政府部门发展（有时候是冲突性的）对话。
·参加政权的机构——以它们在国务会议中的代表的比重或者以它们在市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来证明。
·支持经济重建，共同推动或领导教育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和维护地方设备，以提高人民中最贫穷层份的生活水平；它们也通过计划与组织它们的活动和任务，来教育担任管理与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且训练各级领导。
·保卫革命，使之不受错误的宣传运动和破坏的影响。
·在一个过去充满了腐化现象的社会中，提倡道德与文明态度，而且向「滥用职权」、自大、和官僚化现象——这是这样落后的情况中所内涵的危险——进行斗争。
·这些组织把以革命的实践改变社会和经济环境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转变」结合起来。
从革命的最初的日子开始，桑解阵线就以政治力量来组织和扩大革命群众的队伍，而且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D）桑解阵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巩固领导权和合法性，并不是用预先与1979年6月的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方法来达到的。它是因为具体的任务和选择才与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这些任务和选择是从革命的必要的进展而来的，而且是有利于群众意识的进展的。资产阶级每次失去常态，它就被暴露为与「桑地诺主义的计划」破裂，而且被群众视为反对「反帝的」民族统一和「国民重建」。
桑解阵线的方法表示出它能够抓住民族和反帝意识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之间的关连。一个澄清化的过程在运转（而且现在还在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桑解阵线日渐地不再使它自己仅仅作为推翻独裁政制的派别，而是作为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有一些实力，在这点或那点上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它的话，必须要从全面的动力和加强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来看。
桑解阵线之所以有政治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反帝与反独裁政制的斗争中所争取到的权威，另方面则是因为它能够把全国的积极参加建立「新尼加拉瓜」的力量团结起来。它的这种能力就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其它政治、社会力量优越。
桑解阵线不断地争到领导权，是以多元化为先决条件，特别是因为尼加拉瓜革命的思想基石是建基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古巴）、以及一支准备为民族和社会的独立而进行最坚决斗争的基督教派之间的联盟。
（3）桑解阵线称尼加拉瓜的经济结构为「混合经济」。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向帝国主义的支配作出的挑战和现政权的性质考虑在内的话，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个「混合经济」的。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情势的演进。
事实是这样的：桑解阵线之对于1979年7月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的控制，已经把它自己的痕迹印在经济的「混合性」上面。这是因为它有资源和社会基础，不但用来增加它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扩大已受它控制的范围（如外汇、分配、信用等）。它的功用，不但是一个经济改变的杠杆，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强制作用的工具。很明显地这个控制还没有消除经济的不同部份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消除革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另一方面是世界市场的压力，以及私有部门的再生产规律（它在具有战略价值的农产品输出部门仍然普遍）之间的尖锐矛盾。但是现政权能够在由保卫革命所指定的优先次序的基础上解决这些矛盾。国家的「经济以外」的性质就变为经济的力量。
（A）在这整个时期中，桑解阵线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能够与以下的几个因素分开来看：1979年的经济情况；国际的因素；它从古巴的卡斯特罗领导层在革命初期采取的措施中所得出的经验。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索莫沙政权和内战所遗留下的状况：
五万人死亡，大约十万人受伤，工业大量破坏，两个农业周期的失调以致大大影响粮食供应和输出；每人平均的国内总产值已降落到十七年前的水平；大量外债，几乎完全缺乏外汇，高度的通货膨胀；国家预算完全不平衡，再加上大量的「社会亏损」（文盲、健康与房屋）。
·发展十分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比1959年的古巴还要差），因此城市与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少而且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只有薄薄的一层技术人员（听说农业方面只有四百人！）。
·国家要依靠农产品输出来赚取国外的收入，而后者对外汇汇率的变动和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市场的要求特别敏感；农产品输出部门的发展，除非洲发生国内粮食的缺乏以外，还使输入品（肥料、化学品、机器及零件）的「平衡」变形。
·经常有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的威胁。
（B）新政权，面对著如此困难的局面，快速地控制了经济的四个重要部门：索莫沙及它的支持者的财产（这个部门提供了公有部门的主要骨架）；财政与保险；对外贸易（逐渐地国有化了将近七成的输出部门）；和自然资源。
桑解阵线说，由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它认为不应该要马上接收农产品输出的部门：
·资产阶级的脆弱和缺乏内聚力，使桑解阵线有转圜的余地，而且有利于「促主生产的同盟」——资产阶级只能寄望于在新的「壕沟战」中有占据经济阵地的可能性。
·这个联盟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马上获得主要的贷款和延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束缚。新政权快速地在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在革命以后的头三年，除了古巴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热切地提供大量援助。除此以外，这个援助只相对地符合即时的需要，而且各种不同的援助和贸易是反对华盛顿的战争行动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因素。
·公有部门需要很多的很复杂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组织来避免额外费用的过份膨胀。这些额外费用在过渡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个优先工作和其它的优先工作之间存在著特别紧张的状态。而这紧张状态多份是因重建的过程而起的。为了使公有部门赚到很大的盈余，它必须发展比较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的能力帮助它日后接收新的农业与工业公司。但是桑解阵线只争取到少数的干部，而且工人在这方面的水平非常低。
·生产力的微弱的社会化（由于小商品生产的、手工艺生产的、小农和中农的份量）使中央计划成为一个问题；它的应用范围应该快速地扩张。同时，因收入的分配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的结构，与公共部门的供应，常常接不上头。计划也需要它的过渡。
桑解阵线因此选择了直接控制占少数的公有部门与间接控制私有部门（用对外贸易、信用、按契约而生产、工资的的决定等等方法）的结合的方法。它同时也顾及到在阶级矛盾时这些控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极限。制订公有部门的计划，并且使它在第二阶段能够地区化，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这时所决定的就是有关于大的目的与任务的每年一次的计划。
桑解阵线已经清楚地强调，它的中期目的是使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部门变为经济中多数的而且占优势的部门。
（4）为了适应群众的要求，以及对付资产阶级的破坏，桑解阵线不得不定出对旧的统治阶级不利的规则：
（A）1980年春天，反对资本逃离（资本逃离、破坏生产资料和原料、囤积居所）的法律的通过，使它能够以全部或局部没收土地或工厂的方法，来制止这些不法行动。农村工人协会和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在区分谁是「响应重建号召」和谁是「破坏者」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前者政治的红利。对外汇交易所的控制逐步增加，以至全面控制的制度在1983年5月建立起来。
（B） 土地改革是革命以后经济斗争的一个主要武器。它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贫农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土地没收过来，交给贫农使用；其次就是降低地租。然后开始土地改革的新阶段：把大地主所荒弃不用的或不好好种植的土地，转交给无地的农民及贫农、有时也转交给国营农场。这是对大地主财产的直接攻击。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自愿组织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从短期和中期看来，它们比公有部门更易于对紧急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它们使大多数的小农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与革命认同。这些农民对于粮食生产是极端重要的。
土地改革的第三个阶段是在1984年初开始的。这个阶段的要点，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耕种土地的小农，特别是在「农业前线」的小农。这就是对反革命游击队想在农民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回答。
土地改革的每一阶段，是与有系统地组织农民运动分不开的。
就国家而言，它保证在困难时供应定量的消费品和服务。它以保证的固定价格购买一部份产品。它就这样地控制了大约40%的基本食粮的分配。一连串重要的农业和农用工业的计划已经发动了。
农业已经一方面真正恢复经济方面的活动，另方面局部地改变社会关系。这个困难的双重挑战，是每个急进的土地改革必须面对的。
与国家及合作社部门比较起来，大地主的影响力已经减少了很多。在1979年7月，（占地五百西班牙亩以上的）大地主控制了36.1%的可耕地；在1984年7月，他们只占11%的可耕地。在私有部门，联合生意方式（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已经导致深入的分化，破坏了反动的尼加拉瓜职业农民联合会的基层。在1984，四万四千农户在土地改革中受益，其中二万五千户现在在合作社中从事农业生产。服务合作社控制了8.2%的可耕地；生产合作社控制了10.7%的可耕地，而公有部门控制了18.3%的可耕地。
土地改革是革命推动者手中的一个工具。野蛮的高度剥削不但在国有部门完结，而且在农村工人协会的力量能够及到私有部份终止。尼加拉瓜的农村正在发生剧变——除非合作社的进展以外——农民群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也在加速转变。
（c）相随著所有这些进展，是教育、卫生、房屋、社会服务方面所作的大跃进。所有这些进展是将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我是作者，我是魔都上海人，我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有3级轻度智力障碍残疾人证（号码是我的身份证+53），现在在麦当劳工作，我毕业的特殊学校（一个专门给智障青年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主要是考厨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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