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變法內容本身到底有多大問題？

在看電視劇《走向共和》第十九集時，光緒召康有為上朝議事，康有為開始說他的變法措施。
變法變什麼？不變什麼？怎麼變？四變：變風氣，變教育，變實業，變制度。變風氣又分為四變：服飾，禮儀，婚姻，語言。然後康有為繼續說服飾怎麼變，說當時的清朝服飾根據官位等級不同分為不同衣服圖案，太繁瑣，所以要變成西方服飾。接著朝中兩位大臣開始唱雙簧，說服飾不能變，原因在於西方服飾不合適，男的弄個領帶和上吊一樣，女的袒胸露背招蜂引蝶太不雅觀，再者變為西方服飾就是忘本！

接著康有為說禮儀之變，要將拱手禮跪拜禮改為西方的握手親吻之禮。然後朝中一對父子又唱雙簧，兒子要和父親握手，父親忽然特別生氣說他沒大沒小，當著皇上的面打他兒子，而且西方見面禮有肌膚接觸（握手或接吻）。然後又一位大臣講康熙爺典故，當年康熙爺怒斬變祖宗之法的人。
然後康有為開始在滿朝文武和皇上面前說，要想變法必須殺幾個一二品大員！此處是分割線以上是電視劇的演繹，就我個人看來，就上述已經說了的服飾和禮儀，變了之後的真的就比原本的好嗎？我不認為，甚至我覺得朝中大臣的說法不無道理而康有為的說法就是典型的親美親英派。我個人自認為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人，近些年見的事多了，我的很多傳統觀念雖然沒有怎麼改變，但也對身邊人的一些偏西方的做法表示理解，不再是以前的譴責他們。又是分割線-----------------------------變法的內容上，有沒有什麼想說的呢？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想看看知乎上的同志們對康有為這類變法的看法。求輕噴。

戊戌變法的內容是沒多大問題的，關鍵是變法的人與控制性上有大問題。我扯些關於人事上的問題，畢竟一切都要靠人來操作，沒有好的人操控，再好的內容也無法實施。維新黨裡面實際上也有比較理性的人，如王照。他的理念比較理性，認為應該不能過度的刺激保守派，要打著太后的名義進行變法，爭取太后和後黨骨幹成員的支持起碼是不反對。不過維新派里這樣的人終究是少數。後來王照也流亡日本，但與康梁政見不同，多有不和。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9月21日失敗。光緒是戊戌變法的主導，康梁是幕後推手，一百多天里下了上百多道的詔令，平均一天下一道甚至更多，由此可見當時變法的急迫性，也可見維新派政治上的不成熟性。

自古以來變法改革總是要進行新舊利益的大變動，政治本身就是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戰爭。王安石有句變法的名言，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這句話足見他的決心和氣魄，但是改革變法是不能操切的，王安石的語句只能代表精神和意志，而在實際操作里萬萬不可如此。清末的戊戌變法的時代更不同於北宋的時代，內外環境變得十分的錯綜複雜。就戊戌年前後，中國的政治派別大概的可分為洋務派和頑固派，或者叫改良派和保守派。改良派的代表是恭親王奕?，次之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甚至滿族的榮祿、裕祿也可以劃入改良派的範疇，而頑固派的代表如翁同龢也可以算，還有如剛毅、徐桐、載漪等。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的變法圖強已經是勢所必行的了，但是怎麼變，誰領導變法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是一個焦點的問題。

就在甲午戰爭後到戊戌變法前的這三年里，其實變法已經在進行，主要是在恭親王的主持下穩重的進行。甲午戰爭中期，恭親王重新執掌中樞，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重新由他主持。軍機處是對內機構，總理衙門是對外機構。恭親王雖然已經閑退十年，早已經喪失了銳氣，但政治上是十分成熟的，而其身份特殊，任何人都不能忽視他，都不敢公開的與這位皇帝的叔叔、宣宗的兒子對抗。在恭親王的主持下，清政府三年之間還是做了些事的，而慈禧也並沒有反對。恭親王實際上充當了一個帝後黨爭之間最大的潤滑劑，而且是最好的潤滑劑。光緒見不得別人，但恭王是他的親叔叔，而且與慈禧素有芥蒂，他可以信任和信靠，另外慈禧對奕?雖然頗有反感，但尚在接受的範圍之內，而且畢竟身份特殊，她也不能怎麼樣。奕?的政治主張眾所周知是改良派，在維新變法前，康梁能夠上書，與奕?等人的支持起碼是默許是分不開的。當時奕?身為領軍機和領總署大臣，如果他要扣住或者拖延，誰也不能怎麼樣。康梁的上書能夠最後直達天聽，其實也是一種政治態度，表明了奕?為首的洋務派對變法的內容是基本贊同的，起碼是不反對的。奕?的政治主張雖然在後人評價是洋務派的老調重彈，但卻是老成謀國，也是當時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可以優先辦理的事情，也是阻礙最小的事情，若倉促進行國體變更，勢必引發政局大動蕩。

恭親王奕?於維新變法前不久的5月29日去世，有的史書和有的人回憶里曾經稱奕?在臨終前向光緒推薦了四個人，分別是李鴻章、榮祿、張之洞和裕祿。客觀的而言，這四個人政治上都非常的成熟，老謀深算，而且奕?推薦的這四個人滿漢對半開，而且都是改良派，可見奕?的政治用心。李鴻章是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的四朝元老，中外聞名，深為慈禧所倚重，而且威望極高，雖然也謗滿天下，但李鴻章內心對維新派的主張實際上是贊同的，而且他雖然已經沒了兵權，可淮軍還有餘部，他在軍隊和政務方面仍然有著很強的影響力。榮祿是慈禧的鐵杆，思想與改良派類似，而且為人沉穩，老謀深算。張之洞與李鴻章一樣是洋務派，而且自李鴻章甲午被閑居之後，他已然成為地方洋務派的領袖，而且他學問不錯，思想也很開明，慈禧對他也一直另眼相看。裕祿是滿族人，也曾經做過封疆大吏，雖不似以上諸人能幹，但經歷了地方的磨礪，也有一定的頭腦，不然後來他如何能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恭親王去世後，禮親王世鐸以次席出任領班，但他是個不管事的主，而且常年躲得家裡養病，實際上可有可無。而原本在世鐸之後的翁同龢被罷免，這樣原本排名靠後的剛毅成了事實上的領班大臣，原直隸總督王文韶入值軍機處，位在剛毅之後，下來還有錢應溥，之後在1898年還陸續進來幾個，不過時間都不長。這時候的軍機處實際常在的人主要就是剛毅和王文韶了。剛毅這個人有一定的才能，但滿漢民族歧視之分太強而且思想極度保守。唯一和剛毅能比較的王文韶雖然內心是心如明鏡，但是為人過於圓滑有玻璃人之稱，難以與剛毅抗衡。在這樣的軍機處里，可以想見當時的政治空氣。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老資格的能夠與剛毅對抗的人在軍機處，那麼自然局勢就會大不相同。如果光緒能夠起用李鴻章作為軍機大臣的話，憑藉李鴻章的資歷和威望，完全可以左右當時的局勢和沉悶的政治空氣，可是光緒等人對李鴻章始終有一定的歧見，不願意啟用。而李鴻章在戊戌前後也實際上飽受頑固派的折磨和打壓。李鴻章當時還兼任總理衙門的差事，但光緒在總署信任的是張蔭恆，對李鴻章十分不滿，而張蔭恆與光緒過從甚密的政治姿態也招致了後黨和慈禧的反感，戊戌政變時候也被革職拿問。在慈禧決意囚禁光緒前，光緒也許會覺得自己周圍無人可用，沒有一個人可以作為自己與太后緩衝的合適人選。剛毅、徐桐、載漪早已想要廢他，王文韶和慶親王奕劻圓滑過度，毫無政治立場。他所信任的維新黨人難成大器，而且為後黨所厭惡，就連榮祿都不在京師而在天津。也許這個時候他可能會覺得還不如用李鴻章，李鴻章本來是在恭親王辭世後最適合做帝後之間緩衝的人物，可惜卻被束之高閣。

關於李鴻章在戊戌變法中的態度，可以用觀望和無奈來形容。李鴻章是科舉正統的文人出身，他是大儒曾國藩的學生，內心也有著濃厚的儒家傳統思想。他平發捻，辦洋務，歷任封疆近三十年，對中國的國情民情就算不是了如指掌也知之甚深。再加上變法前兩年即1896年他又出訪歐美，對西方的國體國情又有了一個更加客觀的了解，他實際上成為當時中國國內少有的對國內外局勢都有很深見解的人了。他的內心是贊同維新變法的，不過經歷了宦海沉浮，他明白中國不是國外，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不同於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他更明白光緒的性格和弱點，也明白慈禧的底線在哪裡。促成戊戌政變的一個直接導火索就是光緒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為首的六位堂官全部革職，而將四個維新派一下子連升三級成為正三品，這讓保守派十分的恐慌。如果一下子升幾個人，或者一下子革職六個人，也夠讓人驚恐的，何況還是幾乎同時進行，這就難免讓朝中的老臣感到恐慌，也會讓原本持觀望態度的人一下子就轉向了後黨方面。而就在不久，連李鴻章也被罷黜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了，這更讓李鴻章和重臣心灰意冷和害怕，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完全要推到了舊格局重來，把老的全趕走給新的開路。之後，光緒又召見袁世凱，還接見伊藤博文，這都讓慈禧和後黨十分的惱火，下定決心要算總賬，而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已經可以明顯的看出了事情的結局。不過後來一下子殺了六個維新派，讓李鴻章也多少對朝廷的狠辣和不容人的態度感到了灰心。

戊戌政變後直到庚子事變前，中國的政治局勢是十分的陰森的，保守派，不，是極端的排外思想佔據了清政府的決策主流。而且因為戊戌的事，慈禧對光緒的不滿總爆發，已經打算廢帝，只不過因為地方封疆大吏和洋人的一致反對而不得不作罷。雖然無法廢帝，但慈禧和後黨的骨幹成員如剛毅、載漪等對一些封疆大吏和洋人開始十分的痛恨，蓄意報復，加上當時三門灣事件成功的挫敗了義大利，這些人的排外思想更加強烈，局勢變的越發難以收拾，榮祿竟然成了當時決策圈子裡還算開明的人了。最後的事情都知道，就是弄成了義和團事件。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麼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並存，騎牆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急風驟雨，連出重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286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內，居然下達了132件諭旨。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烈，滾滾而下。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為了避免守舊大臣們的反對，這些上諭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為的建議，直接下達到有關部門執行，而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對於光緒皇帝來說，這是他傾盡全力的一次政治賭博。剛剛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畢其功於一役」的拼搏來證明自己能「行」。戊戌變法中的光緒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剛烈、堅強和勇敢。他幾乎把前二十幾年生命中所積蓄的所有精力都釋放了出來。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東西。他雙眼布滿血絲，然而精神高度亢奮。他和康有為都天真地相信，他們只要用聖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諸國藥方抓來的靈丹妙藥灌入大清帝國體內，不久之後，就會使大清帝國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為屢次樂觀地描述的那樣，只需要三年，這場變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十年之間，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強而駕萬國」。三十年之內，中國就會化蛹為蝶成為世界上第一強國。（《康有為政論集》）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改革」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個西方觀察者說，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更為要命的是，他們許多具體改革措施魯莽滅裂，只圖一時痛快，不計後果，不留後路，嚴重衝擊了社會精英的根本利益。他們在所有讀書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從下科開始，廢除八股。這一舉動，一下子讓大清帝國的所有準備應試的讀書人手足無措，觸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梁啟超文集》）改革開始之後不久，皇帝又下達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個閑散衙門，砸了近萬人的飯碗，卻沒有給下崗官員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響了一顆炸雷，引起了官場的極大震動。因此，在「維新變法」剛剛開始之時，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敗。維新派著名人物張元濟在當年六月初九日給好友的信中說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隨著改革措施越頒布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可能成事。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開始變成了改革的反對派，原來改革的支持者也開始袖手旁觀。一股反對改革的大潮，正在蘊釀之中。甚至連變法的核心人物都預感到了變法必將失敗。七月份，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

我大哥康有為的計划過於廣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舉措太激烈，因此排擠他猜忌他的人處處都是，而皇上又無實權，變法怎麼會成功？我深感憂慮。康廣仁說，他曾力勸其兄，減緩改革步伐，以適應社會節奏，卻被康有為慷慨激昂的表態反駁了回去。康有為說，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廣仁無可奈何地對朋友說，我大哥思想太高邁，性格太固執，恪守書本知識，不能衝破僵化的思維，事已至此，實無他法。（《戊戌六君子遺集》）……可見戊戌變法的問題是多方面的

就這次變法已經有人說了實行中的問題，但就內容而言，我覺得也比較。。。沒有議會，沒有限制皇權，沒有憲法。。。德國和日本的變革比這個徹底多了。

治大國如烹小鮮，先放什麼，再放什麼都是有步驟的。我TMD燒盤紅燒肉，什麼都不放就把肉下了，這肉不能吃，誰吃誰死。

變法是必須的，內容也無可厚非。根本是滿洲貴族的利益不能碰，所以變法失敗，只能革命。

謝謝邀請！前段時間忙於做項目，忙到微信都很少刷，更何況知乎。O__O "…所以直到今天才看到我被邀請來回答這個問題，希望不會太遲。對於這一類關乎歷史變革，影響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事件的問題，我一向持慎之又慎的態度去審視，去思考的。我想身處歷史變革時期的關鍵人物也不希望後人只是單純地將他們經歷過的困難變革當成故事一樣聽過就算了的。唐太宗曾經說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不管怎樣，當時的舊中國如果抱殘守缺是不會有出路的，中國這頭沉睡的雄獅也會被壓在歷史的車輪下。無論今天我們如何抱憾時代的更新已經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蹂躪殆盡，也無法回到過去再重來一次。歷史在革新，時代在進步。無法活在新時代的東西，註定會慢慢遠離消失。我們大可不必太過痛惜歐美文化將東方古國傳統文化徹底地侵蝕，我們應該珍惜前人的犧牲帶來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並且努力建設新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