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序言

1917年到1919年，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面向當時的德國知識界，也可以說是當時的全世界在大學裡接受學術訓練的青年以選擇以學術為天職還是以政治為天職為主題，發表了一系列演說。面對德國內外以及當時世界的局勢，這一系列的演說對於那個變革時代的知識青年們來說，是有其現實關懷的。

而就在韋伯做演說的同時，當時中國的兩位青年，一個名字叫做傅斯年，字孟真，一個名字叫做毛澤東，字潤之，將用他們的一生去踐行學術和政治這兩條不同的道路。從事學術的青年，用他的一生表明了一位理想的學者應當如何服膺於其內在志向，開創出一片嶄新地學術天地，勇往直前地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一個動蕩國家的人民；從事政治的青年，用他的一生表明了一位理想的政治家（對他而言，更適合的稱謂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應當如何在確認自己的使命和信念後，以革命精神和對人民的責任感，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中，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走向勝利，帶領人民一雪百餘年來的國恥，領導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走向繁榮與富強。 在一場偉大運動的百年之際，讓我們跳脫出救亡還是啟蒙，改良還是革命，這些圍繞五四運動的爭論的窠臼，回到個體生命價值的探索，人生道路選擇這些人生的根本問題，回顧一百年前的同齡人是如何思考與解決這些問題，探究歷史與時代發展的脈搏，以認清我們認清楚自己究竟應該從事何種道路，以何種方式，實現自身對於國家和社會的價值。

1. 在新潮中探索人生問題

1919年，傅斯年二十四歲，馬上大學畢業。

士大夫家庭出生的傅斯年家世和舊學功底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佼佼者 ：祖上傅以漸是清朝第一位狀元，榮登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父拔貢，而父親是光緒二十二年的舉人，少時就很聰慧，十一歲的時候已經通讀了《十三經》，剛從北大預科轉為國文門攻讀本科時，頗受劉師培，黃侃

，陳漢章等舊派學者看好，希望他能繼承舊學宿儒的衣缽。然而在1917年胡適提倡白話，掀起文學革命後，傅斯年作為一位有著社會責任感，有近代頭腦的知識分子，為《新青年》等刊物撰寫文章，投身入文學革命陣營了。 1918年，傅斯年與好友羅家倫以及其他同學一起，繼《新青年》之後，在當時的文科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

的支持下，籌辦《新潮》月刊。這份籌劃中的《新潮》，不是一本時尚雜誌，而是一本對應的英文名為The Renaissance的新文化運動中有著強大影響力的啟蒙刊物。 如果說《新青年》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一份英雄鎮臂高呼的戰鬥檄文的話，那麼《新潮》的發刊詞《新潮發刊旨趣書》則是一份學會裡的青年學友，試圖通過學術與文化影響與改良社會的學會公告。《敬告青年》的文風是政論式，其呼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 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新青年的出現；而《新潮發刊旨趣書》，是論文式的，注重學理，而非簡單的呼籲。按照傅斯年等人的設想，《新潮》的第一責任，是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確定「當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國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第二責任為「猶之犬羊」的群眾作不平之鳴，「兼談所以因革之方」；第三責任為鼓動群眾學術上之興趣；第四責任為鼓勵同學「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實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人格。」除此之外，發刊詞里還有從學理出發，呼籲個性解放。

時至今日，這些言之有物的主張雖然略顯書生意味，但仍然是振聾發聵的。而且我們能看到這中間有受蔡元培革新北大，革新學風，以至社會風氣的成功事例的影響。遺憾的是，基於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與當時的國情，這些主張還是太脫離群眾了。我們還可以從這些主張看出，傅斯年在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之時，有著這樣一種學者信念，中國社會的問題是可以通過追求進步的學者的通過學術手段得到解決的。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大學畢業在即，籌劃多時的《新潮》月刊出版。新文化運動也逐漸走向高潮，在諸多合力的作用下，1919年的中國與世界，與傅斯年進入大學時相比，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一份旨在啟蒙的刊物，其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人生問題發端》，傅斯年堅守一份有志學術的青年的內在旨趣，沒有大談革命與世界未來的局勢這樣變動不居的東西，而是回到思維方式與人生觀這樣非常根本的問題，然而在行文中，我們依然能看到那些對傳統的否定態度。《人生問題發端》全文的組織是學究式的，作者先是向讀者介紹了，其當時所理解的當時西方人生觀念里的各種潮流，並加之批評與總結，指明從人生本身住處去研究與思考人生是當時「思想潮流的趨勢」，接著批判了」達生觀「（以莊子為代表的人生觀，否定人生的樂趣，認為死與生是相同的，善與惡相同的。傅斯年認為這是在政治昏亂時代沒有人生樂趣導致的），「出世觀」（代表為 出家人和隱士，傅斯年認為這是消極避世的行為，不能解釋人生的真義），「物質主義」（沒有什麼代表人物，但是傅斯年認為，這是最可痛恨的人生觀念，個人以為這種思潮是至今未除的，大抵就是窮則攀比虛榮，富則魚肉鄉里，總之趣味低下，爆發戶大都如此）「遺傳的倫理觀念」（私以為在傅斯年的心中這指的是孔孟之道，宋明理學，以具體的倫理道德規範來取代人生的意義的人生觀）。傅斯年認為這些都是中國流行的「左道」人生觀念，是拿「非人生」破壞人生，拿個人的幻想，或者一時壓迫出來的變態，誤當做人生的真理。 傅斯年認為應當「就人生的性質和效果，斷定人生的真義」。具體來說就是從如下的角度出發：

（一）人在生物學上的性質——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二）人在心理學上的性質——就是人的組織、機能、行為、意志各方面的性質。 （三）人在社會學上的性質——這是人和人、個人和社會相互的關係。 （四）人類將來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五）生活永存的道理（The Immortality of Life）。（我這裡說生活永存，萬萬不要誤會。我是說「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會的生活」永存，不是說「個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 ————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

那麼傅斯年的人生觀念究竟如何呢，那就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他還註明了英文「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那麼傅斯年是如何解釋這條聽起來很像大學校訓的人生觀念的呢？ 我這條人生的觀念，看來好像很粗，考究起來實在是就人生論人生，有許多層話可說。怎樣叫做自由發展個人？就是充量發揮己身潛蓄的能力，卻不遵照固定的線路。怎樣叫做公眾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為什麼要為公眾的福利？就是因為個人的思想行動，沒有一件不受社會的影響，並且社會是永遠不消滅的。怎樣能實行了這個人生觀念？就是努力。 ————《人生問題發端》 努力，為公，是個很籠統雞湯的老生常談的價值觀念，但是傅斯年確在結尾用了一個著名的故事，真誠地闡明了這種不可說的倫理價值觀念。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阜之丘，如大山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齕，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其子存焉。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誇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在傅斯年的看來，他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論。「人類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層一層堆積來的，群眾是不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的」。而這種與堅持不懈的與自然奮鬥，做逆熵過程，並不是出自私利，而是為了公共的福利。士者弘毅，天下為公，大抵如此。

當然，作為一位在時代風雲中弄潮的刊物，對於俄國十月革命也充滿了熱情。同樣是在第一期的《新潮》的《社會革命——俄國式革命》里傅斯年對「俄國式革命」表示樂觀，在當時的傅斯年眼中，俄國革命是社會革命，革命的目的是重塑社會。這與其主張是暗合的。 可以這麼說，從1919年1月1日到1919年5月4日之間，傅斯年依然是一個激進的學生領袖，不過和那些胸中墨水空空的學生領袖相比，傅斯年的文章人品，組織能力，以及其創辦的刊物《新潮》的水平以及影響力，是遠超同時期其他同齡人的。他作為一位學生領袖初心，其目的不是藉由這個身份去攫取權力，而是期待以這個身份向自己的同學，和全國其他學校的同學宣傳其改良社會的，重塑一盤散沙社會的思想探索的嘗試。 在傅斯年的心中，學術道路還是政治道路，此時還是可以調和之事。

1919年5月4日，作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被推舉為遊行總指揮，和其他同學一起，維持遊行的秩序，計劃是使遊行成為其心目中的「有紀律的抗議」。在天安門集會後，遊行的組織者們的最初設計為先到總統府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並懲辦曹，陸，章三賣國賊，再到東郊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館，表示外交的聲勢。然而當有秩序的遊行隊伍開到東郊民巷時，遭到外國巡捕和北洋政府的警察的阻攔前，這更加激起了學生們對北洋政府外交孱弱的不滿，於是隊伍轉向曹，陸，章的 家中了。 隨著隊伍的失控，傅斯年發現其理性的依靠自己同學有紀律的抗議的嘗試失敗了。不同於愈挫愈勇的其他同學，他退出了遊行隊伍。 可能在傅此時的心中，他面對學生們的火燒趙家樓的暴力行為中表現出的權力慾望，是從其學者本能是感到擔憂的。群體行為的失控，帶來的破壞力，給傅斯年帶來了十分深刻的映像。這也使得他徹底地決心和學生領袖的身份說再見，徹底地投入到學者的天職中。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考取了山東省的官費留學，奔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他將在那裡接受西方實證科學的訓練，為後面成為歷史語言學的一代大家打下基礎。 雖然傅斯年選擇了以學者身份為天職，但終其一生的學問人品，始終是還是表現其 為一位五四青年，不同於之後投身革命與政治的那些同學，他選擇用學術之路踐行新文化運動的理想，而這在動蕩不安的中國，是和從事革命一樣困難的工作。他開創了科學方法從方言以及古文化遺址等原始材料研究中國歷史的先河，在學理上貫徹了科學的信念。貫徹這一理念最成功的便是其回國後不久在1928年領導的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使得商代成為有器物可證的確切的上古朝代，提升了中國人的歷史自信。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918事變，侵佔東北後，當時回到北大教課的傅斯年大聲疾呼「書生何以報國？」，在侵略者宣稱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為其侵略行徑尋找學理上的解釋時，傅斯年日以繼夜，奮筆疾書，1932年出版《東北史綱》，用民族學，語言學和史書記載，證明東北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該書由李濟譯成英文 ，送交調查國聯調查918事變的李頓調查團，為當時的國際社會認識到東北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承認偽滿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傅斯年以一位學者的熱枕，貫徹了其「愚公移山的精神」。雖是微薄的文化教育事業，但卻有著跨越時空的超脫意識形態爭執的永恆價值。

然而終傅斯年一生，其主張志趣，卻並不能代表中國與當時世界思想潮流的主流。在那個時代，西方自身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隨著一戰的結束而有所緩和，反而愈演愈烈。由十月革命而掀起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革命，是當時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革命與鬥爭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能在這種動蕩不安的思潮中堅守學術信念，其實和堅守革命理想一樣可貴。但是如果社會儘是這種躲在研究室里，不痛不癢的關注社會問題的書生的話，中國是走不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的，中國的百姓也依舊會是一盤散沙，依然如牛馬般任人宰割。

比如傅斯年和他的知識份子的同事們雖然使得列強不承認偽滿洲國，但那又如何呢，日本的關東軍繼續在東北實行侵略行為，還將虎視眈眈的目光瞄向了華北，乃至全中國。 現實證明了，在強權與不公面前，訴諸理性的學者是無力的，對付強權與不公，必須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歷史與時代需要革命家。

愚公移山的故事結尾是，愚公的行為感動了神靈。在青年傅斯年看來是個荒唐的記載，認為是這是故事裡對於努力報酬。然而傅斯年的一位同輩人毛澤東在此後的1945年決定中國社會命運的一次重要會議的閉幕詞上卻是這麼闡釋這個故事的，在他看來，愚公感動的上帝不是飄渺的存在，而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毛澤東《愚公移山》

2. 在新潮中高呼民眾的大聯合

1919年的毛澤東二十六歲 ，師範畢業半年。此時他正在初步的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不同於士大夫家庭出生的傅斯年，毛澤東是地道的農家子弟，沒有傅斯年那樣家學淵源的條件，其知識，是逐步從私塾，高小，中學，師範，以及其自修中逐漸積累起來的。

雖然毛澤東此時的做著微薄的工作，但他並不是一位邊緣人物，而且毛澤東的此時的閱歷和見解，與最高學府的學生領袖們相比，其實是不遑多讓的。 對青年毛澤東成長促進最大的地方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看過《恰同學少年》的讀者們應該知道，青年毛澤東在這裡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文史方面的訓練，受到了如楊昌濟，黎錦熙，徐特立等老師的指導提攜，結識了如蕭子升，蔡和森，張昆第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團結起一大批同學在其周圍，形成了一個叫做新民學會的學生團體（同樣是在1918年）。就像傅斯年的新潮社一樣。可以說，在當時的湖南省，毛澤東是一位學生領袖。

見解方面，1917年8月23日，一師時期的青年毛澤東在致其老師黎錦熙的長信中探討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其回顧了從晚清到民國種種救亡圖存的嘗試，批評其俱從枝節入手，而沒有從「大本大源」入手。正確的救亡道路應該是以大本大源為號召，改造哲學與倫理學 ，從根本上變換全國思想，從而實現救亡的目的。一師時期的毛澤東是一位強烈的唯心主義論者。而此時毛澤東的主張也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張是相和的。

毛澤東是在1918年6月師範畢業後的8月抵達北京的，他抵達北京的目的是協助蔡和森，蕭子升完成新民學會確定的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法國在一戰時用這種方法招募中國青年去法國工作，新民學會的成員家境都不是很寬裕，他們打算用這種方式去法國留學。語言是個問題，學會的成員打算出國前先在北京學法語。

毛澤東並不打算去法國。一個非常客觀原因是，他太窮了。而且此時母親正在生病。他連從湖南到北京的路費，都是向朋友們借的，他非常需要一份工作在北京安生立命。

1918年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李大釗。經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到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八塊銀元。與新文化運動的名人們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其實是很難得的。在此期間，毛澤與其他在京的新民學會的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等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討論學術和人生的問題。同時，發生了一件和探索個人出路一樣重要的事情，青年毛澤東與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確定戀愛關係。12月29日 ，到已經在北京的黎錦熙談世界局勢（當時一戰剛剛結束，國人 對於一戰後的國際秩序充滿期待），並且談了其辦報的計劃。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參加哲學研究會；2月1日，在黎錦熙家同度春節，黎錦熙將其《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改定本送請毛澤東提意見；2月19日，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新聞學研究會是一個毛澤東獲益良多的組織，在這裡，他聽《京報》社長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並與邵飄萍確定了很好的私交，而且得到了邵的接濟。3月12日，從北京動身回湖南，此行一為繞道上海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二為回家照顧重病的母親。至此，青年毛澤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結束。 後來，毛澤東是這樣和斯諾回憶他第一次北京之行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沒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里，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綠柳倒垂在北海上，指頭懸垂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數目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讚美。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雖然在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那裡受到冷遇，毛澤東還是結交了不少在北大求學的同輩人，他們有鄧中夏和羅章龍——毛澤東在長沙時就認識的舊友；有朱謙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那時的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也很感興趣；康白情——五四時期的新詩作者，新潮社的成員。此外還有陳公博，譚平山，張國燾等人。 除了同輩人，對青年毛澤東開闊眼界最重要的是接觸許多名流學者，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邵飄萍，梁漱溟，這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毛澤東結識到了李大釗和陳獨秀。李大釗此時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這為毛澤東確認自己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是特別重要的。此外，宣傳工作是當時變革社會的一把銳利武器，青年毛澤東在新聞學研究會，從邵飄萍那裡學到的新聞理論為其在1919年辦《湘江評論》，做宣傳工作，儲備了非常寶貴的技能。

雖然坊間個別志趣低微者一直樂道，第一次北京之行的毛澤東是一個來自湖南地位低微的小職員，是被我們前文所述的傅斯年等人輕視，是一個抑鬱不得志的小人物。但事實如何呢，毛本人到北京的目的是協助新民學會的成員出國的。他本人是有一個靠譜的學生社團支撐的，有蔡和森，蕭子升這樣的好友陪伴，有楊昌濟，黎錦熙這樣的在北大的湘籍老師關照，此外還認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和前輩。他來北京的目的本來就不是做一個糊口的工作，圖北大的虛名。他的目的是協助自己所屬團體的成員出國，而自己藉助北大，這個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平台，了解新思潮，尋找探索救國救民的 「大本大源」。總之，他是一個有團隊，有朋友，有人脈，有信念支撐其探索救國救民出路的青年。

1919年4月 ，毛澤東回到湖南，於長沙修業小學教授歷史，一方面照顧重病的母親，一方面主持新民學會會務，廣泛接觸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1919年4月30日，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政策失敗，5月4日，五四運動運動爆發， 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各校學生骨幹分子 ，新聞界代表人物聯繫，準備在湖南開展愛國運動。此後，從五月到六月，毛澤東和湖南各校學生骨幹一起，開展了多次學生運動鬥爭，有力的聲援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7月14日 ，《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同《新潮》一樣，《湘江評論》也是以「宣傳最新思潮為宗旨 」。面對學生運動與隨之而來的社會各階層的民眾的大聯合，以及世界社會革命的風雲，傅斯年報以的是學者的冷靜觀察與退卻，而毛澤東則投以革命家的熱情的讚頌與歡呼 。在湘江評論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連續刊載的長文《民眾的大聯合》中，他這樣寫道：

我們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極易為。有不易為的，便是困於歷史的勢力——習慣 。我們倘能齊聲一呼，將這歷史的勢力衝破，更大大的聯合，遇著我們不以為然的，我們就列起隊伍，向對抗的方面大戶。我們已經得了實驗，陸榮廷的子彈，勇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來發抖，就要捨命的飛跑，我們要知道別國的同胞們，是通常用這種方法，求到他們的利益，我們應該起而效仿，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

——《民眾的大聯合》（一），1919年7月21日 俄羅斯打到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動，全世界為之震動。匈牙利崛起 ，布達佩斯又出現了嶄新的勞農政府。德人奧人截克（捷克）和之，出死力以與 其國內的敵黨搏戰。怒濤西邁，轉而東行，英法意美即演了多少大罷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大革命。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活劇，洞庭閘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姦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 ？我們不幹，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

我們對於進行吾國「民眾的大聯合」果有此能力么？果而得成功嗎？談到能力，可就要發生疑問了。原來我國人只知道各營最不合算最沒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設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設立工黨，做學問的只知閉門造車的老辦法，不知同共的研究。大規模有組織的事業，我國人簡直不能過問。政治的辦不好，不消說。郵政和鹽務有點成績，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開了這久，還沒一頭走歐洲的小船。全國唯一的「招商局」（輪船招商局，筆者注） 和「漢冶萍」（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筆者注）。還是每年虧本，虧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鐵路，清潔，設備，用人，都要好些。鐵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漢，津浦，武長，過身的人，沒有不嗤者鼻子咬牙切齒的！其餘像學校辦不好，自治辦不好，乃至一個家庭也辦不好，一個身子也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談到民眾的大聯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強權者相抗？ 雖然如此，卻不是我們根本的沒能力，我們沒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們沒練習」。 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只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准我們聯繫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准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 於今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輝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

對於這樣慷慨激昂的文章，遠在北京的胡適給予了支持，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陳獨秀，李大釗辦的報紙)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稱《湘江評論》為《每周評論》「新添的小兄弟」，他這麼評價 《湘江評論》及《民眾的大聯合》這篇文章：

《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須知此時胡適已經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在思想上右轉了，卻仍然對激進的《民眾的大聯合》表示褒揚。而在五四運動震蕩中國的同時，類似的激進文字不少，但是能讓一個思想上開始右轉的當時名滿天下的學者擊節而贊的，應該就獨此一篇了。

《民眾的大聯合》可以標誌為毛澤東轉向職業革命家的宣言書。同青年傅斯年不同的是，青年毛澤東選擇了職業革命家這條路。他擁抱這在震蕩的世界風雲下，從新文化運動而來，從五四運動點燃的新思潮 ，不僅高呼，而且用實際行動去組織民眾的大聯合。

3. 2019年的歷史方位

回顧歷史是認清現在。那麼100年後的中國與世界，與100年前的中國與世界有何相同與不同？

不同點是很明顯的。身處於1919年五四先賢的歷史方位是身處於內憂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當時世界的主題是戰爭與和平；而身處於2019年的我們的歷史方位，身處於政令統一，經濟發展，和平崛起的新中國，儘管國際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但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依然是當今世界的主題。

相同點需要一番思考。與五四先賢相比，我們也同樣經歷了一場信息傳播的革命，100年前是電報和報紙，而現在是互聯網和新媒體，就像新派報紙和刊物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和思想傳播一樣，新媒體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著社會管理與思想的傳播方式。生物技術，互聯網和航天產業等新技術革命也正在默默的重塑著未來的生產方式。同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秩序和100年前一樣，西方社會正在陷入其內部的危機之中。全球化，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正在受到挑戰，外界的偶像又陷入了類似的危機之中。舊的秩序正在逐漸瓦解，新的時代正在緩緩地到來。

傅斯年的故事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許多有志青年的主流。服膺於其內在學術志向，開創出一片嶄新地學術天地，勇往直前地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國家和人民。青年毛澤東的求學向上的故事與精神境界值得學習，但是照搬複製的效果只會非常滑稽。這方面最合適的故事便是王小波描述的他哥哥的那個cos青年毛澤東的同學。

總結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方位就是，內部處於一個和平安定，經濟增長，信息傳播方式變革的環境，外部處於一個新舊國際秩序交替的環境。身處這樣的歷史方位，我們的祖國需要的不是社會秩序的革新者，而是社會秩序的改良者。需要的是社會，科技，文化的建設者，而不是社會、科技、文化的批評者。需要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技術的發明者與創作者，而不是舊思想，舊文化，老技術的批評者與維護者。需要的是理性的官僚（韋伯的社會學詞典里的官僚，中性的，非貶義的），而非浪漫的革命家。

在這和平變革的時代中，不論是渴望與等待，還是消沉與冒進，都將一無所獲。擁有一張平靜書桌，或者平靜的辦公室的我們，只有認清自己的才能，選擇自己稟賦最適的道路，堅守初心，理智誠實的面對自己與這個時代。這樣，也許才能在回顧往事後總結道：「我度過了 美好的一生」吧。

註：

(題圖筆者於2018年5月31日攝於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內)

參考文獻：

1."傅斯年先生年譜." 韓復智，臺大歷史學報 20 (1996): 231-306.

2.《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3.《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共湖南省委《 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出版社。

4.《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 著，董樂山 譯，三聯版

5.《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6.《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

7.《解放前夕，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為何被中共列為戰犯？》，趙映林 history.people.com.cn/G

8. 《學術與政治》馬克思·韋伯 著 馮克利 譯，三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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