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教男孩的方式，旧约偏向「娇子如杀子，火棍头上出孝子」之见解。德训篇说：「疼爱自己儿子的，应当时常鞭打他，好能因他的将来而喜悦」（三十）。新约尊重个性，强调个体责任，故此保禄指出，管教子女不可严到使子女失去自信：「作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哥三21）。

我国开始注意西方文明之后，有心之士很快就发现，西方人的亲子关系，与我国传统的情调大不相同。西方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有似朋友，有似兄弟姐妹；国人过去则认为，父母子女之间不苟言笑才是「有家规」。可惜国人看到的西方文化多次只是表层，拿到国内实施，结果问题百出。国内提倡爱的教育者，许多可能不知道，西方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要求，也有严格的一面。

沙特说：「不要以为放任及宽容之道德态度更能尊重他人之自由……在他人四周实现宽容，乃是使他人被迫陷于一个宽容世界。在原则上，这是剥夺他在不宽容世界有机会培养的勇敢抵抗，恒心、及自我肯定之可能性。若看教育问题，就更加明显：严厉教育视孩子如工具，因为设法强迫他屈服于他不认同的价值。但是放任性教育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仍然是用预先选定的原则和价值对待孩子。以说服和温柔手段对待孩子，并非不是逼迫（实与虚，四八０页，法文版）。家长或老师该选择什么呢？

人生在世须面对许多问题，得先备有相关的知识，及某些行动能力或习性。但是孩子不知道什么能力将来对他有益，也不是自然对未来的问题感到兴趣，不能不靠外力推动他的学习意愿。外力之推动方式有两大类别：一是赏罚，即是以眼前之利害得失影响他的意愿。另一种是说服或观念之灌输。

这两大类方法又各包括了许多方法，而且许多方法的性质是混合的。以赏罚来说，打骂是最直接的方法，通常用于紧急情况；不过是否紧急，系于施教者的主观判断。一位母亲对小孩说：「你再不乖，妈不喜欢你了」。这里诉诸的动机是眼前的利害得失，属于赏罚类别；但因为那不是赏罚之实际行动，只是警告和提示，所以又属于说服之类别。

教育之目的是使受教者将来能凭自己的思考能力，选择任事待人的正确方式；而说服是协助受教者思考，所以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说服之效能大小，系于许多条件之配合，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受教者之领悟能力，一是施教者之说服能力。

关于受教者之领悟能力，大学老师无人感到对大学生须动用体罚。但是儿童的领悟能力有限；跟他讲深远的道理等于对牛弹琴，连浅近的利害关系他也不很留意。飙车的青少年难道不知道可能丧生或残废吗？此外，为使「妈妈不喜欢你了」之警告产生作用，小孩对其后果须先有一些亲身体验，其中也不排除皮肉之苦。

说服之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系于施救者之「口才」，绝大部分系于他的权威，或说系于大家支持他的程度。父母的立场坚决一致，孩子只好投降。如果父母彼此破坏对方的人格价值，两个权威互相抵销，孩子极易养成观望和投机的心理。四周每个人的言论和态度都影响权威之形成和作用。众说纷纭，是青年迷失徬徨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顾受教者个体之利益，施教者的耐性也许可以不设期限。但若侵害到他人或团体之利益，能够一直宽容吗？对学生来说，后果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这相当于法律规定的死刑。如果学生每犯小错时必然受到公平处罚，不让他养成侥幸心理，此较不易落到这种不可挽救的地步。许多本省老年人怀念日据时代的社会治安；难道那时被处死刑的比现在多吗？

社会安宁当然不该只靠严法峻刑维持。但在大家不知自重自爱的社会，严法有其不可否认的功能。若不加强对个体有约束作用的其他条件，盲目要求社会放宽自由尺寸，必然使社会陷入混乱局面。西方社会有宗教约束个体，奢谈废除死刑可以理解；连民意代表都常以蛮力论英雄的社会，没有资格享受太多的自由，减少强制。

我国教育当局只唱不许体罚的高调，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罚站或跑操场也是体罚，只要公平公开，有何不良副作用呢？详细规定那些体罚可用，那些不可用，及执行体罚须经过什么程序：这才是切合实际的政策。

有些好高骛远的基督徒，不从切身处谋求改良社会道德素质，只唱高调，以出风头，该知道耶稣没有反对旧约的死刑。保禄说：「那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普通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父亲亲生的）儿子」（希十二7）。（注：此文于民国82年8月21日在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发表，为《圣经今看》第220篇。）

（作者：刘俊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