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政治基本上就是貴族的遊戲，由於沒有普選制，一般大眾被屏蔽在政治活動之外。

1919年，36歲的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已工作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在6月5日他生日這一天，凱恩斯卻聽到了一個令其震驚不已的消息，和會上幾大強國的巨頭們決定，德國將承擔巨額戰爭賠款。他清晰地看到，這樣一種決定將在歐洲帶來一種黯淡、可怕的前景，便決定「逃離這場噩夢」。兩天後，凱恩斯辭職回到了英國；三個半月後，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冊子《和約的經濟後果》。他在書中指出，整個歐洲再加上美國，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共同經濟區，各國彼此之間在經濟層面上有著極其深刻的相互依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凡爾賽和約方案徹底毀滅德國的企圖，必將帶來西方文明世界的傾覆。凱恩斯在小冊子中的可怕預言，為隨後二十年的歷史所證實。

為何和會上的巨頭們看不清凱恩斯所預言的這些前景？在一系列戰債因素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眾政治時代的到來，大大壓縮了政治領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轉圜空間。我們不妨看看凱恩斯在小冊子中對和會上主張削弱德國最力的法國總理克雷蒙梭的側寫：「他的哲學是：國際關係中不存在多愁善感。他認為，國家是真實的存在，你熱愛其中的一個，而對其餘的則漠不關心甚至仇視。你所熱愛的國家的榮譽是令人嚮往的，但是通常情況下，你的鄰國需要為此付出代價。」

克雷蒙梭所熱愛的「國家」，相當程度上就是大眾政治的產物，它甚至在1870年之前還不嚴格地存在。此前的政治基本上就是貴族的遊戲，由於沒有普選制，一般大眾被屏蔽在政治活動之外。歐洲各國貴族有著複雜的聯姻關係，他們有著近似的趣味，說著同樣的語言（法語），分享著同樣的遊戲規則，以致各國貴族彼此之間的相互認同，要大於貴族與本國一般民眾之間的認同。這樣一種政治秩序被稱作「貴族國際」。其運行邏輯不受本國民眾好惡的影響，而是要服從於貴族的榮譽、尊嚴等原則的約束；同時，由於貴族彼此之間的認同，彼此征戰的敵人相互間會視為道德無涉的利益衝突者，而不會被從道德上被描摹為邪惡的壞人。1870年的普法戰爭，宣告了德意志帝國的崛起。但是帝國的操盤者俾斯麥仍然是貴族國際當中的一員，其與法國簽訂的和約，儘管對法國進行了相當的壓制，但並不內含羞辱與折磨，可以說還不失莊重，有一種貴族式的寬容在內。

正是在普法戰爭之後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克雷蒙梭步入了政壇。第三共和國採行普選制，這給了出身中產階級的克雷蒙所以機會。他早年成功的記者生涯為自己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很快成為一顆政治明星，並在20世紀初年先後兩次擔任法國總理。1867年，英國進行了其近代歷史上的第二次議會改革，並在1885年進行了第三次議會改革，使得選舉權得到了極大擴展；同樣在1867年，俾斯麥在尚未最後完成統一的北德意志聯邦公布了新憲法，其中也規定了普選制。對俾斯麥來說，普選制是他用來操縱工人，對付中產階級的一件稱手武器，大局仍由他來掌握；但是到了俾斯麥的後繼者那裡，沒有了他的那種「同時在空中玩五個球」的手腕，其政策選擇就受到大眾政治的嚴重製約了。到20世紀初，另一些歐洲大國也陸陸續續實現了普選或准普選，可以說歐洲開始步入大眾政治時代。

此時的政治運作邏輯大大區別於貴族時代。那種具有普遍性的觀念空間被撕裂了，形成了以國家為基礎的新的認同結構。大眾籲求著國家對於經濟和社會的積極干預，於是貴族政治時代所堅持的財政保守主義也被突破。政治人物必須回應大眾的籲求才有上台的機會，其所推行的積極的社會立法與財政政策反過來強化了大眾對於國家的認同。這種認同被一系列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提升，於是本國被描摹為道義的最高承載者，敵國則是道義上的惡人。這就進一步強化了觀念空間的撕裂性。

19世紀最後20年，歐洲出現了長時間的經濟蕭條，這使得積極的財政政策遇到了困難，但是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敢於提出要改弦更張，那麼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對外擴張。於是各國開始了海外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大規模爭奪，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衝突，最終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戰後的和會上，政治人物的談判仍然要受到大眾政治運作邏輯的約束，於是就有了凱恩斯筆下的克雷蒙梭，實際上，這個形象的描繪用在和會上的其他諸多政治人物身上也不會有什麼大的不妥。

如何克服和約的不良後果？凱恩斯在小冊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進方案，其建議基本上勾勒出了後來的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模樣。他試圖要以資本秩序為基礎，構造出一個超越於大眾政治之狹隘格局的普遍秩序。可惜，這種建議，要到二戰後才為人們所重視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