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穿了8年的舊拖鞋，最近被瑞安僑聯僑史博物館收藏。拖鞋主人是現年71歲的旅荷華僑總會榮譽會長朱慶局，他生於瑞安市湖嶺鎮桂峯社區板寮自然村，“這拖鞋是我剛出國創業時買的，爲省錢，最後用鐵絲把拖鞋鞋面吊住繼續穿。”

五月的板寮花紅樹綠，如果不是在村口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遊擊縱隊成立舊址”幾個大字，很難想象這片風景優美之地曾展開過驚心動魄的武裝鬥爭。朱慶局出生26天時,祖宅被國民黨軍燒燬，家中存糧被洗劫一空，欲哭無淚時，浙南遊擊縱隊從軍糧中擠出一百斤稻穀送到朱家，那時，只有軍中病號才能喫到稻穀……

最近都在板寮閒居的朱慶局，愛到村中浙南遊擊縱隊成立紀念碑亭園散步。那雙穿了8年的拖鞋已被拍成照片帶在身邊，“這拖鞋是我們家的‘傳家寶’，我常用它教育兒孫：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先輩用鮮血和汗水奮鬥得來的。”

崢嶸七十載，家國同夢。生活節儉的朱慶局，爲國內建設卻常一擲千金。修橋鋪路、建衛生院、救助汶川地震災區……從1980年至今，朱慶局已捐資400多萬元。實際上，作爲革命老區和著名僑鄉，在板寮乃至整個桂峯社區，像朱慶局這樣的愛國愛鄉者不是個例。據湖嶺鎮政府不完全統計，僅近兩年，桂峯社區諸華僑爲家鄉建設捐資近千萬。而放眼溫州，從板寮村到小南門，從過去到現在，黨和人民始終血肉相連，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共同譜寫了國富民強的輝煌篇章，讓溫州70年奮鬥史濃墨重彩。

“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爲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在鹿城區隔岸路家中書房裏，原浙南遊擊縱隊政治部幹部、94歲的洪水平憶起自己年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緣起：“眼見國民黨腐敗得不可救藥，讀了《共產黨宣言》後，我覺得這個黨是真正爲人民的黨。”

幾十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如洪水平一樣，匯聚於信仰的旗幟之下——勿忘人民，爲人類解放而奮鬥。

當另一位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18歲的貧苦江西少年龍躍參加紅軍時，他應該預料不到，1935年到1949年間，自己會一直在溫州堅持革命，並先後任中共浙南特委（後改稱“地委”）代理書記，後任書記。1936年，直面浙南根據地羣衆要求分配土地的訴求，根據省委指示，浙南特委領導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把土地和青苗妥善分配到戶。這一工作深得民心，據2009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龍躍傳》記載：“從此紅軍開到哪裏，那裏的羣衆就像迎接親人一樣迎接紅軍，幫助紅軍買米買菜，送草送柴；紅軍作戰時，家家戶戶燒柴做飯送到火線上給紅軍喫。”

朱慶局的父母和當地衆多鄉親，都曾爲紅軍送過雞蛋、洗過衣服。在國民黨的腹心地帶，竟出現這樣一塊“紅區”，不能不說是歷史奇蹟。也正是有了可靠的根據地這一重要條件，1948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遊擊縱隊司令部、政治部得以在板寮成立，龍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這支隊伍此後成爲緊密配合解放軍主力作戰和解放浙南全境的主力部隊，其成立標誌着浙南遊擊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

洪水平、周炳傑等諸多當年的浙南遊擊縱隊老戰士至今猶記：“成立浙南遊擊縱隊司令部當晚，政治部組織了盛大的文藝晚會，部隊和附近數百羣衆一起觀看演出。但很快得到情報，國民黨部隊正急行軍向板寮進襲。爲避免羣衆遭殃，龍躍拒絕先撤離，他和部隊指戰員及羣衆一起動手，直到把村中部隊集會的痕跡全抹去，才率司令部離開。這時，國民黨部隊距離板寮只有數裏之遙。”

“1949年5月6日，溫州和平解放前夜，溫州電廠爲配合浙南遊擊縱隊進城，發動工人堅守崗位保護電廠，使電廠得以在解放後迅速恢復正常生產。”胸懷振興民族工業的使命，溫州人高俊青於1914年帶頭出資在鹿城區小南路創辦溫州電廠(溫州普華電燈股份公司)。2017年，記者採訪高俊青年逾八旬的曾孫高強中時，他自豪地和記者分享了祖輩這段珍貴記憶：“那天，溫州電廠一改過去只發半夜電的規定，一直髮電至天亮，喜迎解放。”

而高強中不知道的是，爲最大限度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浙南遊擊縱隊司令部兩次派代表與當年駐守溫州城的國民黨駐軍談判，經多方協商與交接，最後得以簽訂相關和平解放協議。1949年5月6日深夜，浙南遊擊縱隊分三路進入市區：一路由西郊入城，一路由九山入城，一路由三角門、小南門入城。

如果說當年溫州和平解放是軍民同心協力的結果，溫州人民對革命者後代的呵護則更見證了魚水深情。“我們兄妹是名副其實的浙南人民的兒女。我哥哥姐姐就出生在浙南遊擊根據地，喫的是根據地乳母的乳汁。那時，父母過着遊擊生活，不可能撫養嬰兒。”2010年，龍躍之子龍江海來溫州時，曾對記者講述自家與溫州千絲萬縷的聯繫。“文革”期間，龍躍夫婦被隔離，龍江海兄妹跟着外婆在上海艱難度日。經溫州老同志努力，龍江海和姐姐被接到溫州，“姐姐被安排在溫州冶金機械廠工作，而我就在父親當年工作過的地方——瑞安湖嶺插隊落戶。”插隊兩年後，經當地羣衆推薦，龍江海得以進入浙江大學，“以我家當時處境，除了溫州，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得到上大學的機會。”

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中，中國共產黨締造的軍隊與人民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和平年代，黨和國家繼續堅持用實際行動回饋人民，不斷演繹出新的動人故事。今年年初，瑞楓公路湖嶺段改造提升工程驗收成功，這條湖嶺鎮通往革命老區桂峯等地的唯一通道，完成了近30年來首次大修。爲重修此路，當地百姓先行捐資800多萬元，聽聞此事後，省市各級政府亦都在最快時間內給予修路資金補助。最後，3000萬元的投入讓這條路變成了連通瑞安、青田和文成3個縣市的致富路，惠及沿線61個村5.6萬羣衆。

每天飯後，到離家不遠的小南門商圈逛逛，是浙南遊擊縱隊老戰士徐立多年來的日常習慣。從溫州和平解放到如今這70年裏，徐立親眼見證了溫州從貧困偏僻之地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熱土，也親眼見證了人民路小南門的日益繁華——在國家不投一分錢的情況下，溫州人自籌16億元對舊城區進行大規模綜合性改造,爲浙江乃至全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方式提供了樣板,溫州人自籌資金在市區建設的人民路，被譽爲“浙江第一街”。

小南門繁華的背後，有過淋漓的鮮血——這裏曾是革命者劉英被捕之地。歲月輪轉，上世紀八十年代，劉英之子劉錫榮主政溫州，“這期間，劉錫榮一直爲改革開放‘鼓與呼’，陪伴溫州走過了艱難奮鬥的歲月。”解放後徐立在工業生產一線工作多年，自1988年起擔任溫州市經濟建設規劃院院長，爲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他曾跟隨劉錫榮專門到深圳考察學習，回來後牽頭寫就溫州市改革開放規劃，制定完善交通、通訊、衛生等公共設施的目標，明確提出科教興市、興辦大學……

“最初，我參加革命的夢想就是能過太平日子，但國家現在的發展遠超我想象。”徐立現在每天在手機上看新聞，他十分關心國際形勢，拿出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錄了諸多關於“一帶一路”的理念。“‘一帶一路’是一條開放發展之路，中國願同各國一道，真正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徐立說：“在我看來，這是良性循環。”

對更多溫州人來說，“一帶一路”也從來不是抽象概念。秉持敢闖敢幹的改革精神，目前有38萬溫州人分佈在“一帶一路”沿線57個國家和地區。2013年至2018年，溫州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出口總額達到2770.88億元，溫州企業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額超過30.6億美元。此外，溫州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建設6個境外園區，是全國擁有國家級境外園區最多的地級市。

▲黃世寅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採訪人物：黃世寅

人物身份：慶年坊十七號地下交通站創建人

穿過古老悠長的巷陌，站在“慶年坊十七號”（現爲慶年坊46號）這座斑駁的建築前，一顆紅星依然閃耀其上，彷彿向過路人“述說”着發生在這裏的革命故事。

1947年秋，國民黨妄圖鎮壓在京、滬、杭以及全國各地的愛國學生與民主人士。爲了保存革命實力和支援浙南蓬勃開展的遊擊鬥爭，共產黨決定從京、滬、杭緊急撤退一大批有被捕危險的學運骨幹，把他們轉移到浙南遊擊根據地。爲此，中共永嘉縣委在溫州白鹿城區內建立了若干個地下交通站，慶年坊十七號就是其中之一。

關於這段歷史，黃世寅再清楚不過，慶年坊十七號不僅是他的家，這個地下交通站也由他一手創立。儘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94歲高齡的黃世寅回憶起當年的崢嶸歲月，言語裏滿是激情。

當時他臨危受命，在上海-溫州城區-浙南根據地這條祕密交通線中，建立慶年坊十七號地下交通站作爲聯絡中心。黃世寅回憶，在交通站建立後的日子裏，他與另一位聯絡員陳田濤同志，各自將自己的住所用來接待輾轉前來的幹部。“一天，我們接到了從上海發來的電報，上面寫着八個字‘棉紗三件，即日起運’”他知道，這意味着“日夜盼望的首批京、滬戰友要來溫了”。黃世寅解釋，當時上海和溫州棉紗貿易往來頻繁，他們就以此作爲掩護傳送的暗號。就在來溫的三位戰友順利抵達地下交通站的第四天，從上海來的第二封電報也到了：棉紗、棉花各壹件，明晨到溫。

按照約定，黃世寅隻身一人前往接應第二批來溫的戰友。他回憶起這段時笑言，小時候很喜歡讀《福爾摩斯偵探案》，而當時他正扮演着福爾摩斯。同樣是祕密工作者，黃世寅與戰友的會面頗具戲劇性。幾輪反覆試探下，黃世寅的一句“放心吧，錯不了，上海已經來電報，家裏派我來接親人”終於讓對方放下心。

而除了祕密接待、安置、護送輾轉而來的學運領袖、黨員幹部外，黃世寅還肩負着另一項重大政治任務——祕密傳遞浙南特委機關報《浙南週報》（《溫州日報》前身）。黃世寅說，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鹿城，要想將報刊運進城危險重重。可他義不容辭，在其他地下交通員、學運骨幹、黨外正義人士的幫助下，一條條傳送渠道被打開。“楊錦的舴艋船就是其中之一”。

黃世寅清楚地記得，在他從遊擊根據地潛回市區時，與永嘉縣委政治交通員潘巖柱同行，一起登上甌江上的祕密交通船。只見潘巖柱貼身衣袋裏掏出一疊《浙南週報》遞給楊錦，楊錦隨手將報紙塞進後披篷的箬葉之中，稍稍撥動幾張箬葉，頓時蹤跡全無。

作爲地下交通站的祕密工作者，黃世寅要將報刊送進城區的各個祕密聯絡點，在半年多時間裏，他躲過城裏便衣特務的眼睛，將《浙南週報》運送出去，在“地下”傳播着革命的火種。

如今黃世寅已經很少提及這些舊事，在採訪結束後，他默默地點上一根菸，臉朝向窗外，久久地凝視遠方，思緒似乎仍停留在那些充滿硝煙的革命歲月，那些刻骨銘心的日子裏。

▲洪水平向記者展示珍藏的舊照。

採訪人物：洪水平

人物身份：溫州和平解放談判親歷者

前幾天，見到溫州和平解放談判唯一在世的親歷者、95歲高齡的洪水平時，兩張珍貴的舊照正擺放在他的桌上。一張是1949年1月在根據地拍的，照片裏的8位小夥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遊擊縱隊政治部成員，站在左邊第二位的就是洪水平，那年他25歲，板寸頭，腰間挎槍，神氣十足。另一張攝於1990年5月華東醫院病室外，是曾任中共浙南特委書記龍躍與洪水平的合影，背面有龍躍的簽名題字：水平同志存念。

這兩件見證歷史的信物，安放在了一棟毫不起眼的市區老房子裏，陪伴着主人，一住就是30多年。

此刻，講故事的老人就倚靠在藤椅上，身着藍白襯衫的他顯得格外精神，回憶起70年前的紅色歲月侃侃而談，思路尤爲清晰。他時不時在白紙上寫下幾個名字，幕幕往事便浮現眼前……

那是1949年5月1日，深夜。甌海郭溪嶺頭村景德寺東面的三間兩進平房裏，透出亮光，一場改變溫州城命運的歷史性談判正在進行。房間裏，掛着共產黨黨旗，三張鋪着藍白格子被單的八仙桌拼成會議桌，桌上放着熱水瓶和茶杯。嘶嘶作響的煤氣燈下，是八張嚴肅的臉，其中四人是浙南遊擊縱隊代表胡景瑊、曾紹文、鄭梅欣、程美興，另外四人是國民黨陸軍第200師師長、陸軍少將葉芳的代表卓力文、王思本、金天然、吳昭徵。還有一人，坐在談判桌一旁的小桌子邊，正奮筆疾書，他就是時任縱隊的政治部幹事洪水平，也是談判現場唯一的記錄員。

“我全程負責記錄，自問記得很認真，努力不放過每句話。”洪水平清楚地記得，談判草案一共油印了9份，他也拿到一份，上面印有最高機密字樣。在雙方逐條討論時，雖然十分嚴肅地字斟句酌，但均心平氣和。可到次日凌晨3時半，談及軍事防區安排時，雙方陷入了僵局。

短暫休會後，雙方簽訂了《關於葉芳將軍率部反正起義之協定》。那一夜，過得很漫長。會場除了送水和擺弄煤氣燈的警衛員外，嚴禁任何人進入。幾次進出會場的，只有洪水平一人。“大約在半夜，警衛員附耳低聲要我到後進房間去，我看見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龍躍同志站在那裏，隔着板壁傾聽動靜。他問我談得怎麼樣，我說都還順利……後來知道，他只站了一會就走了。司令員深夜來訪，是要了解談判情況，作出最後決策。”

5月4日，雙方再次會聚於此，就進城細節進行具體磋商。6日下午，葉芳宣佈起義。當晚8時，全城戒備，浙南遊擊縱隊分三路進城。7日凌晨，溫州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促成此次起義的重要因素有很多。”洪水平向記者透露了一些鮮爲人知的歷史細節。“葉芳的左右手，人稱‘內事不決問天然，外事不決問思本’，他的祕書金天然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天然的夫人，是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會員，思想進步，對當時的形勢比她的丈夫看得更清楚。她對天然的影響，間接地影響了葉芳。”

解放後，洪水平與金天然一同共事，分別任溫州市人民政府祕書科科長和祕書……

如今，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長者，活得明白、健康和輕鬆。離休後的他，“喫飯散步睡大覺，讀書寫字做文章”，迄今爲止出版了《溫州城下》《伍家舊事》等12本書。今年下半年還會有新作面世。他家門口貼着一副對聯：“敢道白髮神仙眷，只是平頭百姓家。”擺正自己的位置，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周炳傑和他的軍功章。

採訪人物：周炳傑

人物身份：浙南遊擊縱隊括蒼支隊第八中隊中隊長

今年5月7日是溫州城解放70週年的紀念日。這幾天，已經91歲高齡的周炳傑總忍不住拿出那件藍灰色軍裝，悄悄撫摸軍裝上閃耀的軍功章。

在老人的記憶裏，溫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

周炳傑1928年出生在樂清芙蓉一個普通農家，16歲那年他加入樂清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後編入浙南遊擊縱隊。1949年解放溫州時，他是浙南遊擊縱隊三支隊第三大隊八中隊的中隊長。日前，在老人的家裏，他用帶有濃厚溫州腔的普通話，娓娓訴說那段令人激情澎湃的戰鬥歲月。

1949年4月底，周炳傑所在部隊駐紮甌海區澤雅鎮周嶴村附近待命，只等和平解放溫州城的號令。終於在5月6日傍晚，遊擊縱隊接到了進軍城區解放溫州的命令。作爲中隊長的周炳傑帶領100多名戰士星夜兼程，經過藤橋、上戍、仰義、雙嶼等地，在5月7日清晨4點多鐘到達了黃龍山。

然而爲了成功解放溫州，上級下達指示：周炳傑的隊伍必須守在西郭城門外，防止有非起義國民黨部隊向西逃竄。心心念念盼着溫州解放，真到了這一天，卻只能駐紮在城外，一步也沒挪移。老人說，那時候的他是多麼想進城看一看。

就這樣他們在城門外守了6天6夜，其間有很多市民出城，用不停歇的熱烈掌聲表達他們內心的崇敬和感謝。雖然沒能進城，但周炳傑卻很自豪，因爲他們的堅守，溫州的西城門沒有逃出一個敵人。

距離溫州解放6天后，周炳傑接到上級命令：國民黨國防部交通警察總隊有1200人從杭州逃竄到溫州。爲了新解放的溫州，他們又一次奔赴戰場，浴血廝殺。

5月13日這天，周炳傑的隊伍和國民黨軍在藤橋，狹路相逢了。

雖然已經時隔70年，但老人對藤橋的戰鬥，記憶猶新。在藤橋一座1米20公分寬的木頭橋上，他帶領100多名戰士在橋頭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他說：“國民黨反動派用的是美式裝備，我們雖然也有機槍，但是數量和裝備都比不上。”

那時候周炳傑已經提爲中隊長，是戰鬥的指揮員之一，而他們連負責助攻這座橋。藤橋的戰鬥異常激烈，敵人用重機槍瘋狂掃射，周炳傑和戰士們誰都沒有退卻。戰鬥進行到最後，周炳傑帶領戰士衝過了橋，把敵人一個連的槍繳了。

藤橋戰鬥他們共繳獲8挺重機槍，22支輕機槍，500多支衝鋒槍，步槍100多支。帶着這些繳獲的武器，來不及回首再多看一眼解放後的溫州，周炳傑跟隨大部隊繼續追擊潰逃的國民黨殘部。

他先後轉戰溫嶺、黃巖一帶，參加小門島戰役，到廣東南海艦隊司令部任職，直至1979年11月才調回溫州。

回憶往昔崢嶸歲月，老人一直驕傲自己在溫州解放的那一天，守衛了勝利的果實。但他也深深抱憾，沒能親眼目睹城內解放時的盛況。老人的遺憾直到從部隊退伍回溫工作之後才稍稍得到彌補。

如今，91歲的周炳傑依舊耳聰目明，晚年的他喜歡收看中央臺和地方臺的新聞，也喜歡各類軍事題材的紀錄片和電視劇，生活安詳又充實。

▲1953年11月30日，溫州市衛校首屆醫士白累德實習小組留影。前排左一爲許嶽林。由採訪對象供圖

採訪人物：許嶽林

人物身份：浙南縱隊司令部電臺通訊員

歲月早已染白了許嶽林的兩鬢，卻並未磨滅那段歷史的記憶。

許嶽林“幹革命”是從14歲開始的，那一年是1947年，許嶽林在永嘉縣立中學讀書。高三學長沈大同是一名學生地下黨，通過許嶽林在黑板報上做的一首詩認識了許嶽林，“看”中許嶽林老實、可靠便試探性地詢問他是否願意爲地下黨工作，許嶽林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許嶽林負責起爲地下黨送信送書報的任務，一跑跑了兩年，每次都能圓滿完成任務。

1949年溫州解放前夕，全城戒嚴，主要街道上均有設卡，入夜後百姓便不能通行了，許嶽林隱隱覺得情況有些不一樣了。5月7日早上許嶽林出門時發現街上格外冷清，原先一大早開門做生意的店鋪均沒有開門，很快便傳來消息溫州已和平解放。

溫州解放後約一個月，許嶽林調到浙南縱隊司令部電臺，學習報務兼做通訊員。讓許嶽林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電臺裏的一臺手搖發電機，電臺的運轉全靠這臺發電機來發電。但是手搖發電是個力氣活，當時一天定時收發加上臨時緊急收發電報不下四五次，每次時間短則半小時、長則一個多小時，發電員只得鉚足了勁兒地搖機器發電，總是累得滿頭大汗，下氣難接上氣，許嶽林和報務員就時常主動跑上去接力發電，讓發電員得以片刻休息。

溫州雖然已解放，但局勢並不穩定，國民黨的飛機經常飛來騷擾，尤其在沿江一帶還會投放炸彈，情勢挺嚴峻。負責送電訊稿的許嶽林壓力挺大。每天晚上八九點鐘左右，電臺會收抄新華社電訊，臺長在當晚11點鐘前翻譯好，就交給許嶽林送去報社用於第二天刊發，許嶽林記得臺長總是一再叮囑他，必須盡最大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把電訊稿送到報社，決不能讓報紙“開天窗”。當時的報社設在大南門花柳塘，從電臺所在五侖頭步行過去大約有10里路，不管颳風下雨，許嶽林總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耽擱。

出發之前，臺長還會把當晚的“口令”和“特別口令”告訴許嶽林。許嶽林向記者解釋，“口令”是兩個字組成，如“解放”“民主”等；“特別口令”則複雜一些，由四個字組成，如“紅旗飄揚”“耕者有田”等。沿途，哨兵看到有人就會喝問：“哪一個？”如果是自方人員就回答：“同志。”哨兵接着問：“口令？”來人只回答“口令”的第一個字。哨兵認可後會說：“通過！”。“口令”的第二個字是作爲哨兵“回令”用的，一般情況下，並不用哨兵回令，以免泄密。在特殊的情況下會用到更具保密性的“特別口令”，前兩字作“問令”、後兩字作“回令”。

用油布包裹好電訊稿、在身上仔細藏好、認真記下口令，許嶽林就上路了，一路上漆黑一片，沒有路燈也沒有行人。雖然晚上容易犯困，但許嶽林總是強迫自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因爲一路上會接連遇上一個又一個崗哨，必須迅速、清楚地回答“口令”，不敢有任何馬虎。

1949年8月浙南遊擊縱隊改編爲浙江警備一旅，許嶽林編入三團，送電訊稿的工作就停了下來。

1951年許嶽林進入溫州衛生學校讀書，成爲溫州本地培養的第一代臨牀醫生，畢業後開始懸壺濟世。